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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都回程走的是陆路，自然又是另一番排场。先到洛阳看了新落成的宫城，很满意的。又到长安小住了几日，然后便下诏北巡。这一次去的地方是雁门关外的突厥。去年秋天的边境冲突使杨广有了一种危机感，那是些怎样骁勇强悍而又桀骜不驯的民族啊！他们仿佛天生就是为了征战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长啸如风，马蹄如雨，从来就是他们创造生活的光荣与梦想。曾经的金戈铁马接天盖地而来，将大漠边关踢踏出蔽天的征尘，那张弓搭箭的身影，只有以整个天幕为背景才能恣肆伸展，那草原民族特有的眼神，有如鹰隼一般，注视着南方的子女玉帛。千百年来，他们的马蹄曾多少次踏碎中原王朝的笙歌舞影，又有多少中原男儿在与他们的殊死搏杀中建立了自己的不世功业。“羽檄频年出凤台，边云漠漠战魂哀。”塞外的多事之秋，成了中原天子心中永远的忧患。那么，就摆开架势去怀柔一番吧。所谓怀柔，无非就是夸富逞强，耀武扬威，恐吓镇服而已。对这一点杨广有着足够的自信。
果然，杨广的东驾刚出了雁门关，突厥的启民可汗就带着隋朝的义成公主前来朝见，并上疏“请变服，袭冠带”，他说得很动情：
微臣今天已不是以前化外之地的突厥可汗，而是至尊（皇上）的臣民。请至尊可怜微臣的一片孝心，允许全体突厥人改穿华夏大国一样的服装。
杨广遂在临时搭建的“行城”内召开御前会议，令臣下就此进行会商。公卿们都认为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一致“请依所奏”。
但杨广却认为不可，理由是：“君子教民，不求变俗。”这当然是冠冕堂皇的说法，深层次的意思是：你光是让他们换一身衣服有什么用？关键还是要他们心存敬畏。况我泱泱大国、煌煌盛世，让各种不同的风俗共存共荣又有什么不好呢？在这一点上，杨广可要比满朝文武高明多了，他以自己的明智和豁达，表现出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风俗的尊重，他处理民族关系的这种度量和政策水平，可以说是具有历史高度的。在给启民可汗的诏书中，他说得很恳切：“碛北未静，犹须征战，只要好心孝顺就是了，何必改变衣服呢？”
应该承认，这时的杨广已是一位相当成熟的封建政治家了。
接下来是一系列热烈而友好的场面，互相宴请、互赠礼品，朝廷方面的赏赐更是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光是赐给启民可汗的锦帛就有二千万段，这还不包括下面的部落首领。慷国家之慨，杨广的手面向来是很阔绰的。在启民可汗的牙帐中，他曾洋洋得意地即兴赋诗，其中有“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的句子，把曾经大败匈奴单于的汉武帝也不放在眼里了，可见自我感觉相当不错。
这次北巡杨广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重修长城。但是也埋下了一个祸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祸根最后直接导致了隋王朝的灭亡。
事情的起因完全是一次很偶然的遭遇。
就在杨广这次北巡期间，高丽也派人出使突厥。高丽出于对隋帝国的疑惧，与突厥暗中通好，这也是很正常的。但问题是，这位使者来得实在不是时候。当杨广来到启民可汗的牙帐作客时，高丽的使者已先到了一步。这时的可汗已被杨广一路上大摆阔气、大扬武威的声势吓住了，他不敢私下“隐境外之交”，遂引高丽使者入帐拜见杨广。
这件事本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偏偏这时候有一个叫裴矩的大臣讲话了，他说高丽自古就是中央王朝的藩国，这些年却既不来朝拜，也不肯进贡，“藩礼颇缺。”以陛下这样亘古未有的盛世，怎能容忍它作境外之邦呢？他这么一怂恿，杨广就板起面孔给人家颜色看了，他要高丽国王马上到长安来朝见，否则，他将率领启民可汗的兵马——接下来他用了一句很含蓄的外交辞令——“巡行你们的领土。”
这话中的意思当然谁都可以听得出来的。
