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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二。
③ 赵明诚之所以晚于其兄数年复出，当与其兴趣悉在《金石录》的撰著方面有关。
① 《后序》。
莱，重易装标，因为识之。”②二是跋《后魏郑羲碑》③云：“盖道照（昭）尝为光州刺史，即今莱州也。 故刻其父碑于兹山。余守是州，尝与僚属登山，徘徊碑下久之。”又跋《后魏郑羲上碑》云：“初余为莱州，得羲碑于州之南山，其末有云：‘上碑在 直南二十里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因遣人访求，在胶水县（今属山东平度）界中，遂模得之。”①三是《金石录》卷十三云：“右齐钟铭，宣和五年，青州临淄县民于齐 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数十种，其间钟十枚，有款识，尤奇。最多者几五百字。
今世所见钟鼎铭文之多，未有逾此者……今余所藏，乃就钟上摹拓者，最得 其真也。”赵明诚在莱州太守任上结撰的《金石录》共“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②，所以，更大的工作量是在于广泛地搜集整理，为此他“忘寝 废食而求”，绝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玩好，而是为了有补于后学。要不是赵明诚亲任察访、亲自著录，在正史中并没有郑道昭擅书法的记载，其如此高 超的书艺就有被埋没的可能。呜呼！《金石录》的更大价值在哪里，其中今存实物尚有多少……弄清这一系列的问题将会成为后人的更加珍贵的物质和 精神财富。
（三）
任满改官淄州城宋代官制，州守任期三年，秩满即调任。据此，赵明诚当于宣和六年前 后改任新职，也就是说《后序》所云：“连守两郡”，是指赵明诚守莱后即守淄。又据宣和七年（1125 年）十二月二日诏：“朝散郎权发遣淄州赵明诚 职事修誉，可特除直秘阁”①。看来此当系赵明诚守淄的第二个年头上的事情。
淄州辖境时大时小，唐代时大到除了几乎包括今山东全境外，尚有今河南、 安徽的部分地区。赵明诚所守之淄州，当指古邑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一带），此地离李格非早年作教授的郓城不远，他曾写诗云：“击鼓吹竽七百年，临 淄城阙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当时九府钱。”②在遍地是文物的淄州② 《金石录》卷二八。
③ 《金石录》卷二一。
① 陈按：赵明诚所得此上下魏碑极为书法家、金石家所椎重，近已蜚声海内外，尤为日本书法界人士所酷爱。此碑洵为研究我国字体演变（碑中有数字，竟与今之简化字不谋而合）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年属耋耋的刘梅粟大师尝亲往观赏，为之赞叹不已。鉴于这一文物在赵、李研究中的特殊价值，笔者曾亲赴上下碑所在地考察。上碑在今山东平度境内的天柱山顶，磨崖刻石，北依雄峰，南面平川，峰姿突兀伟岸，视线极为开阔。碑刻书法兼具隶、楷二意，结字宽博，笔力雄劲，镌入山巅，堪称物、景双绝。下碑在今山东莱州境内的文峰山麓（此山又名云峰山，又因形犹笔架，称笔架山。天晴时，由此山可以看到郑羲上 碑所在地直南二十里的天柱山。）高 3。4 米、宽4。65 米。碑文记郑道昭（字僖伯，北魏开封人）之父郑羲 生平事略，下碑亦依山随形磨崖刻石。关于此二碑的发现和著录赵明诚可谓功高德劭，其跋中有“徘徊碑下久之”之语，可见其对此碑的爱重，亦可见其眼力之不凡。明诚著录此碑，其时在公元 1123 年。此后七百余年至清中叶的著名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即包安吴激赏此碑，人们竟以为这是首次发现。此事极为生动地说明赵明诚对于金石之学的贡献多么不同凡响，而赵、李在这方面的合作其意义又是多么深远。
② 《后序》。
① 《宋会要辑稿·选举》卷一二。
② 李格非《过临淄》，《宋诗纪事》卷二七。
