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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说的是，消费者在消费物品时，每一单位物品对消费者的效用是不同的，它们呈递减关系。无论是饿着肚子的人还是饱食终日的人，第一碗饭给他的效用最大，第二碗饭则没有那么大的效用了，吃到一定程度后，再吃的话，饭给他的效用是负的，即不仅不能给他好处，反而是负担。对买车的人也一样，当他买了第一辆奔驰车时，他感到方便很多，同时有巨大的心理满足感。当他买第二辆奔驰车时，他不能同时用两辆车，这第二辆车给他的方便及满足感会没有第一辆车大。当然第二辆车会体现他的成功，从而增加他的炫耀资本，此时总的效用是增加的，但增加的幅度没有他买第一辆车时增加的幅度大。如果他继续购买车，他想，买了车后，既要雇司机，又要准备停车的车库，同时要防范窃贼的光顾，等等，会感觉到得不偿失。这第三辆车给他带来的效用更低了。
可以这么认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关于人的规律，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H。西蒙提出的关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看法，它们均为关于人的假设。
人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那么将财富从富人那里部分地转移到穷人那里似乎是合理的，此时富人的效用减少了，但减少得不多，但穷人增加的效用则很大。如果一个社会贫富悬殊过大，政府又没有调节好贫富之间的关系，那么革命就有可能发生。
劫富济贫从来就是不合法但被颂扬的行为，因为它增进了大多数人的效用，在政府无力的时候，这是惟一的增进社会总的效用的方式。抢夺富人接济穷人，或者因生活潦倒、无法生存而去抢夺富人的东西以活命，同样增进社会的效用。当然，抢劫穷人的物品来为自己享用是土匪行径，这种行为是可耻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就是多数人通过暴力对少数人的财富进行剥夺和再分配，因此它是一种偏好的表达方式，是非和平的方式，而不像投票那样的和平方式。之所以要采取暴力的方式，是因为，一般情况下，理性的财富拥有者是不会自动地将财富分给穷人的，慈善者除外。
革命：另外一种投票方式革命不同于民主的选举方式和民主化的决策方式，革命是非理性的。如果一个社会有合理地表达人民意愿（或偏好）的程序或方法，那么革命就不会发生。但是正如我们上面说的那样，由于不可能有一种绝对合理的民主决策方式，任何决策方式本身都只是一种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偏好的方法而已。因此，任何社会都不能排除革命的可能。
在民主社会里人民的偏好得到一定程度的表达，发生革命的概率较低。一般情况下，革命不是发生在专制社会里，就是发生在前民主的社会里，前者完全没有表达人民意愿的机会，后者表达人民意愿的机制尚不完善。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存在一个渐进完善的机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化解革命的发生，这样才能避免社会震荡。
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就是震荡式的。专制社会没有人民表达意愿的机会，再加上“家天下”的政治机制不存在“退出”机制，人民只能以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因此，对于社会来说，关键不在于它现在的体制多么不完善、政治架构多么不合理，而在于它是否有一个合理改进的机制，从而使得制度渐进合理。
哈定悲剧
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群体行动的悲剧。这种悲剧是群体的而非个人的，不是个人命运遭受的不公平对待，而是群体在行动过程中所遭受的不可避免的集体性灾难。
什么是悲剧？著名哲学家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描述希腊戏剧时说：“悲剧的本质并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但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生中真实的不幸遭遇才能说明。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剧情才能说明逃避是无用的。”群体行动的悲
