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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办的变革。官办的河漕体制法久弊生，养活了一大批冗官蠹吏，上至中央大员，下至仓胥运兵，一个个都乐此不疲地营私舞弊，把漕运视为自己千年不败的铁杆庄稼。一旦变革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便如同掘了他们的祖坟一般，岂能善罢干休！加之嘉庆道光这两代帝王都是守成之主，缺乏敢作敢为的勇气，海运之议，遂一再搁置。
到了道光四年，机会终于来了。
这一年，由于南黄河水骤涨，高家堰漫口，自高邮、宝应到清江浦一线运道浅阻，挽输艰难，到了北方的漕船放空都回不去了。天大地大，吃饭问题最大，中国的好多事情不等到饿死人的时候是不会有人去解决的。如果光是老百姓没有饭吃倒也罢了，问题是运河梗塞，正供无源，若长此以往，恐怕连达官贵人也要喝西北风了。到了这时候，还死抱着祖宗成法有什么用？因此，当江苏巡抚陶澍重提海运时，道光只得同意让他试试。
陶澍，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壬戌进士。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湖南人是很干了一番事业的，咸同年间的几位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差不多都是湖南人，其中左宗棠是陶澍的儿女亲家，而胡林翼则是陶澍的女婿。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崛起，大致就是从陶澍开始的。
道光皇帝让陶澍试试看，但陶澍知道，其实用不着试，海运肯定比河运优越。
陶澍来到了上海。那时的上海，由于海运的发展，已经很有点模样了。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放海禁以来，往返于天津与上海之间的沙船日益增多，商家将关东地区的豆麦运至南方销售，每年的运量都在一千万石以上。然后再将布匹、茶叶等“南货”贩载北上。由于南货分量较轻，且往往不能满载，故称“放空”。为求船行平稳，常常不得不在吴淞口用泥土和石块压舱。现在正好利用这些北返的沙船运载漕粮，既然是“放空”捎带，运费自然低廉，反正空着也是空着，挣一个是一个。陶澍是个很干练的人，一切都办理得相当顺利，从接到圣谕到漕粮出海，只在兼旬之间。当他站在吴淞口外浩荡的春风中，目送着装载漕粮的沙船扬帆北上时，这位湖南人都想了些什么呢？后人不得而知。好在《清诗记事》收有他当时写的几首七律，从中可以窥见一斑。且看：“申浦重来策骑从，望洋镇日话从容。”何等的潇洒；“指点扶桑云五色，日边好路近长安。”又是何等的自负，那种躇踌满志的心态跃然在目。这里所说的“好路”恐怕不光是指海运漕粮这件事本身，而且也包括自己的官场仕途的。“日边好路近长安”，他说得很含蓄，但无疑又是满怀憧憬的，对眼下的事业和今后的前程都充满了信心。沙船从上海出发，经崇明十水滧而东，再沿南黄海北上，扬帆四千余里，十余日即达天津。接着回空再运一次，五月中旬即两运告竣。由于运期缩短，漕粮霉变损耗大减。加之商船“不由闸河，不经层饱，不馈仓胥”，省去了许多盘剥和周转，较之河运，不仅节约了十余万石的损耗，还少花了十余万两的运费。而对于商家来说，既能弥补北上放空之损失，可又增加收入，自然闻风鼓舞，乐得为之。道光六年春天的首次试行海运，可谓相当圆满。
这样看来，海运确是应当替代河运的了。
