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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了，总是怀旧的。前些年，他曾和李玉茹回到天津，也曾去找过他的旧居。但是，却没有找到。这次，可能是因为房子经过了粉刷，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竟很快找到了。他的旧居原来在天津意租界二马路２８号，现在改为河东区民主道２３号。当他发现了旧居时，他兴奋极了：“就是它，就在这里。”久远的记忆，突然清晰地出现在眼前了，他像孩子那样抑制不住喜悦。他的眼睛分外明亮，他的话像打开闸门一样倾泄出来。他指着马路旁边的楼房说：“不错，绝对不会错的，这一家姓萧，那一家姓陈，我真像是在做梦一样啊！”
走进２３号院内，是一座三层楼房。他说：“这是我家最先有的一幢房，后来租给一家公司了。”走进楼里，他还有些儿时的印象：“这是大客厅，那边是小客厅。那时我很小，姐姐也住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她教我识字块的。还有表哥刘其珂，他在这里住过。”他进到原先的大客厅里说：“在那时看，这间客厅大极了，现在看来很小。那时觉得大得不得了，真奇怪啊！”
看来，他不愿意在这里久留。这里还不是他最怀念的地方。他回到街上，指着马路斜对过的一座楼房说：“啊，那就是韩诗桁的家。”在２３号门口，他说：“就在这个地方，我小时候，这里排着一溜儿人力车，天津人叫脚皮啊，不要问价钱，上去就坐。”他又指着２３号右边的一个很精致的楼房说：“看，这就是周金子的家，周金子是个妓女，忘记了是个什么阔老爷，花了一万块钱，把她买来作姨太太，这个小洋楼就是专门为她盖的。为什么叫金子，一万块钱，太贵重了，像金子一样。那时，我们都想看看她是个什么样子，她不大出来，偶尔，夏天她洗了澡出来，在平台上晃一晃。长得很美哟，不俗气，不是大红大绿，像个神仙似的，很文雅的样子。真奇怪啊！她住的这个房子一点也没有变。”
这时，不是别人来搀扶着他，而是他带着大家朝一个胡同口走去，神采奕奕，滔滔不绝地讲着：“就是在这个胡同口，经常看到农民，逃难的灾民一头儿挑着锅，一头儿挑着孩子。晚上，叫得很惨很惨啊！段妈就给我讲她们家乡的悲惨的故事。“这是个死胡同，里边的一个小楼才是我住得最久的地方。”隐藏在胡同里的一座两层小洋房出现在眼前了。他走得很快，还没进去，就指着楼下的一个窗子说：“这就是我搁东西的地方，绝对不会错的。”
平时，我到他北京的家里，见到他，有时感到他行动迟缓，十分疲倦，说话长了，就有时忘记了说到哪里。一副老态。可是，现在他好像变了一个人，连他上台阶都不要低头，好像凭着他的感觉就一阶一阶地踏上去。几十年过去了，依然是那么熟悉，这使我格外惊讶！人的童年的记忆，真是都刻在神经里了。
一进楼门，里边黑漆漆、阴沉沉的。我似乎感到当年这座楼里的抑压和郁闷。楼道的光线太暗了，墙壁，烟熏火燎都变得乌黑了。两边堆放着杂物，显然住的不只一家，破旧不堪。此刻，我心中掠过一阵淡淡的悲哀。
曹禺指着一间房子说：“这是我的书房，还有一个小书童伴着我，真是奇怪呀！我就住在这里，翻译莫泊桑的小说，读易卜生，读《红楼梦》，看闲书，都是在这里。上高中时，也在这里温习功课。”
好像许多记忆一下都涌来了，也分不清时间顺序。他的回忆跳跃性很大，忽而说到这个，忽而又跳到另外一个片断。他突然对我说：“你上次说到沈敏基办的讲习班，那是国共合办的，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就在这里填的表。还在这里学英文打字，读四书五经，有好多老师教过我。
“还有一个姓王的小朋友，外号叫王傻子，人非常忠厚，我们一起读书。不是念《三字经》、《百家姓》，姐姐都教过我了。那时，已经是五四运动了，读《左传》、《春秋》，还有《鲁滨逊飘流记》。这个小客厅，教我的还有一个大方先生，他还教过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他第一次就给我讲他写的《项羽论》，我记得第一句的四个字：‘叱咤风云’，讲起来摇头摆尾。我记得他住在法租界，好玩古钱，几个姨太太哟，人很古怪，他冬天是永远不生火的。”
