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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漱玉词》的研究，笔者是从对分歧最多、被误解程度最严重的《声 声慢》一词的解读开始的，此词的“文本”曰：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惟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词中有一处重要异文，即“晓来风急”的“晓”字，其所以被多数学者 误解为“晚来风急”的症结，是在于没能发现此句中包含着一个犹如盐溶入水的典故。这就是“晓来风急”系化用了《诗经·终风》篇的“终风且暴” 之句。与这一发现同时被作为解读此词金钥匙的，还有前文所引“赵君（李）
无嗣”之说。而与“赵君（李）无嗣”具有同一种含义的、《终风》篇所暗 示的卫庄姜的被疏无嗣，不正是清照与庄姜的同病相怜之处吗？又何止是她们两人，打开那部血泪斑斑的中国妇女史，里面有多少“妇”老姐妹因“无 后”而被作为不可饶恕的罪人！即使她们忍受着难熬的分娩痛苦、任凭生过多少个女儿，也不管这许多女儿有多么聪明伶俐、长得有多么好看，只要这 个女子生不出一个哪怕是弱智的儿子，那么她同样会被认为是“无后”者、同样逃脱不了被茶毒和戕杀的厄运！！所以这个“赵君（李）无嗣”毫无疑 问就是中年时期李清照的最大心病。词人最大的心病，往往就是词中最隐秘、包裹最紧的词核。把“赵君（李）无嗣”这样的“儿女事”作为《声声慢》
①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范文澜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② 钟嵘《诗品·序》，陈延杰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版。
③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
的词核，既符合当时的词材标准，也与传主的同学主张相一致，也当是对“晓 来风急”句的入木三分的解释。此词中最大的难点被攻破了，其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与此同时，笔者还对《凤凰台上忆吹萧》中的“念武陵人远”句， 作了前文所缕述的一番新解。1991 年 5 月，为参加在山东莱州举行的李清照学术讨论会，笔者又对传主赴莱、居莱诗词的主旨故实寄意等作了新的解释。 此后更曾反复考虑可否用类似于冶金术中的置换法，把本来浑融于《漱玉词》
词境的前人故事给透析出来，从而为今人提供一架观察传主肺腑的透视仪和 显微镜。
既然用细审用事用典的办法解读《漱玉词》，已经尝到了不少甜头，所 以便对现存近 50 首清照词，一一作了“透析”，又从中发现了不少过去未曾被注出过的故实。这些将在本书第四章《“压倒须眉”的》中，联 系具体词境，分别加以训释，以下仅以一、二实例，看看传主在使用故实时，所表现出的才华和睿智，以及从中所折射出的是一颗被损伤到了何种程度的 心灵。这类实例之一就是传主在受党争株连过程中所写的一首调寄《满庭芳》 词：小阁藏春，闲窗锁昼，画堂无限深幽。篆香烧尽，日影下帘钩。手种江梅渐好，叉何必、临水登楼。无人到，寂寥浑似，何逊在扬州。从来，知韵胜，难堪雨藉，不耐风揉。更谁家横笛，吹动浓愁。莫恨香消雪减，须信道、扫迹情留。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
此词大约写于崇宁四、五年间，是时作者二十三、四岁，在党争有所缓 解时，她回到了汴京。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朝廷对元祐党人及其子弟的禁令还没有完全解除，清照当是冒着一定的风险悄悄回京探望丈夫，但她 却遭到了冷遇，并敏感到自己已成了宰相府邪中不受欢迎的人，她只好回到婚前在汴京居住的“小阁”。这虽然仍是当年“理瑶琴”①的闺房，“闲窗”、“重帘”依旧，但主人公的心情却大不一样了。那时她对爱情充满了美好的 憧憬，在急切的期待中，借“理瑶琴”略寄春情，现在则是在失望中备加伤感。当年的闺阁，如今仿佛变成了禁闭室，一颗尚未消逝的“春心”被锁进 了“无限深幽”的“小阁”。聊慰寂寞的盘香已经燃尽，阳光也已西沉，整整一天，或云不管白天夜晚，总是“无人到”。