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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特别是在一次父子争吵之后，德尊把家修的腿打得骨折了，一度家修离开家里，父子二人结下了更深的仇恨。这样，德尊就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家宝身上了。他希望他不要像自己那样，从官场的腐败和尔虞吾诈的角逐里讨活计，那是太冒险了。他为家宝想好了，让他去学医，考医科大学，将来去当医生。这就是德尊为儿子设计好的前程。
曹禺毕竟年轻，年轻人总是充满着色彩斑斓的人生幻想。他从小就想当演员，想做发明家。他现在演剧演得这么好，受到老师同学的称赞。但是，当演员，特别是话剧演员，是没有职业剧团可去的。何况，怎么能一辈子当演员呢！如果把演员当作终生职业，别说像他这种官僚家庭，即使一般家庭都是很难通过的。演员的职业是被人看不起的，在学校演新戏同当职业演员不是一码事。这时，曹禺自己心中有个古怪的想法，他爱演戏，入了迷，但是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演员，这倒不是他故意谦虚，而是在经过舞台实践后产生的自我评价。所以，他觉得他不能走当演员的道路。但是，他究意要走哪条路呢？
在他演戏的过程中，也曾产生过写戏的念头。他也正在酝酿剧本创作，如果真能写出好的剧本来，那该多好！他写过小说，写过诗，搞过翻译，产生写剧本、当剧作家的想法也是自然的。但是，那时又怎么能指望写一辈子剧本呢。这种想法，似乎也并不实际。但是，事到临头必须做出选择了。看来，还是父亲更有定见。他怕家宝不愿意报考医科，便写信给他的朋友李梦庚，请李梦庚去说服家宝。在大城市当一名医生，那是极受人尊重的，医生是铁饭碗，谁都会生病，谁都会找人治病，哪朝哪代都需要医生，是万人求的职业。何况，又可避免政治风浪的袭击！也许家宝觉得父亲的意见是对的，便下决心去考协和医学院。那时，能考上协和医学院很不容易，它是全国最高的医学学府。竞争的人多，录取者寥寥。尽管他作了认真的准备，也终因物理化学成绩稍差而名落孙山。后来，曹禺又考过一次协和，依然没有考取。看来，他和医学是没有缘分的。
人生常见的事，是往往追求的东西反而得不到它；并非锐意追求的，反而得来毋须费功夫。当然，他不是那种功课很差的学生，但是，他就是不善于应付考试。其实，这并不奇怪，考试有它的学问。曹禺两次考协和不中，后来，他又曾两次考留学生，也未考上。他读书从来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他是书呆子，但又不会背书考试，所以，往往榜上无名。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１９２８年６月，曹禺作为南开中学第２１届毕业生结束了中学时代的生活。９月，他被保送进入南开大学政治系。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专业，但后来证明他是不喜欢这个专业的。
曹禺进入南开大学的时候，南开大学已经是一个有着十年历史的新兴的高等学府了。
从南开中学到南开大学的路程不算远，走到南门外大街，经过海光寺、万德庄、六里台，就到了荒芜冷清的郊区八里台了。这里，既看不到高高的院墙，连一个遮拦的铁丝网也见不着，更看不到密集的建筑群。墙子河沿着校园流过，河上架起一座新式的拱桥，这就是南开大学的标志了。跨过桥去，就是校园，南开人把这座桥称作大桥，其实，它并不大。
进入校园，映入眼帘的是另一幅景色。一只圆形的时钟，来往的行人都能看到它，它是南开人运行的指示计。大中路的左侧有一座庞大的古钟，和时钟相映成趣，这古钟上还刻着《金刚经》。人们都喜欢在古钟前面拍照，留下珍贵的纪念。
曹禺入学时的心情不能说是兴高采烈的，他毕竟没有考取他想要上的大学。但这里对他还是有吸引力的。校园还正在修建之中，仍然保留着郊野田园的朴素美。校园的中心是一个十字形的湖塘，湖中荷叶荡漾，岸边垂柳依依，秋风吹过，倒也清静爽人。十字湖的南侧是理工学院的思源堂，右侧是文商学院的秀山堂，距秀山堂不远的一片桃林丛中是女生宿舍芝琴楼。还有一座木斋图书馆。这些精巧剔透的楼舍散落在湖的四周，形成一个幽雅而恬静的读书环境，这倒是曹禺所赏识的。