古城任职，对于金石学家赵明诚来说，可谓得天独厚，也是进行《金石录》 撰著的大好时机，此时与清照的关系亦大有好转。
晋陶渊明在《移居》诗中，曾把他在浔阳“南村”的好邻居称为“素心 人”。赵明诚出任淄州太守，州人不重其“为兹州守”，而重其“有素心之馨”，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缪荃荪《云自在龛随笔》云：唐白居易书《楞严经》一百幅，三百九十七行，唐笺楷书， 系第九卷后半卷。赵明诚跋云：“淄川邢氏之村，丘地平弥，水林晶淯，墙麓硗确布错，疑有隐君子居焉。问之，兹一村皆邢姓，而邢君有嘉，故潭长，好礼，遂造其庐，院中繁花正发。主人出接，不厌余为兹州守，而重余有素心之馨也。 夏首后相经过，遂出乐天所书《楞严经》相示。因上马疾驱归，与细君共赏。时 已二鼓下矣，酒渴甚，烹小龙团，相对展玩，狂喜不支。两见烛跋，犹不欲寐，便下笔为之记。赵明诚。”前后有绍兴玺，末幅止角上半印，存“御府”二字。后有“宝庆改元花朝后三日重装于宝易楼，逊志题。”此册想见赵德夫夫妇相赏之乐。自序云：“靖康丙午，侯守淄川。”当跋于此时，固俞理初未见者。
直到今天，对于白居易书《楞严经》的真伪，尚存有两种不同看法，一 则是：“缪氏曾否亲见乐天真迹，抑自他书转引，所记未详。近人或云：白居易书《楞严经》，并非真迹，缪氏未考。”①另一则是：“白乐天书《楞严 经》真迹匣虽为淄川邢氏所有，后荩（赆）赠明诚，故明诚得驰归与清照共赏，‘狂喜不支’，此真迹后竟入御府，后盖又散出，据缪氏所记，定为真 物，自非赝品。缪氏去今不远，应可踪迹。盼研究书画者注意及之。”②鉴于笔者对乐天墨宝无缘观赏，更无研究，因而对上述王、黄两种不同看法难置 可否，但对于明诚以为邢氏赆赠为乐天真迹的“狂喜”，则完全可以理解。
另外，明诚所写这一跋语很有可读性，文笔生动传神。
或许因为淄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文物繁夥；或许因为赵明诚“忘 寝废食”广为搜罗，其守淄州，从宣和五、六年算起，到靖康二年三月南去奔母丧，总共只有三年的时间，其收获却相当可观，以下三件文物弥足珍贵： 一是，《汉成阳灵台碑》跋下注：“余为淄川，同官李荛，雷泽人，云冢正在城西南，盖《述征记》误也。”③二是，《唐淄州开元寺碑》跋：“右唐淄州开元寺碑，李邕撰并书，碑 初建于本寺，后人移置郡廨屋下，余为是州，迁于便坐，用木为栏循，以护 之云。”④三是，得平陆戈铭及盂姜盥 铭，入古器物铭。①靖康元年（1126 年），在许景衡任中书舍人时，曾记有《赵明诚转一官 制》云：“敕，逋卒狂悖，惊扰东州。尔为守臣，提兵帅属，斩获为多。今录尔功，进官一等”②。“逋卒”不是逃亡的差役，就是逃亡的士兵。北宋末 年是一个官逼民反的社会，赵明诚“提兵帅属”，对“逋卒”大加“斩获”，朝廷为之“录功”，今天恐不能侍同样的态度。在不能具体弄清差役或士兵 为何逃亡、对谁“狂悻”的情况下，对赵明诚的这一举动似应打上一个硕大① 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第 235 页。
② 黄盛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
③ 《金石录》卷一六。
①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十七。
② 许景衡《横塘集》卷七，四库全书本。
的问号。当然，不管我们今天怎么看待此事，作为淄州太守的赵明诚却成了 朝廷的有功之臣，还曾为此“转”、“进”一官。转官和进官是同义同，在宋代都是升官的意思。
就在赵明诚官升一级这年的十一月，金兵已对汴梁形成了合围之势。是 时，清照随明诚在淄州任：“至靖康丙午岁，候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③。此后不久，也 就是靖康元年的十二月，汴京失陷，明诚和清照所在的“东州”就更没有安 全可言了。
早在政和二年（1112 年），明诚的长兄存诚已以秘书少监的身分言事、 其次兄思诚则于是年被擢为中书舍人，在两个儿子重赴朝阙之时，郭氏就有随他们从青州重返汴京的可能。汴京吃紧，郭氏这位大约八九十岁的老人， 很可能率先迁往安全的金陵（今江苏南京）。所以靖康二年三月在她病卒后，赵明诚匆忙从淄州任上赶往金陵为其奔丧。四月，金人掳太上皇徽宗及其嗣 子钦宗并大臣、后妃等数千人北去。五月，宋高宗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