这个“人”，不同于李惺笔 下泛指一切不诣其被软禁“庭院”的“谁”②，而是李清照专用于对赵明诚的呢称，当与“念武陵人远”、“人何处”①里的“人”同义。所谓“无人到”， 就是词人埋怨赵明诚应该到而不到她身边来。为了简练而确切他说明作者的这种心情，仅词的上片就用了明暗两个典故。一个是“临水登楼”，一个是“何逊在扬州”。前者旨在强调主人公虽然心情很不好，但却不同于写《登 楼赋》时的王粲。他在（湖北）当阳“登兹楼以四望”，所产生的是怀才不遇和思念家国的忧戚，而词中的主人公，也就是生活中李清照的化身，那时 她并没有什么家国之思，在汴京失陷，她由青州到江宁产生了家国之思后所写的《鹧鸪天》，就直接了当他说自己也有与王粲同样的“怀远”②之情，因① 李清照《浣溪沙》（小院闲窗）。
② 李煜《浪淘沙令》上片云：“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桁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① 李清照《点绛唇》（寂寞深闺）。
② 李清照《鹧鸪天》（寒日萧萧）有句云，“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
为这种情感不存在不可告人的问题，而真正难以告人的是藏在“何逊在扬州” 一句背后的情节。词人的睿智和苦衷也恰恰表现在对这一故实的婉转借取上。以往的注释仅仅为“何逊在扬州”句找到了这样的出处——指出此句基 本上是杜诗原句③。只是到此为止，根本无法说明李清照的心情，也找不到其“寂寥”的真正原因何在。必须过细地审视此典才能发现，原来词人是借何 逊的《咏早梅》诗，来表达自身的难言之隐。因为何逊诗中有这样几句：“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这类诗句，即使出自 象何逊、杜甫那样著名的男性作者之手，也不外乎“美人香草”之喻，而对于女词人李清照来说，则具有真实感人的身世之慨，她此时与失宠的陈阿娇 和被弃的卓文君完全是同病相怜的。所以她特别声明其内心况味与因其貌不扬，加之体弱，不为荆州刘表重用而产生桑粹之念的王粲不同，故云“又何 必临水登楼”。紧接下去的“无人到，寂寥浑似，何逊在扬州”诸句，可直译为：丈夫不肯到身边来，使自己产生寂寞（冷落、孤独）之感，简直就同 何逊在扬州所写的《咏早梅》诗中的被废居长门宫的陈皇后，和被因献赋得官欲取茂陵女子为妾的司马相如遗弃的卓文君的心情完全一样。词的下片大 意是说，谁都知道，从来都是以梅自况的作者，她也和江梅一样，以皎洁风雅取胜。由于所处环境优越，便经不起风雨的摧残。尽管如此、尽管江梅也 有因失去白雪的映衬而香消色褪、甚至随风飘落之时，但因其浓香彻骨，即使将落花扫掉，却仍留有香气和情韵。这正如一对曾经沧海的夫妻，尽管经 历挫折却仍不忘旧情。这一切“难言处”，待到“良宵淡月”时，其“风流”、“韵胜”，就象江梅（疏影）一样，会得以再现！ 这首词的语调平缓，文字从容柔曼，但其语义深层却含有峥嵘筋骨，简直就是传主为自己写的《长门赋》和《白头吟》！由此可见传主的苦心，亦 可见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是多么没有保障、多么可怜！《漱玉词》中有不少篇目不仅具有类似于《长门赋》和《白头吟》的性质，而且更凄楚感人、更 值得同情。细审传主的用事用典，可大大加深对其人其作的理解，而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诚然，笔者在对传主的命运有了一个较符 合实际的总体理解后，就较便于发现并挖掘出其所用典故的深义。这一情况表明，对这位既令人服膺、又令人同情的“扫眉才子”的研究，将进入一个 良性循环的轨道，大大有利于这一评传的写作。
③ 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亿见寄》一诗中，有“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等句。
二、新构想的背后 在对李清照生平的评述和对其作品的解读时，本书分别采取了一条不同 于他人的思路和运用了一套较为独特的方法，拟统称之为“新构想”。对此，因有马克思主义关于“天才的猜想”说作依据，所以不怕有人对其中的“猜 测”成分说三道四，倒是从另一方面很担心这一“新构想”可能被误解成文学研究的“福尔摩斯”或“神探亨特”。诚然，拙著中试图运用一些泊来的 方法，但这绝不意味着笔者抛弃了土生土长、历史悠久、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相反，对传主内心隐秘的破译和对其某些难度较大作品的解读，首先是 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一）
