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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员个人经验中没有经历过的东西,它不在这个人的智慧范畴之内。这种例子也同样适用于日本队的主教练加茂周,如果他不那么快地换下那个日本籍巴西人,至少不会有盯防洛佩斯的李敏成放心大胆地攻进前场并且射入致胜的一球。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和中国对垒,加茂周肯定不会如此调整,但对韩国,加茂周缺乏胜利的准备,这个缺乏是致命的,它最终导致了一次逆转。车范根在世界杯赛场上肯定也要犯类似的错误,但面对亚洲同类,车范根知道胜之战法败之战法。都是因为韩国球员韩国教练经历了连续三次进军决赛的路程,积累了丰富的大赛经验,这也是韩国足球近年来停滞不前却依然能打遍亚洲的根本原因。说到一种信心决心和拼争的勇气,都要有这些宝贵的经验做为后盾才体现得出来。中国战伊朗不能说球员没有拼争的勇气和取胜的决心,但经验的欠缺会造成心态的失衡,被逆转就变得顺理成章。思想政治工作在这里不起作用,宣誓和唱国歌同样不解决问题。
回忆高丰文的两个黑色三分钟,也是同样的问题制约了中国教练的发挥。领先之后的高丰文没能把换人转成胜局,反倒造成意外失球。看上去是董礼强盲目带球进攻反被进攻,更深层的东西是高丰文没有把自己的方针以最坚决最明确的方式传达给球员。在高丰文那里,必胜的信心和决心都有了,唯独没有取胜的详细战略。高丰文知道防守,但没有搞通防守和进攻的相对关系,球场上出现的局面和这一回对伊朗一样,攻的攻守的守形成了中场真空。于是我们说有了这些教训,戚务生为什么没有汲取,都说聪明人不犯同样的错误,为什么戚务生亚洲杯犯,世界杯外围赛还要犯。我的结论和前边的相同:戚务生不是贝肯鲍尔也不是车范根。戚务生只是在中国的足球竞争中缓慢浮出的继承者,他只继承了他的中国前辈留给他的遗产,但都只是一些失败的遗产,这些遗产他尚需要时间去消化,根本没有可能去吸取外国人的精华。多年来的个体经验在中国足球的大环境里已经形成不可更改的模式,任何新鲜的东西都会成为他执教的敌人。戚务生也想接受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亚洲杯期间的“压迫式”打法,比如说对伊朗和卡塔尔时的“451”阵型,但足球思想已经固定了的中国教头还很难理解这些东西对中国国家队的意义,他只是看到了别人使用这些东西的威力。看过和干过毕竟是两码事,德国人压迫对方是因为球员有这种能力,我们压迫对方只能压上去压不回来;英国人的“451”是因为有希勒这种强力中锋有谢林汉姆加斯科因麦克马纳曼因斯这种强有力的中场,我们的“451”只有田径选手黎兵和绿茵场上的病人郝海东彭伟国和光会受伤的于根伟姚夏。戚务生比起他的几位前任既幸运又不幸。他正赶上中国足球开始职业化,这给他提供了开阔眼界的机会。他的不幸在于过分相信自己的经验,从筛选球员到设计战术都能看到戚务生的这种不幸,他注定要成为现代足球的落伍者。
有人说如果国家队打好了,就证明戚务生是好教练。
这是当然,足球讲究胜负,赢家当然是称职的。我想说的是戚务生能打出几场好球,但他仍旧没能力带着中国队冲进法兰西。换一种说法,以中国足球现在的模样,既便冲进世界杯又能怎么样呢?高丰文曾经冲进了奥运会,但小组赛一球没进只顾着从自家球门里拣球,最后被组委会评价成“最没有进取精神的球队”。你能指望戚务生比高丰文更有进取精神吗?高丰文得到了高层次比赛的宝贵经验,但高丰文没能很好地总结,他只记住了“冲出亚洲”是一项功绩,接下去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输球,于是经验反倒成了包袱。戚务生当球员时据说是好球员,但那时的好球员只能在更低的水平上竞争。一个时代的思想使那一代人对外部世界采取了天然的敌视态度,戚务生在执教国家队之初连科学这个词甚至也很轻蔑,他终于开始注意科学的时候,国家队已经在亚洲杯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种进步按足球自身的要求来看是不允许的,因为世界杯四年一次,它不允许一个主教练的进步用失去出线权作为交换,这对球迷和球员都不公平,形同谋财害命。