这里得说一说裴矩这个人，因为在杨广一系列对外政策的背后，我们总能看到他的身影。首先，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的聪明主要表现在善于迎合杨广的心理，这使得他很受杨广的赏识。其次，他还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他花费了半生的精力，跋山涉水地考察西域各国，写下了厚厚一本《西域图记》，书中不仅对西域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有相当详实的记载，而且文笔也很不错。正是这本书，后来激起了杨广的野心和冲动，“梦想仿效秦始皇和汉武帝的丰功伟绩征服整个中亚。”这话是《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说的。当然，作为杨广负责外交事务的大臣，裴矩本身也是一个力主扩张的人，因为他个人的权力欲望是寄生在君王对外开拓的事业大树上面的。
祸根就这样埋下了。高丽国王本来就对中央王朝心存疑惧，这样就更不敢来朝见了。他愈是不来朝见，便愈是燃起了杨广的征服欲望。对于隋帝国和杨广的命运来说，启民可汗牙帐中的这一幕，是在不适当的时候，不适当的地方，进行的一场不适当的会见。读到这段情节，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惊栗和无奈。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而历史进程总是隐藏在无数偶然性之中的。我们完全有理由发问，如果高丽使者不是正巧在那个时候访问突厥；如果启民可汗不那么多此一举，把他引见给杨广；如果裴矩当时不在场，或者不讲那一通极富煽动性的话，后来对高丽的战争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呢？而隋帝国是不是就可以不那么短命呢？历史关键时刻的关键之力，有时只是体现在一些随机性的小情节之中，它们的存在，不只是为历史斑驳的图像添上了几分神秘色彩，更重要的是显示出人类精神的某种本质。
但不管怎么说，祸根已经埋下了。一个欲望既然被点燃了，就肯定要烧出疯狂的火焰，这就是杨广。“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这是他后来对宫女说的悄悄话，他也把事件的发端归结于“偶然”，可见已有悔意，但那时的局面大抵已糜烂得不可收拾了。
杨广开始紧锣密鼓地为征辽作准备了。
大业三年春季，杨广第二次北巡，这次的主要目的是巡视长城，安抚漠北的少数民族，好腾出手来对高丽用兵。
大业四年正月，诏发河北诸军五百余万开凿永济运河，引沁水南通黄河，北抵涿郡。这样，杨广从他常住的江都乘龙舟入邗沟，转通济河，由板渚渡过黄河入北岸的沁口，再由沁口入永济河，循永济河可直达涿郡蓟城。自战国以降，蓟城就一直是北方的军事重镇，杨广对高丽用兵，就是靠永济河漕运军需物资，而蓟城则是他的前敌指挥部。
这是大运河与长城的第一次近距离相望，一次愚蠢的战争，将大运河延伸到了燕赵古长城的视野之内。
现在，中国版图上出现了一个硕大无朋的“人”字，它的一撇是广通河、通济河和邗沟，贯通关中、中州和江淮；一捺是新开凿的永济河，贯通幽燕河北。这个“人”的脑袋在长安，心脏在一撇与一捺交接处附近的洛阳，而落脚点则是南方的江都和北方的涿郡。它是如此雍容端庄，又是如此峭丽如割。它有着高贵的精神，又有着平民化的品格。它的美是安祥的，也是傲慢的。有了这个“人”，中华民族将更加坚实地站立在世界东方的这块土地上，连同他的黄皮肤、黑头发、方块字，还有那具有独特表现力的诗词歌赋。虽然在后来的千百年中，它的形态还会发生种种变化，变得不成其为“人”，但它的内在精神是永远不会枯竭的。
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建立什么样的功业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杨广遭遇了运河（请注意，是遭遇，而不是寻找），并将自己的激情和才华附丽在运河身上。这激情和才华不可抗拒地漫过来，有一种厄运的味道。大运河的光环太炫目了，它几乎掩盖了作俑者的残暴、荒唐和骄奢淫逸，使得他们都有了某种堂皇的理由。而杨广本人也因此超越了政治动物的范畴，具有了更多的审美意义——在一种华丽的、紧张的、破碎且富于诗意的美丽中，流动着有力量的感伤，让人惆怅不已。这就是杨广和他的那个时代。
