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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普及以后，社会公认了这个用法。于是，“好汉”之名，流播天下，不仅通俗文艺作品使用，而且也用于现实生活。为那些处于社会下层、又不甘于穷困以没世、并有几分强力的游民，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称呼。凡是敢于与主流社会对抗的秘密组织的成员、打家劫舍的绿林豪强、闯荡江湖的各类人士，乃至称霸一方、为人所惧的痞棍，都会被畏惧者恭送一顶“好汉”的帽子。
乙。聚义
“聚义”是“好汉”们结合起来的专用词。游民们凡是在“干大事”（大多是干与当时法律相抵触的事情）时的结合，这种结合有暂时的，也有较为久远的，都称之为“聚义”。“聚义”这个词产生以后是用于游民的组织化过程，游民在社会上争取自己的利益，面对的是强大的有组织的政府和带有组织色彩的宗法网络，而他们则是无权无勇的个体。要使自己强大就要组织起来。最简单的组织是结拜义兄义弟，“聚义”是结义的发展。不过“聚义”始终没有像“好汉”那样得到主流社会的普遍认同。游民把自己的结合加一个“义”字以自慰，可是在主流社会的人们看来，“聚义”这个词仍然带有绿林色彩。
丙。义气
“义气”是“义”的通俗表达，本来是一回事。但自“义气”这个概念产生、并在中国最早的通俗小说《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以后，它逐渐独立了出来，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道德观念。当“义气”这个词随着通俗文艺作品流传到民间的时候，下层社会的人们就把它看作是下层社会人们互相帮助的道德，但其希望回报的思想还是隐隐蕴藏其中的。
丁。江湖
《水浒传》第一次描写了游民生活的江湖，这个“江湖”充满了刀光剑影、权谋欺诈，与文人隐居的江湖迥然不同。它脱离了宗法网络的羁绊，构成了与主流社会不同的具有某种独立性的隐性社会。这个“江湖”是确实存在的。它的构成主要是游民和社会上其他阶层中的甘于自外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这些人物都知道它的存在，而且要尽量在这个领域中有所作为、建立自己的名号与地位（用现在的江湖隐语说就是“扬名立万”），不要干违反只属于这个领域原则的事情。“江湖”这个词对后世影响最大。《水浒传》中的江湖本来是游民生活的空间，这里本是违反法纪、为非作歹的渊薮；而后世把许多非官方的场合都称作江湖，特别是新派武侠小说把“江湖”浪漫化、文人士大夫化，使得人们几乎不知江湖的本来面目。《水浒传》中“江湖”的出现本来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但这个语词也带动了“江湖”的发展，推动隐性社会的运动。
◎游民社会的话语体系（2）
戊。上梁山与逼上梁山
后世能和“绿林”齐名、并作为民间武装反社会力量称呼的是《水浒传》的“梁山”。自从“水浒”故事的“梁山”这个词产生后，它就不是那个坐落在今山东省的小土山包了。它成为造反者的圣地，给许多武装反叛者以想象力，成为他们敢于把造反事业坚持下去的精神归属。为了说明“上梁山”的合理性。书中从第七回起叙述了好汉林冲被迫上梁山的过程，通过这个故事，读者把同情心都交给了林冲，并从内心赞同他这个选择。“逼上梁山”这个词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给了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受到不公正待遇、又得不到伸张的人们以勇气。“上梁山”与“逼上梁山”是“造反有理”的过程与归宿。
己。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这是智取生辰纲之前晁盖对吴用说的话，指他们即将劫取的“生辰纲”。劫取财货者代代有之，可是在《水浒传》之前，没有如此理直气壮地为这种掠取作辩护的。这个道理在“水浒”的语境里很容易被读者接受，蔡京、梁中书都是臭名昭著的坏蛋，他们的钱财也多是搜刮老百姓来的。但是自《水浒传》以后，这个道理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并且成为游民劫掠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实际上，尽管在它产生的具体的语境上有几分合理性，但总的说来，它仍是“强盗逻辑”。
