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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的晋商富甲海内，他们的会馆当然也应该华彩纷呈。这华彩不是浮光掠影的，而是深深地烙印在运河帆樯的阔大背景上，每一个细部都是金碧辉煌的，透出十足的底气。却又并不张牙舞爪，该张扬的张扬得很到位，该收敛的也收敛得很得体。光是嘉庆十四年的一次重修，就耗费了将近五万两银子，这其中的绝大部分来自商业利润的“厘头”。当时规定的厘金为三毫，也就是千分之三，由此推算，亦可见当时山陕商团的经营规模及富有。我们可以想象，在大运河最繁忙的数百年间，那些手眼通天的富商巨贾们如何在这里搅动着运河码头上喧闹的商潮，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只须小试身手，就已腰缠万贯。而会馆则是他们交流信息聚会议事的场所，这里虽然没有吞金吐银的实物交易，但那些交易的主角确是经常在这里出入的。他们操着已经沾染了齐鲁腔的山陕方言，举止言谈都显示出中国一代巨贾的深谋远虑和从容干练。我曾看过一个材料，介绍山陕商人是如何把江南的瓷器运往西域的。瓷器是易碎物品，而通往西域的运道又是陆路，运输工具只有骆驼和马匹，万里迢迢，磕磕碰碰的，那些娇贵的青花或彩釉如何受当得起？他们的办法是：先通过水路把货辗转运到关中，卸下来，用一种草籽拌在泥水里抹在瓷器上，然后把瓷器一叠一叠地捆扎好。他们便在旅馆里住下来，潇潇洒洒地逛街访友，一边雇好了陆路上的脚夫。过了些日子，草籽发芽了，密匝匝地裹住瓷器，有如软毡一般。这时候再装上驼背和马背，沿着丝绸之路西出阳关。这样的智慧实在令人叹服。我总觉得这智慧从本质上讲是属于农民的，因为只有农民才会这样熟悉草的习性，并且把对草的驯服和利用作为自己生命艺术的一部分。但凭着一袋草籽就敢于闯荡广袤荒凉的西域，这样的胆魄又似乎不是属于农民的。
山陕会馆在封建时代的最后一次重修是在光绪二十三年，这次重修的费用在碑记中没有详述，只用“所费无几”一笔带过，大概花费不会很多。因为到了那个时候，随着漕运的终止，大运河已经衰落了，而强大的山陕商团也早已不复往日的风光。历经了几百年的风雨，会馆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剩下来的日子，只能作为运河边的一座古董供人们观赏和凭吊了。
与山陕会馆当年的热闹形成对比的，是海源阁藏书楼的清静。
这种清静源于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中国古代的私人藏书楼似乎都有这样的规定：秘不示人，不光是外人，连亲朋戚族也一律不得接近。清代作家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曾提及一件事，老残来东昌海源阁看书未成，便在旅馆的墙壁上留诗一首：
沧苇遵王士礼居，
艺芸精舍四家书。
一齐归入东昌府，
深锁琅嬛饱蠹鱼。
对海源阁这种不近人情的关门主义，老残是很有点牢骚的。从诗中我们可以知道，清代江南的四大藏书家——常熟钱曾、泰兴季振直、吴县黄丕烈、常州汪士钟——相继败落后，其书籍很大一部分流进了海源阁。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珍贵的宋元刻本及名人手抄本，当初正是通过大运河“流”进来的，因为海源阁主人杨以增的身份是江南河道总督。河道总督是个肥差，我们不知道杨以增其人的官德如何，但处在那个位置上，大概是不会缺钱花的。中央财政每年都要拿出一大笔钱用于治河，水过地皮湿，用不着很贪，就会有大把的银子进账。中国历史上的私人藏书向来以江南为中心，作为江南总河的杨以增自然有机会接触各种公私刻本的图书。杨家是，他自己又是进士出身，文化素养是不用怀疑的。这些条件都有可能成就一个藏书家。