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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了,碎了,一切都碎了,航船在破碎中辟开航道,艰涩地向前驶去……
杨广最后被叛将缢死于温室,时年五十岁。萧皇后令宫人用床板钉了一副棺材收殓了他——幸亏那时再豪华的床榻上用的也是木板,而不是席梦思。
几年后,他被部将葬于江都北郊的雷塘。这位部将很理解他,让他留在了生前魂牵梦萦的江南。关中老家他是不愿去的,秦川自古帝王州,自己这辈子已经被王冠所累,何必再去看人家为了一顶王冠而演戏呢?从气质上讲,杨广更像一个南方人,甚至他的口音中也沾染了吴侬软语的味道。在这里,他不会有异乡之感的。问题是,雷塘离运河太近了,那翠堤烟柳、桨声帆影本来是很有诗意的,但每天看着别人受用自己开凿的运河却又一点不领情,反而口口声声地诅咒他的暴政和荒淫,他能安息吗?“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从长远看人类行为的动机,归根结底总是逐渐显露在他们的后果之中的。杨广的奢侈和妄为是前无古人的,但他的胆略和才情也不应被忽视。同历史上的其他帝王相比,他没有给自己留下一座像样的陵墓,却为我们民族留下了一条受用不尽的运河。没有像样的陵墓固然与他最后的亡国有关,但至少在生前,他对这种事没有多大的兴趣。中国历代的帝王都特别看重自己的后事,几乎从他们登基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张罗“千秋山陵”,好像稍微耽搁就来不及了,好像自己使出浑身解数才挣来的这份风光就是为了有一块葬身之地。而那些因为帝陵的质量问题丢了乌纱帽以至被砍了脑袋的大臣也不在少数,可见兹事体大。这种人生理上虽然还活着,但在人格精神上已经走进了阴森森的墓穴。很难想象,一个热衷于大兴土木为自己营造陵墓的帝王,他从此还会有多大的作为。在这一点上,杨广体现了他反潮流的勇气,年纪轻轻的就造那劳什子做甚?他看重的是活,怎样活得潇洒,活得快活,活得轰轰烈烈无法无天,咋会无端地往“死”里想呢?他很自信——至少在他执政的前期是这样的。自信不是狂妄无知,虽然他们在浅层次上有着某种相似之处。自信是一种生命力的笑容,它辉映着意志、才略和人格精神的光芒。正因为有了这份自信,他才能在执政的十三年中,干出了那么多——泽被千秋和遗臭万年——的大事情来。
好在二百多年以后,有一个叫皮日休的诗人站在运河边,为杨广说了几句公道话:
尽道隋亡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论功不较多。
皮日休写这首《汴河怀古》时,代隋而兴的李唐王朝也已经日薄西山了,前朝散曲又化入了今宵残梦,政治这东西总是过眼烟云,没有什么说头。只有当年杨广主持开凿的大运河仍然丰韵鲜活,成了中华大地上千秋万代的风景。不管以后的帝王们如何改朝换代,也不管各派政治力量如何争锋论战,但无法改换亦无须争论的是,他们的文治武功都离不开大运河的滋润,甚至在他们辩论得口干舌燥时,捧起一杯清茗,那大抵也是——来自大运河的水。
第三章
空间篇
十与黄河的纠缠
这是一片雄性的旷野,而雄性历来总是与苦难纠缠在一起的,苦难激活了生命中最富于抗争活力的原始基因,经过世世代代的沉淀,成为一种地域性格。尚武、好勇、轻死易发、慷慨有壮士之风,是这里的人们最常见的生命表达方式,甚至连这里的土地和牲畜(例如毛驴)也比别的地方具有更强的再生和负重能力。黄河和淮河是这里共同的主宰,它们滋润了它又蹂躏了它,从而最终也塑造了它——这就是黄淮大地。
沿着夫差和杨广的运河向北,一路水阔天长,风华旖旎。到了淮安,该扭头向西进入中州大地了,因为汉唐的宫城在洛阳和长安,杨广开挖的汴河也是朝着那个方向去的。历代诗人关于“汴河怀古”的题目做得很多,那是一条寄托着黍离之思和兴亡之慨的感伤之河。而现在这条经由山东北上京师的运河则属于另一个人物。
过了淮河,从色调上讲就有点北方的味道了,四处的景物变得单纯起来,村落不像南方那么稠密了,苍茫的天幕下是大片的庄稼地,阡陌是横平竖直的大手笔,显出一种不由分说的霸悍之气。鸡鸣狗吠遥远而朦胧,给四近平添了几分古典的静谧。阳光因风沙而呆滞,枯草下的土层有一种松燥的质感,那是渴望被滋润被撕裂的神情。大运河也变得清瘦了许多,那是因为水流加快的缘故,仿佛运动消耗了多余的脂膏,反显得清癯洒脱,更有活力了。在这块土地上,一切都是富于激情的,连地下的墓窟中也埋着千年不绝的呐喊,不信你去看看徐州狮子山的兵马俑,那是何等气势!像刘邦、项羽、樊哙、周勃之类的男人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他们叱咤风云的气息至今还回荡在这块土地上。但大运河并不是奔他们而去的,历史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它见得多了,那些都犯不着去趋附,它没有那么浅薄。它向往的是另一个更伟大的生命——黄河。
哦,久仰了,黄河!