大学的新生活给他带来新的希望和追求。自然，他仍然刻苦地攻读，更加奋发地吸取新的知识，探索新的领域。正是青春燃烧着旺盛生命火焰的岁月，他用心地体验着人生，锻炼着自我。也许，从表面看来，他生活的圈子十分狭窄，从家到学校，但他的自我感受却是相当锐敏而丰富的。
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在驱使他，突然对体育发生了兴趣。不是体操，不是球类，也不是跳高跳远，而是迷上了马拉松。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对马拉松那么热衷。曹禺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发生兴趣的，就拼命去追求。跑马拉松谈何容易，得要经过持久而艰苦的锻炼才能适应起来。每天清晨起来，出校门朝着海河的方向跑，先是跑到法国桥，再逐渐地延长距离。他似乎是在探索身体的秘密，也在锻炼自己的意志。他身体并不好，跑到一定距离，就支持不住了，好像就要倒在马路旁边。但是熬过去一阵儿，似乎又觉得可以坚持下来，反而产生一种轻松感。有一次，他加大了运动量，接近终点时，他实在觉得自己不行了，心脏负担已经承受不了，满眼冒金星，差点就摔倒在地了，他咬着牙，默默地鼓励自己：“坚持就是胜利！”“忍耐，再忍耐！”硬是这样熬过来了，跑到了终点。他是这样回忆的：
我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有这样一个阶段，大概是春天，我练习马拉松跑，从南大出发，经过法国桥，朝着塘沽方向跑，到一个俄国公园再折回来，约摸有几十里路。开始跑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就坚持不下去了，就没有力量了，眼看就要瘫在马路上了，这就是所说的“极限”吧！但是咬着牙坚持过去，就又跑得轻松起来。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一种人生的体验，就是坚持这么一阵子，难关就度过去了。①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疲倦极限”，人在锻炼中一跨过这个限度，反而迎来一个新的阶段，带来一种新的适应力，跑得反而更加轻松自如。曹禺亲自体验到它，就带来一种人生的启示和领悟。他总是把一些事情同人生哲学联系起来。
在南开大学的日子，他对音乐也着了迷。他对音乐的节奏和韵律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从小就喜欢听法国教堂的钟声，有时，他特意跑到平台上去听那远远传来的沉实的钟声，那声音在他心中荡漾开来，产生一种美妙的心境。在宣化，傍晚在城垛上听那凄凉的军号声音，又别是一种感受。他经常沉浸在这些富于乐感的氛围里。他有时还跑到教堂去，专门聆听教堂的音乐。他对音乐从未刻意钻研过，他是凭他的直感去感受，并陶醉在音乐的境界里。最难忘记的，是俄国著名的歌唱家夏里亚宾到天津演出，他知道这个消息后，便抢着去买票。好贵的票，一张要五块钱！但是，只要能听到这位大歌唱家的歌唱，他也在所不惜。
他永远忘不了夏里亚宾的歌唱。他那浑厚而沉实的歌声，他的《船夫曲》唱得悲怆有力。随着钢琴的伴奏，他似乎听到伏尔加河岸边的纤夫的脚步声从远处隐约传来，渐渐地走近了。歌声中饱含着愤懑和不平，钢琴的伴奏交替地出现着连音符和四分音符，好像伏尔加的波涛在翻滚，又好像是纤夫的心潮在澎湃汹涌。那歌声就是他们发出的深沉有力进行抗争的呼喊。随后，纤夫的脚步声音又渐渐远去。他好像真的听到纤夫的沉重的步伐，声声的叹息。钢琴的伴奏铿锵有力，象征着纤夫的坚韧不拔，走得远了，更远了……。歌唱早已停止了，他还沉浸在这歌声里，激起他的感情的波涛。纤夫的号子声，在他胸中激荡着，激荡着。曹禺说：夏里亚宾是高尔基的好朋友，我听过他的歌唱。他到天津来了，开独唱音乐会，我记得是在英租界的一个礼堂里，相当讲究的一个音乐厅。那时，最高的票价是十元，我穷，但仍然化了五块钱买一张票去听。他的《船夫曲》唱得深沉，浑厚，有力，令人神往。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妙绝顶的歌唱。西洋音乐给我以很好的影响。①