12盛世
到了大业六年左右，隋王朝无可奈何地到达了盛世的极顶。
之所以说“无可奈何”，就因为这个“极顶”实在不是什么太美妙的恭维。什么东西一旦到了“极顶”，接下来的就是风光不再，开始走下坡路。因此，这个“极顶”是分水岭的意思，也是衰落前的最后一次豪宴。这时候的场面最盛大，歌舞最华丽，杯盘也最丰盈。一切都是浓丽繁奢、光芒万丈的，仿佛一颗熟透了的葡萄，不用破皮就能感受那鲜嫩欲滴的丰沛。场面上是一律的狂迷和陶醉，有如梦游一般，梦里不知身是客，还以为这梦能千年万载地延续下去。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曲终人散的结局就要接踵而来。这时候，隋朝立国总共还三十年不到，而离它倾覆的日子只有六七年了。一个王朝，这样迅速地走向盛世，又如此急遽地沦入灭亡，在三十多年里就完成了它那虽然短暂却也相当精彩的盛衰周期，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特例。它几乎是带着盛世的余温就过早地夭折了，可惜！
历史学家一般都把这个盛世的“极顶”定格在大业五年，标志是杨广那次带有亲征性质的西巡，《隋史》中也认为“隋氏之盛，极于此矣”。这其实是就王朝的疆域而言。但我总觉得，隋朝鼎盛的标志性事件应该是江南运河的开通。费正清等人所著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那就是中国南方的真正形成，是在隋朝时期。当然，他们是从人口和经济的角度得出这一结论的，此时南方的人口与北方大致持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反映了这一地区蒸蒸日上的富庶。而南方形成的标志则是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南方的一切从此真正进入了北方的视野，他们的文化风习同时也影响了北方。江南运河是大运河最南的段落，也是最后完成的段落，它的开通，把永济河、广通河、通济河和邗沟一直延伸到钱塘江畔的余杭（杭州）。至此，南北大运河全线告成，江南塞北融于一体。时间是在大业六年。
哦，大运河，你流不尽的五千里波光，五千里风华！
一边是黄旗紫盖、翠辇金轮，如云的佳丽分花拂柳，前呼后拥的臣僚进退如仪；一边是黄泥村路、衰草牛羊，炊烟在茅檐上温暖地升腾，欢悦的水声中泼洒着极富于世俗情调的嬉闹，那是浣衣女子生命的风情。
大运河就从这中间流过。
这当然是一种意念化的想象，但我至少在不止一个地方看到过，当年皇帝停靠龙舟的御码头，成了平民百姓洗衣淘米的所在。石阶码头有一种陈年的苔藓味，米很白，捶衣棒是祖辈相传的那种式样，但女人的身姿很好看。
这是一条从皇帝佬儿到平民百姓都离不开的河。
大运河是天生的劳碌命，自开通的那一天起，它就从来不曾停止过操劳奔波。偌大一座京师，从富丽堂皇到衣食温饱都是它从南方背过去的，包括京师的城墙，城墙内的宫宇，还有郊外林林总总的皇家墓冢。至于大内的一应日用器物，只要随手拿起一件小玩意，都可以在南方的某个西风门巷或斜阳村舍找到它的出处。丝绸不用说是苏杭二州的了，云锦来自南京秦淮河畔的作坊，铜镜以扬州的为上品，而嫔妃和宫女们用的梳篦则与常州西门一条叫“篦箕巷”的小街有缘，那里生产的梳篦因此有“宫梳”之誉。甚至连达官贵人沏茶的水也要劳驾大运河送到京师。唐武宗年间，宰相李德裕喜欢喝无锡惠山的“二泉”水，要地方官派人通过运河水驿递送。这事乍一听有点像天方夜谭，但那位相爷在长安府衙中捧着一杯香茶送往迎来时，却从来也不曾觉得有什么奢侈。诗人皮日休因此写诗讽刺道：
丞相常思煮茗时，
郡侯催发只嫌迟。
吴关去国三千里，
莫笑杨妃爱荔枝。
诗中用了杨贵妃吃荔枝的典故，这就不仅仅是调侃，很有些尖刻的了。皮日休和李德裕大致是同时代人，且有诗为证，这档事看来不会假。
假与不假大运河知道，但是它不说。不说不等于没有思想，所有的思想者都是沉默的。千百年来的真假善恶，都埋在沉默的泥沙之下。长安、洛阳——后来还有汴梁、杭州和北京——都在它的前方饥肠辘辘地呼唤，它只有任劳任怨负重前行的义务，这是它与生俱来的性格。
大运河来了，五千里波光中掩映着云蒸霞蔚般的盛世风华。
