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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妇能为无米炊，万家宝笔有惊雷；从今不许昭君怨，一路春风到北陲。②继之，是茅盾的赠诗，题名《赠曹禺》：当年海上惊雷雨，雾散云开明朗天。
阅尽风霜君更健，昭君今继越王篇。③不久，又接到对外文委侯甸和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马子华的赠诗。７月，《王昭君》公演后，国家民委和中国剧协联合召开座谈会，杨静仁、张庚、赵寻、金山等人，给这部新作以高度评价，“一致肯定曹禺为巩固和发展我国民族团结所作出的贡献”，并肯定了它的艺术成就。在评论界更引起了热烈反应，到１９８２年底，全国报刊发表的评论和研究文章上百篇，足见其影响之大了。
评论的主要点，集中在对王昭君形象的塑造上。张锲说：《王昭君》“使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浑成一体，为王昭君恢复了本来面目，擦去两千年来人们强洒在昭君脸上那些哭哭啼啼的眼泪，塑造了一个有胆有识、勇于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笑盈盈的王昭君的艺术形象。它是我国各民族大团结的一曲颂歌，是一幅色彩艳丽的历史画卷，也是曹禺同志在新长征途中献给党和人民的一份厚礼。”①王季思、萧德明也指出：“他一改文艺史《昭君怨》、《汉宫秋》等作品的主题和情调，使王昭君以满腔哀怨的悲剧人物转化为促进民族和睦、关怀人民疾苦的巾帼英雄。旧时代的人们需要一个王昭君，是要借她抒发自己对封建时代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满腔怨愤。社会主义时代需要一个新的王昭君，是要通过她表达各民族精诚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强烈愿望，是要她鼓舞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去扎根边疆、建设边疆。话剧所塑造的王昭君没有使我们失望，她的理想、智慧、勇气和毅力，都闪现着我们时代的光辉。
这是只有社会主义时代才可能产生的舞台艺术形象。”①但是，也有些评论家以为把王昭君的形象“写得太高了，不真实”，写得“理想化”了。陈祖美指出：“作者对于王昭君的描写中，虽有较好的艺术处理，但总的说却表现了一种明显的为了理想而忘掉历史的情况”；“特别是在戏的后半部中，无论从人物性格、情节及某些重要细节等方面考察，都不符合对历史剧真实性的要求，没有达到周总理提出的‘只有忠实于史实，才能忠实于真理’的要求。”②王季思、萧德明也认为“后半部分对王昭君和呼韩邪单于两个形象的塑造在某些方面有拔高的倾向。”③
而对《王昭君》所达到的艺术成就，都作了充分地肯定，认为曹禺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虽已暮年，历尽沧桑，仍然闪露着艺术才华。陈瘦竹、沈蔚德认为《王昭君》是“一部抒情诗剧”，“他在《王昭君》中，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更大胆地运用独白来展示王昭君和呼韩邪藏在心灵深处的思想感情。剧中有自由诗体和有韵律的独白，有歌唱和音乐。此外还有孙美人所引起的悲怨凄楚的哀感，大草原所特有的雄浑壮丽的景象，以及在民间传说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关于金色大雁的意境。所有这些，都使人觉得《王昭君》不同于曹禺过去的剧作，具有抒情诗剧的风格”。④特别是孙美人的形象塑造受到有口皆碑的赞许。闵抗生说，孙美人“是一个６８４曹禺传
①
②
③
④《读〈王昭君〉》，《锺山》１９７９年第１期。《〈王昭君〉的历史风貌和时代精神》，《文艺报》１９７９年第９期。《从〈王昭君〉看历史剧的倾向性和真实性的关系》，《文学评论》１９８０年第６期。《〈王昭君〉的历史风貌和时代精神》，《文艺报》１９７９年第９期。494
