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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前770年周平王东迁至前453年：三家分晋的春秋时期300余年，王室衰微，各诸侯国竞建常备军。为争夺劳力、土地、兵源及对别国的控制权，战争门趋频繁，较大的战斗约400余次，主要是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战争，也是中国古代战争迅速发展的时期，军队沿袭西周，仍为车步合编，以乘为基本建制单位，每乘战斗人员由25人增至75人，大国兵力由1000乘增至4000乘，进入繁盛的车战时代。由平王东迁至前686年齐桓公图霸中原之战前的85年，战争尚少，约60余次，主要是郑庄公图霸中原的战争，是争霸战争的序幕阶段。战略发展不明显，战术却有新的发展。如北制之战，郑庄公以主力正面迎敌，以—‘部兵力迂回敌后攻击，是战争史上已知的首次见诸文字的运用迂回战术的战例；又如郑抗北戎之战，郑庄公以‘部兵力佯败诱敌，以主力设伏聚歼，是早期诱敌深入的伏击战战例；再如溃Ц鹬剑Ｗ纫宰蟆⒂揖度胝蕉罚嫉兄酰Γ缓笤俳芯度耄腥匣髦芡跏抑芯墙显缭谡绞醴冻胫惺凳┍芫鞯 ⑾热鹾笄康恼嚼Ｓ善牖腹瓢灾詈钪燎�546年弥兵之会的140年，战争最为频繁．约230余次，主要是齐、晋、楚、秦争夺控制中小国家的霸主地位之战，是争霸战争的高潮阶段。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时间相对延长，有时—次战争需在不同地点连续进行若干次战斗方能决定胜负。卓越的军事家开始认识战争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认识智力的重要作用，于是强调以智为先，谋定而战，反映智力与谋略的战略、战术，特别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得到飞速发展，如齐桓公富国强兵、尊土攘夷的国家战略，即在认识战争与民众、政治、经济相互关系基础．卜制订的，是中国占代战略的核心内容；又如晋文公在城濮之战退避三舍，后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是从错综复杂的形势出发。针对名决策者的心理，运用外交手段争取盟友，削弱对手．使战略形势转化为对已有利后再进行决战的著名战略，齐桓公也曾以外交手段配合军事行动。但与晋文公的外交相比较，后者有质的飞跃。后人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较准确地反映了战略战术思想的发展。由实力制胜向谋略制胜转化。是中国古代战争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再如楚庄王“止戈为武”和防骄备战的国防战略思想，晋悼公“三分四军”的疲敌战略，以及晋的联吴制楚，楚的联秦制晋、联越制吴等联盟战略，均为古代战略的新发展。此外。长勺之战的敌疲我打战术，乘丘之战的心理威慑战术，楚灭庸之战的示弱骄敌和分进合击战术，以及鄢陵之战的“塞井夷灶”、“退而击之”，王官之战的“济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等，皆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战术的内容、由弥兵之会至三家分晋的93年，战争渐少，约100余次。中原大国内部夺权斗争日趋激烈，无力向外发动大规模战争，新崛起于东南地区的吴、越，开始向中原扩展，是争霸战争的尾声阶段。两国地处水网地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所以舟师成为重要兵种。吴、楚及吴、越间战争，不少为水上战斗，或水陆联合作战。因舟师初建，故战船分类、编组及战法上受车战影响尚多。吴鲁邾郯攻齐之战，船队曾渡海至山东半岛，可见舰船续航力、耐波性及舟师成员航海技术已达相当水平，可谓中国古代海军。吴楚柏举之战前，吴国大夫伍员曾采用疲敌战略。但已较晋悼公时有较大发展。晋军目的为疲惫楚军，使其无力来争，中心思想是避免主力决战；吴则视疲敌为削弱楚军及诱其失误之手段，目的在于创造战机进行决战，二者有消极与积极之别。笠泽之战，越王勾践采用两翼佯动、诱敌分兵、尔后集中兵力突击吴指挥中枢的战术，是战术上的创新，亦为渡江进攻成功的早期战例。战争实践的发展，促使战争理论发展，出现了系统化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它从军事哲学的高度揭示了克敌制胜的一般战争规律。