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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２９日，曹禺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和平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
４月２１日，有曹禺参加的和平代表团成员共４０人，因法国当局只给八个人发入境签证，其它代表因此受阻不能去巴黎开会。这些受阻代表便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开会，与巴黎和平大会同时举行。曹禺在布拉格参加了大会。
５月初，中国和平代表团在世界和平大会闭幕后，又赴苏联列宁格勒等地参观，于５月２１日经哈尔滨回到北平。此行，使曹禺既看到苏联所受到的战争创伤，又目睹苏联人民在战后建设社会主义的繁荣景象。
５月４日，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总会，曹禺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候补委员。
６月１５日到１９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６月３０日，出席第一次文代会预备会，当选为大会提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大会主席团成员。
从上述日程表中，可以看到曹禺当时忙碌的生活内容和紧张的工作节奏了。他原来是一个地道的自由职业者、作家兼教书先生。可以说，他毕生还未曾经历过这样一种新的工作，新的生活节奏，由此而奠定了他未来的工作和生活的格局。尽管他还要从事创作，但基本上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文艺活动家了。在他写给老朋友佐临的一封信中，多少可看到他到北平不久的一段时间内的想法和感受：作霖、培林：
许久未通音讯。我到了北平１１天，就参加和平代表团，去了两个月，匆匆忙忙在苏联、捷克转了一趟。回到北平是５月２５日，正是上海解放的那一天。一直是惦念着你们，不知在战争期中你们在上海如何过的，我希望你们没有受到什么惊吓。
我和柯灵收到你们的电报相当迟了，大约因为那地址不十分对的缘故。我们两个住在北京饭店，本想立即复电，又念二三个字说不明白，不如写信的好。
文华公司现在照常进行否？如何进行？我料想，刚一解放，沪上电影界还未见得十分明了现在的文艺要求，或者还不急于拍片。于伶兄想已见到，他自然会有些说明。我们在北平看到东北影片公司出品的《桥》，一部讲钢铁工人积极完成任务支援前线的影片（思想性很高，东西也很结实，除了微小的技术毛病，是一部很成熟的作品）。如果中国影片将来须一律走向在工农生活中找题材，材料自然异常丰富，但民营的电影事业可能要经过一度整理和准备时期。民营电影过去通常以小市民为对象，编剧、导演、演员对工农兵生活均不熟悉，恐怕非下功夫体验一下不可。解放区演戏有一个不可及的特点，即“真实”（自然，先将思想内容的正确这一点放下不谈），看了他们的戏，电影，不能不承认每个演员、编剧、导演，都在生活体验这一面作了很深的调查研究，这一点我们上海的朋友们固然也注意到，相形之下解放区的剧艺可扎实多了。所以如果民营电影也要完全以工农为对象，上海弄电影的朋友们必须从思想上生活上都要重新学习一下才成。现在有两种看法，有人主张不必顾到都市观众，小市民在全国人数比例太小，该以工农为主，也就是完全为工农。工农，尤其是工人，是今日革命的主要力量。又有一种说法，只要立场正确，有了立场，就应该连都市的小市民也一起被教育。前一种意见可以宋之的兄为代表，后一种意见即以茅盾先生为代表。现在民营电影应该走哪一路呢？这是我们应该切实考虑的问题。文华影片公司的日后发展有待这个问题的确切的解答。到现在为止，都市中的文艺、戏剧、电影的种种问题还没有剖析明白，却是在酝酿着。大家都在想、在研究怎样具体地解决这些与解放大城市俱来的小市民观众读者的问题。我料想，在６月２５日的文学艺术代表大会上可能有一个解答，至少在各种报告中我们可以明白一个方向。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提出来，要求大家作一个讨论，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把大家的意思集中起来，成一个可以遵守的意见。这个文艺代表大会很重要，重要之点，在我们更能深刻地了解今日的方向。你们催促我和柯灵返沪，我们也想回来，就是现在为了这些事情还不能走，大约至早要在会开毕才能开口离开北平。同时我和柯灵认为作霖应该来北平一趟，百闻不如一见，在中国整个大解放，一切要变成新的时候，不到这力量的源泉所在地，是不容易接触到基本问题、根本的精神。现在各解放区的好戏（包括各种民间戏，歌舞——都是经过改造的）要在北平示范表演一个月，这会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说这话没有夸张。今日的情况，不认明今日的艺术方向，日后的摄制可能生些问题，不如今日大家下功夫学习一下好。
文华也是很被看重的电影公司之一。文艺代表大会筹备会正考虑邀请文华公司的主持人。总之，能来便来，为着团结，为着了解与学习，为着建设一个新的电影戏剧艺术文化，要有新的电影戏剧文化，都有来的必要。祝
健康！
家宝上
６月９日①
前此，曹禺和柯灵曾收到黄佐临和桑弧的电报，催促他们迅速返沪商讨文华电影公司所面临的问题。为此，曹禺写了这封信，刊登在该公司出版的《文华影讯》上。到了解放区还不到半年时间，显然他为新的事业所吸引了，许多事情需要他重新思考，重新学习。显然，他还没有足够把握回答一些问题，但他的热情却在信中洋溢着。
