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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张贴着抗战的标语口号。曹禺一到长沙剧校报到，便投入这股抗战的民众运动之中。一方面，他参加剧校的工作，一方面投入剧校抵长沙后公演筹备活动之中。他浑身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劲头。他挑选了三个戏——《毁家纾难》、《炸药》、《反正》，组织师生排练，他亲自担任导演，于１０月８日到１０日在长沙又一村民众大会堂公演。每天日夜两场，共演出六场，当时，在长沙出版的《全民日报》对这次演出作了报道。①也在１０月间，由他导演的街头剧《疯了的母亲》（骆文作），在湘鄂川进行了旅行公演，共演出４０余场。②在长沙，使曹禺最难忘记的是１２月１１日这一天。他听说长沙来了一个老头儿，抗日演讲讲得极好，他就赶到长沙银宫电影院去听演讲。闻讯赶去的听众约三四千人，把电影院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这个演讲的老头儿，就是徐特立同志，演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曹禺回忆说：我也跑去听了。他讲的是“抗战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听过之后，我感动极了。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跑到这位老人住的地方去了。他已经不在了，房间里只有他的小勤务兵。他们同住在一间小房。勤务兵告诉我，他和老头睡在一张床上，老头子还教他读书。现在看来，实在不稀奇，但在当时，给我的刺激之大，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那个小勤务兵的脸蛋通红，才十几岁。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兵。当时，我觉得这个老头子，我非写不可。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头子原来就是国民党所深恶痛绝的“异党分子”——一个有名的共产党员。这位老先生给了我极大的启示，鼓舞，我才写了《蜕变》中的一个人物——梁公仰。①徐特立的演讲既鼓舞了他的抗日热情，又点燃了创作抗战剧作的灵感。
当他听过徐特立的演讲之后，曾经去找剧校校长余上沅，建议剧校邀请徐特立来做报告，但是，余上沅只是答应着“好啊！好啊！”，却不见行动。曹禺后来说：“我那时也很糊涂，余上沅是应付我的，他怎么能请共产党人来讲演呢！”在长沙，在抗战初期的热潮中，曹禺和郑秀结婚了。
应当说，在曹禺和郑秀的恋爱过程中，就有着阴影，到郑秀和曹禺订婚后，郑秀的父亲还不同意他们结婚。曹禺对这位岳父也颇有反感。的确，他们之间在性格、志趣、脾气上也有所不同，时而也有争执，但他们终于在困难中结合了。结婚的仪式是在长沙青年会举行的。
吴祖光参加他们的婚礼，他这样回忆说：曹禺、郑秀结婚我在场，是在长沙的一个小酒楼上。余上沅是我的表姑夫，我正上大学，余上沅叫我来做校长秘书，那时剧校连专科都不是，到重庆才改为剧专。曹禺为什么要同郑秀结婚，我都感到奇怪，他们的生活习惯、思想境界毫无共同之处。在清华时，他追郑秀追得发疯了，清华有树林子，他们一起散步，当回到宿舍时，却发现近视眼镜丢了，丢了都不知道，真是热恋，是沉浸在爱情之中了。他们曾经有过一段甜蜜的恋爱史。结婚时，只请了一桌，余上沅夫妇，陈治策夫妇，还有教务处的两位女同事。由余上沅作证婚人，是个很正式的结婚仪式。①婚后，他们住在两间临时租用的民房里，新房里的布置也是再简单不过了，两把藤椅，两张帆布床，一个书桌。稍过些时间，学校才在稻谷仓为他们找到一间稍好些的房子。他们的蜜月是在日本飞机的不断空袭骚扰和炸弹的爆炸声中度过的。郑秀很希望把婚礼办得更热闹些，但那时却没有条件，她曾想将来胜利后回到南京再补行一次婚礼。”不过，这只是她心中的想法，从来没有同曹禺说过。
即使这样简朴的新婚生活也不能安定下来，战火不断地向内地蔓延，连长沙都得撤退了。国立剧校奉令向重庆转移。剧校人多，决定集体走水路，曹禺随剧校一块走，而郑秀则单独走，先去重庆，他们又不得不分手了。