房主人把他让进原来他家的小客厅里。一进去就说：“这个房子没有变化。”他用手杖指点着，“这里放着沙发，这儿是书桌，还有一张床。真奇怪，过去的事情竟然记得这么清楚。“这个小客厅，有一件事忘不了。有一个李补耕哟，他一来就到这里，穿着长袍马褂，等着父亲下楼来见他。父亲从楼上慢腾腾地走下来，也是摆着架子。他一见父亲就磕头、跪拜。我父亲也不客气。这个人靠我父亲当了县知事，捞了不少钱啊！后来，他再来就和我父亲对着抽鸦片烟，他的夫人和我母亲对着抽鸦片。
“那时，真是乌烟瘴气哟，哥哥在楼下抽，”他用手杖指着楼顶天花板，“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那间大客厅，北洋军阀的大政客黄郛来过，还有黎元洪的姨太太也到这里来过，周七猴也来过。你知道，就是我父亲的那个《杂货铺》呵，都是在那里写的。
“记得小的时候，很害怕，就在楼上搭一个床，我父亲很喜欢我。我１５岁的时候，他还背着我。他高兴的时候，就背着我，在屋里走啊，走啊！
“想起来了，还有一个‘来福’，是一只小狗呵，我和它一起睡，一边玩。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养小动物。一天，它突然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这是对我打击最大的一件事。现在一闭眼就能看见它的长相，不像狮子狗那么好看，黑白狗，非常懂得人性。”在他的语气中有一种伤感。
到二楼去，楼梯的光线更加昏暗。走到楼梯拐弯的地方，他在昏暗中指着旁边说，“这是厕所”。陪同的房客说：“是厕所，您还记得这么清楚。”他说：“我住这座楼时，八九岁了，一切都清楚极了。”他指着左首的一间屋子，“这是我父母的卧室，紧接着的这间，就是那些名士经常来的大客厅，在那里聊天抽鸦片烟”。进到原先他曾住过的一间小客厅里，“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变。我１５岁生疹子，就住在这里，父亲和母亲都不放心。在这里，他们照看比较方便。”他指着墙壁说：“就在这里搭了床，病了一年，出疹子，身体很弱很弱。”
他指着屋外通向平台的一个厅堂说：“那边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我最怕吃饭，父亲就在那里发脾气，骂大街。”一时间，那种可怕的场面，那种坟墓般的寂静和沉闷的空气，好像弥漫在周围，感到异常的憋闷。
在厅堂通向平台的门口站住了，他指着门说：“到了过年的时候，把它挡起来，供上什么牌位，祭品，香烛。”在幽暗中好像飘来香烛燃烧的气息，他靶立在那里沉思了片刻。又领我到平台上，望着前面的楼房，又数说起来：“这个楼房是姓王的，非常有钱，是他们自己盖起来的。那个房子不认识。你看，这就是王傻子的家，他父亲是个买办，王傻子到这里来读书，不要他的钱，送两袋棒子渣给老师。这个人很可爱，一块演戏，文戏武戏都演哟！一起玩，在院子里。我和他一起乘电车去看电影，无声电影，记得还看连台本的电影，惊险片，呵，是《马瑞匹克弗》，在光明电影院，就在惠中饭店附近。那时还没有惠中饭店，也没有劝业场。”几次讲起他儿时的朋皮，都给他带来美好的回忆。
又回厅堂里，指着左首的一个门说：“这是放东西的地方，放着好多箱子，放着火腿，一打开，就是一股霉味。”忽然他又转到另外一个人物：“我跟你讲过一个人，叫陈贵的，非常有才。画，画得好。画释迦牟尼，画观世音菩萨，常常有人求他。父亲很尊重他。他就把门关起来慢慢地画，谁也不能进去的。”他提到的这些人物，一个一个地都成了古人，还牵动着他的思绪。他对他们的印象，也许在他的剧作中还能找到，或可能听到他们灵魂的叹息声。
我陪着他，不愿打断他的思路，更不想向他提出问题，我也不愿意别人打断他。任他在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记忆中漫游驰骋，任他侃侃而谈。对于一个老人，对于一个他生活于此，并且用他激扬的想象再创造了的地方，他能这样尽情地回顾，是太难得了。当时，我就想，如果在这里，他能住上几天，任他去想想往事，他能在生活的回顾中，重新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心灵的隐秘，发现历史。