主要内容有“兵者国之大事”的慎战战争观；以道（政治）为首的“道天地将法”的多因素制胜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料敌定谋先决条件说；“兵者诡道”、“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制胜战略思想；“致人而不致于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争取主动权和强调突然性的战术思想；以及“虚实”、“奇正”、“分合”等等作战原则。《孙子兵法》是世界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古代战争理论名著，对现代战争仍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经过争霸、兼并战争，三家分晋之后，春秋初期的150余国。仅余秦、楚、齐、燕、赵、魏、韩七大强国及鲁、宋、郑、卫、中山、巴蜀、义渠等20余中小国家。由此至秦王朝建立的233年，各国为扩大疆土，战争极为频繁、激烈，史称“战国”。相当规模的作战，共230余次，；主要是大国争取天下统治权的统一战争。杀伤力大的铁兵器及弩，装备于军队；各国先后实行郡县征兵制；丈武分职，军权集中，有了专职军事将领及独立军事指挥系统；军队发展为步、车、骑、水四兵种，战争进入诸兵种合同作战的时代。各国兵力远较春秋为多：大国“带甲百万，车干乘，骑万匹”。战争规模也远较春秋为大：伊阙之战秦军歼灭魏、韩联军24万；济西之战燕军连“下齐城七十余城”；特别是长平之战，秦军歼灭赵军45万。大规模的作战，一般均为全国动员，带有总体战性质。为在频繁、激烈战争中图生存、谋发展，各国竞相延揽军事人才。不少卓越军事家出身于士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注重研究战吏及兵法，有的还写过兵书。因而，战国时期的战争理论及作战指挥艺术，均较前有较大的提高，战争方式亦有很大改进。由三家分晋至公元前414年的40年，战争甚少，仅发生10余次，中原诸国先后整顿内部或进行改革，是战国战争的准备阶段。由最早变法的魏国向外扩张至前370年的“年，较大的作战50余次，魏参加27次，胜20次。在西方夺取了秦河西（今山西、陕西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迫其退守洛水，在北方越赵击灭了中山（今河北中部，参见魏灭中山之战），在东方深入至齐长城之内，在南方攻占厂楚之榆关（今河南中牟南）、大梁（今河南开封）等战略要地，是魏国称雄中原的阶段。魏将吴起的成就，基本上可代表这一时代的战争水平：在战争观上强调“人和”，认为政治上团结是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主张以最少次数的战争达到战争目的，反对穷兵黩武，认为频繁进行战争，即使每战皆胜亦将耗尽国力带来灾难。在战略战术上，强调料敌、应变，因形用权，认为“用兵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尤为突出的是在军队建设方面，创造了由应征人员中选募常备军武卒的制度，入选者免全家赋税并分配土地房屋；按士卒特长进行编队，以利于发挥特长及根据战术需要使用部队；还采用了财物奖赏与荣誉奖励相结合的新方法，以激励士气。河西之战，以“五万之众”，“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吴子·士》），创造了战国时期以少胜多的最早战例，据说“此士之功也”。魏国称雄中原的主要原因。除重用人才，最早改革，：并建立了—支勇敢善战的“武卒”军队外，在战略上与韩、赵结为联盟，亦为重要因素。由于利害矛盾，三晋分裂，齐、秦相继改革、强大，魏成为各国攻击的主要目标。加之魏贵族恃功排他，一些优秀军事人才外流，如吴起奔楚、商鞅投秦等，以前318年浊泽之战为转折，魏霸业开始下滑。由此至前284年济西之战的86年，较大战事88余次，魏参加41次，败33次，而秦参加48次，胜44次，齐参加20次，胜11次，是秦、齐并霸西东的阶段。能代表这一时期战争发展水平的军事家。主要为孙膑、赵雍。孙膑创造了类似现代运筹学中博奕原理的“三驷之法”，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创造厂“围魏救赵”、“减灶诱敌”的著名战法。其主要成就在于：能在战略上正确地选择有利的作战时间和空间，“阴结韩之亲，晚承魏之弊”（《战国策·齐策一》），攻其必救以调动敌军在自己预期的战场作战。在战术上根据敌将的心理素质，因势利导，运用示形、动敌等措施，使其产生错误判断．服从凋动，从而完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赵雍，即赵武灵王，大胆革新，打破禁锢，适应战争发展，学习敌军之长，实施“胡服骑射”，创建了独立的骑兵集团，使战争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发展为步、车、骑合同作战，并使机动性和突然性成为战略战术中的重要因素。