杨以增也当仁不让，他用自己毕生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一座藏书楼——一座可以与江南任何一座私人藏书楼相媲美的海源阁。是的，江南的藏书楼已经够多的了，随口说说就有：天一阁、皕宋楼、嘉业楼、八千卷楼、铁琴铜剑楼，等等。而在杨以增之前，北方还没有一座真正像样的私人藏书楼。大运河给北方带来了一个诗化的江南，江南的园林、江南的丝绸、江南的美食，甚至江南那白如凝脂的美女，都已经进入了北方的生活，却单单缺少一座像样的藏书楼，他们似乎都在等待着杨以增的出场。有人认为，杨以增实际上是搜刮了南方藏书家之精华，并借主管河道之便，用漕船运到东昌，庋藏于海源阁。言下之意，说他是利用职权，巧取豪夺。我没有足够的根据质疑这种说法，但即便如此，在我看来，利用职权搜刮图书也比搜刮金钱美女奇珍异宝要好些，因为这不仅显示了一种文化良知，更重要的是，他的那种搜刮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抢救，让散落民间的残篇断简有了一个聊避风雨的归宿。他实际上是在为我们这个民族充当文化拾荒者。而且我还认为，一个把毕生的精力倾注于收藏图书的官员，大抵总不会太贪酷的，因为他的文化人格在那里明摆着。中国历代有那么多河道总督，但海源阁只有一座。试问，其他那数以百计的河道总督，他们都给历史留下了些什么呢？当他们利用大运河把成担的金银珠宝送往老家时，杨以增的船上却只有一摞一摞的书箱，这让我们注视他的目光多少有点感动。
和其他所有的私人藏书楼一样，海源阁的藏书后来也同样遭遇了悲怆而又无可奈何的散佚，它原先那些严格得几乎不近人情的规定只能阻止读书人的脚步，却无法阻止战乱和兵灾。1928年，海源阁遭到土匪王金发的劫掠，从此以后，清静的藏书楼便不再清静了，先后挂在这里的招牌有：韩复榘部队某旅的司令部，山东省流亡政府的“主席行辕”，侵华日军驻聊城司令部，伪顽合流的土匪部队司令部，等等。除去“行辕”就是“司令部”，都是些很有分量的招牌，丘八和政客们似乎都很看重海源阁，这实在是海源阁的荣幸。当杨以增最初制定那些几乎不近人情的规定时，当杨氏家人每年小心翼翼地把书搬到春日的阳光下曝晒，然后用白丝棉纸包着樟脑面装入锦函时，当一代又一代的杨家老仆给藏书楼关门上锁，并郑重地加贴封条时，他们决不会想到自己苦心坚守的这座藏书楼后来竟会有此等荣幸。文化有时是很脆弱的，在丘八和政客们粗暴的呵斥声中，杨家数代人的坚守顿时风流云散。这中间，有一批藏书被杨氏后人抵押在天津盐业银行，后来被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下令以二十亿法币赎出，归入国立北平图书馆，算是为海源阁保留了一点血脉。今天，我们在首都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或许会看到某本书上带有“字益之号东樵”或“陶南山馆”之类的印记，不消说，那就是当初海源阁的藏书，“字益之号东樵”者，杨以增也；“陶南山馆”者，位于肥城华跗庄的杨氏别墅也。
我到海源阁去的那次是个大雾天，从上午八点等到十点，才知道元旦放假，不开放。从外面大致打量了一番，房子很气派，显然是近几年新建的。总觉得想象中的私人藏书楼不应该是这种味道，似乎太赏心悦目了，简直有点惊艳的效果，缺少一种书卷气和沧桑感，还有那陈年樟脑若有若无的闷香。也难怪，原先那些善本珍本都不在了，想玩点深沉也难。不看也罢。
那么就走吧，顺便看了附近古运河的龙湾，那里是山东巡抚丁宝桢追杀大太监安德海的地方。作为晚清历史上一桩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这段故事知道的人很多，当地人说起来亦头头是道。中国人历来总是对政治更感兴趣，相比之下，知道海源阁的人能有几何？
十四临清的砖
临清到了，落篷，靠岸。
不管是不是顺风顺水，也不管时间赶巧不赶巧，漕船到了临清，都得落篷靠岸。
靠岸是为了捎带一样东西，这是朝廷定下的惯例，到了通州卸船时，那东西要和漕粮一起检验交货的。
捎带的这样东西是临清的砖。