在这里，还要补叙一段未曾实现的插曲。那时，从朋友处得知，延安很欢迎茅盾、巴金、曹禺这些作家去那里，沈从文特地从武汉赶到长沙，他约曹禺一起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拜访徐特立同志，商谈有关去延安事宜。但是，由于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而未得实现。
１９３８年的元旦，剧校的师生都来到湘江边的码头上，五只木船停泊在江岸上。此时，曹禺已是剧校的教务主任了，他总得照料着学生。他既无心再望一望湘江的流水，也无暇再领略一下橘子洲头的秀丽景色。“别了！长沙！这可纪念的地方！”这一次长途跋涉，同他的五台、内蒙之行，是大不相同了：即使去日本，也是一个旅游者的心情；如今是逃难，是撤退，是艰苦的行军。走湘江，入洞庭，到宜昌，再沿长江西去重庆，他的学生回忆说：“万先生可是变了个样子，他仍然穿着旧棉袍子，只要船泊码头，那怕只有几个小时，他也亲自把锣拿上，招呼着同学上岸。在街上，他打着锣，招呼着群众，来看我们的演出。几乎每次，都是他敲着锣，吆喝着，真想不到他这个大教授，没有一点架子。万先生的抗战热忱至今仍深深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那时，他不到３０岁，在学生心目中是可尊敬的老师、教授；可他的心同年轻学生一样，是高昂的热情，是一腔报国的赤诚。
船队进入洞庭，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烟波浩渺的境界。少年时代就熟读了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油然涌上心头：“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此时，曹禺虽然没有范仲淹遭谗受贬的际遇，可是在这寒冬腊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八百里洞庭中，由民族的苦难而生的“去国怀乡”之情，也使他“感极而悲”了。
船到宜昌，他们要换乘江轮去渝。在候船的日子里，曹禺就带领着学生投入紧张的抗日宣传活动之中。一天，正在演出的时候，六架飞机临空，他们还以为是自己的飞机，但顷刻间，便投弹轮番轰炸起来。只见曹禺依然穿着那件棉袍，喊着同学赶快疏散隐蔽，日机的轰炸目标是飞机场，没有造成伤亡，真是万幸。
１９３８年２月，曹禺到达重庆。郑秀先期到来，去码头迎接曹禺。剧校校址安排在上清寺，他们在枣子南垭临时找了一个住处。
尽管剧校的条件很差，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学业，他又开始忙碌起来，指导学生排练《雷雨》。蔡松龄、沈蔚德、陈永係等都是实验部的，也都参加了这次排演。剧校的楼下有一个很大的竹棚子，本来是作饭堂的，便当作了排演厅。陈永係回忆说：“万先生导演是十分细致的，我演周朴园，最后一幕中，四凤、周冲触电死了，台上有一个台阶，周朴园上台阶，上那一级台阶念什么词，他都要求得很严格。还有周朴园见到侍萍的那句台词：‘嗯，无锡是个好地方。’侍萍：‘哦，好地方。’周朴园又说：‘你３０年前在无锡么？’万先生亲自示范，他读台词的抑扬顿挫，如今仍记得很深。虽然，就是这么几句台词，但他把周朴园该是什么动作，什么心理，每句台词的感情分寸，一边示范，一边解释，导得细致入微。”①即使在那样一个简陋的条件下，他也不降低艺术要求。
当《雷雨》准备公演时，却碰到了麻烦。国民党当局不准演出，他们怕引起工人罢工。这自然引起师生的愤慨。为了争取公演，他们急中生智，便把一本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盖着“准”字的《雷雨》找来，拿着这本盖着当局照准的书去给官老爷们看：“你们看，这不是‘准’了的吗？！”这样，他们才被迫答应可以演出。在这期间，还在重庆演出了由曹禺导演的《疯了的母亲》。
剧校迁到重庆，他作为教务主任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但最重要的事是聘请教师。他得知黄佐临、金韵芝（丹尼）夫妇从英国留学归来，便写信请他们到剧校任教。张骏祥也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曹禺也把这位校友约来。那时，许多教授、学者都到了重庆，剧校聘请了一大批名人前来执教：陈鲤庭、梁实秋、方令孺、张平群、戈宝权、陈白尘、孙增爵等都请来了。一时间剧校人才济济，剧校师生把这段时间称之谓“黄金时代”。“黄金”也有暗喻黄佐临、金韵芝夫妇的意思。