大运河几乎是带着神圣的崇拜走向黄河的。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是怎样一种北方大汉式的桀骜不驯呢?如果说钱塘江是一簇朝晖映照下的浪花,长江是一轴气象万千的壮阔画卷,淮河是一首质朴本色的乡土诗,那么黄河就该是一支洋溢着生命质感的船夫号子吧?但崇拜有时是一种很危险的感情,过分的崇拜往往伴随着过分的牺牲。也许大运河那南方淑女式的柔情使它显得过于谦恭;也许黄河从来就是个没有责任感的浪荡子,喜新厌旧是它的天性;也许两个伟大生命的碰撞就像一场战争,遍体鳞伤是最寻常的景观,大运河与黄河的牵手不像与先前几条大河牵手那样一见倾心,相濡以沫,它们之间的纠葛和冲突,几乎贯穿于大运河的全部历史。而其中的几次错位,更是牵动了整个民族的神经,激起了长久的颤栗和剧痛。
它们的第一次牵手在洛阳附近的板渚,杨广开凿的通济运河就是从那里起步的。此后的五百多年是它们相安无事的蜜月,这段蜜月哺育了从隋唐到北宋好几代王朝的繁荣,史称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这几代王朝的都城从长安逐渐东移,最后落脚开封,也都是为了迁就运河。中国的大一统和繁荣现在已离不开运河了,就如人们常说的瓜儿离不开藤一样。“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杜甫的诗中说的是唐代,当时的漕船从江南启航,沿着大运河可以一直抵达河北,然后再从海路转棹辽东。漕运的通畅还使得运河沿线的城市也一荣俱荣,例如扬州的崛起,就完全受益于运河的惠顾,以至扬州人就轻狂得不知斤两了,自说自话地以天下的老大自居(“一扬二益”嘛),把东西两京也不放在眼里。相比之下,六朝金粉的建康却因无运河之利而一度韶华不再,从一个“市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的大都会沦为润州一县,连一个州的治所也轮不上。对此诗人王勃很发了一番感慨:“霸气尽而江山空,皇风清而市朝改。昔时地险,实为建业之雄都;今日太平,即是江宁之小邑。”因为建康是政治军事形态的,而扬州则是经济形态的,在承平年代,经济的法则超越了一切,暴发户的华彩盖过了老贵族日益黯淡的光环,他们喘口气也是硬的。扬州和建康的这种盛衰对比很有意思,而且在以后的历史时代,类似的现象我们还会看到,从中我们总会发现那个如影随形般的第三者。不用说,它就是大运河。
这段五百余年的蜜月像光影一样滑过黄河的生命历程,然后,它选择了背叛。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黄河在阳武决口,它以这种极其粗暴的方式宣告了和大运河的分手。放荡无羁的黄河水一路南下,挤夺了淮河的水道,从云梯关注入黄海。而流离失所的淮河则走投无路,形成了苏北大地上多灾多难的洪泽湖。从这以后,除江南运河外,大运河的主体渐至湮废。宋金分治,山河破碎,大运河也只能像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一样,“直把杭州作汴州”了。直到蒙古人的铁骑捣碎了江南的残梦,元世祖忽必烈开凿京杭大运河时,它才得以在徐州附近和黄河重续前缘。虽然经历了离弃的屈辱和痛苦,大运河仍是一如继往的虔诚。