可不要小视了那一块块大青砖，偌大的北京城，从巍峨的宫殿到雄伟的城墙，还有郊外那明清两代的帝王陵墓，都是用它建造的。所以老辈子的人们说：“北京城是漂来的。”从哪儿漂来的呢？当然是临清。
在临清，大运河接受了它最值得夸耀的荣誉：为中国最庞大的皇家建筑群运送青砖。在它所有的荣誉中，这无疑是最骄奢浮华的。以往的那些荣誉大都从属于世俗生活中的日用衣食，即便是艨艟如风，帆樯如云，一俟进入京师，也很快就被消化得了无痕迹，不可能留下什么令人瞩目的场面之物。皇宫是皇权的象征，无论是外在形制还是精神隐喻都必须是坚固不朽的，临清的砖恰恰具备了这样的品格。这里的土胶中夹沙、细腻而无杂质，俗称“莲花土”；烧砖的柴草一律用的是豆秸，烧出来的火泛淡绿色。胶中夹沙的莲花土，在淡绿色的火焰中熔化、颤抖、澎湃，最后凝固为青黑色的临清砖。临清砖敲出来有一种悦耳的金属声，这种金属声也一直是检验其质地的重要手段。叮当，叮当，在明清两代的五百余年中，这种悦耳的金属声就这样从临清一路向着京师传递，带着某种庄严的仪式感。其实，临清的砖从一出窑就伴随着一种仪式感，烧制好的成品砖，经严格检验后，每一块都要用黄裱纸封住，用小拱车推到专门的皇砖码头，乘北上的漕船带走。船到通州后，要将砖全部卸下来，撕掉黄裱纸检验，然后再用黄裱纸封住送往北京。到了北京的工地上，还要一块一块地磨，磨得严丝合缝了，再放在桐油里泡，最后才会定格在大殿或城堞上。经过这样反复挑选的临清砖，它的视觉形态是老成且傲慢的，而所谓华丽，也是一种静穆中的端庄与持重。在我看来，它有点像老杜的诗，沉雄且流丽，表面上一点火气也没有，却蕴含着内在的历练和成熟。它的魅力就在于那点苍古的风尘气息。新出窑的临清砖肯定不会有那样的气质。
砖窑的烟尘在运河两岸傲慢地升腾着，如果是夜间，甚至在十里八里以外也能望见窑火的光焰，那是临清最醒目的标记。旷野上充斥着喧哗与骚动，窑工们的身影有如鬼魅一般，他们蓬头跣足，脸上总是带着长年不褪的烟火气。在临清，这样的窑场有数百座之多。如果你在别处犯了官司，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到窑场上找一份活干，在这里你不用担心官府的追捕。由于砖窑是直接为朝廷服务的，窑主和窑场拥有相当的特权，他们都有朝廷赐给的黄马褂，完全可以把地方官不放在眼里的。每座窑场门口还划有禁区，悬挂着朝廷赐给的虎头牌和水火棍，凡有私闯窑场或在窑内闹事者，用此棍打死勿论。因此，这一带流传着“打架上宫窑”的说法，意思是不论你闯了什么祸，只要往窑场一躲，就可平安无事。当然，前提条件是你必须有一身好力气，因为窑主并不是慈善家，他们看中的是从你肌肉和筋骨中能榨取的剩余价值。每一块成品砖，朝廷付给窑主工价银二分七厘；如挑出哑砖，每块折价一分七厘；不堪用者，每块折价一厘八毫。这些钱大部分落入了窑主的腰包，分到工匠手里的为数极少。工匠们只管牛一样地干活，他们其实比流放的苦役犯也好不了多少。每一块青砖都有枕头大小，五十来斤重，脱坯时必须是一次掼成的整块，不能添补的。这还仅仅是脱坯。从挖土、筛土、滤泥、踩泥，到装窑、搬柴、挑水、出窑，可以想见，一块成品砖中要渗入多少壮汉的汗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窑工就这样用当地廉价的泥土和豆秸，还有更为廉价的汗水和苦难，烧制了一座世界上最壮丽的宫城。我们无法知道，在成年累月的简单劳作中，他们会不会有某种艺术创造的快感甚至成就感。窑火映红了临清的天空，也熏红了窑工的眼睛，那是一种见了风就流泪却能穿透熊熊烈焰感受窑膛呼吸的眼睛，就像常年颠簸在大海上的水手，他们或许看到原野上盛开的鲜花会晕眩而在风暴中却镇定自若一样。燃烧的豆秸发出短促有力的爆裂声，那淡绿色的火焰有如锐利的刀锋。土坯一车车地送进窑膛，经过那刀锋的雕琢，推出来的是灼热的青砖，汗水滴在上面，腾起白色的烟雾，那烟雾中有一股带着咸味的男性气息。