黄佐临、张骏祥在艺术上很有抱负，他们都想排些戏，曹禺同他们一样，也很想在戏剧事业上干出一番成绩来。他早就喜欢奥尼尔的戏，很想把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排出来。《悲悼》是奥尼尔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他把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运用到这个作品之中，借用希腊悲剧《厄勒克特拉》的故事，充分利用和发展了这个悲剧题材。这部希腊悲剧，说的是阿伽门农出征特洛伊回来，被他的妻子克吕泰墨尼斯特拉谋害了。阿伽门农的女儿厄勒克特拉煽动她的弟弟阿瑞斯特斯杀死了他们的母亲。在奥尼尔的《悲悼》中，阿伽门农被改造为艾斯拉·孟南，他从战场回来，为他的妻子克利斯丁杀害了。艾斯拉·孟南的女儿莱维尼亚鼓动她的弟弟奥林杀死妈妈的情夫，又逼妈妈自杀。曹禺早就读过这个剧本，他以为这出戏的戏剧性很强，心理刻画也很深刻，觉得奥尼尔是很懂戏的。他喜欢这出戏，就很想把它搬上舞台。
据叶子回忆说：“我在剧校毕业后，没有留校，被电影制片厂招去了。我到重庆时又和剧校的老师同学会面了。那时黄佐临、金韵芝都来了。教师中人才很多，第一班留校的沈蔚德、蔡松龄、陈永係都成了助教，他们年轻都想演戏，也要把我留下当助教，打算成立校友剧团，筹划演戏。那时曹禺和黄佐临各住一处，他们谈戏谈入了迷，两个人互相送，送了回来，又送了回去，说个没完，可见他们对戏剧事业的热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曹禺要我同他合作，把《悲悼》搞出来，他一边翻译成中文，一边叫我抄写下来。这出戏共１３幕，很长，得演９个小时。但是人凑不齐，排不出来，他也就没有兴趣了。”①人手不齐，固然是《悲悼》未能排成的原因，另外，这出戏同当时的战争氛围不大协调。不过，从曹禺急于把《悲悼》翻译出来，并决心把它搬上舞台，却可窥见他对奥尼尔的戏剧已是十分迷恋了。由《原野》接受奥尼尔剧作的影响，而探索着“另外一种写法”，到准备排演《悲悼》，在那种战争气氛中仍然衷情于奥尼尔，可多少看出他在艺术上所探寻的线索。如果，没有抗战的割断，曹禺的戏剧艺术探索，又该是怎样的一种路子，又向哪个方向发展呢？看来，一个作家的创作和探索也并非全然决定于他主观的愿望和追求。创作的自由，也总是在“不自由”的客观环境中为之开辟道路的。
他要想排演的戏没有排成，但他是渴望着创作和演出的。这机会终于来了。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气氛中，抗战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为了迎接第一次戏剧节，曹禺和宋之的接受了创作一出反映抗战的多幕剧的任务，作为这次戏剧节的重点剧目。
在重庆聚拢了一大批著名的影剧演员，如白杨、赵丹、魏鹤龄、舒绣文、王为一、张瑞芳、章曼蘋、顾而已、江村、高占非等，都从上海等地到后方来了。“当时舞台上的优秀演员大部分都集中在重庆。这些演员参加戏剧节的热诚，是无法比拟的。因为在全国，这是我们戏剧界的第一次戏剧节，所以在写作之初，我们便从演出委员会接受了那么奢侈的一个演员名单。”他们就是根据“这样奢侈的演员名单来写剧本”的。这的确“不是容易的事”。①而《全民总动员》（出版时，更名为《黑字二十八》）就在这样一种客观条件下开始创作的。这需要他们根据演员名单来设计人物和剧情。
原来的计划，他们准备根据舒群、罗烽、荒煤、宋之的集体创作的四幕剧《总动员》来改编。“在最初，我们并无意写一个新的戏。我们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更接近现实的要求，根据《总动员》这剧本来编改。但改动一个既成作品，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这种改编的结果很难与原作的精神相统一。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开始决定创作。但《总动员》已经是深深影响了我们，我们必须承认，《黑字二十八》和《总动员》这二者之间，有着很亲密的血缘关系。”②《全民总动员》应该看作是一部重新创作的剧本，它只是采用《总动员》中的某些人物、场景、情节，但也都经过加工改造了，而《全民总动员》的戏剧故事都是重新加以结构的。
