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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可以见识一下北方的河滩了，为什么不称河流而称河滩呢？那是因为河的主体是“滩”而不是“流”。北方的河，阔大的是河床，萧索的也是河床，你几乎须得极目一望才能抵达对岸。这样宽阔的河床原本就是有水则“流”无水则“滩”的意思，是为大汛期间行洪作准备的。洪水只是偶尔才会光顾一下，因此，在大多数时间里，它总是以滩的形态呈现的。河滩中间有一脉水流，那是真正的河，是河中之河。滩上布满了碎石，长着稀稀落落的小草，村民们早上把羊拴在那里，傍晚再来牵回去，在他的身后，那浅草被啃出了一个相当规整的圆。而在稍高一点的滩地上，农民已经种上了庄稼，那都是些生长期不长，当然收获也不丰厚的作物，例如荞麦，或者是不需要下多少功夫去调理的豆类和红薯，明摆着是聊胜于无，随时准备交付给洪水的意思。长桥架在无水的河滩上，显得空空荡荡的有几分滑稽。一个穿月白土布衫的女人在高处的滩地上浇红薯，红薯秧刚刚成活，正是最娇贵的时候。女人一瓢一瓢地从木桶里舀出水来，用心细细地点在每棵红薯的根部，那动作中带着几分虔诚，也带着几分卑谦。桶里的水不多了，她就把桶倾过来，把水倒在瓢里，却舍不得直接泼在红薯上，似乎那样会有失公平。然后，她提着水桶，穿过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路和布满碎石浅草的牧羊滩，到河边去取水。河道被滩地挤压得越来越窄了，水底的藻类和石头上的青苔历历在目。提着水往滩上去时，女人的身体因用力而侧过去，侧过去，火辣辣的日头下，那羸弱的身影在一点一点地向前蠕动。水桶是提把很高，腰身带着鼓形，放在新娘嫁妆中的那种，当地人不叫桶，叫梁子，只是眼下已和它的主人一样，没有任何光泽了。从河边到滩上，这一段路她要歇上好几次。在撩起衣襟擦汗时，她会愣愣地看着远方的什么地方，大概正在想：今年又该求雨了吧，这次会轮到谁家的娃儿去请龙王呢？
是啊，该求龙王了。在这一点上，一个卑微的村妇和知府县令们的思路是相通的。而那些从来不屑于向别人屈膝弯腰的北方汉子们，到时候都得齐刷刷地跪在那两条从野外请回来的蛇虫面前，用额头在大地上磕得山响。在严酷的自然力面前，他们别无选择。
求雨啰——
一大早，四乡八村献祭的乌猪白羊就摆上了祭台，香烛插得篱笆一般稠密。乡民们粗糙的脸上带着愁苦，也带着期盼，那是一种和干旱的土地同病相怜的气色。求雨是一方大事，连知府县令那样的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也来了。天公作难，这些官老爷们也只得轻装简从，比往日少了几分排场和骄矜之气。戏台早在几天前就搭好了，生旦净末正准备粉墨登场，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那一对童男童女的归来。
此刻，那一对扎着羊角辫、穿着红肚兜的童男童女正在向旷野走去。他们都是七八岁的孩子，七八岁的童心会觉得这一切很有意思，甚至希望每天都有这样新鲜有趣的事。但他们又是懂事的，太阳像火盆一样烘烤着大地，大片的庄稼枯死了，热风吹过去，一片哭泣似的低语。土地上到处是横七竖八的裂痕，有如垂死的老人张着大口。这些日子里，他们已听惯了长辈的叹息，那是一种有着极大感染力的成年人的叹息，它不光黯淡了每个农家的庭院，也黯淡了他们稚嫩的童心，使他们过早地懂得了忧患。他们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这责任冲淡了事情本身的滑稽意味。为了土地，为了庄稼，也为了长辈们那忧伤的叹息，他们向旷野走去，把一路上遇到的第一条蛇奉为龙王，又把遇到的第一只蚂蚱奉为龙王的大将军，将它们恭恭敬敬地请回来，让四面八方的乡民们对着它们烧香上供，磕头膜拜。就连知府县令也得夹在人群中，跪在灼热的土地上，向龙王和他的大将军行礼如仪。然后，知府大人手持戏单，跪在龙王面前，慢悠悠地念那一出出戏的名目，只要那蛇的头稍微动一下，大家就认定龙王要听这出戏，于是便紧锣密鼓地开场。戏唱得很热闹，可这样的热闹恰恰是人们最不愿经历的，就像再热闹的丧仪，也只能唤起灵魂的哭泣一样。如果可以选择，他们宁愿一辈子不看戏，而只要有水。