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与艺术内容的深刻而独特的悲剧形象。她是曹禺同志熔多种多样艺术手法于一炉，精心雕塑的一件艺术珍品。她表现了曹禺同志特有的抒情风格，深湛的艺术功力，和令人惊叹的、只有大师才有的艺术才能”。①环绕着《王昭君》曾经产生一些争论，特别是在思想解放的气氛中，对它的争论是一件好事。林干的《试论王昭君艺术形象的塑造》是晚出的一篇文章，他的意见还是比较中肯的。林文说：对《王昭君》“我个人的看法是，优点：第一在于他的主题思想和政治倾向正确；第二，能摆脱旧昭君戏中陈辞俗套和不采用《西京杂记》野史和《琴操》的传说故事，并把昭君的艺术形象，第一次描绘成一个对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汉匈两族的和平友好关系作出一定贡献的人物，使昭君以‘和亲使者’的身份出现，合乎历史的真实。这是曹禺剧本的精华所在，也是他剧本的成功之处。而他的美中不足则在于：第一是剧中的戏剧色彩不够浓厚，‘出塞’一段情节空白；第二是剧本缺少匈奴人和游牧民族的生活气息；第三是其他情节安排、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等还有不够理想的地方，个别虚构有时也距离历史的真实较远。但话剧剧本受空间性和模拟性的局限很大，剧作者往往力不从心。只有电视剧、电视连续剧或电影才能为剧作者提供更多更大的用武之地。”②的确，这个看法比较客观公正，确有可取之外。
《王昭君》在庆祝建国３０年的会演中，赢得一片赞誉之声曹禺为这次盛典献上一份厚礼，他把他对祖国的美好祝愿都寄寓其中了。
劫后余生，喜事接踵而来。
１９７９年１２日１６日，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在复兴门外大街上朝着天安门方向驶去。但是，车到广播大厦的十字路口，却向左拐进礼士路，直驱月坛居民办事处。原来是曹禺和李玉茹去那里办理结婚登记。
其实，早就传出了曹禺和李玉茹行将结婚的消息。最早在香港报纸上有所披露。当一些老朋友问曹禺时，他还不敢承认。大概他也未能免俗，快７０岁的人啦，还结婚，不好意思。他们去登记时，也遇到这种尴尬的场面。曹禺回忆说：“那年我已经６９岁了，都那么老了，我对玉茹说：‘总不能等到７０再结婚吧！’就这样去登记了。办事处都是些青年人，我们真不好意思，那种场面，是难为情的，所以，老朋友问起也是这样。那天还好，道了姓名，他们很热情地把我们引进另外一个房间，办了登记手续。回来对女儿们讲了，她们也都没有意见。四届人大期间，是赵寻同志以请巴金的名义，搞了一次晚宴，就算是结婚的仪式了。”①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和谐的，这对于曹禺的晚年来说是太需要了。他说：我是很感谢玉茹的。这几年，我两场大病住院，都是她来照顾我。你知道，她也是有许多工作的啊！她的照顾是儿女们不能代替的，我很需要她的帮助。最近，她写《青丝恨》，我提了意见，我还给她讲了一个月的《哈姆雷特》。我也不能拖累她。但对玉茹来说，是更不容易的啊！
李玉茹这个人性格孤僻，她很小就唱红了，她母亲管她很严，所有的钱都是她母亲掌握，不让她沾一分钱；“你演戏，我管钱。”她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被京剧界称为“四大名妈”之一。“文革”时，来了好多人抄了一个星期，硬是把钱财抄光了，人也被打死了，挺惨的啊！所以，她对名啊利啊是看穿了的，她还要好好搞戏，事业心是很强的。我们俩生活得很美满。②曹禺同李玉茹的结合，也不是偶然的。他们早就相识。但更重要的是，这种结合更带有时代的悲喜剧的色彩，劫后余生的共同命运把他们连结在一起来了。
李玉茹是这样回忆的：我是曹禺的观众和读者。早在北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读书时，我就看过中国旅行剧团演过的《日出》，还有《蜕变》，我就知道曹禺了。１９４６年，我到上海，加入了周信芳剧团，认识了吴性栽，是他出资成立了文华电影公司。这个人虽说是个资本家，但很喜欢艺术，喜欢结交艺术界的朋友。他每个星期都请我们吃饭，就在那里认识了曹禺，还有佐临、金山。那时，我对他是很崇敬的。他也愿意接近我们。他酷爱京剧，他正想写一部反映艺人生活的戏，就有机会在一起扯谈，也常去曹禺家里。每次去，看到他书架上有许多好书，我那时年轻，很幼稚，很想学习。受他的影响，买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两线无战事》、《包法利夫人》等。曹禺对我说：“你要读些新小说，读些外国小说，这对你演戏、对你的艺术成长是大有裨益的。”曹禺和方瑞也到我家来过。１９４７年到１９４８年，这一段时间，我和曹禺接近较多。我记得我还把自己写得不像样子的古诗拿给曹禺看，是他影响我对新文学发生了兴趣。我还记得，在他当时送给我的书中，还有一本灰色封面的《新民主主义论》，可惜那时我没读懂。他和方瑞临去香港前夕，上海快解放了，他嘱咐我好好演戏，不要听信谣言，更不要去香港和台湾。他说，共产党来了，是会尊重艺术家的。走时，他和方瑞还来看我，把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文艺丛书送给我。总之，那时我对曹禺、对方瑞大姐是十分敬爱的，他们给了我这样一个刚刚走上京剧舞台的年轻人不少恳切的帮助。曹禺，在我心目中既是老师又是朋友。①