剧也是这样：它不是群体偶然性的不幸，而是具有必然性，每个人都意识到这种悲剧，但无法摆脱。
说群体悲剧是群体遭受的难以抗拒的灾难，一定程度上指群体受一个无情法则的支配。一定意义上，这种悲剧是社会的规律造成的——当然我们这里使用规律一词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规律意味着与人的自由相对抗，人绝对不可避免，然而我们在第9章将分析，人类的文化或文明正是对不可抗拒的悲剧的抵抗。
让我们看一下著名的公共资源悲剧问题，即哈定悲剧。该问题是经济学中的经典问题，也是博弈论教科书中必定要讨论的问题。
公共资源悲剧最初由哈定提出。哈定（Garrit Hadin）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The Tragedy of the mons。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将之译成《公共地悲剧》，但哈定那里的the mons不仅仅指公共的土地，而且指公共的水域、空间等等；武汉大学的朱志方教授将The Tragedy of the mons译成《大锅饭悲剧》，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完全切合哈定所表达的意思。将the mons译成“公共资源”似乎更确切些。哈定描述的The Tragedy of the mons，我们可称为哈定悲剧。
哈定举了这样一个具体事例：一群牧民面对向他们开放的草地，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其购养成本，是合算的，尽管因平均草量下降，可能使整个牧区的牛的单位收益下降。每个牧民都可能多增加一头牛，草地将可能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食量，致使所有牧民的牛均饿死。这就是公共资源的悲剧。
对公共资源的悲剧有许多解决办法，哈定说，我们可以将之卖掉，使之成为私有财产；可以作为公共财产保留，但准许进入，这种准许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进行。哈定说，这些意见均合理，也均有可反驳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选择，否则我们就等于认同了公共地的毁灭，我们只能在国家公园里回忆它们。”
哈定说，像公共草地、人口过度增长、武器竞赛这样的困境“没有技术的解决途径”，所谓技术解决途径，是指“仅在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的变化，而很少要求或不要求人类价值或道德观念的转变”。
对公共资源悲剧的防止有两种办法：一是制度上的，即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无论这种权力机构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私人对公共地的拥有即处置便是在使用权力；第二种便是道德约束，道德约束与非中心化的奖惩联系在一起。
在实际中也许可以避免这种悲剧。当悲剧未发生时，如果建立起来一套价值观或者一个中心化的权力机构，这种权力机构可以通过牧牛成本控制数量或采取其他办法控制数量。
中国北方草原荒漠化的问题
据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2001年新年的第一天，北京市和银川市发生沙尘现象，沙尘像雾一样笼罩在这两个城市的上空。生态警钟再次敲响。
河北境内的沙漠直逼北京，河北的怀来县离北京只有60公里！专家预测，如不想出有效办法对沙漠进行治理，过不了多长时间，北京将消失，被沙漠掩盖，像消失的楼兰文明。
土地荒漠化是中国重大的生态问题。中国土地的荒漠化集中在中国的北部，即内蒙、新疆、黑龙江、宁夏等省份。来自北面的风沙侵袭着北京，以至于北京的风沙一年比一年大，1999年发生了两次沙尘暴！
荒漠化的速度呈上升趋势。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土地荒漠化年均扩大1560平方公里；而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年均扩大面积为2100平方公里。目前的扩大速度为每年2460平方公里。这个速度还在增加。
现在普遍的观点是，荒漠化的原因，是由于人类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利用，对土地的利用超过了它的承受能力。在北方，雨水量小，土地上的生态系统脆弱，为了维持人口的过度增长对粮食等的需求，人们对土地的索取呈加速趋势。对土地的“滥垦”、“滥牧”、“滥樵”、“滥采”是土地沙漠化的主要原因。