济西之战后，齐国失去与秦并立称雄实力，由此至秦始皇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63年，发生交战70余次，秦参加54次，其中进攻别国51次，胜44次，是秦击灭六国、统一中国的阶段。开始时秦尚无长期战略方针，随形势发展变换进攻目标。楚人范睢入秦后，开始执行“远交近攻”、“连横破纵”战略。蕞之战击败合纵攻秦的五国联军，六国再也无法联合。秦始皇执政后，用大臣李斯之谋，加强外交游说、贿赂、离间等策略，分化瓦解各国内部的团结，用以配合武力进攻，从而加速了消灭六国的战争进程，迅速获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大将白起的作战指挥艺术，代表了这一时期战争发展的水平。伊阙之战，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战术歼敌24万；长平之战以佯败诱敌，使其脱离既设阵地，尔后分割包围战术，歼敌45万，创造了先秦战史上最大的歼灭战战例。长平之战反映了战争自身发展概貌，与战国初期相较，兵力多、时间长、战场广、残酷性强。双方阵地正面皆达数十里，交战半年以上，赵军死亡45万，秦军亦伤亡过半。白起的作战指导特点：一是不以攻城夺地为唯一目标，而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的歼灭战思想。二是为达歼灭战目的强调追击战，穷追猛打，较孙武的“穷寇勿追”及商鞅的“大战胜逐北无过十里”（《商君书·战法第十》），显然前进一步。三是重视野战筑垒工事，先诱敌军脱离设垒阵地，再在预期歼敌地区筑垒阻敌，并防其突围。此种以筑垒工事作为进攻辅助手段的作战指导前所未有。同时在作战类型上已出现了野战防御。此外，就整个战国时期战争而言，在激烈的多角斗争中产生的、代表联强击弱及联众击强的“连横”“合纵”战略；即墨之战齐将田单依据民众、民族、军队、将帅心理因素而采取的诱敌行暴、火牛突袭战术等，都超过了春秋。总之，战国时期的战争，在外交、用间运用上，在攻击方向、攻击目标、攻击时间的选择上，在示形、佯动以及心理战的运用上，均已达到较高阶段。源于战争实践、又用于指导战争实践的中国古代军事学出现空前兴盛、繁荣局面。《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兵书专著接连问世，从不同立场和角度论述各自的战争观及战略战术主张。特别是《墨子》之《备城门》十三篇，对守城战术、技术，如城防体系、障碍配系、侦察警戒、守城战具、兵力部署、攻守城战法等，均有具体的论述，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最系统的守城战术、技术专著，此后冷兵器时代的攻守城战法，基本上均源于此。
战争通史 ＇中国＇秦汉时期战争综述
秦和两汉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建立、巩固、发展和强盛时期。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郡县普遍征兵制的实行，大大提高了战争的潜力。有战略预备队性质的中央直辖军的建立；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特别是钢铁兵器的广泛使用和后勤保障能力的提高；步骑兵取代笨重的车兵成为军队的主要兵种，以及水军的发展和大骑兵集团的建立等，使军队机动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大为加强。这时期的战争，较先秦规模更大。投入兵力多，作战地域宽广，持续时间长，更为激烈复杂。战略部署之巧妙，谋略运用之精采，选将用士之高明，大大超过先秦。军事谋略和战争指导艺术都达到很高水平。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完成统一后，为保卫边境和扩大疆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战争。时北方匈奴乘中原战乱，南下攻占了河南（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对秦构成严重威胁。三十二年，秦以将军蒙恬率30万人北击匈奴（参见秦攻匈奴之战），收复了河南。并修筑了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一说今甘肃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及由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到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长1800里的直道，加强了秦对匈奴的防御能力。为向南扩疆拓土，令屠睢等率楼船士50万，采用多路分进合击的战法，南攻百越，占有今五岭以南广大地区。为运兵转饷，还在今广西兴安开凿了灵渠，使秦军由湘江经灵渠进至漓江，顺利进入岭南。