日本队的主教练加茂周在日本战平哈萨克斯坦之后的几小时之内就被解职,而且就在阿拉木图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卡塔尔0:3败给伊朗,卡塔尔足协也马上解除了邦弗雷雷的职务。唯独中国足球在戚务生负伊朗平卡塔尔之后依旧由戚务生指挥余下的比赛。虽然谁都看出戚务生已经乱了方寸,几乎丧失了冷静思考的能力。这的确有些不可恩议,但如果我们了解中国教练队伍的现状,便可以明白中国足协属不得已而为之,至于此前中国足协为何不聘请高水平外籍教练,应该是另外的话题,在这里我只想说明大赛开战之际撤换戚务生只能是自取其辱。
在中国足坛,活跃在甲A甲B和乙级联赛之中的中国教练很多,但让中国球迷熟知的也就几个至多十几个。
迟尚斌、金志扬、刘国江、殷铁生、徐根宝、余东风、贾秀全、蔺新江、胡之刚、严德俊、杨玉敏、唐鹏举、陈亦明、岳永荣,还有一位在大连万达的后备队伍中执教的李应发,这些人大约是中国现役教头中的佼佼者了。历数之下,还真的很难找出比戚务生更有资格带领国家队的人了。所有国字号的教头全是别人的手下败将,还有谁敢说比戚务生更强?如果说有,那就是半赋闲的李应发,但李应发最辉煌的时期也没有得到过决策者的青睬,如今退居二线,更相当于隐居山林了。迟尚斌在日本生活了多年,还带过球队,相比较而言见过一些世面也有了更丰富的人生阅历,问题是日本足球的水平同样并不很高,日本的教练水平甚至比它的职业联赛还要低。迄今为止日本队给人的深刻印象还是由荷兰人奥夫特执教时形成的,轮到日本人执教,这支国家队的战斗力便在重大比赛中被削弱了许多。迟尚斌还未能成为日本职业联赛的教头,他还没机会同更高层次的对手较量。因此迟尚斌的学识可能超过了戚务生,但实战经验却只能在戚务生之下。换成迟尚斌执教中国国家队,或许能带来一些朝气,但同样不会改变国家队的面貌。
金志扬和李应发都去过德国,虽然时间很短但都学到了些先进的东西。李应发很幸运,他有机会把学习到的东西应用到实战中,于是有了横扫中国足坛的辽宁队。金志扬则一直憋了许多年才有机会带队打仗,北京队虽说水平起伏不定,但金志扬的执教能力还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问题是金志扬用在国安队身上的那一套并不见得同样适合国家队,打甲A的大起大落肯定不允许在国家队身上重现,这表明金志扬还没有消化他在短时期里学到的先进思想,国家队终归不是试验田。
还有徐根宝,他的足球理论说来说去其实非常陈旧,什么两头对话抢逼围,都不是现代足球的命题,都是一些被实践淘汰了的东西,只是因为中国足球一直散、懒、慢,才使徐根宝石破天惊了一回。如今徐根宝那一套在甲B也没有多大的威力,更不用说遇着亚洲诸强了。
刘国江在中国被称为儒帅,他的确把八一队和青岛队搞得让人刮目相看;刘国江很看重足球理论的研究,也注重按足球自身的规律去指挥球队,但刘国江缺乏的东西也是致命的,他没有大赛的经验更没有统帅高水平球队的实践,他有些像米卢蒂诺维奇,善于把一支杂牌军带成一支正规军。但还显不出更强劲的实力。至于其他的中国教练,值得人们信任的东西更少,没有哪一个具备了比戚务生更多的优势。
戚务生将执教到预选赛结束,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
可恨的是从亚洲杯到外围赛,从奥运会外围赛到世界杯外围赛,中间隔了如此之久,中国足球没有丝毫聘请高水平外教的意向,他们让力不从心的戚务生硬撑着,死马当活马医,把亿万球迷的呼声当作耳旁风,又无端地断送了四年宝贵的时间,也冷酷地耗掉了球员和球迷四岁的生命。
08 1997年9月26日 卡塔尔多哈
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仅限于足球,它曾经给高丰文制造了一个“黑色三分钟”,把中国队迈进罗马的一只脚踢断了。再一次关注这个国家是1939年的海湾战争,它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共同对抗伊拉克,还派军队和飞机帮着沙特人一块巡逻。第三回注意卡塔尔已经到了1997年夏天,它和中国国家队分在了同一小组,中国足球圈里的人都管叫“西亚联盟”,未等开战就为撤退打了埋伏。这是中国足球界多年来的习惯干法儿,球迷已经不再上当了。