以信史为依托信史是指诚实可信的历史。在我国能够担当起“信史”这一美名的，主 要是指《春秋》以来的纪事翔实的正史。李清照的事迹见于正史的仅廖廖数语：“女清照，诗丈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① 这则记载对于研究李清照来说，无疑是十分宝贵的。但因其过于简略，对于要写成一部有一定规模的思想家评传来说，又远远不敷使用。所以上述借他 山之石以攻玉，或称曲径通幽之法曾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不管用什么方法、也不管将踏破多少双铁鞋，笔者对本书的最起码而又最严格的要求是，必须 以可靠的史料为依托。而且，在这方面，黄盛璋、王学初等许多前辈学者曾辛勤衷辑，已为我们作出了示范。然或由于各自发现、引用材料的视角不尽 相同，只要我们经过一番努力，当仍能有所创获。所以眼光既不能离开已为人们所熟知和使用的材料，又要尽可能地扩大视野，充分发掘正史及其它与 传主有关而又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史料，以使自己的研究能够更进一步并取得一些新的成果。
研究柳永的专家，曾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搜寻到有关柳永的重 要史料，从而纠正了关于《望海潮》的系年错误等问题，这亦给笔者以很大的启发。然《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一部编年体的北宋史，而李清照是一位生 活于南北宋之间的人物，不仅如此，李焘此著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较之原书已有残缺，而这残缺的部分，又恰恰是李清照生活中的重要年份， 因而笔者虽在阅读此书时有所收获，但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于是，笔者的注意力转向与李焘是书相续的另一部编年体史学要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此书由南宋李心传所著，专门记载南宋高宗一朝的史实，而李清照晚年的生活在时间上亦大致与高宗一朝相始终。经过一番披览搜寻，笔者果于其中获 得了一些重要的史料。同时，笔者十分重视对《宋史》的翻检利用，二者相互印证，使我们对传主的研究似可更进一步。这里姑举两例。
一、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六绍兴四年五月载赵思诚除中 书舍人时，殿中恃御史常同曾言：“思诚，挺之子，挺之首陈继述，实致国祸，……岂可使其子尚当要路。”《宋史》卷三百五十一《赵挺之传》亦载 挺之“拜御史中丞，……曾布以使事联职，知禁中密指，偷使建议绍述，于是挺之排击元拓诸人不遗力。”同书卷三百二十九《邓洵武传》所附《邓洵① 脱脱等《宋吏·丰格非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武传》，亦言挺之为当时“助绍述者”中的重要人物。这些记载是一致的和 可凭信的。
二、《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载，崇宁二年九月曾“诏宗室不得与 元佑好党子孙为婚姻”。①对于第一条材料，需要说明的是“首陈继述”的“继述”二字，它不是 修辞和训诂意义上的“继承”，而是特指继承宋神宗所实行的新法：“哲宗亲政，有复熙宁、元丰之意，首起（章）淳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于 是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②。熙宁、元丰是神宗年号，元祐是哲宗年号。神宗时重用王安石等人推行新法。但这位既受史家称道又同 时被针砭的神宗皇帝③，却在三十八岁的盛年谢世，其第六子哲宗嗣位后，年号元祐。这位“临朝庄严，左右仆御，莫敢窥其喜温”①的小皇帝，毕竟只有 十岁，实际是由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她一味重用苏轼等老臣，所以尽废新法。
