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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下河的乡民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只能年复一年地加固圩堤。这种努力有如月宫里的吴刚挥动利斧砍伐桂花树一般，几乎注定了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苦役。高邮宝应一线的沿湖大堤堪称是大运河全程中最伟硕的杰作，也是水来土掩这一朴素思想最经典的造型。如果把某一段大堤沿横断面剖开，你几乎可以看到历史上每一次洪水的痕迹：已经炭化的木桩、人和动物的白骨、沉船的遗骸、远古的祭祀用品、劳动工具、盛饭的瓦罐、石块、瓦砾、土囊，等等。甚至还有其他很难说得出来由的东西，例如成袋的面粉。翻了地方志后才知道，历史上某年发大水时，为了保卫运河大堤，抢险的泥土都没有了，只得把附近面粉店所有的面粉都当土用了，但大堤最后还是没有保住。这些遗骸成功地穿越了漫长的时间隧道，它们是大运河的记忆，千百年的历史就这样被压缩在一堵扁平状态的土层里。时间在这里是凝固的，也是沉默的，但沉默比黄钟大吕更具有耐久的生命力。它们的职能不在于展示本身的物理性能，而在于重现特定的历史情绪。它让人们的心中升起一种对苦难和悲怆的缅怀之情，逝去的岁月就是以这种方式被追问的。但它们无疑又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它们不光带着那个时代的质地和形态，而且还有场景、情感和激烈的精神氛围。你看那一具具白骨，几乎还带着他们殉难时的原始形态，你可以想象那骸骨横陈中的某种秩序——舍生忘死的壮烈、前赴后继的英勇、互相救助的酽酽乡情，等等。这是道德的秩序。还有那辆独轮车的遗骸，也完全是里下河特有的格式，被当地的人们称为“山车”的那种。和普通的独轮车不同，那中间有一道高起的可作隔离亦可作倚恃的“山脊”。现在，它也陈列在大堤横断面的土层里，看起来像是某个隆重场面丢弃的仪仗。在填入大堤之前，它曾经是这一带最能负重的陆路运输工具，而身份又要比普通的“平平车”尊贵，一般只用于负载人和粮食，那些小有田产的土财主出门，大致也就是这种规格。当然，它也肯定曾不止一次地接待过盛装的新娘，在唢呐和彩礼的簇拥下撒下—路迎亲的欢悦。
大运河流过了它生命中最惊险而放荡的青春，也流过了历朝历代那些镇水的铁牛和记载灾难或功业的石碑，现在，它终于流到了淮安。
九清溪馆与清晏园
沿着大运河从南往北或从北往南走，这是一种跨越地理概念也跨越人文风景的旅行。南方和北方——树、土地、风和建筑物，还有阳光、河畔的野花，甚至人们脸上的神态都是如此不同。但这种不同，你只有站在她的一端遥想另一端时才会强烈地感受到。而在行程中，那些微小的转换你几乎很难觉察。这就如同季节的演变，总是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悄悄完成的。所谓“绿肥红瘦”只是一种情绪化的臆想，诗人百无聊赖，自己并不曾去细看。试问，同是杏花春雨，谁能说出它在两个江南小镇里的姿态有什么不同？但是若站远了看，地域的风景还是各有神貌的。南方毕竟是南方，那湿漉漉的青石码头和石拱桥；那划入水乡梦境的乌篷船；那油纸伞上极富音乐美的雨声；那宅基浸在吃水线以下的旧木楼（俗称河房的那种）；那弥漫着诗意的雨巷，青灰色的瓦檐有一种淡淡的惆怅意味；那村妇手臂上编织得很艺术的竹篮，还有竹篮里的芦笋、藕段、菱角和马兰头（关于它有一首很有情致的民歌），所有这些都散发着江南特有的柔婉和温丽，当然也都在精致中略显逼仄。而北方的格局就粗犷多了。北方是枯水季节宽阔得可以跑马的河滩和远方又大又圆的落日；是坦荡无垠的大平原上排列得像哨兵一样的挺拔的白杨树；是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小驴车优哉游哉的散漫情调；是冬日里冰糖葫芦的色彩和煊羊肉、老白干、烤红薯的香气；是坐在简朴而厚实的院落里抽叶子烟的老农的目光（远方是一望无际的澎湃着生命激情的红高粱）。南方和北方，是情致与气概，浪漫与质朴，月明画舫与长城浩歌，小桥流水与俊鹘盘云。大运河就从这风景中流过，她孕育着风景，自己也成为风景的一部分。