又回到马路上，看样子他不舍得离去。此时此刻，我好像更懂得了他，更理解他的心情。要不是日程安排得这么紧张，我宁愿在这里陪伴着他。那怕只是沉默着，守候在这里，让他多看看，多想想他的一生，想一想他的创作，该是怎样地珍贵啊！
我回顾着隐藏在胡同深处的这座普普通通的小楼，我也感到人生的奇妙了：就在这里曾经怎样铸造了一个被抑压的苦闷的灵魂，又怎样掀起他心中的雷雨！多么普通而奇怪的小楼，多么普通而又奇妙的人生！就是在这里诞生了我眼前这样一个蜚声世界的老人！
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胡同口，抑或在小楼前面，挂上一块普通的牌子：“曹禺旧居”。那怕把他曾经住过的卧室辟出来，变成一个小小的展览室，放上他的著作、手稿，他曾经读过的书，让人们记得，这里，曾经诞生了一个走向世界的剧作家，一个曾经激动着几代人心灵的剧作家。这可能给这个商业城市增添不少文化的气息。
汽车在鞍山路上缓缓地行驶着。我和他坐在后排，他望着车窗外的景物，记忆的闸门又打开了。他说：“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有几个月，大约是春天，我坚持长跑。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一股劲头，是不是沿着这条路，记不大清楚了。跑到法国桥，向塘沽方向跑，跑到一个俄国花园再折回来，有几十里路啊！开始，跑不到１里的路程就坚持不下去了，就没有力量了，这就是所说的运动极限吧！”我听他讲过几次了，他又这么讲。我也不想打断他，人生中影响最深的事，总是不断地被回味被咀嚼。“但是，慢慢咬牙坚持，越过那个极限，就跑得轻松起来，这是非常奇怪的。这是一种从来没有的体会，一种人生的体会。坚持这么一下就度过难关了。”我想，这段长跑的经历，对他的一生都是重要的，起着一种深远的影响。人在青年时代获得的一次珍贵的人生经验，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为一种持久的人生动力的源泉。对他来说，每写一部剧作，都是一次长跑，也是要咬紧牙关，越过“极限”而完成的。而７５年来，又多像是一次人生的马拉松啊！就这样，在他的生命的征途上，一次又一次超越着自己，超越着伙伴，超越着令人难熬的极限，树立起一座座丰碑。他在重新咀嚼着这人生的体会，使我感到他仍然有着一种内在的坚韧的生命力量。他还要在生命的征途上创造他的奇迹。
“噢，你看这是南市吧！”汽车正经过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剧场，我惊异于他的识辨力。“这一带就是三不管，侯家后，妓女院，落子馆，土药店都在这里。当初，我就是在这些地方调查的。”他沉默了片刻，突然对我说：“有一件事，奇怪极了，我还没有对你讲过。我正要写《日出》，忽然接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长，有１８页，署名‘筠’。清秀的笔迹，是个女孩子写的。在信中表达她看过《雷雨》之后，对一个作家的敬爱之情，还谈了《雷雨》的观后感。但是，她不要回信，还说，‘你不要找我，我以后也不准备再写信给你’。后来，我就把‘筠’这个名字用到陈白露身上。”他轻轻叹息了一声，“人生有很多事是很奇妙的啊！如果这个女孩子还活着，大概也有７０岁了！”随后，就是很长时间的沉默，大概他又陷入对人生奇妙的思索之中。
车子兜了许多弯子，才开进天纬路，去找他原来曾经任教过的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旧址，现在是天津美术学院。
美术学院的人，早就在那里迎候了。他很想再看看他过去住过的那间房子。他对这里就不像对他的旧居那样熟悉了。但是，他对他曾经在那间写出《财狂》、《日出》的房子，却怀着深深的依恋和思念。
到了一座小楼，里边挺阔气的，他摇着头说：“这里不大像，我记得我住的房子很小，在楼上，一间一间的，住的都是教师。房间里的摆设简单极了，一个平板床，一把椅子，一个书桌。李霁野先生最熟悉了，他和我住在一起。”有人说，他住过的那座楼已经拆了一半了，“霁野的夫人，是我的学生。霁野是我的前辈啊：比我大十岁，他非常之用功，平时不大说话。”他转过头来特意叮嘱我：“霁野先生厚道极了，你见到他，务必代我问候！”