这样的求雨仪式几乎和这里的土地一样古老。而在久雨成灾时，人们求晴的场面也和这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他们不是跪在灼热的地面上，而是跪在污浊的泥水里。一茬又一茬的童男童女变成了壮汉健妇，又变成了老翁老妪。他们年复一年地跪倒在这块土地上，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后辈走向旷野，去寻找龙王和大将军。他们的叹息也和祖祖辈辈一样，充满了极具感染力的忧伤。
水、水、水啊！
在风调雨顺的年头，这里土地中繁衍生命的雌性因子也相当活跃，半高秆的棉花、狗尾（谷子）、芝麻、豆类；爬藤类的红薯和花生，都在这里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生长的土壤。农民在世世代代的耕作中早就掌握了它们的习性，例如哪些作物须得轮作，哪些可以间作，哪些则越是重田越好。在这中间，高粱和玉米这样的高秆作物理所当然地充当了主角。它们都是旱地作物中的伟丈夫，高傲、挺拔、英气逼人。它们那大刀一样的叶片顾盼生风，似乎从来没有忧郁的时候。若仔细看去，那上面的叶脉经络就如同大地上的江河一般，自成一套生命的灌溉体系。再看看它们那如爪如须的根，紧紧地攥着泥土，几乎就是一尊力量的造型。特别是在成大片地种植时，风过处浩浩荡荡，极富于气势。这就是北方的青纱帐。古往今来，这神秘的所在从来就是产生传奇的温床。“山东的响马东北的贼，河南专出溜光锤。”有多少山东响马最初是从青纱帐里走出去的呢？恐怕不会少。当然，在更多的时候，这里通常是乡村男女们偷情寻欢的绝好去处，就像电影《红高粱》中所展示的那样，那种张扬着生命光色的野性的艳情，在红高粱澎湃如潮的背景下被演绎得轰轰烈烈。我无法想象，如果失去了这一背景和标题性象征，那种抗战加爱情的故事还有多大意思。成熟的高粱有一种喧哗欲和燃烧感，它具有的煽情效应最能让人心旌摇荡的，即使是收割，也倒得很齐整，根是根，梢是梢，在旷野上坦陈一片壮烈。等到几个好日头晒过之后，刚收割时那种苦涩微甜的气息越来越淡了，这时候，运秸秆的小驴车就来了。
在北方的收获季节，你常常会看到一大垛秸秆在村路上缓缓移动，那上面躺着个赶车的汉子，信腔野调地哼着梆子戏，很投入也很自足。拉车的毛驴就隐身在草垛里，那么不起眼的身躯，真令人难以置信它竟有那么大的能量。秋阳懒懒地照着，四处弥漫着一股亲切的让人心头隐隐灼热的气氛：这一幕乡村小景几乎集中了北方大平原上最富于典型意义的因素：温驯而负重的毛驴，火辣辣的梆子戏，垛成小山一样的庄稼秸秆，当然还有驴车驶过的那布满了巴根草和驴粪蛋的大道。历史上的好多哲人都从这大道上走过，包括墨子和孔子（他们的老家都离这里不远）。但当时他们坐的是牛车，鲁迅因此断定年迈的孔老夫子坐在牛车上颠颠簸簸，肯定有胃病。驴车取代牛车是一种进步，它体现了一种以最小的付出实现最大效益的思想。毛驴实在是很可爱的，它的任劳任怨是北方的自然环境造就的。《全唐诗话》中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那是有闲者的奢侈。北方的农民养驴子，当然不是为了骑着去寻觅诗意。八仙中的张果老喜欢倒骑毛驴。为什么要倒骑呢？因为毛驴性情温驯，走而不颠。要不，你让他倒骑马试试看。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叫它毛驴，想来想去，这“毛”大概是“小”的意思（就像人们管小孩叫毛孩子一样），是指驴子的体格，但人们有时还要在前面再加上一个“小”，谓之“小毛驴”。