如果不满足于这种过于大而化之的划分，我们当然还可以看得更仔细些。于是我们便发现了河——不是大运河，是那几条来自高山峻岭的天然长河。它们才是真正的大师，它们本身的性格、气质，还有色调，如何温情脉脉地濡染了风景，又无可争议地界定了风景。在大运河的行程中，它曾先后与五条大河遭遇，除去首尾两端的钱塘江和海河外，其余的三条大河正好把她裁截成四段色调不同的风景。或者说，在中国的东部地区，每两种地域风景和色调的交界处，恰恰都有一条大河，它们分别是：长江、淮河和黄河。
这中间，最重要的是淮河。法国文艺批评家史达尔夫人认为，一条莱茵河把西欧的文化分割成南北两方。在中国，这条分割南方与北方——政治、文化、人物秉赋和自然风景的河流则是淮河。淮河——秦岭一线是我国气候、土壤与作物的分界线，以此为界，南方的温湿活泼与北方的干冷坚毅形成明显的对比，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仅是一个生物学命题，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哲学命题。哲学论争的背后往往是政治上尔虞我诈的争斗，晏子使楚时的这两句妙语名言，实际上是对急吼吼地要北上称霸的楚国人的一种警告：南方和北方是两码事，你们这些南方佬到了北方未必玩得转。春秋战国是生命、个性、人格的大觉醒时期，这种富于哲学思辨色彩的脱口秀几乎随处可闻，我们且不去说它。人们看得最多的还是历史上南北政治在这里的对峙，战国时期楚国霸权的衰落，首先是以丧失淮河流域的国土为标志的。嗣后的魏蜀吴三国的鼎立争雄，东晋与南朝扼守此线得以苟安，南宋与金一百余年的攻守战和，也都是大致以淮河秦岭为界的。人们往往只知道历史上的“划江为界”，其实不管就政治地理还是文化地理而言，从来都是“划河为界”的。淮河——秦岭一线，从来就是中国南方和北方既互相对峙又互相渗透的敏感区。
大运河与淮河的交会处在淮安。淮安旧称山阳，在一本叫《山阳遗志》的小册子中我看到有这样一段记载：
南来漕船……姻娅眷属咸送至淮，过淮后方作欢而别。凡随船来者，丛集于淮北馆水亭，解囊沽酒以饯北上者，故有清溪馆之名传布南北。
这是多么古典而又令人怀想的送别！在这些南方人的眼中，淮河就相当于自家的门槛，送别亲人，是必定要送到淮河的。他们当中，有的来自锦绣苏杭，有的来自江西湖广，有的甚至来自更远的云贵边陲。千里迢迢地相跟相伴，一路上的风涛之险和颠沛之苦且不去说它，但一旦到了淮安，便只有分手一途了。“数声风笛立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因为过了淮河，就进入北方了。北方，不再有杨花似雪，不再有落红如雨，不再有春江花月和吴姬荡桨。北方是一个男人的世界，那么就让男人自己去闯荡吧。于是，淮水北岸一座小小的酒楼，便成了南方人集体送行的长亭。可以想见，当年的清溪馆曾演绎过多少惜别的缠绵与洒脱。店家的生意总是很好，一拨人去了，一拨人又来了，操着软软的南国方言，带着一路的疲惫和风尘，脚步在码头的石阶上留下湿漉漉的水印。进得店来，临窗处坐下。粗大的手端起酒杯，喝出男人的豪爽；纤细的手端起酒杯，喝出女人的惆怅。作为北上的漕船，被送者大都是艄公纤夫，最高级的也不过是旗丁粮长之类的芝麻官，文化素养不会很高，因此送别时也只是喝几杯酒，把那些一路上不知说过了多少遍的话再说一遍。估计不会有诗文酬唱之类的风雅事，也不会有“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那种闺中怨妇式的情调。但其间类似于孟姜女和王宝钏那样有情有义的女子还是有的。