它是深明大义的,也是委曲求全的,它知道,黄河是中国北方的主宰,这种主宰不光是指水系和地域而言,也是一种主流文化的象征。没有与黄河的牵手,自己就不可能走进北方的旷野,也不可能真正称为南北大运河。因此,不管对方薄情也罢,暴戾也罢,朝三暮四也罢,或者它们的交汇是苦难的十字架也罢,有如旧式婚姻中的贤妻良母,它总想着用自己的温柔贤淑去感化对方。但黄河已经放荡成性了,它不能忍受相安无事的厮守,那种庸常岁月会憋得它发狂的。这就注定了从他们牵手的那一天起,双方的摩擦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在明清两代被列为基本国策之一的“河务”,其实主要就是指大运河与黄河在徐州附进的摩擦;历代的封建帝王忧心忡忡地巡视河工,着眼点也主要是在这一段。在这里,大运河对黄河的迁就几乎到了忍气吞声的程度。起先,从淮阴到徐州这一段,它借助于黄河河道运行,但事实证明,这种过分的亲近并没有好处,纠缠得太紧反容易产生厌倦以至仇恨,有如一个顽劣的孩子喜欢做人来疯一样,黄河的坏脾气越发有恃无恐,让运河苦不堪言。那么,或许双方保持一种适当的距离是必要的吧?于是从明代后期开始,运河又另辟河道,自淮阴向北与黄河并行,到了徐州附近再过河进入山东。但即便如此,双方的摩擦仍旧愈演愈烈,无论是大打出手还是相拥而泣,都意味着黄淮大地上的一幕惨剧。特别是每年的夏秋季节,黄河对运河的侵淫和蹂躏更是肆无忌惮,令京城的衮衮诸公们寝食难安。当然,在他们遥望南方的目光中,对漕运的忧虑远远超过了对黎民苍生的关注。
但大运河那种固执的温柔几乎是不可抵御的,那是一种母亲般的包容之心,而且又是坚韧、沧桑、精于世道的,能沉着地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背叛和离弃。在和黄河经过整整六百六十一年的纠缠后,黄河终于屈服了。当然,以它的性格,即便是屈服,也要弄出塌天动地的声响,其表达方式也是极其粗暴的。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随着它在兰考铜瓦厢的又一次决口,它重又回到了北方的河道,它和大运河的交汇处又移到山东境内的张秋附近。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们真正做到了相安无事,因为黄河到了下游,已经疲惫不堪了;而到了清朝末期那个时候,由于漕运的衰落,大运河也失去了原先浩荡的激情。去过张秋的人都知道,那里的黄河和运河平静得近乎忧伤,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无奈。
从淮阴到临清,是大运河整个生命中最艰涩的一段,它那带着南方风情的亮丽青春大都消磨在这段流程中,它的激情也在与黄河的这种婚姻名义下的近身肉搏中被一点一点地撕得粉碎。有道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现在,它终于跨越了黄河,走进了那灰色的缺少层次感的北方大地,也走进了那曾被契丹和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马蹄践踏得血光迸溅的古战场。但是,它为之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昂贵了?