元佑八年高氏卒②，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任章惇为尚书左仆射，以绍述 熙宁、元丰新政为名，尽复高氏主政时所废新法。哲宗卒，向大后听政，罢斥章惇，新政又废。到了徽宗崇宁元年六月赵挺之除尚书右丞，七月李格非 被列入元祐党籍。原来崇宁元年“首陈继述”的不是别人，而是时相曾布和传主的翁舅赵挺之。至于对“首陈继述”之事和对赵挺之、曾布如何全面评 价，那主要是历史学科的课题，与李清照有关系的是由此二人所建议的“绍述”，实际上成了“排击元祐诸人”并株连其子弟的祸根。所以这不是一条 一般的史料，它说明正是李清照的翁舅赵挺之参与将她的父亲李格非推向了更深一层的廷争陷阱。如果赵挺之是一位器识大度的政治家或是一位通情达 理的长者，此事不一定株连到自己的儿媳。偏偏赵挺之是一个度量狭小，甚至是一个眶毗必报的人。陈师道《与鲁直书》曾讲到这样一件事：“正夫有 幼子明诚，颇好文义。每遇苏、黄文诗，虽半简数字必录藏，以此失好于父，几如小邢矣。”③一个把政治恩怨竟然带到学术领域的赵挺之、一个对其季子 都不稍加宽容的赵挺之，一个把对政敌苏轼的怨恨迁怒于其“亲家”的赵挺之，又怎能设想他不把为其恼恨的李格非感戴苏轼之事嫁祸于儿媳李清照 呢？苏轼、黄庭坚均为当时的书法大家，赵明诚作为一个广采博收的金石书画酷爱者，其“录藏”“苏、黄文诗”是极为有眼力有意义的大好事。这样① 赵挺之倡为绍述事与徽宗崇宁二年诏书，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七、八十八亦有明确记载，可参。
② 《宋史·章惇传》。
③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谓“帝天性孝友，其人事两宫，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亲爱二弟，无纤毫之间，终帝之世，乃出居外第。总揽万几，小大必亲。御殿决事，或日昃不暇食，侍臣有以为言者，帝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劳恶逸，诚欲以此勤报之耳。’谦冲务实，终身不受尊号。时承平日久，事多舒缓，帝历精图治，欲一振其弊，又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乓，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王安石遂以富强之谋进，而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诸法，一时并兴，天下骚然，痛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祖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驯至靖康之祸。”陈按，对史家此说仅 供参考，绝不能一言当否，百世从之。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② 《续资治通鉴》卷人十三对高氏的评价是：“自垂帘以来，召用名臣，罢废新法苛政，临政九年，朝廷清明，华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栽抑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 中尧、舜”。陈按：对此评价，亦应斟酌去取，不宜悉加从之。
③ 《后山居士文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的事赵挺之都要加以干涉并为此对其季子翻了脸，又怎能保证他不为自己“进 居政府”之事，而对儿媳提出一些不近情理的“政治要求”呢？生活在这样一位翁舅主宰的家庭里，作为一个出嫁不久的“新妇”，传主处境之艰难是 可想而知的。当然廷争时松时紧，人事关系也在不断变化，赵挺之对李格非虽没有尽到搭救之力，李清照曾为此很伤心，但作为“亲家”，他对李格非 也不至于一味采取落井下石的做法，后来李清照在《后序》中提到他时，字里行间颇含礼敬之意。上述一切当是传主作品的政治、心理背景。了解了这 种背景，不单是那种曾把情调悲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