但是，他们的结合，也不是很顺利的。对李玉茹来说，曹有过一段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历程。全国解放后，京沪两地，人各一方，都有着各自的事业。李玉茹的表演艺术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下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们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在十年内乱中，李玉茹身遭迫害，也曾听到曹禺在北京人艺看守大门的消息。她不知道方瑞去世了。１９７８年，她看到《王昭君》的剧本，为曹禺感到高兴。在阅读剧本中，她为剧本的浓郁的诗情所吸引，就萌生了要把它改编为京剧的念头。她打电话给曹禺，把她的想法讲给他。但是，曹禺却说：“你长得太胖了，不适合演昭君了。”这大概是他们“文革”后的第一次联系，不过是普通的工作联系。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曹禺去上海，由任德耀陪着去看望李玉茹。劫后重逢，得以充分叙述“文革”中的遭遇，一种患难知己的感觉，在彼此的心头浮动着。当她得知方瑞于１９７４年病逝的消息，她既为她所敬重的方瑞而悲悼，也为曹禺失去陪伴他半生的亲爱的伴侣而感到伤心。李玉茹的遭遇也并不比曹禺更好些。曹禺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好不容易度过了那些苦难的岁月，今后该振奋起来。”两颗孤寂的心灵就这样地逐渐靠近了。但更使李玉茹动心的，是１９７９年４月在北京的一次会面，她回忆说：
我们到欧洲巡迥演出，在北京停留，曹禺正在北京医院住院，他的身体那么虚弱，他原来就有心脏病，还有胆结石，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他的女儿都有各自的工作，照料不过来。我深深地感到，方瑞去世，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困难太多了，我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处境。“文革”中腰被打伤了，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也是很艰难的。倒不是缺衣少穿，而是心情上的。这一次会面，我们谈起十年动乱，谈到劫后余生，都觉得是捡来的一条命。要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都想把晚年过得更充实些，更好些！打倒“四人帮”之后的生活，是太令人迷恋了，我们都感到应该珍惜这些用千百万人牺牲换来的好日子啊！①这次见面，已经谈到他们的结合。但是，李玉茹心中仍然有着重重顾虑，在去欧洲巡迥演出的日子里，她的心情常为此纠缠着。她说：“我的顾虑较多，粉碎“四人帮”之后，我还没做什么事，又有两个相依为命的孩子。回想我到欧洲演出的那半年中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曹禺是我所了解所尊敬的，是可信赖的。他的生活道路曾有过坎坷，方瑞又那么早地离开了他，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坎坷的啊。我也觉得是应该结合的，是一件好事。但我顾虑的是不能把事业耽搁了，我也不甘心做一个家庭主妇，更不愿伤孩子们的心。想不到孩子们是那样通情达理，都希望妈妈有一个老伴，这就使我解除了许多顾虑。”①从欧洲回来，李玉茹给曹禺寄去一封封充满关切思念之情的信，她也及时地收到一封封回信，一种真诚而实在的感情在深化着。但是，他们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