庚。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
这段话是吴用邀请阮氏三兄弟参加劫取生辰纲时，阮小五对吴用说的赞美梁山好汉的话。这也表明了下层社会的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如果再稍全面一点的话，加上前面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这可能就是他们全部的精神与物质追求了。下层社会中的老实者，但求一饱也就可以了，而那些“豪杰”之士的要求就会高一些，食肉饮酒就是他们对生活的最大向往。“酒”、“肉”本身还有精神层面的意义。“成瓮”、“大块”的吃法就不是那些文质彬彬的文人士大夫和循规蹈矩的人们所敢问津的，它带有尚武之风，带有一股豪气或者说蛮气，这正是那些敢于与主流社会抗争人们的色彩。这样它的刺激不仅在于饥饿者的肠胃，还包括畏葸退缩者的肝胆，鼓励缺少衣食的游民挑战现实秩序，武装抗争，实现自己的追求。
辛。其他
其他语汇还有“忠义”、“替天行道”、“招安”等等。这些与上面说的“好汉”、“义气”、“聚义”、“上梁山”、“逼上梁山”、“不义之财，取之何碍”等构成了游民与武装抗争者的话语系统。这里包括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与评价，他们之间联合与合作的道德原则，他们结合在一起对抗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如何对待统治者的镇压等等。这些话语既是他们对抗主流社会时的心理支撑，也是他们应付社会现实的手段。
《水浒传》为“有强力而思不逞”者解除了精神束缚，使他们意识到对于既定的社会秩序反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梁山好汉不是已经这样做了吗？最后他们还都成为了官员），从而大胆地走上造反的道路。《水浒传》的独特话语表达的，是敢于通过武装力量争取自己利益的游民的思想。
晚清的四大“中兴名臣”之一的胡林翼说，“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转引自《水浒资料汇编》。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还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主流社会的人们对那些铤而走险的抗争者产生几分理解。他们认识到，这些造反者并非是不可理喻的人物。明末郑敷教的笔记中记载了他在黄河中遇盗的情况，群盗必欲杀之，但未得到首领的批准，终被释放，他在笔记中感慨地写道，“余深感宋公明仁人大度也”。同上。
其他通俗文艺作品中也有一些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话语，如“桃园三结义”、“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绿林好汉”、“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等等，这些话语多属于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范畴，但其看问题的角度也属于游民，人们接受了这些话语，等于认同了这些话语所代表的价值。通俗文艺作品也通过这样的话语把自己的思想倾向植入了受众的头脑。
◎游民社会的话语体系（3）
话语实际上就是思想，更是一种价值判断。它自然会形成物质力量，影响着此后的社会运动，在社会的游民化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人们欣赏通俗文艺作品，从受到感染开始，到接受其中的话语及其所代表的思想与认同其中的价值告终。
◎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1）
“神道设教”是中国古代政治操作中的重要范畴。它出自《易经》“观卦”，“彖辞”云：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虽然，“观卦”所说的“神道”是指自然之势，但后来统治者假借鬼神以震慑平民百姓的意识越来越明确。墨子学说中的“天志”、“明鬼”已经有了这个意思。因此，《东观汉记？杜林传》说：
追观往法，政皆神道设教。