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随着海运的成功，反对阵营的鼓噪也随之甚嚣尘上，其中最厉害的一手就是危害耸听，以“稳定”来要挟皇上，说废除河运将造成数万运丁和水手下岗，这些人的饭碗被敲掉了，必然心怀怨愤，聚集滋事，成为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他们甚至故意制造谶语，神神鬼鬼地散布什么“木龙断，天下乱”。木龙者，漕船之连樯也，意思就是废除河运将招致天下大乱。这实在是很厉害的一手，对于任何一位统治者来说，最让他们耿耿于怀的就是“稳定”。既然稳定压倒一切，自然也就压倒了变革、压倒了民主、压倒了惩治腐败的正义呼声，也理所当然地压倒了老百姓的肚皮。为了稳定，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可以付出的，只要自己还坐在权力的殿堂里，其他什么都好说。于是，维护稳定便成了贪官污吏们维护既得利益最堂皇的旗号，甚至成了一只藏污纳垢的大垃圾桶——他们可以“稳定”地贪污收贿，“稳定”地压制舆论，“稳定”地胡作非为，却唯独不能容忍稍微不那么“稳定”地变革旧有的秩序。他们捞了那么多的好处，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搞得民生凋敝，天怒人怨，从来不曾觉得有碍稳定。现在别人要触犯一下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就关心起稳定来了，认为天下要大乱了。他们这一鼓噪，软弱的道光果然就动摇了，他明明在先前的谕旨中说过，南方其他各省的漕粮海运事宜，“俟江浙等帮海运有所成效，再行归并筹办。”现在，成效明摆在那里，他却不认账了，反而下了一道言辞峻厉的谕旨，一开头便说：“朕思海运，原非良策。”
道光六年下半年的皇上，否定了道光六年上半年的皇上，而且理直气壮，一点都不脸红。这就是当皇上的好处——他可以说话不算数。
在洋洋洒洒地陈述了一通海运之不可行之后，皇上居然恶狠狠地反问那些支持海运的官员：“受国厚恩之人，其可不禀天良耶？”
究竟谁不禀天良呢？真是匪夷所思！
最后又是一番严旨切责：“倘明年河运不能通畅，贻误漕运，咎有攸归。朕言出法随，决不宽贷。”
这就是说，从道光七年开始，河运又一切如常。
当然，道光毕竟不是个太刻薄的人，他只是资质太差，分不清好歹。在停止海运的同时，他又想到对陶澍还是要安抚一番的，那就再发一道谕旨吧：
陶澍（在试行海运中）亲驻督办，深协机宜，著赏戴花翎。
一副花翎把陶澍打发了，也把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给打发了，他打发得相当得体。
但这种打发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在不久以后将会看到。试想一下，道光六年离鸦片战争还有十几年时间，如果当时就全面实行海运，并按照海运的要求着手中国的海军建设，那么，在十几年以后，英国人还能凭几条三樯战舰在我们的大门口横冲直撞吗？
一个平庸的时代是干不出什么有远见的大事的，道光本身是个很平庸的人，这就注定了他只能重用那些平庸的官僚，例如像谨小慎微而专坏大事的曹振镛那样的人。曹振镛的为官之道很简单：多叩头，少说话。他把仅有的一点智慧都用在揣摩皇帝的心思上。有一次道光上朝时穿了一条打补丁的裤子，曹振镛马上叫家人翻出箱子底下的旧官服，也打上补丁。此风一开，满朝文武竞相仿效，弄得京师估衣铺里的旧官服供不应求。道光六年左右，清廷内的河运派和海运派争论得沸沸扬扬时，首席军机大臣就是这个曹振镛，和他搭档的还有一个潘世恩，这个一脑子糨糊的老官僚同样因平庸而显达，从乾隆末年开始，居然一路青云，荣际三朝，到八十多岁时还赖在军机处不肯退休，连道光也有点讨厌他了，二十九年四月，一天大雨过后，皇帝下了一道谕旨：“本日又获甘霖，地面一片湿滑，潘世恩可毋庸进慎德堂，虽有扶掖之资，难抒眷念之意。”慎德堂在圆明园，是皇上日常召进军机的地方，皇上的这几句话说得很有人情味，但弦外之音却不怎么动听：你老潘这么一大把年纪，该致仕回家了。潘世恩知道赖不下去了，只得自请罢直，回苏州养老去了。苏州有名的大儒巷潘家，就是此公的寓所。
这样的臣子，这样的朝廷，这样的时代氛围，怎不让有识之士仰天浩叹！
道光七年秋季，江苏巡抚衙署的掖房内，一位青年书生正在为陶澍赶写一篇鼓吹海运的大文章。秋容惨淡，秋声飒飒，那是天地万物在衰老中不甘寂寞的演出，不是为了谢幕，而是为了铺垫出来年又一个灿烂的生命季节。书生条分缕析，议论纵横，正反推演，雄辩滔滔，经世致用的思想风骨借助于汪洋恣肆的才情，文势如长河飞瀑，奔流直下。写到得意处，他自己也不由得为笔下的雄文劲采而击节赞叹。在文章的最后，他大声疾呼：