一次，李玉茹突然收到曹禺来信，内中夹着几张香港报纸，上面载着曹禺和李玉茹即将结成百年之好的报道。香港记者以其敏锐的触角，探听到曹禺和李玉茹书信往来感情颇好的消息，便作了一番合理推测，抢先发表了消息。显然，也是曹禺采取这样一种巧妙的办法来征求李玉茹的意见，就在１９７９年开文代会期间，他们又深谈了一次，把事情确定下来。曹禺说：“工作，谁的工作也不要耽误，上海、北京两个家都维持着。”就这样，他们就结合在一起了。后来，老友巴金在上海特地把一些老朋友请来，在锦江饭店举行宴会，庆贺他们的新婚。
李玉茹说：
结婚后，我们是很融洽的。我们相处得很好。不和他在一起，我不可能想着写东西，他抄了《桔颂》和李商隐的诗给我，鼓励我。写《青丝恨》时，他放下手头很重要的事来关心我，他不愿耽误我的工作。最近，香港邀我去演出，一下子就要分开几个月，我担心他的身体，但他说：“一定要去！不要管我，能让香港、甚至台湾的朋友，看到你６０岁了还能演出，还能保持艺术的青春，这是很有意义的！”当然，是有许多矛盾的，有许多工作和家务事。我想，我要工作，也要照顾好曹禺，作为妻子应当多多照顾他，照顾好。这也是工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他经常有“老之将至”的心情，他希望８０岁前写出一部剧作来。我在他身边，他心中就有了着落，我也是盼着他能写出东西来，我觉得我有责任照顾好他。
他是艺术家的性格，不是很冷静的。他有时很急躁，很顶真，我和他生活在一起，觉得他心灵上是很年轻的。他特别喜欢年轻人，喜欢同他们谈心。他不会料理生活，和年轻时一样，但我们从来没有红过脸。他若能写出作品，那怕我再累些，这对我就是莫大的慰藉了。①
可能社会上对他们的结合，有种种传言和误解，多半还是传统的旧思想在起作用。７０岁结婚有什么不好，一个剧作家和一个京剧女演员结婚有什么不好？只要他们的结合是幸福而美满的，就是他们晚年最大的快慰和安乐了。
曹禺传第三十二章 七十高龄渡重洋
第三十二章 七十高龄渡重洋
尽管他年事已高，但社会活动仍然不少。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接待国外国内来访的客人，还要看演出，应报刊之约写各种各样的文章。每天家里电话铃声不断，连李玉茹都抱怨说，一到北京，光替曹禺接电话，把脚跟都跑疼了。他的兼职太多，他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文教委员会的委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北京文联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这么多头衔，有实有虚，但无论虚实，都可能找上门来，留给他自己的时间就十分可怜了。他自己也抱怨会议太多，他不止一次对记者说：“我只希望能少一些会议，保证每天有四小时写作。”但是，这个希望常常落空。真有闲暇，那就是因病住到医院里去了。
１９８０年，是曹禺出国访问最多的一年。他接连去了瑞士、英国、法国和美国。以７０高龄，远渡重洋，的确是一件苦差事；但是，国外热情而友好地邀请，又使他盛情难却。
英国是他早就盼望去的国家，那是莎士比亚的故乡，的确对他具有一种诱惑力。在他心目中，伦敦以及整个英伦三岛，还是狄更斯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沉沉的雾，阴冷的角落。４月１３日抵达伦敦，一下飞机，天气却是格外晴朗，街道是那么安静，那么井然有序，她既古老又焕发着青春。在伦敦停留的日子里，得知这个古老的城市经过一番认真改造，不但伦敦的雾少了，连泰晤士河的污染也治理好了。所有的建筑都重新洗刷粉饰过，外出散步，犹如置身在一个大花园里。他曾和一群孩子在一起看了柯勒律支的《老航海者》。他小时候就读过这首长诗，特别喜欢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孩子们请他吃巧克力，在一起欢笑，使他童心焕发，忘却自己是一位老人。最使他高兴的是得以欣赏萧伯纳的歌剧《卖花女》和易卜生的《野鸭》的演出。英国的剧院经常上演世界著名的剧作，他惊叹英国戏剧艺术的高超和精湛。
他终于来到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福。这个世界闻名的市镇，位于艾汶河畔，有茴香盛开的水滩，有遍生的樱草和紫罗兰，馥郁的金银花，美丽的野蔷薇，这是一个迷人的地方。他参观了莎士比亚故居和纪念馆，还观看了《奥赛罗》的演出。曹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