他热衷跑马拉松，他迷上音乐，而大学的课程，却引不起他的兴趣，甚至他每次去上课都觉得厌烦，这与他的爱好相去太远了。他不喜欢政治系的课，不愿意去听那些政治经济之类的枯燥学问。讲什么比较政治啦，比较议会制度啦，把各种议会制度拿出来比较，论其短长，评其优劣。这些，对他来说真是太难入耳啦。即使上课的教师都是留学外国回来的教授、讲师，也不能引起他的半点兴味。何濂教授的经济学课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而曹禺也同样感到枯燥无味。只有司徒月兰的课，他还愿意去听。司徒先生经常挑选一些外国作家的文论诗论来讲，倒使他觉得受益不少。司徒先生讲雪莱的《为诗辩护》（ＡＤｅｆｅｎｃｅｐｏｅｔｒｙ），雪莱的文章写得漂亮，笔端激扬着论辩的才气，浪漫派的风格十分鲜明。特别是雪莱的观点，他那种以为诗是以其想象和热情而引人向善的见解，颇能引起曹禺的共鸣。而雪莱对诗人的论述，也很令曹禺向往。雪莱说：“一个诗人既是给别人写出最高的智慧、快乐、德行与光荣的作者，因此他本人就应该是最快乐、最良善、最聪明和最显赫的人。至于说到诗人的光荣，我们不妨让时间来回答，在人类生活的建树中，有何种人的名誉能比得上诗人能名誉。”他本来就喜欢诗，自然也崇敬着诗人。而雪莱的话，无疑使他对诗人的光荣和职责更加向往了，他是要做一个诗人的。
当然，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对戏剧艺术的迷恋。实际上，他的心早就同戏剧凝聚在一起了。无论他有多少兴趣，多少爱好，但戏剧就像磁石一样，把它们都吸收过来。
事实上，他也摆脱不开。南开大学把他留下来，也是不愿意把这个有才能的演员放走。当他演出《娜拉》时，他已经在南开大学读书了。但也正是在演出《娜拉》之后，他心里在起着变化，萌生出新的想法，就是要写剧本。他曾这样说：“很快就发现我不适合演戏，我想，还是写剧本吧。”①“小时候，我很想当演员，想一辈子当一个演员。大约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好的演员，这条路，我终于放弃了。但是，我觉得一个写戏的人如果会演戏，写起戏来就会知道演过戏的好处。我小时候参加了一些戏剧活动，在中学和大学都演过戏。这对我有一些帮助。”①他把自己的想法最先告诉给他的一个要好的同学杨善荃。杨善荃比曹禺高两个年级，岁数也比曹禺大，他看过曹禺演的戏，很欣赏他的才能，真像个老大哥那样关心着他。他热心地辅导曹禺学外文，把英文单词写成卡片贴在曹禺的床头上，曹禺也把他看作是个老大哥。曹禺回忆说：《雷雨》的构思很早了，在南开中学时就产生了一些想法。但是，我还不知道写个什么样的戏。我记得跟杨善荃谈过，谈得很乱，头绪也多，我自己都理不清楚。杨善荃很鼓励我。他说，一个大作品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搞起来的，总得搞很多次，反复地修改琢磨，才能搞出好作品来。杨善荃作为一个比我年长的高年级同学，还把他收藏的戏剧书借给我看，他特意买了英文的编剧法之类的书送给我。我后来到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当教授，也是他推荐的。②杨善荃是这样回忆他和曹禺的友谊的：是张彭春把曹禺培养出来的。张彭春对戏剧有研究，在南开大学开过戏剧班，这个班上有曹禺。曹禺的戏受易卜生影响，也受希腊悲剧的影响。他未写戏之前，是搞了调查的，学习人物的语言是下了功夫的。《雷雨》的背景材料，可能来自他熟悉的一些家庭，还有他自己的家庭。他的戏剧语言，恐怕在中国要数他了。我比他年长，高两三个年级，我那时很喜欢曹禺的才能，看他演戏演得那么好，我的书比较多，我就把我收藏的外国戏剧的书都借给他看，他还跟我学英文。①
曹禺很怀念这位老大哥。的确，他曾给了他许多的鼓励和帮助。