应天府，改元建炎，自此北宋亡。
③ 《后序》。
五、南渡的前前后后
（一）
蔡京的失势和“三诚”的重振家门赵挺之被罢卒后，蔡京、童贯之流把持朝政，颐指气使，以权谋私等勾 当，早已激起了朝野的极度愤慨；金兵的南犯、宋朝的不战即溃、徽宗的禅位、钦宗的既懦弱又不忍奸邪，在这种情况下，斥责蔡、童误国的呼声越来 越高。在一些大臣的谏议下，钦宗对蔡京等人采取了从抑制到贬谪的做法，直至议及将其远逐到当年苏轼去过的海南。苏轼最终较体面地回到大陆，而 蔡京等则罪有应得地死于被贬谪的过程之中。蔡京一死，主要仰仗父亲的权势和荫封讨生活的蔡家兄弟，便一蹶不振，而赵家三诚，却在屏居数年清， 相继东山再起。先是挺之妻郭氏于政和元年（1111 年）五月，奏清除挺之指挥并获准①，次年七月“秘书少监赵存诚：‘诸州取访遗书，乞委监官总领， 庶天下之书，悉归秘府。’从之。”②赵思诚再起为中书舍人后，于宣和三年三月四日言添差兵马都监事，“诏并系合添差”③。至于赵明诚，前文刚刚述 及，其屏居终结为官一任后，又“连守两郡”，并“录功”“转官”。看来，在宋朝南渡前夕，赵家不仅已经彻底摆脱了逆境，“三诚”还业已成为朝中 很有头角的人物，特别是存诚和思诚不仅有资格向朝廷言事，朝廷对他们还颇有点言听计从的意味。再看赵家的两门近亲，一门是赵家的女婿，也就是 清照在《后序》中提到的建炎三年（1129 年）八月赵明诚病逝时，已是“兵部侍郎”的“妹婿”；另一门近亲是清照的娘家，她唯一的兄弟名这，建炎 三年八月清照逃离建康前，已“任敕局删定官”。兵部侍郎和敕局删定官均为朝中要职，不可能由无足轻重的人物担当。所以明诚的妹婿和清照的兄弟 在南渡的前后几年，也当是颇有实力的人物。南渡不久，存诚和思诚分别在广州和泉州担当要职。赵挺之还有两个孙子，虽然不知他是存诚之子，抑或 思诚之子，但却都是被时人认为不辱门楣的后代。赵挺之及其夫人身后有灵，亦当瞑目安息于九泉。
（二）
迁葬、奔丧的来龙去脉靖康二年（公元 1127 年）三月，赵明诚为奔母丧而南下金陵，显然郭氏 当于是月亡故。此外，今天辽可以看到为她迁葬的记载：中原燕梗，未返而殂，殡于他乡，金陵之墟，子持从橐，卜居晋水，扶迎软车，不远千里。①这段文字说明，明诚的母亲故于金陵，也殡于金陵。后来其子将她迁葬 于“晋水”。晋水即今之福建泉州。家于泉州的是赵挺之的次子思诚，但这是后话。在此之前明诚与其长兄存诚已先后亡故。至于迁葬的大致时间，当 在清照填写《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一词之前，也就是在建炎三年底① 《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二。
② 《宋会要辑稿》崇儒四。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九引《续国朝会要》。
① 黄公度《代吕守祭赵丞相挺之夫人迁葬》，《知稼翁集》卷十一。
四年初的可能性较大。 依古制，“丁忧”（亦称“丁艰”）期间，子女要在家中守丧三年，不赴宴、不婚娶、不应考、不做官。但是到了宋朝，从真宗起对此制即有所改 变，诏令“丁忧”“不得离任”②。这样一来，赵明诚既在淄州任上被“录功”
“转官”，那么等待他的当是高于淄州太守的职务，而不受“丁优”制约。 所以，其母的亡故和迁葬，对明诚下一步的升迁无任何妨碍。
对于明诚此时的行迹，清照《后序》有云：“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 人丧南来”的话，对此，需要略加订正和补直。首先，所谓“建炎丁未春三 月”，虽然是指公元1129 年之春，但因“建炎”是宋高宗的年号，在其嗣位 的是年五月始用。在此之前，准确的纪年应该是靖康二年春三月。清照笔下的“建炎丁未春三月”，就是初用“建炎”那年的春天三月份的意思，字面 上与靖康二年春三月不同，实际指的是同一年月，都是公元 1129 年 4 月（阳历）；其次，“奔太夫人丧南来”句，因为没有出现主语，曾经和至今仍被 误解，即以为明诚偕清照一起奔丧。其实不然，从淄州往金陵奔丧的不仅只有明诚一人，而且他一听到噩耗，就什么也顾不上了，匆匆忙忙南下金陵。 这样解释，一则符合明诚一贯孝梯、宽厚的品格；二则亦可解除对《后序》