据调查，在牧区，草原上的牲畜严重超载已成普遍现象，牧区一般超载50％～120％，有的地区达到300％！
发菜是宁夏“四宝”之一的“黑”宝，宁夏的农民为了多赚钱，大规模地采集发菜，以销往南方，以至于当地政府不得不明令禁止这种行为，并将发菜从宁夏“四宝”中去除。而在甘肃挖甘草已成致富之路，据估计每挖10公斤甘草要破坏5。3公顷～7。3公顷的草地。
这与哈定的公共资源悲剧何其相同，其原因就在于环境资源是大家的。
发展经济与对自然的破坏
现在各国都在发展经济，GNP（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GNP是一国富裕程度的指标，或者说是国力强弱的指标，各个国家都在制订促使GNP增长的政策。然而，GNP的增长完全建立在对自然的破坏之上，可以这么说，GNP是对自然破坏的指标。
当然，有很多人不同意我这里的观点。为什么美国那么富裕，而对自然破坏得较少？美国的环境是保护得最好的。其实，这有三个原因：第一，美国的生产或消耗的原料有很大一
部分来自于别国，如石油来自中东，美国GNP的增长建立在他国对自然的破坏之上；第二，美国的产品许多是高科技产品，高科技产品对自然的破坏较轻，但它会加大人类的破坏力量；第三，像美国生产的高科技产品往往难以被自然消解，自然对加工粗糙的产品的消解是容易的，而对用高科技制造出来的精巧的物品消解起来是缓慢的，但这种对自然的破坏不是那样直观，因此常被我们忽略。
可以这么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个人来说是没有选择的自由的。当周边国家进入工业社会，发展机器工业，可以在较短的时间生产出比农业社会更多的物资，并且可以生产出以前没有的东西，试想一想，有哪个国家看到这种情形还会无动于衷？并且重要的是，没有选择发展工业的国家面对周边国家的强盛，它的安全受到威胁，它除了被动地选择进入工业社会，别无其他选择。18世纪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西方国家相继进入工业社会。而远东的中国，在距离上离发生工业革命的西欧较远，直到19世纪中叶才感受到工业革命的冲击——在列强枪炮的攻击下被动地接受工业化。20世纪的中国其实是被动地接受现代化的。在社会发展史上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生产力是最具革命性的力量，它促进生产关系的发展。
我们这里要说的不是历史的发展规律问题，而是要表明：当前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经济、对自然进行破坏，是一个集体行动的悲剧。有读者可能无法理解：发展经济是好事，为什么能和哈定悲剧联系在一起？
发展经济对人类确实是好事，人类总不能生活得与动物世界一样。但问题是，当今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过渡时期，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环境的破坏。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在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格局下，拼命地向自然索取或者说掠夺是现时代的特征。每个竞争者——可以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这样想：我不发展就有可能被淘汰出局。而经济的发展就是对自然的利用——无论这种利用是对自然中原始物的加工还是对中间产品的再加工，其结果都是自然被加速地破坏。这就是自然的生态状况愈来愈恶化的原因，其结果是人类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这也是囚徒困境。
许多人清楚人类目前的这种状况，但谁也没有良药，因为“破坏—发展”是占优策略，每个参与者采取“破坏—发展”成为集体行动的纳什均衡。这就是悲剧：大家都意识到问题所在，但大家都无能为力。
光天化日之下的违法
行为为什么总能成功？人类有许多关于猴子的故事，比如朝三暮四，杀鸡给猴看。其实猴子是没有思维的，它们有一定的群体意识，但没有社会意识，人们关于它们的故事其实是说人自己的。我们这里也讲一个猴子的故事。
在一个笼子里关了一群猴子，主人每过一天就打开笼子抓一只猴子去杀掉。每天主人来时，每个猴子都紧张，它们不敢有任何举动，怕引起主人的注意而被主人选中。当主人把目
光落在其中一只猴子身上时，其余的猴子就希望主人赶快决定。当主人最终作出决定时，没有被选中的猴子非常高兴。那个被选中的猴子拼命反抗，其余猴子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观看，这只猴子被杀掉了。这样的过程日复一日地进行着，最终猴子全部被宰杀掉了。