小民百姓的悲喜情怀也一样的真挚动人，当她们挥别亲人转棹南归时，正值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漕运的行期有严格的规定，每年的十二月到次年的一二月间，各地漕船当次第渡淮）。“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南归的行程正伴着悄悄来临的春天的脚步，寒水依痕，春意渐回，航船不经意地撞碎了沉默的薄冰，也撞碎了冬的铠甲。先是河坡上茅草的根部泛出了些许绿意，狗和儿童在上面欢快地打滚；接着是柳枝绽出了毛茸茸的嫩芽，而性急的杏花已抢先开了几朵。一路南行，或细雨轻寒，或花团锦簇，每一程都是一道春的风景。春天是女人的季节，她们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在芬芳和畅的阳春气息中完美地舒展。但一想到北去的亲人，南国的春光便顿时黯淡起来，于是一次又一次地回首北望。北方，季节的脚步正在冬的雪地上蹒跚吧？在这些女人的情感深处，北方是她们永远的忧郁和凋谢。
淮安历来是运河重镇，古老的邗沟就是以此为终点的。“扬州千年繁华景，移向肖湖古渡头。”这是把淮安与扬州比美的诗句。原先，大运河从这里入淮；黄河改道夺淮以后，大运河又从这里入黄。自清代康熙以降，历任的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皆驻节于此。历史上的淮安和淮阴并不怎么分的，当时的总漕驻淮安，总河驻清江浦（淮阴）。两大衙门都是与运河有关的，在当时是淮上的第一等显赫所在。时至今日，人们所能看到的却只有淮安镇淮楼后面的一块“漕运总督部堂”的金字横额和淮阴城南的一座清晏园了。
清晏园无疑是取河清海晏的意思，但河清海晏永远只是一个梦。明清两代都以河务为大政之要，每年花在治河上的银子端的有如流水一般。那么多银子从手里流过，河道总督照例是很有点油水的。但老实说，肥差虽则是肥差，风险也很大。数千里长河上，每年或大或小总要出点事，一出事便京畿震动，总河难辞其咎。有清一代凡二百六十余年，河道总督就有八十八任，平均每三年就要走马换人，可见这位子不好坐。清晏园原先是清代的河道总督府，园内建有御碑亭和碑廊，那林林总总的碑文，就是朝廷为八十八任总河颁发的奖状。他们有的上任只有几天，有的在任长达十几年，有的因治河有功而受到皇帝的嘉奖，有的因出了纰漏被贬职放逐甚至差点丢了脑袋。这是一部形象的清代运河史。透过那些端庄和煦的文字，我们看到的却是皇上那阴沉冷峻的面孔：河道总督不好当哩，尔等都要给我当心才是。
清晏园中的御赐碑文至少有五方是与高斌有关的。高斌一生曾四任总河，从雍正十一年到乾隆十八年，前后达二十年。他又是乾隆的老丈人，照理说面子很大的。但即使如此，出了问题皇上也毫不留情，最后的下场也并不好。乾隆十八年，河署中下级官员贪污公款白银十几万两，案发后，高斌也被追究领导责任，那位正在后宫得宠的慧贤皇贵妃的面子也没用。皇上是不会以感情代替政策的，总河高斌、副总河张师载就地免职。同年九月又恰逢铜山县张家路河决，皇上雷霆震怒，令将高、张二人连同河决责任者——一知府、一同知，也是不小的官——押赴张家路附近河工处问斩。行刑的场面很有意思，监斩官当时奉有两道圣旨，先宣第一道：斩知府、同知二人。等这边刽子手干净利索地干完活儿，监斩官再看密旨，才知道地上跪着的另两位是陪斩。但刚才人头落地时，两位总河大人已吓得昏死过去了，只得用水喷醒再宣旨：命高、张二人原地留河工效力赎罪。于是连忙松绑整衣，拜舞谢恩。这种戏剧性的情节实在让人颤栗不已，杀便杀，不杀便不杀，何苦要这样摧残人的神经呢？专制者对人的掠夺，不光是一种生杀予夺的无上特权，更体现在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肆意侵凌，所谓“触及灵魂”便是最厉害的一手。皇上的意图或许在于让你经历一次生死惊魂的考验，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天威难测，什么叫皇恩浩荡，什么叫“第二次生命”，以后才会更加兢兢业业地为寡人办事。但皇上有没有想过，经历过这种场面的人，往后的日子大抵总是笼罩在死亡阴影之下的，精神的垮塌，智慧的萎缩，生命热情的黯淡，将伴随着他注定了已然不多的年华。一个整天战战兢兢的行尸走肉，哪里还谈得上干什么事业呢？