小毛驴的忍辱负重几乎是无可替代的，虽然牛也具有这种品格，但牛的食量太大，小户人家养不起，也用不着。小户人家养头毛驴足矣。有了它，耕田耘地，运柴运粪，以至走街串村全有了。而且它又是带有风情意义的，“细雨骑驴入剑门”，骑驴的是才华横溢的大诗人，那是他怀才不遇中的浪漫消受。刘备三顾茅庐时，碰上诸葛亮的岳父，口中念着梁父吟的诗：“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骑驴的是乡村中有点知识的老者。小户人家呢？新媳妇回娘家，挽一只花布包袱，花枝招展地坐在驴背上，田螺髻梳得油光水滑的，绲着宽边的衣袖下露出锃亮的银镯子，千层底的绣花鞋在驴腹的一侧并拢得很得体，自是北方农村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驴子的后代当然还是驴子，但也不全是，例如它和马野合，生出来的后代叫骡子。骡子的体格比它那僭越种族偷情的父母都要雄壮，那实在算得上是凛凛一躯，器宇不凡，连脚步声也是地动山响，底气很足的。块头大，力气也大，一头骡子通常能顶两头黄牛使。而且它又耐得粗料，耐得劳累，抗病力及适应性强，寿命亦长于驴和马。这些都得之于杂交优势。骡子又分驴骡和马骡，分类是以母系为根据的，前者为母驴与公马交配所生，体形略小；后者为母马与公驴所生，体形较驴骡大。可见在繁殖后代时，母系基因更具有决定意义。遗憾的只是，这么优秀的骡子一般却不能生殖后代，即使成功了，原先的优势也丧失殆尽。这是生命繁衍史上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某些特别优秀的生命个体，其后代往往并不见佳。例如那些叱咤风云的伟人，好多人的后代都平庸得很。就像天才不能世袭一样，伟人也是不能世袭的。对于这种现象，我老家的乡民们有一句说法，叫“都被他一个人凶去了”。这里的“凶”是个褒义词，有胆识过人甚至雄才大略的意思。这实在是一个值得遗传学家或者还有社会学家们研究的问题。
在北方天空那辽阔的苍穹下，驴车缓慢、从容、习以为常地走着，它有时和大运河并驾齐驱，有时逆向而行。在它的前头，是大运河永不疲倦的浪花。
十二两位老人的目光
大运河流到济宁，行程正好过半。现在，它要稍稍休整一下了。这休整是瞻前顾后的意思，也是养精蓄锐的意思。再往北，就进入鲁中丘陵地区的南旺水脊了。南旺是大运河全程中海拔最高的地段，说是最高，其实也高不到哪儿去，顶多不过四五十米，但对于一条河来说，要逾越这样的高度却是相当艰难的。从济宁到南旺，河道一步步往高处去，每升高一步，都几乎是背负着整个齐鲁大地一般沉重；从南旺到临清，河道又顺势下行，仿佛脱缰的奔马，一发而不可收。这就是南旺水脊。元代采用“闸化运道”的方法控制水位，从济宁到临清一百多公里的航道上，竟设闸三十余处，背负青天朝下看，那一道道闸坝就好像琴弦上布局和谐的品位一般精确有效。三十多道品位共同创造了运河的音色——那种张弛得很有韵律的激情和不尚浮华的叙事风格。琴弦的鸣奏声中，大运河翻过南旺水脊，进入了另一条大河的领地——海河流域。面对着这张以昊天广地为琴台的大制作，我们不由得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人类的智慧虽不能违悖规律，但确是可以化僵死为神奇的。
有两位老人的目光在济宁附近注视着大运河，他们都曾深刻地影响过大运河的生命。当然，那是两种不同的目光，一种有如天上的太阳和月亮，无所不在却又无可抓挠，你只能感受它却不能占有它，因为它是氤氲在古老大地上的精神之光；一种却是实实在在的智慧的赠与，也是温情脉脉的关顾，它是举目可见伸手可及的，犹如祖父在村头的老树下目送你远行，破旧的衣衫扑满了秋风。从济宁向东不远，就是孔子的家乡曲阜。要认识中国的封建社会，看看孔府也就差不多了，它的价值不在于建筑本身的艺术风范，而在于它那超稳定状态的内在结构，所谓权力和地位就体现在那一木一石的布局之中。在那里，每一道门基的形制和门环上的饰纹都很有讲究，甚至连文字也有别出心裁的写法，例如孔府正门的那副对联中，“安富尊荣”的“富”字上面就少了一点，那叫“富贵无顶”。