十一生命的风景——中运河
这里的一切生命其实并不生存在它们原始的土壤上,原始的土壤已被深埋在地层以下。曾流经这里的黄河,带来了上游黄土高坡的黄土,每一次黄河泛滥时,洪水又把黄土涂抹在大平原上。年复一年的涂抹,有如一个粗劣的泥水匠所干的活儿那样,泥灰起层了,蜕皮了,但涂抹仍在没完没了地进行。然后是漫天肆虐的风,把黄土扬弃到大平原更远的角落。因此,这里的土地上积淀着一层厚厚的黄土。人、牲畜、庄稼、红花绿草、飞鸟虫鱼,当然还有大运河,全都生存在这黄土中。这就是黄河故道。它的范围西起兰考,东经徐州以至淮阴一带。黄河搬来了黄土高坡,却无法搬来《信天游》和《兰花花》,生命的根系透过黄土,仍然固执地深扎在祖先的地层上。黄土太厚了,使得它们的生存环境极其艰涩,也使得他们的生命意志在艰涩中磨砺得愈见强悍。他们从来没有匍匐在黄土上,而是永远高昂着阳刚的头颅。
这不甘匍匐的阳刚的头颅,习惯上被人们称为“侉子”;“侉子”不光是指山东人,在南方人的眼里,从淮阴向北,无论是自然风貌,生活习俗还是人文气质就开始“侉”起来了。所谓“侉”,无非是粗疏剽悍的意思。刘邦项羽都是“侉子”,有人说,刘、项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流氓当政的先河。但流氓也是有档次的,鼠窃狗偷的街头阿混是一种流氓,政坛上翻云覆雨的巨擘铁腕也是流氓。刘、项都是带流氓气质的大英雄,前者有市井无赖气,后者是匪气加霸气,在这方面口碑都不大好。但话又得说回来,中国历史上成大气候的政治家,不带流氓气的,也有,但不多。北方是厚重的北方,北方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力”,不信你去看看徐州城南的戏马台。“戏马”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性格取向,村姑戏蝶,恶少戏鹰,家奴戏狗,戏马的当是壮士。马是追风踏月的乌骓马;戏马者,霸王项羽也。“项王熊豹姿,气欲吞天下。大呼渡河来,山岳如崩瓦。”那是怎样一种拔山掣日般的伟力!叱咤风云的项羽是如此,小民百姓们也同样有着他们的英雄梦,那是在庸常岁月中所表现的犷直好勇,尚侠仗义。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只要话不投机,抡起老拳就开打,没有什么废话说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痛快得很。这样的性格我们在《水浒》中见得多了。其实梁山泊离这里并不很远,从徐州向北,运河上的大码头首数济宁;过了济宁,就是梁山泊了。如今,那“聚义厅”、“忠义堂”、“黑风口”、“断金亭”之类的遗迹还在,只是其中的真伪就难说了。老实说,我一般不大相信遗迹,所谓遗迹,更多是传说的产物。传说的过程就是附丽的过程,众口铄金,人云亦云,说的人多了,也就成了遗迹。但我还是喜欢游览遗迹,不是为了凭吊什么,而是那中间积淀的沧桑意味和生命精神可以让你得到某种升华,至少也可以让你的想象力伸展到不曾生活过的以往岁月。如果说南方的遗迹多才子佳人的书卷脂粉气,那么北方的遗迹则更多地抖擞着壮土好汉们的凛凛雄风,这些都是后人附丽的结果。如今,梁山好汉们啸聚的八百里水泊已成了阡陌连绵的旷野,大运河从这旷野中流过,也播扬着旷野上雄性的传奇。
“牧童拾得旧刀枪”的古战场,楚霸王项羽的戏马台,汉高祖刘邦的歌风台,渐渐在大运河的视线里淡下去了。河堤上的白杨树多起来,成为运河两岸的主体色调。那同样是一种有着北方大汉式的挺拔剽悍的植物,特别是它的叶片,有一种很华丽的光色。当然,在一年四季中,那光色是不同的,那是它们流露感情的重要方式。我们与其说季节创造了植物的神态,还不如说植物流露的感情创造了季节。例如在春天,树芽顶开树皮的声音是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有如云雀从麦田或乡村的屋顶上起飞,扑向高远的蓝天;夏天是激情的季节,风、雨和阳光是激情的仪仗,白杨高大的树冠波涛一般动荡不已,尽情享受着生命自由舒展的快乐;一到秋天,它们当然也有萧瑟的伤感,但即便是抖落身上的枯枝残叶,它们也是飒然爽利的,仿佛征战归来的壮士,抖一抖身姿卸下沾满征尘的衣甲,不失伟丈夫的豪迈气慨;冬天是威严的雕塑,白杨那银灰色的树干和队列式的姿态是这威严最好的写照。而在地表以下,它们的根系则在向着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伸展,它们不光在等待春天,也在悄悄地孕育春天。除去白杨树而外,河岸上的灌木丛和杂草则要显得更敏感也更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