乾隆二十年二月，也就是在那次生死惊魂之后不到一年半，高斌死于治河工地。他其实是被吓死的。
又过了六年，高斌的侄子高晋又担任了河道总督。高晋比叔父要聪明些。高斌只知道忠于职守，踏踏实实地干事。高晋在这基础上又悄悄地糅进了逢迎拍马的一套。这中间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主持修撰了洋洋大观的《南巡圣典》，这实际上是一本为乾隆南巡树碑立传的报告文学，很让皇上称意的。因此，尽管他在河道总督任上前后犯过十多次错误，却基本上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人们总喜欢把高晋视为清代总河中弃瑕录用的典型，认为这体现了皇上惩前毖后的干部政策，又哪里知道在对官场游戏规则的把握上，高晋的绝顶聪明之处呢？
清晏园林林总总的御碑早已漫漶在历史的风雨之中，但诸如“绩奏安澜”“底绩宣勤”之类的文字还是依稀可辨的，从中似可看到皇上那炯炯注视的眼神和殷殷期望之情。河道总督这个位子确实不好坐，八十八任总河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那种履冰临渊的苦衷皇上体谅过没有？从高邮到徐州的这一段运河是放浪形骸的，黄淮之水，洪泽之波，都以一种男性的激情迷惑着它的本性，怂恿它作出离经叛道的惊人之举。作为河运总督，即使你能做到“底绩宣勤”，但谁能保证总是“绩奏安澜”呢？
大运河到了淮阴，曾在这里几度踌躇。当年夫差开挖的邗沟就是在这里与淮水交汇的，其后差不多过了一千一百年，才有一个叫杨广的风流皇帝从这里向西开了一条汴河，通往京都长安。那时候，由漕运形成的王朝格局是脑袋在长安，咽喉为长安与黄河之间的广通渠，而通达河北涿郡的永济渠和勾连江淮的广济渠（汴河）恰似两条巨大的胳膊。“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杨广为此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王冠落地和脑袋搬家，还有千秋万代的骂名。此后又过了六百七十多年，由于蒙元统治者定鼎燕京，大运河又从淮阴向北延伸，经过齐鲁苍原和燕赵大地直达京都，从而奠定了京杭大运河的最终走向。在大运河每一次新的生命开始的时候，淮阴都是一个端点，它注定了是运河上的一大关节，也注定了是一个供历史踌躇和思考的地方。
时间篇
7千秋功罪
一个身影走下龙舟，前呼后拥地踏上了江都的御码头。在他的身后，桅杆上的锦帆次第落下来，殿脚女和宫娥艳丽的服饰映在运河里，夕阳下有如晃动着满河胭脂、满河鲜血。斜晖脉脉，垂杨依依，色调是凄冷的，那人身后的影子因此比他的实际身量长出了许多，也扭曲了许多。他就这样拖着自己的身影，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江都的宫城。
这是一幕极富于象征意义的画面，在后来的千百年中；人们提到这个人时；大抵总会联想到这幅画面的：一种有如流泻在现代派画家笔下的浓艳而疯狂的意象；一种凄婉得近乎绝望的美丽；一种颓废的但又极富于挑战性的精神氛围。这幅画面中的人物叫杨广。他是隋朝的第二代帝王；死后谥号“炀帝”。“炀”是一个很生僻的词；何谓“炀”？“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反正都是不大好的名声。在中国历史上；得到这一谥号的皇帝本来还有一个人；那就是陈后主陈叔宝。有意思的是；陈叔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