的紧接“奔太夫人丧南来”一句之后的这样一段话的误解：“既长物不能尽 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 海，连炉渡淮，又渡江，至建康。”要想合情合理地解读这段话，必须弄清一个前提，即在明诚得知其母病故时，他必然同清照商量，是偕往，还是他 先去，自然是以后者为妥。从情理上说，清照也应尽快前往金陵。所以在明诚走后，她急忙从淄州赶回青州，这已是建炎元年夏秋间的事了。发人浩叹 的是曾几何时，明诚“忘寝废食”，以致靠典当衣物搜罗、购置的大宗金石书画，此时无疑成了清照很沉重的家累，因其中既包含着其夫妇的智慧，更 渗透了二人的心血，清运时，她哪一件也舍不得丢下，一一斟酌选择，又时时忍痛割爱，加之内“忧”外患步步逼近，由清照一人料理的这一切，就是 搁在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身上，他也不见得能胜任！而清照能于当年的冬天将这么棘手的事情处理完毕，赶“至建康”①，说明她不仅具有极为出众的 文学才华和文字能力，当家理事她同样是一把好手。在时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是她独自押运“十五车”贵重的书画器物，“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 江”，终于以完壁到达建康。平心而论，这一解释没有不符合实际之处，想必能够被认同，从而解除关于“十五车”文物是由明诚先行带往金陵，或明 诚、清照一道“奔大夫人丧南来”时，共同带到建康的误解。当然，清照赶“至建康”，已是建炎元年底或翌年初的事情了，没能赶上再看一眼婆婆的 遗容和为她送葬。
或云明诚在其母殡葬后，可回青州与清照一起将其诸多收藏运至金陵。 这想法有道理，按说当丈夫的应该这样做，把那么重的担子压到清照一人的② 《宋史·礼志》二八。
① 对于同是今天的南京，在有关载籍和清照的笔下，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叫法，一是“金陵”，这当是清朋习惯性的以古都之名称之；二是”江宁”，这当是在一定阶段的正式称谓；三是“建康”，清照此时这么称呼这座古城是很郑重和准确的，因为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三云：三年己酉夏五月八日改江宁府 为建康府。
肩上，确实不近情理。但赵明诚却不是那种根本不通情达理的人，尽管在性 爱方面他有负于其妻的时候，但更多的是他对妻子才情的爱慕、倚重和在生活中对她无微不至地体贴爱抚，如在他还是学生时，就悄悄节省下自己的零 花钱，每半个月在购置文物的同时，总不忘买回一些妻子喜欢吃的零食带回家。在感情的诸多方面，他与清照一直是彼此理解，而他则更多地给其妻以 宽厚和温存。清照自称“余性不耐”，也就是说她比较急躁和要强，明诚却总是以随和和忍让处之。这一次他也绝不会想不到妻子的辛劳。而是他己不 能或不便脱身回青州料理家事。试想，他三月份离淄“南来”，殡葬了其母，己当是五、六月的事了。彼时的时局之于宋朝命宫，用现在的话说，可谓危 机和机会并存。在这样的时候，深明大义的李清照绝不会以婆婆妈妈的心理来要求自己的丈夫，她会情愿以自己百倍千倍的辛苦支持他为挽救危在旦夕 的江山社稷尽一份力量。所以清运和保护文物的重任，一开始就落到了清照 的肩上。
（三）
江宁知府赵明诚在父兄被金兵掳掠北去后，继张邦昌退位登极的宋高字，较之徽宗的昏 庸奢侈和钦宗的懦弱无能，他被称为“中兴”之主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他受命于多事危机之秋，又在酷似“俎上肉”的处境下，在位达三十五年之久， 没有相应的统治谋略是根本办不到的。首先表现在用入方面，这位二十岁继位的年轻皇帝仿佛有一套驾轻就熟的权术，他对辅臣用用废废，废废用用， 除了保住皇位外，又在绍兴三十二年传位于太祖七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