天时人事，穷极变通，舍海运别无事半功倍之术！
这篇文章就是后来被人们传诵一时的《复蒋中堂论南漕书》。
蒋中堂即两江总督蒋攸铦，他刚从军机处外放江南。军机处实际上是个很闭塞的地方，也是容不得思想锋芒的地方，他开始并不赞同海运。但这个人比较正派，也并不固执，在陶澍的游说下，对海运的态度有所转变。因此，上任伊始，便着手研究来年河运与海运孰者可行的问题。他把这份问卷交给陶澍，实际上是想借助于陶澍的答卷上书朝廷，对道光皇帝的决策施加影响。而陶澍把这么重要的问卷放手交给一位青年书生，亦足见对他的了解和信任。
这位书生也是湖南人，他叫魏源，字默深。这一年，他刚刚进入陶澍府中做幕僚，在未来的三十年中，中国的思想界将会不断听到他那振聋发聩的声音。
22憔悴的老妇人
在入陶澍幕以前，魏源曾三入京师，其中有两次走的是运河水道，因此，他对大运河的了解就不光具有一个思想者的理性思辨，也洇染着人生经历中的感情色彩，数千里运道上的辗转之艰，艄公纤夫的风霜之苦和沿途关胥的盘剥之酷令他感慨良多。这条衰老的大运河实在已经不堪重负了，一个庞大的王朝拖累了大运河，大运河也拖累了一个庞大的王朝。
说不尽的漕运，欲说还休，却又不得不说。
那是怎样一种艰难卓绝的远征！每年数百万石的粮食（当然还有其他御前用物）从南方起运，千里迢迢地辗转北上，用以充实京师或供应军旅，抑或分储仓廒。漕船所过之处，江河大泽的风涛之险且不去说它，为了解决水位落差问题，光是沿途的那些堰闸就要费多少周折。像瓜洲和清江浦的那种磨堰，每一次通过时都要把船卸空，再用牛拉的绞盘把空船拽上去。木质的船底贴着石砌的堰坝，一点一点地向上“磨”，绞盘牵引的粗麻绳不堪重负地呻吟着，有如巨大的弓弦，期待着把痛苦射向天空。健壮的牯牛——它们是农耕时代无与伦比的大力士——在重轭下也显得步履艰难，全不像在场头地边那般优雅。那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似乎每艘漕船都要以伤痕累累作为进入京师的印戳，都要体验一次绝望中的诞生。天空、太阳、流水、牯牛因用力而绷紧的后胯，还有船夫严肃的面孔，全都冷峻得有如生铁一般。这里几乎体现了那个时代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绞盘的运用，人力与畜力的通力合作，杠杆原理与支点的转换，船底与石堰的摩擦系数如何控制在极限之内，等等。这时候，你可以闻到汗的气息，血的气息，甚至还有火的气息——是那种潮湿的、欲燃未燃的焦灼气息。木头与石头——它们都是阴阳五行中最古老的音符——之间的摩擦曾点燃了原始人类的文明之火。而在它们各自的生命中，它们也曾相依相偎过，那是在它们青葱饱满的年华，那时木头不叫木头，它因具有生命而被称为“树”。而石头也是原生态的，并不曾被人工砍削嵌砌成水坝。现在，它们却被安排在大运河上的一道磨堰前，让它们演示一出力学与美学的最高形式——在互相咬啮中痛苦，在痛苦中完成托举和升华。而这种咬啮一旦超出了极限，那艨艟巨舟就会在石坝上花瓣一般绽开，成为一堆积木漂流而去，最后又依偎在岸边的几棵老树根下——这种结局虽然带有某种宿命色彩，却并非大地的本意。
当年的瓜洲堰，用牛达二十二头之多。谁能想到，那最后云集在天子脚下的如林的帆樯，竟是负载在这些牯牛的重轭下，一艘一艘地“磨”上石堰的。
大运河最直接的功用在于漕运，就像牛的功用在于耕田拉车，骆驼的功用在于穿越沙漠一样，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来说，大运河就是忍辱负重的骆驼和牛。千百年来，人们对它的役使几乎到了贪得无厌的程度。历代的统治者无不把漕运作为立国之本，无论是雄才大略的明君还是抱残守旧的庸主，他们注视运河的目光都一样的殷切。漕运！漕运！这一惊一乍的幽灵时不时地就会出现在八百里快马送来的奏报中，亦时不时地闯入君王玫瑰色的梦境。北宋王朝定都开封，漕运仰仗汴河。每年夏季汴河发大水时，宋太宗赵匡义都要亲赴治漕工地视察。有一次车驾陷入了泥淖中，他就下车步行。九五之尊的帝王连同一班随行的近臣，一个个都弄得泥猴子似的。殿前都指挥使跪在面前叩头不止，恳请皇帝回宫，被他一番痛斥。其实，比之于后来的元明清几朝，宋代漕运的规模还不算很大，但已经弄得皇帝这样狼狈了。是呵，就这么一条纤纤弱质的运河，却担负着泱泱京师的日用衣食。数千里运河线上，关山迢迢，风险莫测，再加之洪涝、干旱、盗匪、战乱，还有种种弊政造成的人祸，这些都是它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只要哪一个环节上出了纰漏，京师里嗷嗷待哺的百万生灵将何以就食？
