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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我疆土,息兵养民,举贤任才,勿慕虚名,惟求实利,此吃紧之要着,自固之上策也。”《明清史料》首本,48页。讲和,是外交的基本方针;自固,则是内政大计,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达到国家强盛的战略目标,为最后入主中原准备条件。这就是皇太极实行新的策略的基本出发点。
从天命十一年十月开始,皇太极第一次通过袁崇焕向明朝试探讲和的可能性,同时也表示了后金要求和解的愿望。以后,他对讲和愈发迫切,倾注了他的热情。他除了与袁崇焕频繁书信与人员来往,还不断给明朝督抚、太监、边境守堡官写信,通过他们向朝廷转达他的求和之意。他也通过蒙古为后金与明疏通关系,以促成和解《天聪实录稿》残页。。甚至还鼓动朝鲜出面,“绍介其间”,为双方斡旋。明与后金讲和对朝鲜有利,当然它很积极帮忙,希望明朝接受后金的讲和要求周文郁:《边事小记》,卷3,《朝鲜国咨三》。。皇太极一方面“谦逊”其词;一方面,主动提出议和的具体条件。开始,他提出的条件可概括为三条,一是分清双方战争的是非,即明应当承认战争是由它挑起来的,后金是受害者;二是双方划分疆界,以山海关为界;三是明赔偿后金在战争中所受到的损失,具体数目是: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和好之后,明每年赠黄金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后金给对方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东华录》天聪元年元月。。无须谈判,这个要价甚高的条件,明朝是不会接受的,因而遭到完全的拒绝。皇太极再次让步,在政治上降格,把他列于明朝皇帝之下,高于明臣之上。经济上,将上次所提各项“礼物”均减半《明清史料》甲编。。为了诱使明朝同后金讲和,皇太极不惜一再降低条件。他在天聪三年郑重表示,去掉自己的年号,而写为己巳年,意为奉明朝为正朔,请求为他铸大金国印。据天聪六年实录稿载,他提出只比照明封蒙古俺答为顺义王之例,“请封王位”,只“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转引自李光涛《清太宗求款始末提要》,载《清史论丛》第二集。。至于双方讲和礼的数目可以重新考虑再行削减。疆界也改在三岔河为守。
皇太极求和的心情如此迫切,甚至达到委曲乞求的地步。表面看,他是真心诚意的,无半点虚假。应该说,他求和是真实的,但这是他的政治需要,不仅符合后金当时的利益,也符合它的长远利益。他的谋臣对此作了深刻分析。汉官胡贡明说得好:“如果和成,非独南朝之利,实我国之利也,亦非眼前之利,实子孙长久之利也。”《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谨陈事宜奏》。高士俊进一步指出:“我国利于和,彼国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观兵;彼国和,则易为因循,易为怠惰。臣所谓借小心以图大事,假退步以求前进。”《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高士俊谨陈管见奏》。因此,“和而成,吾坐收其利,以待天时。”也就是说,“休兵养锐以俟天命”,对后金来说,“甚为长算”《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江云深议决和成否奏》。。综合以上见解,讲和从根本上讲,对后金是有利的。首先,它为后金赢得“自固”的时间。由于停止战争,使后金获得一个安定的环境,来发展壮大自己。其次,讲和后,双方从事贸易来往,特别是后金从明朝方面得到它所急缺的物资与技术力量,有利于增强它的实力。再次,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讲和后,会使明朝产生懈怠,对后金不为备,其内部矛盾则会进一步发展激化,从而削弱它自己的国力。这就不难看出讲和是后金的一项新策略,并非是它对明的政策的根本转变,不过是变换一下手法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后金求和毫无诚意可言。