在曹禺的大学生活中，演戏和钻研戏剧依然占据着主要地位。张彭春总是抓他排戏演戏。《娜拉》公演时，他已经在南大读书了。紧接着便又参加《争强》的改编和演出了。为迎接１９２９年的校庆，张彭春准备把高尔斯华绥的《争强》搬上舞台。那时，有了郭沫若的译本，但是，作为演出本还有距离，张彭春就把改编任务交给了曹禺，师生合作。由此，也可见老师对他是越来越赏识、越信赖了。此剧仍由张彭春执导，不过曹禺再不扮演女角了。他这次承担的角色是董事长安敦一，张平群扮演矿工领导人罗大为。《争强》的改编，对曹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第一次改编就是一部写劳资矛盾的戏，这对他后来的创作很有影响。当《争强》的舞台演出本由南开新剧团于１９３０年出版时，曹禺写了《〈争强〉序》，其中可看出他当时的一些思想和艺术见解。他说：《争强》（Ｓｔｒｉｆｅ）是晚近社会问题剧的名著。著者高尔斯华绥（Ｊｏ－ｈｎＧｕｌｓｗｏｒｔｎｙ）的性格素来敦厚朴实，写起剧来也严明公正。在这篇剧内他用极冷静的态度来分析劳资间的冲突，不偏袒，不夸张，不染一丝个人的色彩，老老实实地把双方争点叙述出来，决没有近世所谓的“宣传剧”的气味。全篇由首至尾寻不出一点摇旗呐喊，生硬地把“戏”卖给“宣传政见”的地方。我们不能拿戏中某人的议论当作著者个人的见解，也不应以全剧收尾的结构——工人复工，劳资妥协——作为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作者写的是“戏”，他在剧内尽管对现在社会制度不满，对下层阶级表深切的同情，他在观众面前并不负解答他所提出的问题的责任的。
特别是他对安敦一和罗大为的性格和悲剧的理解。他以为安敦一和罗大为是“一对强悍的人物”，“全剧兴趣就系在这一对强悍意志的争执上”。他认为安敦一是“一位有骨气的老先生”，而罗大为作为罢工领袖有“火一般的性格，也保持不妥协的精神”。这两个人“都是理智魄力胜于目前一时的情感，为了自己的理想，肯抛开一切个人的计算的。安敦一说得好，‘让工人一步，工人就会要求十步’。对工人有怯弱的退让，在他看来结果只能‘毁坏大家’，并且‘毁坏工人们自己’。他一向抱定团体内应当‘有主脑，有服从’。现在他们团体出了罢工反抗的事情，他当然是不让步。罗大为呢，他自己受过厂方苛刻的待遇，他说他认得资本，资本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妖怪。这东西一日不铲除，一日工人便没有幸福。他对工人们喊着：‘为你们子孙计，你们也要奋斗到底！’所以他当然也不让步。”基于这种理解，他认为结局是悲剧性。他这样说：然而结果，二人都过于倔强，他们的意见都没有实现；一个女人白白做牺牲，两个头脑也徒然被人推倒。大概弱者的悲剧都归功于他太怯弱，受不住环境的折磨或内心的纠纷，强者的悲剧多半归咎在过于倔强，不能顺应环境的变迁。两个都是一场凄惨的结果，而后者更来得庄严，更引起观众崇高的情感。此剧最后，当安敦一颤巍巍地向罗大为走来，对他说：“我们两个都是受伤的人！”，叫着“朋友”把手伸去，罗大为“由敌视而变成惊异，二人凝视半天”，终于互相敬服，彼此握手。曹禺认为“这段描写的确是这篇悲剧最庄严的地方”。从他这些理解，多少使我们看到《争强》对他写《雷雨》的某些影响。那时，他就是这样理解的。后来，他回忆改编《争强》时说：还有高尔斯华绥的《争强》，郭老曾翻译过，我也把它改编成演出本。我扮演其中资本家的脚色。当时思想很模糊，知道工人和资本家是有矛盾的，但结尾是工人和资本家握手言和，主题是妥协的。那时，对阶级斗争从来都不曾想过，只知道演戏。我记得校长张伯苓说过：罢工太可怕了。他说他看到一次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凄惨极了，家家都没有煤烧，罢工可怕。所以，那时受的教育还是１９世纪的资产阶级教育。对工人的理解同后来写《雷雨》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①他对高尔斯华绥的戏剧技巧十分钦佩。“总观全剧，章法谨严极了，全篇对话尤写得经济，一句一字，不是用来叙述剧情，就是对性格有所描摹。试想把一件繁复的罢工经过，缩在一个下午源源本本地叙述出来，不散，不乱，让劳资双方都能尽量发挥，同时个人的特点，如施康伯的浑，王尧林的阴，安蔼和的热，魏瑞德的自私，尤其是第二幕第二场写群众心理的难测，和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