关于隋代那曾有的盛世，我这里只要说一件小事。贞观十一年（637年），有一个叫马周的御史在给唐太宗李世民的上疏中说道：“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也就是说，直到隋亡唐兴二十年后，仍有人吃着“杨家”的饭，穿着用“杨家”的布帛做的衣服。从贞观十一年仍在闪烁的前朝余光中，人们可以想见当初的盛世曾是多么辉煌。后人总喜欢怀念唐朝，连今天那些以先锋自居对历史不屑一顾的摇滚乐队也自命为“唐朝”，并大言不惭地高唱《回到唐朝》。其实，比之于盛唐，除去诗坛上少了几个大腕级的巨星而外，大业六年左右的隋朝也逊色不到哪儿去的。后人又总喜欢把隋朝的短命归结于杨广的“耽于享乐”，其实，他如果真的一门心思放在享乐上，恐怕就不会亡国了，老爸留下的那么一份家业足够他受用的，躺在深宫里怎样挥霍也挥霍不完，以无为而治完全可以达到统治的四平八稳。杨广恰恰是个既不安于享乐，也不安于现状的人，他的不少举动在历史上都算得上是石破天惊的大手笔（不光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艳情手笔）。他满面尘埃，一次接一次地北巡和西巡，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帝国的疆土，那种“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气象当时已初见端倪。大运河更是这盛世的华彩之笔，它是开创性的，也是终结性的；是让人心旌摇荡的，也是让人受用不尽的；是盈盈可握风神俊朗的，也是波澜壮阔吞天吐地的。我们与其说中国占有了大运河，还不如说大运河占有了中国。你看它将黄河、长江以及钱塘江这几条纬线方向的天然河道连成一体，从此“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人商旅，舳舻相继”。在它的两岸，农夫、商贾、官吏、妓女，当然还有文士（他们总是在诗酒和女人中放达，又总是一副不得志的样子）——都在自己的角色中从容自在地奔忙，那种敢于挥霍生命的豪迈中，洋溢着荷尔蒙的浪漫气息。其间还夹杂着几个穿长袍牵骆驼的西域商人。大运河的通达是全方位的，它一端延伸至明州港，舞弄着通往海外诸国的蔚蓝色的航线；另一端则从洛阳西出，摇曳着“丝绸之路”上孤寂的驼铃。西域商人的驼队越过中亚的茫茫荒漠和祁连山麓的河西走廊来到长安，然后沿大运河南下。而来自日本和南洋的商人、使节和僧侣则从宁波或泉州登陆，通过浙东运河转棹大运河北上。大运河通了，中国的血脉也通了；大运河活了，中国的精气神也活了；大运河容光亮丽，中国也在盛世中鲜活滋润。大运河是一张犁，划过黑黝黝的处女地，翻挖出呼啸的热情和原始的创造力，在阳光下欢快地舞蹈。一切都充满了欣欣向荣的气息，一切都有如神助一般，既有春风化雨的温润，又有开天辟地的气魄。现在我们知道了，就因为有了大运河的滋润，杨广才焕发出了那么充沛的才华，他好大喜功，好发奇想，好作惊人之笔，说到底也是一种才华的闪耀。他的所作所为几乎是有恃无恐的，所“恃”者，大运河也。才华是生命的一部分，它当然也是离不开水的，大运河就是这生命之水的钟灵毓秀。但才华又是一柄双刃剑，一个人才华横溢有时也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就像一个国家财大气粗不一定是好事一样。他太喜欢炫耀，太富于进攻性，太迷恋一意孤行。平心而论，杨广称帝期间所建立的那些开创性的功业，是足以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的帝王相比肩的，他之所以没有能进入伟大帝王的行列，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富于才华且恃才自傲。一般来说，政治家只接纳才能而不需要太多的才华，因为才华这东西总是与理性相悖的，而才能恰恰体现了一种恰到好处的理性把握（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说过的一句话，当年他曾立志当作家，但发现自己写不过莫泊桑，就降一个档次而当总统。我觉得他的选择是理性的，这话也并不是矫情）。富于才华的杨广充当的是一个只会播种的农夫，至于收获，对不起，那是别人的事。他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例如复开学校，整顿法制，重设郡县制，改革官制，扩大均田制，强化府兵制等等，真正的收获者都是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