从６月３０日开始，他就全力投入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活动之中了，他是作为南方代表第一团的代表而参加大会的。７月２日，大会正式开幕，庄严而隆重的会场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这是一次中国有史以来空前而又盛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会议。曹禺回忆说：可以说，我是生平第一次，大概也是与会代表第一次在中国国土上参加这样的伟大的文艺盛会，是一种从来没有的大团结，是一次令人终生难忘的聚会。对我的一生来说，当时我感到是一个新的开端，那种感情是难以描写的。我还没有经历过像共产党这样重视和关心文艺工作，给文艺工作者以如此崇高的地位和荣誉。那时，可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啊！新中国还未成立，党就先把全国文艺工作者请到北平聚会。①他带着满腔热忱重新学习，领会新的文艺理论，新的文艺工作的路线和方向。会议所安排的各种活动，他带着一种渴望去参加，去观摩，去学习，如艺术展览会、各种演出，凡是他能去看的他都去看了。特别是话剧的演出，《红旗歌》，《炮弹是怎样造成的》《反“翻把”斗争》等剧目，他都作了细心地观摩。尽管这些戏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但它们所反映的新的人物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气息，却使他耳目一新。给他安排了一次大会发言的机会，７月１１日，他以《我对于大会的一点意见》为题作了发言，这也可以说是他到达北平后，第一次发表他对新文艺思想学习的体会。他说：我们是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与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的。这是我们的原则。
今后的文艺批评与文艺活动必须根据这个原则发展。我们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研究、认识新民主主义与今后文艺路线的关系。从思想上改造自己，根据原则发挥文艺的力量，为工农兵服务，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服务，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解答的课题。然而首先却是团结。自然我们必须在群众生活中得到教育，但作为开始，更需要在这次全国文艺干部的大会里获得初步的团结。团结需要大家互相了解，互相认识彼此在思想上与业务上的短长。由于各人的历史、环境与经验不同，大家对于如何致力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群众文艺的作法可能有些歧异。我们只要避开本位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作风，了解客观情况而不隔断历史，便会明白思想的进步，在今日的我们可能是程度上的差别。参差的观点只要不违背原则，不停留于眼前的阶段，将会充实丰富文学艺术的检验与发展，是有益于普及与提高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的。
严肃而深入地互相学习，互相教育，一面是诲人不倦，一面是学而不厌。时时刻刻检查自己，勉励别人，来保证全体的进步，解决客观现实的文艺要求。我们的团结里必须有斗争，斗争中必须有团结，在不断地正确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我们应该保持诚恳与谦虚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才会认清我们大家可能都有些缺点，绝对地都有些长处。因为在今日，每个人都是拿出了最优良的一部分，来促成这史无前例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大团结。①大会于７月２８日结束，历时一个月。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且是全国文联编辑部的负责人之一。他还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大会闭幕后，１０月份，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立戏剧学院的副院长。这一系列的社会职务和行政职务，都压到他的身上来了。
文代会刚刚开过，他于９月２１日，作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到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政治活动之中。大会于９月３０日结束，他又被委派负责政协的对外文化工作，直到迎来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典。这使他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之中。他曾对赵浩生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心情：那真是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过去有自卑感，挨打挨惯了。过去，你看，就５月一个月里，就有多少国耻纪念日？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我还赶上二十一条那件事，……唉，不快活的日子太多了，从１９４９年以后心里好过了。①他的心情是振奋的，由一个受着压抑的时代跨进了一个新生的时代，真好像从一个旧的世界走入一个新的世界。天天都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时时都碰到新鲜的事物。他受到党和人民如此地厚爱和信赖，使他由内心产生一种献身给新中国伟大事业的热情和信念。
他的心是真诚的。他信任党，他愿意响应党的号召，接受领导上交给他的一切工作。他也很想把自己改造一番，去拥抱新的生活。在全国解放初期，除了忙于对外文化联络工作之外，他努力争取各种机会到工农兵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他去过工厂，去过农村。
１９５０年初，他同中央戏剧学院的同志们一起到北京一家私营工厂中去，和工人交朋友，同他们建立友谊。他还到过安徽省的农村，参加当地土地改革运动，也曾出现在治淮的工地上。在农村同农民同吃同住，使他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以及分到土地的欢悦心情，看到农民为了“一定把淮河治好”那种惊天动地奋不顾身的劳动场面和劳动热情。如果说，写《原野》时，他主要还是根据他听到的故事，如今是直接体验到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的品德。他说：“在那短促的时间里，我曾有错误的认识，靠了群众的帮助，得到了及时的修正。”当然，他也很想搜集些创作素材进行创作，但是，他却不能深切地把握它：显然，他要创作反映新的生活的剧作，描写工农兵的形象，还需要长时间的摸索和积累，是不可一蹴而就的。面对着沸腾的生活，怎样着手新的创作，成为他的一个尖锐的课题。新的文艺方向，新的文学观念，他的文艺创作，该从哪儿起步呢？他在思考，他在探寻。