卡塔尔国,位于波斯湾南岸的卡塔尔半岛上,国土面积11000平方千米,相当于中国的天津市那么大,比大连市还要小大约1500平方千米。总人口37。1万,比大连的金州区要少十几万人,和大连市中山区大致相当。
它的首都多哈占去了全国人口的一半还多,但也就是19万多一些。卡塔尔和别的中东国家一样都靠石油发了大财,富裕过了头难免有些懒,它的球员踢球顶多能跑70分钟。就是这样一支球队和中国国家足球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且中国教练还不停吓唬自己的球员,说卡塔尔实力并不弱,首战科威特失利是发挥失常。中国教练让伊朗人吓糊涂了,已经失去了判断能力,倒是卡塔尔人张口闭口战胜中国队,弄得中国球迷很丢脸,输赢不论至少不能让人吓死。中国记者还告诉国人,天气太热了,中国球员适应不了。
比赛就是在这种悲观的情绪下开始的。
中国的东北在这种时候非常凉爽,坐屋子里看电视是一宗很慢意的事,但看中国队踢球就另当别论了。卡塔尔入球时我难以相信是真的,但重放的慢镜头让一个老球迷羞愧之极。卡塔尔的14号面对范志毅将皮球一捅,然后从中国足球先生的右边插进去。中国足球先生让对手用最古老的方式突破了。“人球分过”在我们所看过的几百场比赛中也不多见,但中国队替卡塔尔人完成了一次典型战例。区楚良这时候已经傻了,他呈影片定格状站立,卡塔尔的球员射了一脚速度不快的地滚球,区楚良在皮球入网的空隙完成了一次舞台亮相:飞身横跃,比杂技演员还要优美。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应该有怎样的心情,光是觉得头涨得发晕。这时候妻子说:“我知道球迷为什么要砸电视了,我们也砸吧!”我说:“砸吧!”我依旧盯着电视屏幕。“还是不砸吧,咱们没有多余的钱再买。”妻子说。我让自己放松些,我放松的方法是对着球场骂人。“我给你找几件不值钱的东西吧。”妻子又说。这时候我笑起来,我觉得自己看球的时候就丧失理智,只有比赛完了才能平心静气。用不着提醒自己是干什么的,你只是一个普通球迷,球迷看球总是投入全部热情并且要宣泄自己的情绪,否则,十个球迷至少能憋死九个。
卡塔尔比我想象的还要臭,他们本来可以至少赢中国队两个球,但他们就是进不了球。区楚良本来有点缩头缩脑,但卡塔尔的前锋更加缩头缩脑。他们一次一次浪费了机会,最终让中国队拿到了1分。对交战双方来说,各拿一分都很羞辱,而中国队更加让球迷生气。每个人都看出卡塔尔不堪一击,中国队自己军无斗志。幸亏卡塔尔进球的时间稍早,否则中国队真的要1分也拿不着了。
其实输球也没什么,让人不能忍受的是我们的球员在球场上没有求胜欲望。说天气热,这的确不是理由。
足球比赛从来都不能计较外部环境,这也不适应那也不适应最好不要当球员,最好不要打比赛。适应与不适应都是相对的,关键在于球队的自身调整。对卡塔尔的比赛很明显看出我们的球队事先就把自己固定在“天气太热”这个事实上,因而光想着保存体力,放任卡塔尔狂攻不止。如果说对伊朗的比赛中国队有些盲目乐观或者狂妄冒进,这场比赛则是自缚手足不敢言胜。两场比赛中国队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它表明了中国教练班子对球员对自己的信心发生了巨大的动摇。这比什么都可怕。
下半场中国队换上了彭伟国和郝海东,场上的局面有所改观。已经被逼到悬崖边缘的中国队开始了并不十分统一的反击,马明宇的左路传中给郝海东创造了一个并不十分好的机会,但卡塔尔的防守太臭,他们让中国的10号从自己的头顶上先顶到了皮球。进球之后中国队马上放慢了节奏,又恢复了不死不活的老样子。接下去的比赛中国队时而进攻时而让卡塔尔人直扑龙门。终场哨响了,中国队十分幸运地得到了一分,也非常丢脸地得到了一分。
对于一个中国球迷,我宁愿接受中国首战伊朗的痛苦,也不愿意看到次战卡塔尔的一分。后一场对人的自尊心打击太大了,不知道中国球员怎么想,他们真的就甘心这样不明不白就被播出最后的决胜吗?