一句话，把过去政治的内幕完全戳破了。这方法已不是什么秘密，一些见多识广的老百姓也懂。秦末首先揭竿而起的陈涉、吴广也知道用“篝火狐鸣”和“大楚兴，陈涉王”等神秘主义的手段号召人们追随他们起来造反。这几乎成为中国政治格斗中的一个传统，有政治野心的人们都在使用它。当然，这一点也反映在通俗文艺作品之中，在游民意识特别浓重的通俗作品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受到通俗文艺作品影响的游民们自然也会使用这个手段，在天地会的创建过程中，“神道设教”是随处可见的，它与历史的真实混在一起，令后人真伪莫辨。在会中广泛流传而且成为团结全体会众的纽带的“西鲁神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①“西鲁神话”解秘
甲。什么是“西鲁神话”
“西鲁神话”是天地会会簿记载天地会起源的一个故事，其中包括了一些神话传说，它使得天地会的诞生、发展、演变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纱幕。这个神话在天地会内部流传了很久，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天地会内部流传的文件绝大多数都记载了这个故事，天地会内部流传的诗歌、对联上也有不少涉及到它的。天地会的领导层用这个故事来教育会众，激发他们对清廷的仇恨，宣传自己的宗旨，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按说这应该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政治文件，然而，由于这个故事的内容充满神奇的色彩，使得稍有文化教养的人们都会感到荒诞不经。许多研究者感到困惑，作出了多种解释。孙中山先生曾说：
口号暗语则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足以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孙中山选集》上卷，P171。
实际上，这也反映了天地会的社会基础是游民。在游民中间活动与招募会众，不荒诞、不离奇则不足以耸人听闻，不足以激发民众的好奇心，也就不能吸引会众。从现在的研究成果看，“西鲁神话”是暗示了天地会的创建过程，其中许多人物在历史上或确有其人，或影射历史上某个人物，不过，这个故事也确实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乃至语言运用上，无不受到通俗小说和戏曲的深刻影响。
另外，“西鲁神话”在其基本情节和人物稳定的情况下不断地发展变化，增加了许多细节。如果包括辛亥革命以后天地会自己公开的内部文献，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天地会会簿大约不少于10个，当然，有的从历史研究角度看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民国间出版的刘联珂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从一开始的“三把半香”起便讲“西鲁神话”，算到“天佑洪”那一节已有四万余字，相当一部中篇小说了。其中多为作者想象之词，可算得一部故事新编。从这个故事里很难考订历史的真相。然而，如果从文学或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考察，它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可以从“西鲁神话”的发展和演变来考察其所代表的时风民俗。如果我们把现存的“会簿”按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对于其中所载的“西鲁神话”加以排比，可以看到它的发展轨迹。正像顾颉刚在古史研究中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样，“西鲁神话”也是如此。它每过一段时间，由于口耳相传必然发生一些变异，其变异往往是增加了新的人物和情节，这个“增加”和丰富还往往是在通俗文艺作品的影响下加以编造的，我们可以看到通俗文艺对于民众的深刻影响。
◎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2）
乙。关于“西鲁神话”的文本