秦王朝急政暴虐，阶级矛盾激化。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参见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战争），从根本上动摇了秦王朝的统治。由于领导人的骄傲和战略指导上的失误，起义军为秦少府章邯军击败，但各地起义军仍不断发展壮大。三年十二月，楚将项羽率军“破釜沉舟”，连续进攻，九战九捷，大败秦军于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参见巨鹿之战），并乘胜追击，军事压力配合政治攻势，迫降秦军主将章邯，取得灭秦战争决定性胜利。楚将刘邦率少数兵力乘隙西进，避实就虚，攻入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秦王朝灭亡（参见项羽、刘邦灭秦之战）。
秦亡后，项羽、刘邦两大政治集团为争夺国家最高统治权，进行了楚汉战争。自汉王刘邦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汉军潜出故道（又称陈仓道，起今陕西宝鸡市东，西南出散关，至今凤县折东南入褒谷，出抵汉中）还定三秦起（参见刘邦还定三秦之战），到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汉军击灭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南，一说今河南鹿邑）止（参见垓下之战），双方投入兵力数十万，战火波及黄、淮流域20余郡。开始，项羽处于优势，取得多次作战胜利。但战略失误，终于失败。刘邦正确运用战略，在萧何、韩信、张良的辅佐下（特别是韩信，对战争的成败起着重要的作用），注意团结各种力量，争取民心，重视招贤纳士，选用人才；建立了稳固的战略后方，保障了兵源和补给。在作战指导上，战略进攻受挫时，适时转为积极防御。正面据险固守；两翼积极进攻，开辟南方和北方战场；袭扰敌后，断其粮道，不断削弱、疲惫楚军。待强弱易势，楚军被迫后撤时，转入战略追击，歼灭楚军主力，取得战争胜利，建立了汉王朝。史称西汉。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即帝位后，为巩固封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立即开始了翦灭异姓诸王的战争。是年十月，亲率大军平定了燕王臧荼，改立卢绾为燕王。从六年至十二年，又接连捕杀丁楚王韩信、梁王彭越，平定了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卢维、代相陈稀等的叛乱。刘邦在削干异姓王后，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同姓王势力渐大，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爆发以吴王濞为首的七王叛乱（参见汉平七国之乱）。太尉周亚夫以梁国据城阻敌，疲惫吴军，主力坚壁不战。待叛军兵疲粮尽撤军时，发起追击，迅速平定了叛乱。此后，诸侯王力量削弱，西汉政权日趋巩固。为保卫国土和开拓疆域，西汉与周边各民族特别是北方的匈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参见西汉与匈奴的战争）。秦末汉初，聚居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匈奴建立了一个有30万骑兵的强国，经常南下掳掠。汉初，国库空虚，军力不足，无力与匈奴争锋，故对匈奴采取和亲和防御战略。武帝时，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政权稳定，特别是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部队，开始全面反击。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刘彻采取集中兵力，主动出击，各个歼敌的战略，组建大骑兵集团，以大纵深迂回、远程奔袭、连续突击等战法，在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将帅的领导下，先后取得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的胜利，迫使匈奴远徙大漠以北苦寒地区。为巩固胜利，在河南、河西（今甘肃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