《总动员》（据上海杂志公司１９３９年１１月版本）围绕着保卫大武汉而展开剧情，写了一群热血青年、救亡工作者如彭朗、文杰等人投入动员民众的工作，演戏、救济难民，同时还组织人到敌占区去开展工作。揭露了汉奸张希成，写了一个商人的家底在紧张保卫大武汉过程中的分化。像侯凤元、彭朗、张希成、疯子、冯震、芳姑等，都依稀可在《全民总动员》中找到他们的面影。如演戏、到敌占区去、救济伤兵难民、揭露汉奸等剧情，也在《全民总动员》中有所吸取。这就是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全民总动员》由宋之的负责第一、二、四幕的编写，曹禺执笔第三幕，这样一个急于赶着上演的剧本，宋之的又是《总动员》的编写成员之一，难免有这样的借用。但二者毕竟是不同的。而曹禺执笔的一幕则较少受到《总动员》的局限。《全民总动员》的主题，如作者所说，由于写作时正值武汉失守的时候，具体背景已经发生变化，那么，在主题的强调上，就不同于《总动员》了。“在政治上我们号召后方重于前线，政治重于军事，这种号召的最有力的响应，是全民总动员，总动员来参加抗战工作，打破日寇侵略的迷梦。为了表现这一情势，所以肃清汉奸，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动员全民服役抗战，成为我们写作的主题。”①而在剧情设计上，则写一个代号“黑字二十八”的日本间谍，打入我抗日后方基地进行破坏活动，特别是破坏抗日团体向敌人后方派遣特工人员的计划，并收买汉奸进行暗杀恐怖活动，最后，为抗日团体所破获。通过这些故事，歌颂了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和将领，歌颂了爱国青年积极投入救亡工作，揭露了沈树仁那样出卖灵魂为敌效劳的汉奸。整个剧情曲折跌宕，较之《总动员》更有吸引力，人物刻画也较为深化。因为写作匆忙，连作者都感到“并不能如我们所预想的那末令人满意，特别是在‘全民总动员’这一点题工作上，还遗留一些弱点。”②由于这出戏人物较多，又追求曲折惊险的情节，致使人物淹没在纷繁的头绪之中，揭露现实就显得不够深刻。讽刺则停留在表象上，歌颂的人物也缺乏深厚的血肉。但是，作家的抗战热忱却是不可抹煞的。
《全民总动员》的创作和演出，其意义倒不在戏剧上，更主要的是通过演出把戏剧界人士团结起来。由于那么多著名作家、导演、演员共同合作，同台演出，在重庆所形成的政治影响是十分强烈的。
曹禺是满腔热忱投入到这一工作中来了。他不但参加剧本第三幕的写作，而且是导演团的成员之一，在演出时，他亲自扮演了夏晓仓（侯凤元）这个人物。
经过紧张排练，《全民总动员》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９日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公演。它的公演成为轰动雾都的盛举，导演团由张道藩、曹禺、宋之的、沈西苓、应云卫组成，执行导演应云卫。白杨饰侯莉莉，王为一饰陈云甫，赵丹饰邓疯子，沈蔚德饰吴妈，江村饰谢柏青，舒绣文饰彭朗，张瑞芳饰芳姑，章曼蘋饰丁明。剧校校长余上沅，还有张道藩、宋之的都分别担任了不同的角色。曹禺的精采表演，受到导演应云卫的称赞：“毕竟是万家宝，老经验，连一点子戏总被挤足了出来，抓得住观众。”①此剧公演后，重庆的《新华日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和《中央日报》等都发表了评论，惠元在《评〈全民总动员〉》中，充分肯定此剧公演在“政治上的成功”，认为该剧题旨“紧紧把握住了目前抗战阶段的重要契机——‘总动员’”，认为“化装、布景、灯光和效果都很成功，演员的演技是最使人满意的”。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剧人大团结”。同时也指出“剧情有些地方缺乏真实性”，“还带有神秘主义残余”等。①有的评论还指出，剧中对救亡团体的描写不够真实可信，对“黑字二十八”这个“谜”始终缺乏清楚的交代，对“全民总动员”这一主题缺乏充分的阐明等。②在第一次戏剧节过后，曹禺劲头十足，他说：“让我们鼓起兴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