确实，一个家族能保持差不多二千年的安富尊荣，这不光在中国，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孔子的学说，说到底是维护既得利益的学说，因此也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学说——至少在历代统治者那里是被这样诠释的。他主张一切都要缘理而行、循序渐进。因此，他注视大运河的目光也很符合他的标准神态——“威而不猛，恭而安”，是那种看似无可无不可，其实城府很深的样子。大运河就在这目光中流过，它知道自己不管流得多远，都不可能流出圣人的目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大运河生命中这些带有终极性的问题，都与中国的稳定和统一维系在一起，它是为王前驱的角色，也是荣辱与共的宿命。圣人一般是不大多讲话的，但只有这一句也就够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平白得不能再平白的话，却说尽了天地人寰最本质的道理，可见平白的深刻才是最大的深刻，这是圣人对大运河的勉励吗？那么就“不舍昼夜”地向前赶路吧，且抛却一路上的浮躁和幽怨，大运河谦恭如仪地从圣人的目光下流过，仿佛接受洗礼一般。
另一位老人的名气就没有这么大了，但他对大运河的影响也许更直接。可以这样说，没有他，大运河就不会是现在这般格局。正是他七百年前一次智慧的闪光，在大地上定格为鬼斧神工的南旺分水工程，大运河才跨越鲁中丘陵，进入了燕赵大地。即使在现在看来，这位汶上老农的构思也仍然称得上是石破天惊的大手笔。名曰分水工程，水从何来？当年的工部尚书宋礼和济宁同知潘叔正为此差点丢了脑袋，因为河已开成，如果找不到水源，皇上定然要雷霆震怒的。宋礼布衣微服，夜访白英于彩山之阳。这一访不仅保住了两颗品级不低的脑袋，更重要的是给古老的运河注入了新的活力。不用说，这活力来自于水。水是汶河之水，将汶河拦腰切断，在南旺注入运河。这就是说，本来东流入海的汶水，现在也成了大运河生命的一部分。又在汶运交汇的丁字口建分水石，靠石破的偏差度调控水量，以三分向南达于淮泗，七分向北达于漳卫。1958年，毛泽东巡视山东，在与山东省负责人的谈话中曾提及这项工程。他当然是信手拈来随便说说的：
汶河分流南北，北会黄河，南入江苏，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
好一个“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完全是帝王口气。毛讲历史总是这样妙趣横生，没有一点附庸或卖弄的味道，他是把中国历史读得烂熟，也是真正读懂读通了的。
南旺小镇上的分水龙王庙现在已经圮毁得不成样子了。尽管分水工程是白英老人天才的创造，但人们还是习惯于把功劳记在龙王的头上，在这里建龙王庙以承香火。有资格在这里承受香火的有：龙王、禹王、关公、观音、蚂蚱（龙王的大将军）、工部尚书宋礼和辅佐他治河的济宁同知潘叔正。在后面的配殿内，也有白英老人一尊小小的塑像。反正千只馒头一锅汤，杨柳水大家洒洒，沾得上边的都请进来。在这些塑像中，除去神仙皇帝，就是当官的，只有白英一个人是布衣之士，但后人总算没有忘记他，这也就不错了。
一个中国水利史上杰出的天才，最后被请进了神殿。其实他并不需要香火，因为常年的香火会把他熏得面目全非。而且，香火和膜拜又往往是和灾难联系在一起的，至少是和人们对灾难的恐惧联系在一起的——愚昧产生崇拜，恐惧也会产生崇拜。作为一个从乡野间走出来的智者，他更愿意和人民讨论治河中的一些问题；或者布衣麻鞋，风餐露宿地把足迹撒遍荒原和草泽，在大地上收获田园诗一般的创造灵感。现在，让他在这里站班陪侍，为神仙皇帝们充当配角，实在是太难为他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