现存的天地会会簿中，最早的是嘉庆十六年（1811）广西东兰州知州董储在办理武缘县姚大羔等人结拜天地会案所发现的会簿（简称“姚大羔本”）；其次则是1986年广西田林县第一中学教师王熙远在本县杨再江家中发现的一批杨氏先人遗留下的许多文字抄件，其中有天地会会簿四十余件（简称“田林本”）。这批文件里有“戊子”字样，研究者推断是道光八年（1828）抄本，仅比“姚大羔本”晚十余年。第三是1933年广西贵县修志局在该县覃塘附近发掘地窖时起获的（简称“修志局本”）。据说此本是同治三年（1864）贵县天地会首领黄鼎凤起义牺牲之后埋藏起来的。因此，“修志局本”可定为1864年以前的抄本。第四是与“修志局本”一起发现的“守先阁本”。这两个本子都收在罗尔纲先生所编的《天地会文献》中。第五是清史专家萧一山所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所收的天地会文献（简称“萧本”）。另外还有朱琳所编的《洪门志》，戴巍光所编的《洪门史》，李子峰所编的《海底》，刘联珂所编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等，这些书中都有“西鲁神话”的故事。因为“姚大羔本”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并载有“西鲁神话”最早的天地会会簿，这里将其所载的照录如下：
崇祯十二年，李自成造反夺取江山后，出走西宫娘娘李神妃。起至伏华山，怀胎后走至云南高溪庙，生下小主，蒙上天庇佑，又蒙万家恩养。十六年六月初六日，开封府天水冲出有刘伯温碑记。
康熙年间，西鲁番作乱。康熙主挂起榜文，谁人征得西鲁番者，封得万代公侯。甘肃省有一位（座）少林寺，内有总兵官挂起先锋，受了帅印。印是铸的，重二斤十三两。印写（外口内正）山二字为记。少林寺人等就领先锋，就去征西鲁番，不用一兵将，只得寺内一百二十八人，就与西鲁番交战对垒。西鲁番败走，死者不计其数。少林寺人打得胜鼓回朝。康熙主赏，寺内不受官职，仍归少林寺诵经说法修道。后来奸臣一时兴兵追赶，惨极。一十八人，走越四年，走至海石连天，长沙汉口。海水面上浮起一个白石香炉，重有五十二斤，香炉底有“兴明绝泪”四字。众人就取一百（白）锭香炉，当天盟誓。正（止）剩师徒六人，师尊万提起，法号士曰云龙，与兄弟再集一百零七人。有一位小子亦来起义，共凑成一百零八人。甲寅年七月廿五日丑时聚集，当天结义，指洪为姓，插（歃）血拜盟，结为洪家。众兄弟拜万师传（傅）为大哥。至九月初九日，云龙择日与清兵交战。云龙阵上死去，少（小）军报知五位兄弟，保驾小主。兄弟得知，即日出军，与清对垒交战。清兵败走，后来兄弟将万大哥尸首收回向东烧化。万大哥云（魂）上九霄而去，尸首葬在高溪庙三层楼脚下粪箕湖子山午向。五位兄弟回来，不见小主，不知下落，身无依靠。诗曰：
门上洪英无人知，不知去向问兄弟。
万大哥死后，有一位胎侄，是圣僧；一名道芳勿此，现守广东；一名道芳流，现守湖广。小主后来流落福建，后来生伍子，即日分为五大房，立为五标头：
洪 汩 淇 （氵长）（氵泰）
洪 淇 滗 添 江
德 安 仁 礼 泰（都有氵旁）
乌 洪 赤 泊 渌
吴 洪 李 桃 林
芳勿此现手（守）广东。崇祯君有一位西宫娘娘，怀胎逃走，名为李神妃。藏在伏华山，生下男儿，蒙万祖恩养，又蒙上天庇佑相继，后生一子，甚是精神。英雄豪杰之才，亦来会盟。众兄弟拱扶此子。
长房吴天成，在浙江，旗号（氵乌）江；二房洪大岁，在福建，旗号洪洪；三房李色地，在广东，旗号（氵赤）汩；四房桃必达，在云南、四川，旗号泊淇；五房林永招，在湖广，旗号渌（氵泰）。此十八人众兄弟在红花内，乃是赵文良为长。吴成贵在山东为大（太）守，名为五虎大将。
◎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3）
彪（虎守）（虎合）（虎和）（虎同），五房合同
丙。文本背后的历史真实
这个类似神话的传说虽然有许多矛盾和漏洞（有些可能是由于传抄者文化水平太低造成的），但是有两个主题是十分鲜明的。一是辅佐前朝遗孤恢复祖宗基业；一是少林寺僧人忠于清室，并为它建立了盖世奇功，却被奸臣陷害，大部分死去，只剩五人，为了复仇被迫走上反抗道路。两个主题的结合便是“反清复明”。但是，这个合二而一的主题经不起推敲，它有内在的矛盾。既然前有明朝“小主”在，为什么要支持清康熙皇帝平定“西鲁番”呢？实际上这有一段历史隐情，也就是在本章前面所说的万五达宗支持郭义、蔡禄等人因为个人恩怨背叛郑成功投靠清廷，后又由于对清统治者不满欲响应吴三桂起事而被清廷诛杀的事件。这个事件反映了万五达宗等人带有游民色彩的性格。他们缺少大局观念，依违不定。这种事在文人士大夫看来是属于大节有亏，不能原谅的（正像吴三桂最后虽也反清，仍不可原谅一样）。可是在“西鲁神话”的作者看来却不以为非，并把此事稍加改变，写入了“会簿”，成为“西鲁神话”的主干，天地会诞生的“根苗”。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此自相矛盾的故事，在数百年却为天地会会众所接受，并且信之不疑，这可能与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