卡塔尔在骂他们的外籍主教练邦弗雷雷。阿拉伯人总是这样不讲道理,邦弗雷雷没有犯什么错误,只是卡塔尔球员太臭,这支球队实在没理由取得好成绩,但卡塔尔人财大气粗,他们养成了怨天尤人的坏习惯,输了就骂外教,然后换帅转移矛盾。中国队却不太相同,球员并不差,几乎每一个球员都有能力在任何一支亚洲国家队的首选阵容里立足,我们的问题和卡塔尔完全相反,主教练的能力太差了,正是这种教练把一群狼带成了一群羊。1997年的中国教练格外差,因而最好的一支球队滑落成了一支二流的甚至三流的亚洲豆腐军,这种军队正在失去它本身潜在的战斗力……接下去在日本的东京,韩国队最后时刻由李敏成禁区外的一脚远射把日本队踢到了地狱门口。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两支队伍都表现出了高昂的斗志和取胜的愿望。日本队攻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球,那个人球的美妙不输给任何一次大赛所评出的最佳人球。韩国人攻进的两个球并不很精彩,但取得了宝贵的3分。这场胜利对于目韩两国的足球来说都有无法言说的象征意味,韩国凭着这场胜利告诉日本人,韩国依旧是老大,日本人则因为失败而失去了超越韩国的口实。作为看客,我对两支球队都产生了敬意,我不愿意任何一支球队是输家。看这种比赛的确让人不能平静,你完全被场上的激烈争夺刺激得热血沸腾。日本队输在教练的指挥下,日本的球员都是好样的。韩国人赢在更坚强的斗志上,胜在“不胜勿如死”的义无反顾上,于是进攻是否完美,人球是否最佳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一定要攻破你的大门。在这种比赛中,任何一方的失败都会使旁观者深感可惜,而任何一方的胜利也会让旁观者惊叹,足球的魅力和它的残忍也只有在这种比赛中才充分地展示出来。
09 劫数戚务生
我来大连已经几天了,但一直无法进行对万达的采访。我不是专业的新闻记者,也不是那种会写报告文学的文人,我不知道采访究竟要以怎样的方式开始和结束,因此我有些烦躁,我甚至认为大连之行是多此一举。我以为大连万达只是中国足球的一部分,它的成功只能是中国足球内部的事情,它不能表明中国足球因为有了万达就可以在亚洲不败。出版社的想法更实际些,他们希望这本书更趋向于纪实风格,因而了解万达就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这一点上我和出版社的想法相同:通过万达去解剖中国足球。我私下里的想法则偏离了共同的想法:没有万达我们同样可以说明中国足球,万达在我的诉说中绝不会占据特别的位置。中国现代足球存在很多年了,职业化也有了几年的历史,任何一件事情都可能是特别的,因而万达就同样显得平常。
我还是耐住性子翻阅了一些记录万达的文字,我注意到里边缺少有关戚务生的东西。迟尚斌有一本《英雄无语》,张宏根和其他教练也都有专门介绍,唯独戚务生带万达的历史是空白。当然,那时的万达还只是大连队,曾经“星海”、曾经“华录”,直到1994年才演变成了万达。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大连队具备了半职业性质,它第一年拿冠军,第二年丢了冠军,第三年再夺回了冠军,第四年已经成为中国职业联赛的不败之师。
如果我的记忆没出大差错,戚务生接手大连队之后有一个和朱元璋相近的战略方针:“广积粮缓称王”。
戚务生很重视给万达打一个坚实的基座,在几年之后才冲击甲级联赛冠军。后来戚务生就接了国家队主帅的帅印,一直到1997年的世界杯外围赛。应该说戚务生是当时的中国教练中最有竞争力的人选,他有过国家队助理教练的经历,和曾教头共同创造了“5.19”的历史。这段历史毫无疑问使戚务生体会了足球运动的双重性格,他比曾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