第四部分后金对明的议和策略(4)
明朝始终无意讲和。在明朝方面,是袁崇焕最先提出讲和的想法的。他于宁远之役后,九月间巡历锦州等地,得到努尔哈赤去世的消息,立即向朝廷作了报告。同时他提出,“乘其位署未定,并大耦尊之时,图为之间”,欲使其内部冲突,所谓“八犬同牢,投之骨必噬”。他打算派一人前去沈阳行此计,如能成功,则“贤于十万甲兵,乘势以觇彼中虚实”。请求熹宗许以“便宜行事”。熹宗完全同意,“悉听便宜行事”《明熹宗实录》,卷71。。事后,袁崇焕解释此举的意义,以议和为缓兵之计,争取时间,以加强关外宁、锦等重镇的防御。熹宗一度给予谅解,但朝廷重臣大多都反对议和。他也改变想法,说:“向日款议,虽宁镇别有深心,在中朝原未尝许。”谈迁:《国榷》,卷88。既原谅袁崇焕议和的“深心”,朝廷又不接受后金的议和要求,表明了拒绝的态度。为此,他屡下旨意,警告袁崇焕:“边疆以防御为正,款事不可轻议。”《明熹宗实录》,卷74。就在袁与后金互有接触,商谈讲和,皇太极派大军入侵朝鲜,朝廷大臣们纷纷弹劾袁崇焕,说后金敢于入侵朝鲜,完全是“和议所致”。袁上疏自辩,强调他正是“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当敌人侦察到这里的情况时,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已修筑完工,“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明史袁崇焕传》,卷259。经此辩解,熹宗没有追究。袁的一番话,清楚地揭示出以他为代表的主和者们,亦毫无诚意可言,他们是将此作为一种手段,缓和后金的军事进攻,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来加强山海关外的防御。因此,皇太极无论派人、送信往来,无论词句如何谦顺,都被他扣压,不报朝廷。崇祯即位后,他对袁崇焕以讲和为策略手段并不反对,说:“朕思讲和不过是羁縻之术,质不是长策,如须要严兵固守,不然就与他战。”《明清史料》甲编。后来,崇祯态度一变,指示:“逆奴罪在必歼,屡谕严拒,不许接片字!”《明清史料》甲编。连策略手段也不讲了,明确反对议和。明朝“不肯轻和,以复仇为志”,力主剿灭后金《明清史料》丙编。。又下“须连根尽拔,方能释憾”之旨,与后金不两立。明朝君臣每每以宋朝与金朝议和为戒,认为讲和就会造成新的南北朝,与它平分天下,这是它绝对不能同意的。不管皇太极怎样引诱,他们都保持高度警惕;唯恐中计上当。结果,谈了三年,双方信使往来十余次,皇太极委托各个方面转呈明朝皇帝的信,如石沉大海,没产生丝毫回音。这并不影响后金的新发展。皇太极一面要求明朝跟他讲和,一面进行战争。用军事力量伐明,直至亡明,是后金的既定方针。努尔哈赤攻下广宁时,曾说过一句话:“既征大明,岂容中止!”《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这是他的至理名言,实则是后金对明的基本方针。皇太极即位后,完全执行了这一方针。即使双方达成讲和协议,停战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持久。后金谋臣们都很清楚,“堂堂天朝,无久弱之理”,亦“无久蔽之明”,明朝人看到“我不以大事为意,杀掠寒心,各怀固守之情”。而后金渐渐也变得“志怠”,多少年后未必如当初那样强盛。事物是变化的,强弱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所谓“强弱无不翻之局”。明朝作为大国,不会永远贫弱;后金地处辽东一隅,受到客观条件限制,也不会久盛不衰《明清史料》丙编。。后金图生存,求发展,就需要不停顿地向明朝进攻,要趁它衰弱之际,加速它的灭亡过程。一句话,后金就是靠进攻明朝才能生存下去,否则,“沈阳无久安之势”《明清史料》丙编。。而明朝以消灭后金为目标,只要时机成熟,条件具备,它随时会调动大军兴讨。皇太极说:“我虽欲静,敌(明)岂肯听之?”《东华录》天聪四年九月。这种逼人的客观形势,亦给后金造成欲罢不能之势。因此,明清(后金)战争不同于历史上宋金战争,它一直持续下去,以明亡而告终。其根源即在此。
第四部分后金再次攻宁锦(1)
