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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文天祥如何以坚贞不屈来挑逗忽必烈的忍耐力，忽必烈就是不杀他。与此同时，北上归顺的南方文化人却络绎不绝，虽然他们的分量加起来还抵不上文天祥的一个脚趾头，忽必烈对他们同样很客气。他们写的不少诗词传进宫里，忽必烈偶尔也会翻翻，学着推敲其中的平仄韵律和用典。例如有人讥笑文天祥的弟弟文璧说：
江南见说好溪山，
兄也难来弟也难。
可惜梅花有心事，
南枝向暖北枝寒。
忽必烈近来汉学功夫大有长进，不用手下的那些御用文人帮忙，也能读得出诗中的意思。但他并不发怒，照样给他们官做。只要为我所用，不妨让你发发牢骚，甚至骂几句娘也没什么大不了，反正你翻不了天。这是一种气量，也是一种姿态一个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向汉文化送出的眼波。自定鼎燕京后，忽必烈特地从上都带来了几株北方的莎草，亲自执锹培土，移植在宫殿的丹墀前，起名“思俭草”。又让臣子们做了几首歌功颂德的诗。“数尺阑干护春草，丹墀留与子孙看。”几株莎草有什么好看的？无非是要让子孙后代不要忘记北方的荒漠，因为那里是祖宗的发祥之地。但与此同时，他的目光却坚定地注视着南方。
文天祥的坚守，到了后来完全是为了成就一种道德的完美。他忠于的王朝已经灭亡了，那是个从头到脚都烂透了的侏儒，朝野上下充满了昏聩、庸懦、荒淫和无耻。如果不是国难当头，他这样的狷介书生恐怕只能老死于州县小吏，终身碌碌无闻。而来自北方的敌人又是那样血气方刚，挟带着长风豪雨般的生命活力。在被押解北上的途中，他曾听到蒙古人高唱“阿刺来”之歌，甚是激越雄壮，惊诧中问道：“此何声也？”回答说是起于朔方的“我朝之歌”。文天祥不禁感叹：“此正黄钟之音，南人不复兴矣。”他从歌声中听到了一个民族飞扬凌厉的习尚和豪迈宏大的气魄，比之于西湖畔的靡靡之音，文天祥怎能不感触万端呢？大势如此，回天无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文天祥的大痛苦。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场精神对峙中，文天祥也同样对忽必烈有着某种欣赏，他的不屈服恐怕也与面对着这样高质量的对手有关。在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中，对方那燃烧的目光有如皮鞭一般抽打着你，激励着你的征服欲望；而从对方那粗重的喘息中，你似乎听到了他身体内部的坍塌和撕裂声。这是欲罢不能的纠缠，也是招招见血的搏斗，任何一方都不会轻言退却的。
这场对峙的双方最后都是胜利者。文天祥的胜利自不必说了，大都兵马司监狱中的三年成全了他生命的绝唱，一个南方书生的血渗进北国的土地，润物细无声，却是有色彩的，血光如炬，直冲九天，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史上留下了一道霓虹般的亮色。而忽必烈则从文天祥身上看到了汉文化的威力和魅力，加速了元帝国汉化的进程。他还以对待文天祥的种种礼遇和最后成全他的死节为自己的部下树立了一块“忠”的样板，这一点恐怕是文天祥本人始料未及的。
文天祥死后，他妻子欧阳夫人奉旨收尸装殓。三年前，在从广东押解北上的途中，文天祥曾在江西南安绝食求死，并且为自己的死安排了一个时间表：南安到他的家乡庐陵大约有七八天水路，这样，船到庐陵时，差不多也是他的命尽之时，死后可以葬于庐陵，不失“狐死首丘”之义。现在，他就义于远离故乡的燕京，归葬庐陵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由于当时南北大运河阻断于山东，从燕京到江西，沿途舟车辗转极为艰难，灵柩只得暂厝于燕京小南门五里道旁。由庐陵人张弘毅先将其齿、发及遗文遗诗送归故里。
顺便说一句，文天祥的诗写得不算很好，意象比较单调，好多都是关于死的誓言，所以能够传之千古的也就是那么几句。
关河梦断，首丘亦难，看来，文丞相的灵柩在北方还得再待些时日。
17水！水！！
就在文天祥就义前不久，孔子五十三代孙，衍圣公孔洙从浙江衢州来大都入觐。