曹禺是从国统区来的作家中，最早的一个反省自我的作家，没有任何外界压力，也没有任何外力的敦促，是他主动地对旧作进行自我批判。他以极大的勇敢和热情，要把自己煮一遍，把“自己的作品在工农兵方向的Ｘ光线中照一照”，挖去自己“创作思想的脓疮”。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在《文艺报》第３期上发表了《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在这篇真诚的自我剖析文字中，他把过去的剧作基本否定了。
他这样反躬自问：“我的作品对群众有好影响吗？真能引起若干进步的作用么？”他的回答是：“这是不尽然的。《雷雨》据说有些反封建的作用，老实讲，我对反封建的意义实在不甚了解。我的个人好恶，主观的臆断对现实下注解，做解释的工作，这充分显示作者的无知和粗心，不懂得向群众负责是如何重要。”在他看来，他的作品不但没起到进步作用，反而给读者和观众带来不良的影响。他说：“没有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不明了祖国的革命动力，不分析社会的阶级性质，而冒然以所谓‘正义感’当做自己的思想支柱，这自然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谬的。一个作家的错误看法，为害之甚并不限于自己，而是扩大漫延到看过这个戏的千百次演出的观众。最痛心的就在此。”他确实痛心疾首地悔恨旧作了。
他不但否定了“正义感”，而且否定了他曾怀着深恶痛绝的心情对罪恶旧社会的暴露。“我时常自足于‘大致不差’的道理，譬如在反动统治下，社会是黑暗的，我要狠狠地暴露它；人是不该剥削人的，我就恶恶地咒骂一顿。其实，这些‘大致不差’的道理，在实际写作中时常被我歪曲，有时还引出很差的道理。我用一切‘大致不差’的道理蒙蔽了自己，今日看来，客观效果上也蒙蔽了读者和观众。”在他的检查中，这种自疚自责，沉痛地向人民大众负荆请罪的心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他认为《雷雨》也歪曲了真实，“我把一些离奇的亲子关系纠缠一道，串上我从书本上得来的命运观念，于是悲天悯人的思想歪曲了真实，使一个可能有些社会意义的戏变了质，成为一个有落后倾向的剧本。这里没有阶级观点，看不见当时新兴的革命力量；一个很差的道理支持全剧的思想，《雷雨》的宿命观点，它模糊了周朴园所代表的阶级的必然毁灭。”这样，就把《雷雨》说得一无是处了。
而在他看来，《日出》并不比《雷雨》更好些：“我粗枝大叶地画出大鱼吃小鱼的现象，罗列若干残酷的事实，来说明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是该推翻的。……但造成这些现象的基本原因，我没有挖。我忽略我们民族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它的帮凶官僚资本主义，更没有写出长期和它们对抗的人民斗争。看了《日出》，人们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模糊的觉得半殖民地社会就只能任其黑暗下去，人生原来就是如此。我既没有指出造成黑暗的主要敌人，向他们射击，那么，只有任他们依旧猖狂横肆。然而这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真实是不相符合的。”这种自我批判是越走越远了。
最后，他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解剖自己了。“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阶级’这两个字的含义直到最近才稍稍明了。原来‘是非之心’、‘正义感’种种观念，常因出身不同而大有差异”。他说鲁大海就是“穿上工人衣服的小资产阶级，我完全跳不出我的阶级圈子，我写工人像我自己”。他甚至说，他把鲁大海写得“可怕的失败，僵硬，不真实”，是“卖过一次狗皮膏药”。他严厉地责骂自己。他真诚地感到，“只有通过创作思想上的检查才能开始进步”，“若以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写工农兵，其结果必定不伦不类，你便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家”。显然，他决心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使自己转到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上来。
曹禺的确是真诚的。真诚的检查，真诚的忏悔，真诚的批判。在那样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在那令人欢欣鼓舞的历史时刻，加上他那种热情的习性，他如此痛心疾首检查自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主观上的真诚愿望，并不能代替切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他未免操之过急，就以政治的估量代替了艺术的批评，以简单化了的阶级分析代替了现实主义的要求。
在他的检查中透露着一种赎罪的心情。严肃的自责，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赎罪的心态，却很容易失去对自我价值的正常估计，失去最可宝贵的艺术自信心。从外表看来，检查得极为痛心而彻底，而内心深处可能是一种迷茫和惶惑，隐约透露着深刻而内在的文艺思想的危机。这些，都是他当时不可能意识到的。因为，在同旧的一切大决裂的日子里，在轰轰烈烈对运动中掩盖了这意识深层的矛盾。
曹禺既是这样真诚地检查着，也是这样真诚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他终于动笔修改旧作了。
１９５１年，开明书店邀他编辑他的剧作选集，借此机会，他对《雷雨》、《日出》和《北京人》作了修改，其中改动最多的是《雷雨》和《日出》。而这次修改，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