宁远之役是后金与明朝战争的一个转折点。自萨尔浒激战后,后金展开战略进攻,一直造成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它从今辽宁北部的开原、铁岭,经沈阳、辽阳,推进到海城以南的辽南地区;再跨辽河,西下广宁,追击明兵于宁前,军事势力一度达于山海关前的长城脚下,从而把它对明的用兵推向高峰。在它的军事力量急剧膨胀之时,却在宁远城下遭到明兵第一次重创。明兵凭坚城用大炮挡住了它的凶猛进攻势头,迫使它从战略进攻的顶峰上跌落下来,以至在努尔哈赤去世前没有能再发动新的军事进攻。宁远战役,对明与后金的战争进程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以此役为转机,开始形成双方在辽西对峙的新局面。而皇太极发动的宁锦之役再度遭到失败,标志着这一对峙局面亦即战略相持的最后形成。
天聪元年(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派遣大军侵入朝鲜,迫使其屈服,暂时解除腹背之患,从此,后金可以一意向西伐明。后金侵朝的战略意图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得很清楚。登莱巡抚李嵩很有远见地说:“夫虏之恶鲜,以鲜之服我。关、宁在前,乐浪(指朝鲜)在后,虏实有意西向而忌其尾之也。”谈迁:《国榷》,卷88。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很正确的。入朝之役历时仅二月余结束。三月,大军返回沈阳。这时,皇太极得到一重要情报:明兵正在加紧修筑锦州、大凌河、小凌河诸城,在其周围实行屯种,作固守的打算。他意识到,明修城筑堡,屯种土地,其战略意图十分明显:一是阻挡后金继续西进,一是作为恢复旧疆的前哨阵地,这必然直接威胁到后金的生存。他当机立断,命令他的兄弟子侄同八旗将士连续作战,力图抢在这些城堡完工之前,或其立足未稳之时,一举攻克。五月六日,他下令七兄阿巴泰、侄儿杜度等留守沈阳,而自率大军朝锦州方面进发。
明朝对后金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多年的战争,痛苦的教训,已使明朝深刻认识到后金绝不会停止它的进攻。虽然取得了宁远大捷,也未使它感到轻松,掉以轻心。相反,它以疑惧的目光时刻注视着后金的一举一动。备战的观念在明统治集团中是很强烈的。特别是到秋收季节,它更担心“彼(后金)日日能来,我刻刻当备者也”。《明熹宗实录》,卷70。这反映了明对后金怀有很深的疑虑。身在抗金斗争最前线的袁崇焕正确估计到“(后金)若犯,必攻锦(州)、宁(远)”九龙真逸:《东莞五忠传》,卷上。。还在宁远战役结束不久,他就提出了“防奴”的基本指导思想,说:“防奴即巧计奇谋,不外高城池深,利兵坚甲。”《明熹宗实录》,卷67。接着,他又向皇帝疏陈辽事“治标治本”方法,提出了防守锦、宁及山海关的战略。他指出,后金兵远来,利在速战,“能战之兵又利在得战”,而明兵只须“一味死守”,使兵临城下的后金兵无法与它交战,而陷入困境,只有使它陷入困境,才能有办法把它打败。他说:“臣布置于关外二百里内,或断或续,亦合亦分,有守有不守,必图一恰当以报,断不令敌近关门。关门只紧闭,不令一兵出入,便是万全胜算,不贪功便无由致败”。这就是“治标”之法,是从战术上说的。所说“治本”,则体现了带有战略意义的根本性问题。他说,往年用兵辽东,或二十万、三十万,他用兵只须六万余,且多用于修筑城池,防御兵力还是“以辽人守辽土”,兵虽少,可以发挥多种作用,即“且守且战,且筑且屯”,抚绥西部蒙古以抗拒辽东的后金。每年屯种收入增多,可以减少海运的麻烦。实行“大段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去惰以为用,随机应变,如水到渠成”。以此方略“治本”,就会足食足兵,“战则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不必侈言恢复,而辽无不复;不必急言平敌,而敌无不平!”九龙真逸:《东莞五忠传》,卷上,20~21页,参见《明熹宗实录》,卷70,14~15页,所录为简,唯《两朝从信录》照原疏录入。。