孔府在山东曲阜，为什么这位衍圣公却来自江南呢？这牵涉到孔府内部一段历时一百五十余年的宗族纷争。原来靖康之难后，当时的衍圣公孔端友随高宗南渡，寓居衢州，后来子孙繁衍，代代相袭，称为南宗。南宗是相对于北宗而言的，北宗自然是在曲阜留守的那一脉金枝玉叶了。孔府历来的传统是对政治采取鸵鸟式的态度，不管什么人当皇帝，他们都举双手拥护，国事军事天下事，干我鸟事，只要有爵位世袭就好。问题是南北两个衍圣公是宋金两个王朝各自加封的，毕竟谁不想荣华富贵呢？即使是圣人后裔，也是不能免俗的。因此，在宋金分治的一百余年间，衢州曲阜各立门户，都以大宗主自居。算起来，从孔端友到孔洙已经是第五代了。南宋灭亡后，忽必烈决心推行汉化政策，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思想基石。儒学的老祖宗是孔圣人，而眼下圣人的后代却在为南宗北宗谁为正宗而窝里斗，这就很不体面了，长此以往何以服天下？于是忽必烈一道圣旨，令南宗衍圣公来京觐见。大约有关方面事先给孔洙打过招呼了，孔洙很知趣，来京后就表示了一个态度：以“曲阜子弟守护先茔有功于祖”，情愿把衍圣公的宗主地位让给北宗承袭。皇上也投桃报李，封他为国子监祭酒，兼提举浙江道学校事。虽然都是虚衔，但地位还是很高的。以孔府的影响和号召力，让他在南方做点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战工作，有利于收拾世道人心。
忽必烈是个很细心的人，他忽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衢州的孔洙和曲阜的孔浈，两位衍圣公的名字中都带着水。南方毕竟是南方，连名字也这样讲究，一点一滴中都蕴含着深文大义。水是什么呢？从表面上看，它是透明的、灵的，带着几分缠绵和忧郁；但它又是深邃的、坚韧的，足以浸漫一切摧毁一切的。孔夫子是水，那千百年前的水渍印记在从深宅朱门到柴门小院的每一块柱和石阶上，以一种固执的苔藓味支配着人们的生命方式；文天祥是水，那水清洌浩大得令人崇拜亦令人惊栗，纵然你铁骑如云长剑倚天，也只能徒唤奈何；南宋王朝也是水，那个柔若无骨的王朝虽然已沉沦于厓山附近的大水之中，但它那氤氲的气息仍然弥漫在南方的大地上。自己对南方的征服，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水的征服。目送着孔洙的背影在朝廊上远去，忽必烈觉得老先生的姿态还是难能可贵的，这么一把年纪了，一路上舟车辗转，来一趟京师实在不容易。于是又下诏对衢州孔府优免田赋及杂项差徭，以示嘉许。
名字中带着水的孔洙回江南去了，那如诗如梦，以大米和丝绸富甲天下的江南，此刻是那样遥远。对水的忧虑又一次涌上忽必烈的心头。
至元十九年前后的忽必烈，是在对水的恐惧和期盼中度过的。
首先是东征日本的再次惨败。出征时舰船四千艘，将士十四万，最后的生还者仅有三人。原因仍然是遭遇风暴。忽必烈雷霆震怒，下诏第三次东征。因江南各行省来不及打造战船，上书请求展期。皇上虽没有同意，但也没有执意出兵。对日用兵暂时搁了下来。
东征只是个面子问题，推迟几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另一个与水有关的问题却是须臾搁置不得的。
这个问题就是漕运。
每当皇上走向御膳房前面的餐厅时，就自然而然地会想到这个令人沮丧的问题，一种有如芒刺在背般的焦虑便挥之不去。御厨在为他排膳时，最先送上来的主食总是一碗小米饭，这是皇上自己定下的规矩。本来，在每年运抵京师的数以百万石的漕粮中，有上好白粳米和莎糯米五万石，就是供皇室和贵族受用的。但忽必烈知道，粮米从江南运到京师，沿途的种种辛苦难以尽说，陆路的挽输之艰和海运的风涛之险姑且不论，光是运费，说出来就令人咋舌。运米一石，支付的脚夫钱是中统钞八两五钱，在江南，这笔钱相当于三石米的市价。因此，皇上定下了每餐先上一碗黄粱的规矩。并不是说连皇上吃的白粳和莎糯也难以为继，这是皇上的一种姿态。小民百姓吃一碗小米饭算不了什么，可同样一碗饭放在皇帝面前就不同了，它立即被赋予某种意义，你说是忧国忧民也好，或者说殚精竭虑也好，反正是漕运问题让圣躬难安。这既有自警的意思，也是做给京师的权贵们看的。可以想象，当忽必烈端起那一碗小米饭时，心头会是一种什么滋味。
现在，我们不妨来看看元朝初年江南漕粮北上京师的行役图。