如果这群猴子群起而攻之，有可能会逃掉。但每只猴子不知道其余的猴子是否会和它一起反抗，它怕自己的反抗会引起主人的注意而被主人选中宰杀掉。
在现实社会中，窃贼在公共场所比如公共汽车上偷东西时，车上的乘客看到了，但不敢吭声。没有被偷的人想，反正被偷的待宰猴群的结局人不是我，我反抗了，我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遭到伤害；而不反抗虽不得益，但也不受损，我何必要反抗呢？这就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偷窃行为为什么总能成功的原因。
窃贼在偷东西时发出这样的信号：如果谁反抗，将殴打谁。乘客想，窃贼的威胁是可信的：因为如果个别乘客反抗，而窃贼不殴打该乘客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乘客抓窃贼，窃贼将有可能被抓，因此窃贼必然欧打反抗的乘客。 乘客的策略及可能的支付为：反抗，有可能被殴打甚至受伤；不反抗，无所得也无所失。这一博弈过程为：
对于乘客来说，窃贼的威胁是可信的，因而乘客的最优策略是“不反抗”；而对于窃贼来说，乘客“不反抗”下的“不殴打”策略为最忧。
这一博弈的结果是，窃贼偷东西时“乘客不反抗，窃贼不敢打”，这是一“子精炼纳什均衡”。
这样一种群体不反抗的结果将使社会风气恶化，偷窃之风盛行。对个体来说，虽然这一次被偷的不是你，但下次你被偷的几率增加了。这使得我们都如同待宰的猴子，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自己。这样，我们每个人的处境比以前更差。
如何从这种困境中摆脱出来？
我们看到，使乘客采取“反抗”策略，而非“不反抗”策略在于加大采取“反抗”策略的获益，而减少不反抗的获益。当“反抗”策略下的获益大于“不反抗”策略下的获益时，乘客就会采取“反抗”的策略。
加大道德宣传，培养人的道德感可以解决这个囚徒困境。增强人的道德观念就是加大“反抗”策略的获益，即：当反抗时，尽管有受伤的可能，但是道德荣誉感或道德满足感将使得乘客的心理有所补偿；而在窃贼行窃时，乘客如果不反抗，他的道德感将使得他为他的行为感到羞耻。上述博弈过程为这样，当小偷偷东西时，尽管乘客认为窃贼的威胁是可信的，但是如果乘客是道德感强的人，那么博弈结果是“乘客反抗，小偷殴打”，从而小偷有可能被抓住，这也是一“子精炼纳什均衡”。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说，如果每个公民都有这样高的道德感，小偷成为过街老鼠，社会将从偷窃之风盛行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并且小偷如果偷窃的话，他知道将会受到道德感强的公民的反抗，即支付函数成为公共知识，他偷窃的收益将很低，他很难再从事偷窃活动了。这使我们看到，此处道德是消除集体行动悲剧的一个良方。
这里，道德的人并不是不理性的，理性的人是计算的人，是对得与失作出充分计算后行动的人。这也是道德存在的科学解释，对此将在下一章作出分析。
博弈论对不合作的博弈结果的预测是令人悲哀的。但是，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道德就是由群体实施的对所谓“非道德”的行为进行非强制性的惩罚机制，而法律及实施法律的国家的形成与改进就是建立一个对所谓“违法行为”实施的中心惩罚机制。这正是下一章要讨论的内容。
囚徒困境的消解与文明
文明和文化是什么，一直是思想家思考的问题。我们无法给文明和文化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我们可以认为，文明及文化均是人类独有的现象。当然我们也在寻找地球外的文明，但是否有天外文明仍然是个谜。
20世纪8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开始在中国流行，他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见解曾迷倒许多莘莘学子。
他认为，文明是对人的本能的压抑，人的历史就是人的本能被压抑的历史。在他看来，人有“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前者称“性本能”或“爱的本能”，后者称“死亡本能”或“破坏本能”。本能的目的是满足，但是如果本能得到完全的满足，则没有了文明。人所追求的目标是各种需要的满足，而文明则是要人彻底抛弃这个目标的。因此在他看来，文明就是对本能的压抑与利用。
而在社会学大师韦伯看来，文明是对人的贪欲的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