漕运，这纠缠了中国历史数千年的梦魇，面对着你苍古的风尘和含辛茹苦的哺育之功，我们该说些什么呢？
为你唱一首古朴而深情的颂歌吗？用青铜编钟和大运河边的芦笛伴奏，讲述一条河和一个民族的历史，那当然是应该的。作为农耕中国的生命线，漕运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和巩固居功至伟。秦时明月汉时关，疆域辽阔的秦汉大帝国是以邗沟和鸿沟的开通为前奏的。而人们至今仍然津津乐道的盛唐气象，其源头应该上溯到隋代大运河的千里清波。元代最终形成的京杭大运河，则又无疑为明清两代的文治武功奠定了基础。长河千古，沧桑无语，从中我们却可以发现，专制社会有时确实可以办成一些大事，虽然那往往要以滔滔血海和累累白骨作为代价，但对于历史而言，那是值得的，因为我们赢得的是一个让整个世界都为之嫉妒的大中华。
但我们要说的不仅仅是这些。
我们还要说，大运河，你是不是对一个封建的中国过于娇宠了？你几乎把一切都准备得那么精细周全，然后焐热了，嚼烂了，喂到它嘴里。它用不着稍微运动自己的肢体，也用不着像原始人类那样不断强健自己的器官。久而久之，你突然发现，它虽然已经皱纹满面，白发苍苍，却仍然是个没有思想、更不会行动的软体动物。你那舳舻千里的供养太殷勤恭顺了，过分的溺爱和迁就使它在饱食终日中丧失了进化功能。这种爱的方式，福兮？祸兮？谁人曾予评说？
我们不妨看一看中国的漕运史。漕运大致肇端于春秋末期，那时正值中国的封建制开始挣脱奴隶制的桎梏，生气勃勃地走上历史舞台。而它的衰亡则是在清朝末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廷正式下诏废弃漕运。此后不久，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就寿终正寝了。也就是说，漕运是和中国的封建制度相始终的。这究竟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潜藏着某种深层次的历史必然性呢？
漕运对中国社会的渗透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经济方式和政治形态，它几乎深入到社会肌体的每根神经末梢，决定着那个时代的情绪、时尚、视野、风俗，以至生活节奏和生命精神。当农夫们在春天的原野上播下第一把谷种时，当村妇们在古老的织机上抛出第一梭纬线时，当镰刀、牛车和碌碡在跃跃欲试中等待收获时，他们想到的除了自己饥肠辘辘的肚皮，就是那有如家族背景一般古老的使命：漕供。为了自己的肚皮，为了官府的漕供，他们世世代代地劳作，这就是他们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信条。而京师里的达官贵人们则要潇洒得多，举凡日用衣食自有漕船送来，他们几乎伸手可及。当他们憧憬着民间的某种美食珍玩时，也只要在给各州府的“红头文件”中加几行字，所需的一切便会沿着大运河源源送达。即使是皇上有所赏赐，也总是真珠彩帛或女乐什么的，让他们拿过来就可以直接受用。这种舒舒服服的受用甚至闹出了这样的笑话来；据说宋朝的蔡京一日偶然问他的孙子，煮饭的米是从哪里来的；孙子回答是出自席包。因为开封的米都是漕船从江南运来的，漕船装米都用席包。——这位纨绔子弟似乎并没有说错。另一则笑话说的是，明代北京的官员吃惯了通过“快马船”从江南进贡的鲥鱼，由于路途遥远，那些娇贵的时鲜货送到京城时都腐烂发臭了。一官员调任南京守备衙门，时值初夏，厨师天天给他做新鲜鲥鱼。此君虽然吃得十分开心，却始终不认为盘中美味是鲥鱼，因为在他看来：不烂不臭，怎么会是鲥鱼呢？这种黑色幽默虽然荒诞，但折射出的社会世情却是相当真实的，由于被漕运喂养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