隋唐运河历经数百年的战乱，到了元朝初年如同一只破碎了的陶器，整体的雍容流畅已不复存在，只在每块残骸上仍可见出当初的纹饰和釉彩，证明它曾经有过的神圣性和日常功能。但残骸毕竟是残骸，因为它破碎的不仅仅是形制，还包括周围的环境。即便高明的工匠可以修旧如新，它周围的那种时代氛围却是无法修复的，因为王朝的中枢已经由关中和中州移到了燕京，原先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运道自然就不合时宜了。但天大地大，吃饭问题最大，即使是皇帝餐桌上的一小碗黄粱，也不是京师胡同的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既然京师官民都在眼巴巴地等米下锅，漕运暂时也就只能将就旧有的河道了。这种将就的代价是：江浙一带的漕粮先集中于扬州，沿古运河北上，在淮安由淮河入黄河，溯流到河南中滦。从中滦以下，则又改陆路北上淇门，再入卫运河（即当初隋炀帝开凿的御河）抵达通州。从通州又转陆路抵达大都。这是一条以河道为主，水陆联运的路线。由于河道迂回，水陆转运中又要装卸三次，一路上的周折可以想见。特别是淮安向西北到中滦、淇门，然后再转向东北的弓形运道，几乎在豫冀大平原的腹地兜了一个大圈子。漕粮沿着这把千里长弓的弓背迤逦北上，沿途樯倾楫摧，驴马倒毙，怨呼之声不绝于耳。看了这张行役图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运送一石米却要花费三石米的运费。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差不多就在文天祥慷慨就义的同时，忽必烈挽起了豫冀大地上的这把千里长弓，这位马上天子要试一试自己的臂力了。
其实早在八年前元军出征南宋时，漕运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南征的旌旗还未在视线中远去，忽必烈就未雨绸缪，派都水监进行大运河穿越山东的前期勘察工作。他知道，从军事上解决南方是不成问题的，一俟临安方面尘埃落定，漕运就是当务之急。而当时担任都水监这一职务的，恰恰是大科学家郭守敬。
在中国科技史的星空中，郭守敬是少数几颗最耀眼的巨星之一。1970年，国际天文学会以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月球上的山脉，其中有一座环形山被命名为郭守敬山，在他的周围，是爱因斯坦、欧姆、焦耳、帕欣、迦罗华、赫兹斯朋、迈尔森……
看看他周围的这些名字，你就该知道郭守敬的分量了。这些名字都曾和人类科技史上一些最重要的发现、发明和创造联系在一起；只要提起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们就会想到有关的定律和定理，那是一道道穿越长空的闪电，轻蹈于人类从蒙昧迈向文明的漫漫长途，显示着智慧的力度与美姿，让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为他们超迈壮绝的才华而惊叹。
遭遇郭守敬，这是忽必烈和大运河的幸运；而遭遇十三世纪末期的中国，这也是郭守敬的幸运。一个百废待举充满了勃勃生机的新王朝对科学技术的渴求，使得他的才能被充分地吸纳和播扬，成为历史前进的助推力。郭守敬的科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天文学和数学领域，但最初却是在水利学方面显示出来的。一个旷世奇才，恰逢大运河这样的旷世工程，这就注定了将会碰撞出一些可以称之为创造的火花。果然，郭守敬小试牛刀，不经意地就让科学的殿堂颤抖了一下。在勘察河北山东境内的河道时，他绘制了济州、大名、东平等地及泗、纹诸水与御河相通的形势图，在这张图上，他以大都东边的海平面为基准，参较大都至汴梁地形的高低差别，在世界上最早形成和运用了海拔的概念。对于他，这可能只是心血来潮偶有所得；但对于地理学，这却是一种足以让后世受用不尽的智慧。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动工开凿的济州河，是南北大运河在山东境内的关键运段。河道起自济州任城，一路向西北延伸，止于东平境内的安民山，全长约一百三十华里。对于这项工程，郭守敬只是作了一些战略性的构想（例如在地图上划一条曲线），剩下的事情让马之贞去做，马之贞是一位实用工匠型的人才，汶上人氏，土生土长，对当地的每一条河汊子，每一块土圪垯都了如指掌。