夏天是窑场最繁忙的季节，在充沛而热烈的阳光下，砖坯很容易晒干。而且那日头总是不落，一天几乎可以干两天的活。在整个夏季，窑工们就那样打着赤膊，让汗水和泥土充当身体的保护色。为了补充汗水的消耗，他们要不时捧起水钵喝水，那是真正的牛饮，有如夸父饮于河渭。在那个漫长的夏季里，他们总共要喝下多少水呢？运河的水位一天比一天低了，码头上的石阶一级一级地露出来，石阶上的苔藓晒成了尘埃一样的浅灰色，航船也显得艰涩了。北方干旱的夏季，是被窑工枯渴的大口喝出来的吗？秋天是喜忧参半的季节，艳阳秋里，寒蝉声中，到处是成熟瓜果的香气。这香气是储藏在大地中的，现在它们被释放出来了。附近的农家开竿打枣了，“梆梆梆”，“梆梆梆”，爆豆子似的热闹。听着这样的声音，想象着枣林中落红如雨的壮观景象，窑工们干活时也多了几分兴致。但如果天公不作美，遇上连绵的阴雨，便常常十天半月的没个消停。脱坯的窑工们窝在工棚里，心情也像天气一样阴郁，因为他们一天不干活，窑户就一天不开工钱。为了养家糊口，天气一放晴，他们就得用加倍的劳动把耽搁的活儿补回来。等到窑工们脱下的砖坯足够烧制一个冬天，冬天也到了，西北风刀子一样刮过来，天地间一片萧索。这时候，脱坯就停止了。窑户当然不会让他们闲着，除去装窑和出窑，他们得抓紧运泥。窑场附近已经被掘地三尺，有如一块搜寻过细的考古挖掘现场，静静地敞亮在冬日的阳光下。窑工们要驾上大船，到远处把泥运回来。一船一船的莲花土堆在窑场里，有的像埃及的金字塔，有的像古罗马城堡的穹隆。它们在风雪中等待着来年春水的滋润，也等待着在豆秸那淡绿色的窑火中，变成具有金属质地的青砖。
青砖是让进京的漕船捎带走的，遥望着运河上漕船的帆影，窑工们会想到京师那些巧夺天工的宫殿和陵墓吗？在他们的想象中，那里的生活或许就像现代人在相声段子中引用的几句吕剧唱词：“听说包公要出行，忙坏了娘娘东西宫。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小民百姓想象中的奢侈，也无非是大饼大葱管够罢了。远方的帆影在视线中渐渐淡出，融入了北方那单调而高远的晴空。窑工们知道，那白帆下的每一艘航船上都载有他们制作的青砖，不会多也不会少，每船四十八块。砖的正面和反面都烧制着字迹，除去州府和年号外，还有一些人的名字。但那些名字从来不属于他们。
临清博物馆里陈列着不少这样的青砖。说是陈列，其实只是胡乱地放在一张长条桌上。我曾仔细拭去上面的灰尘，在昏暗的灯光下辨认过那些字迹。例如：
明临清厂窑户孙岳造，作头于其。
再看这一块：
大工，嘉靖十年秋季窑户高雄为登州府造。
这里的“大工”是指用于建造皇宫的，区别于建造皇陵的“寿工”。所谓“为登州府造”是指朝廷摊派给登州府的指标，由登州府出钱，请临清的窑户负责烧制后再运送京师。
还有：
丙申年窑户赵贤作头赵才造。
康熙十五年窑户畅道作头郭守贵造。
几乎都是一般格局，那上面只有窑户和作头的名字，而亲手制作青砖的工匠是没有资格把名字署上去的。中国历来的政治学说到底就是名字学，谁的名字取代了谁的名字，这一般叫做改朝换代或权力更替；谁的名字排在谁的前面，这是强势群体内部的利益分配；而什么人的名字该出现在什么地方，则体现了一种社会秩序。这些都是很有讲究的。出力流汗的窑工们自然不配有千古留名的资格，就像现在写论文的人，名字反倒排在最后，而写报告的人绝对不会享有署名权一样。
只有这一块是个例外：
嘉靖十五年窑户罗风匠人郑存仁。
这个叫郑存仁的工匠好生放肆，他竟敢僭越规格，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名字署在青砖上。该人是何出身？有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一贯表现怎样？社会关系都有哪些？所有这些可惜现在都无从追查了。其实也大可不必追查。他或许只是出于一个劳动者自尊意识的觉醒，因为他觉得那青砖中有自己的汗水和指纹，理应署上自己名字的。为什么窑户和作头可以署名，自己就不可以署呢？因为他们的财产、地位、名望吗？可那和署名有什么关系？署名只是体现了一种堂堂正正的负责精神，作为一个劳动者，他理应为自己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