袁崇焕的这篇“平辽”方略,总结了历年在辽东用兵之得失,综合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从政治、经济、军事及用智等诸方面的相互关系论证了他的新方略,这就是战与守相结合,筑城与屯种相结合,坚壁清野与乘虚出击相结合。这些丰富的内容构成了他的系统而完整的战略思想,比起他的所有前任都大大前进了一步。在征得熹宗批准后,袁崇焕立即将他的方略付诸实施。
第四部分后金再次攻宁锦(2)
(一)筑坚城。明取得宁远之战的胜利,一条成功的经验就是凭坚城固守。后金兵一经从宁远解围撤兵,袁崇焕等就请经费大修城堡。特别是宁远以东诸城被后金兵破坏得十分严重,极待修复。他曾同内臣刘应坤、纪用及总兵赵率教三人并马巡历锦州、右屯、义州、广宁并及以东地方,所见各城从灰烬之余,“颓垣剩栋”,到“白骨累累,残冢依稀”《明熹宗实录》,卷71。。袁崇焕认为,把这些被破坏的城邑重新修复具有重大的经济及军事意义。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指出,从山海关到宁前长二百里,但北负山,南临海,其狭窄处不及三四十里,在这条狭长的走廊地带驻兵六万、马三万,还居住商民数十万,地狭人稠,“无以为耕”,全靠内地供给,就会造成供不应求,民贫而士马不强,而且“人畜错杂”,更易生灾害。因此,他建议筑锦州、中左所(辽宁锦县南)、大凌河三城,可使明兵再向前推进一百七十里,从而扩展了兵民的生计。兵民屯驻诸城,“且耕且练”。后金兵若来,“我坐而胜”;它若不来,亦坐守自困。这三城“皆系扼要之区,为我进取之地”《明熹宗实录》,卷75。,能否建成,“天下之安危系之,此三城不得不筑,筑而立刻当完者也。锦州三城若成,有进无退,全辽即在目中”。故“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重障万全”。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根据袁崇焕的计划,从天启七年正月开始动工,同时修复,议于一年内并力完工,合计工时,拟以四万班军分班筑城。在三城动工修复前,从山海关到关外已有各城继续加固,“前屯城包而未完者完之,宁远被雨覆圮者补而永固之。中后、中左复屹若金汤”。《明熹宗实录》,卷79。到天启六年底,“山海关濬壕筑城,扼险置器,壁垒一新”。《明熹宗实录》,卷73。中前、右屯、宁远等城“业已鼎新,所谓重关累塞矣”。《明熹宗实录》,卷75。袁崇焕还计划于宁远再添筑两座辅城,以为犄角,各堡增设铳台,以为应援。宁远以东,仍安哨探,就地为耕,一有情况,就集中到宁远固守《明熹宗实录》,卷63。。袁崇焕说:“山海、前屯、中后、中右,今已坚雄如前日之宁远也。”《明熹宗实录》,卷79。被派到关外监军的太监刘应坤熹宗鉴于“文武不和”,欺隐朝廷,特于天启六年三月四日作出决定,设“镇守内臣”随军参与军务:设立镇守山海关等处太监一员:司礼监秉笔太监总督忠勇营兼掌御马监印务刘应坤;左右镇守太监二员:乾清宫管事提督忠勇营御马监太监陶文、纪用分守中军;太监三员:乾清宫打卯牌子忠勇营中军御马监太监孙茂霖、武俊、王朝都在山海关驻扎。他们的任务是清查粮食、器械数目、官兵马匹强弱,据实直写,密封起来,随时驰报皇帝。实际上,这些太监充当特务,监督文武将吏的言行。熹宗这一决定使内外百官感到震惊,纷纷上章奏,反对此举,要求收回成命。熹宗逐一驳回,置之不理。太监监军又成为明末一大弊政,迅速破坏明的政治、军事。见《明熹宗实录》,卷64,4~6页。在写给熹宗的奏疏中,报告他亲眼所见的事实:“今设备更严,城势增高,堡垒更固,著著皆实,毫无粉饰。”《明熹宗实录》,卷71。
(二)兴屯田。兵法云:千里馈粮,士有饥色。进则因粮于敌,退则寓兵于农。袁崇焕以此兵法为据,主张在建城守城同时,实行兵民屯田,以减去“千里馈粮”之忧,就地取军饷,“以省运饷”,则“舆情咸顺,美利可兴矣”。其办法是,从国家供应关外驻军的粮食四十余万石中,减运十二万五千石,把它折成十万两银,解至宁远,专作买牛及耕具的经费。此事由深通屯田之法的文职一员“专董其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但熹宗认为,军情紧急,不知后金何日突至,“正当厉兵秣马,严以防御,屯田事从容酌议”。《明熹宗实录》,卷71。因而这项计划被搁置起来。拖了两个月,到十一月,袁崇焕再次上疏,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