这个级别的人才对于开河筑堰来说十分匹配。战略科学家和实用工匠的结合，这是忽必烈用人之道的高明之处，他给马之贞的头衔是“汶泗都转运使”，参与开河筹划及施工。也就是说，给你一个大致的规划，你负责给我开河，河开成了还要负责这一段漕运的通畅。汶上这个地方历史上一直出水利专家，马之贞就不说了，继马之贞大约一百六十年后，这里又出了一个叫白英的老农，也是以布衣身分参与治河，很做了几件大事。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出山都有几分神秘色彩，都是在工程陷入困境，负责开河的官员要掉脑袋时，从某个山旮旯里走出个智慧老人来。其实，从根本上说，汶上一带正当鲁西丘陵，水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社会生活的需要往往胜过一百所大学。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造就了一大批实用型人才，从他们中间走出几个出类拔萃的专家也是顺理成章的。我不相信马之贞和白英他们真的是汶上老农，道地的老农没有那样的眼界。他们至少也是乡村里的小知识分子，有点文化底子，博古通今，能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问题。其家庭亦小有田产，大抵不会有衣食之虞，保证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学问。他们或许也曾有过金榜题名的梦想，而名落孙山的遭际恰好成全了他们，让他们从皓首穷经的樊笼中解脱出来，反倒获得了科举之外的蓬勃生命。中国古代的科学家有几个是金榜题名的呢？北宋的沈括大概算一个，他有没有科举功名我说不准，但估计是有的，不然他不会做到翰林学士。另外明代还有一个徐光启，大概中过进士。除此以外，我实在说不出第三个了。
济州河工程历时八个月，至第二年初秋全线告成。现在，江南的漕船用不着再从淮安向西北兜一个弓背形的大圈子了，过了淮河继续北上，由济州河进入大清河，再由利津入渤海至直沽。这样，除去从通州到大都一小段陆路外，沿途几乎全是水道，行程也比以前缩短了整整三分之一。
这个三分之一是什么概念呢？一千八百里。而从淮安到大都的直线距离也只有一千四百里。
现在，忽必烈大概可以心安理得地吃一碗江南的白粳米饭了。
这一年，还有一件值得一说的事情。为了漕运的需要，江浙行省新辟了一处造船基地，这个地方旧名沪渎。沪者，渔具也；渎者，水道也。是个不起眼的小渔村，当时仅有七八条街巷，百十户居民，家家门前张着捕鱼的网罟，左近小河浜上，横着几十条小船。所谓的渔村情调，也只是望不尽的芦苇而已，因此，当地人又称之为芦子城。
几年以后，随着漕运和造船业的兴盛，沪渎改名上海，为县治所在。“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明弘治《上海县志》）。设县是要经中央政府批准并备案的，当忽必烈批阅中书省的奏章时，他或许又会注意到，在新老两个地名的四个字中，竟然有三个字是带水的，南方的水，带着一股创造性的清澈和浪漫精神又一次在他心头流过，有如一本刚刚打开的大书……
当然，他现在还不会想到，这座吐纳江海的小渔村因其处势不凡，它的崛起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8会通河
一个来自西方的旅行者，成了忽必烈很谈得来的朋友。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到大都，马可·波罗整整走了四年。四年的沙尘、烈日和风霜雨雪，把一个十五岁的清俊少年雕塑成了满脸大胡子的壮汉。忽必烈认为，能走这么远路的人都是很值得尊重的，一是因为他们那常人难以企及的毅力；二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光是沿途的所见所闻，就是一本大书。马可·波罗又善解人意，长于辞令，虽然有时喜欢夸大其辞（这大概是西方人特有的语言风格），但忽必烈还是很欣赏他，经常听他讲一路上的见闻，从中了解到不少关于天文、地理、气候、宗教、物产以及风俗习惯方面的知识。有时，忽必烈也向他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