“虽然，在这里教书，但要写东西，有时还去北京。只记得有很多系，还有家政系，那时可能是孙家琇的姐姐担任系主任，我接触不多。我有时回家去看望母亲，但都住在这里。那时教英文，教点《圣经》文学，讲英国文学史，觉得应该讲它，也教莎士比亚，教西洋小说史。还教点法文，从字母讲起。什么都敢教，那时候年轻胆大，什么都敢讲。”
他对我说：“还有一件事，《日出》中的夯歌，是我把工人请来，就在师范学院里，我请陆以循来记录，工人唱着，他记录下来，加以整理谱写出来的。”谈起这些往事，可以看出他的兴奋的心情，那正是他创造力最活跃的时代。在从清华回到天津的两年的时间里，正是他和张彭春一起合作达到最火热的时候。改编《财狂》，演出《财狂》，改编《新村正》，演出《新村正》，创作《日出》，他全部精力都放在教学和艺术创作上。那是他的黄金时代。
这里，要补叙一下。就在这次重返天津之前的一个多月，我曾陪同他一起重访清华大学，他也是那么兴致勃勃。那天是阴天，闷热得很，气压很低，在屋里，得不停地摇着扇子。他在家里打着赤膊。但是，他还是要去，他的夫人李玉茹陪伴着他。
车子开到清华图书馆前停了下来，一下车看到黄色的墙壁上布满了翠绿的爬山虎，“想不到这么漂亮，这可是过去没有的。”他对这座图书馆充满了感情，他久久地望着，徘徊着。是啊！在他写出《雷雨》的这座楼里，曾经度过多少难忘的日子！
在图书馆负责人的陪同下，他径直走到楼上那间写作《雷雨》的阅览室去。不要别人引领，他熟悉得很。一进大厅，他就高兴地说：“就是这里，还是当年那个老样子。”他指一个阅览长桌说：“对，我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时不是这样的桌子。我一来这里，就坐到这个位上。”
“不知道废了多少稿子，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我就跑到外边，躺在草地上，仰望着天空，看着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空。”他一边说着就坐下来，找来一张纸，对大家模仿着当年的写作情景，把人物、分幕的提纲，写了下来，仿佛说，过去就是这么写的。
他对图书馆的负责人说：“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原谅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待我太好了。他提供给我各种书籍资料，还允许我在闭馆之后还呆在这里写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我当时，就是想写出来，我从未想到过发表，也没有想到过演出。”
清华大礼堂也是他怀念的地方，他特地引着我去看看。礼堂前的草坪葱绿喜人，礼堂依然像过去那样巍峨壮丽，他说：“一到这里，就想起许多往事来了。”空荡荡的礼堂，一进来，就显得格外凉爽。他指着礼堂后面的楼上说：“你看这上边，我们就在那儿练习，我吹巴松管哟，乐队排练也在这上边。不知是个什么道理，那一阵那么迷恋音乐；可惜，我没有坚持下去。”
我们坐下来，一个大礼堂里就三五个人。我曾读过《清华大学校史》，就是曹禺在校期间，这里曾经有过许多次爱国的斗争。这礼堂，就是历史的见证。我好像听到当年在这里的集会所发出的正义和真理的声音。沉思了片刻，忽然，他又讲起来：“‘九·一八’之后，有一个美国牧师从东北来，他在这里讲演。噢，就在这个舞台上。他说，我从东北来，中国的军队是不行的，日本军队很厉害，中国人不能抵抗。他们一来，嘟，嘟嘟嘟……就把你们扫射了，消灭了。他鼓吹投降日本。这时，有一个中文系的学生，他叫王香毓，一个山东人，大个头，突然站起来质问他：‘是谁叫你来的，来这里放屁。你他妈的和日本人穿连裆裤，你给我滚下去！’曹禺说着也站起来了，好像那个激烈的斗争就在眼前。他把拳头伸出去，‘这时同学们都站起来，冲着这个牧师吼叫着，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