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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从容酌议”。《明熹宗实录》，卷71。因而这项计划被搁置起来。拖了两个月，到十一月，袁崇焕再次上疏，详细阐述屯田的必要性及与防御的关系，要求批准实行。在这篇疏奏中，他提出屯田“七便”与不屯田的“七不便”。举其要者，全辽兵食全靠天津截漕供应，而国家储备日减，不能保证供给。此兵食经由海运，河北与山东百姓很受拖累。兵不屯种，无家可依，亦无固守之念。此地不出粮，故食价日贵，便涌到蓟门贩运，而夺蓟门之食，致使蓟门因辽无粮受到冲击，处境困难。屯田的好处很多，例如，兵以屯为生，可以长久居此，使外籍兵变成“土著”即当地人，又无征调的骚扰，通过屯种，把那些“游手之辈”淘汰，使兵更精。屯种则有草有粮，人马足食，使一镇富强起来。城堡周围土地都开垦耕种，地与地之间，有沟有坝，有封有植，高下纵横，逼使后金骑兵不得驰奔长驱《明熹宗实录》，卷73。。袁崇焕力主屯田兴利除弊，终于说服了熹宗，表示赞许，但叮咛他“悉心区处”，免致错误。
第四部分后金再次攻宁锦（3）
（三）以辽人守辽土。熊廷弼第三次经略辽东时，在朝廷内外曾有过辽人守土的议论。但他断然否定辽人的作用，认为“辽人必不可用”《明史熊廷弼传》，卷259。，所用兵必征调于外省。而到孙承宗时，则反其道而行之，决策“出关用辽人”，就是说，关外疆土应当由辽东本地人担负起保卫的责任。他把这一问题提到关系大明安危的高度来认识。他说：“盖安辽人即所以安天下也！”的确，在当时还没有一个人认清这一点《明熹宗实录》，卷19。。他的部将赵率教悉遵这一方针，曾招抚流亡辽人至五六万，从中“择其壮者从军，悉加训练”。不能从军者，给耕牛种子，大兴屯田，收到显著效果《明史赵率教传》，卷271。。在孙承宗去职后，袁崇焕力主以辽人守土的方针，全面加以贯彻。他说，自辽东发生战事以来，从外省调募之兵，往往裹足不前，即使勉强到了前线，不但不能援辽，反为扰乱辽人。这一点，连官方也承认“自有东事以来，其贻祸最烈者无如募兵。盖招募之兵率皆市井乌合，御敌则不足，鼓操则有余，前后糜金钱数百万，曾不得一卒之用，甚者逃而为盗”。《明熹宗实录》，卷4。山西道御史毕佐周也指出，“军兴以来，援卒之欺凌，诟谇残辽无宁字”，《明熹宗实录》，卷4。“东人最恨客兵”《明熹宗实录》，卷4。。基于以往教训，他要求破以往成议，将外兵撤回，“即招辽人以填之”，于彼此两利，此事“不容时刻缓也”《明熹宗实录》，卷73。。袁崇焕指出外省兵不宜用是有事实根据的。这里仅举一例。据天启元年三月一份官方报告，专文谈到外省援辽将士畏缩不前的种种窘况。该报告说：“援辽诸将多迂途观望不时至”，如，副总兵管大藩等所统浙直水兵九千余名、都司张神武等统川兵五百余名、副将王光有等统京营南浙兵共二千五百七十三名，令其从海上和陆路抵山海关援辽。虽定以时限，仍违期不按时到达，朝廷不得不再下令规定日期，逾期不至者，轻者罢官，重者以皇帝的尚方剑问斩。还有浙江守备胡良相等领兵千余名，到京后不肯出关，挟索二三月兵饷。管大藩部将钱国卿所领江南水兵在北上途中几乎逃尽。淮兵至登州，将渡海援辽。但他们“以修船候风为名逍遥逾岁”而不渡海。守备李际阳上舟督促，几乎丧命《明熹宗实录》，卷3。。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也难怪，人民厌战，谁肯为统治阶级卖命！他们应征援辽，远离故土，来到寒冷的关外，不耐这里的气候和生活习惯。他们既畏惧路途之遥，又畏惧生活之苦，更有阵上伤亡的危险，有谁愿意来呢！但君命难违，将令不可抗，他们还是一批批被驱赶到关外。实战证明，他们无心战斗。正如袁崇焕所说：“南兵（指江南人）脆弱，西兵（指山西、陕西等人）善逃”，因此每战略抵挡一阵，就溃败下去。他总结历次用兵的教训，提出“莫若用辽人守辽土，将官则辽东一总兵，关内一总兵，余皆赘也”。《明熹宗实录》，卷63。天启七年四月，他在给熹宗的一份奏疏中，进一步阐述了“用辽人”的主张，说：“复辽地而聚辽人为守，盖远求难致之兵，何如近取回乡之众，此不肖为聚兵计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御史汪若极也赞成“用辽人守土”的方针。他说：辽民归附的已达十余万，应选拔其身体壮健的人，“给以衣粮，训练有方，人人皆为劲卒，即以分驻卫镇”《明熹宗实录》，卷72。。熹宗很赞赏这个办法，他在袁崇焕的奏本上批道：“自有辽事以来，调发援兵无益于辽，反虚各边武备。这本说撤回客兵（指外省兵），即招辽人填补，诚为两利。”《明熹宗实录》，卷73。
用辽人守土之议，发端于孙承宗，而大力推行并收到实效的是袁崇焕。他不仅从实践上坚决贯彻，而且从理论上和战略的意义上详细加以论证，这是孙承宗所不及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四）选将分守要地。关外以宁远为中心，以山海关为后盾，其间中前、中右、中后、前屯、宁远、锦州、大凌河、中左诸城，形同臂指，势如联珠，各新旧城堡皆选将置兵，从而形成一个完备的防御体系。辽东督师王之臣驻山海关原称经略，自天启六年三月改称督师。见《明熹宗实录》，卷64，30页。，刚刚提升为辽东巡抚的袁崇焕仍驻宁远。在他的手下集中了一大批能征惯战的猛将，他们都是在同后金的激烈争战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人才。以袁崇焕为代表的这些人物，他们以自己的才能和显赫军功而受到朝廷的重视，因而防御后金、维护关门的重任自然也就落到了他们的肩上。他们忠心耿耿，勤勉任事，加紧防御建设，仅在宁远战役前后一两年内，从山海关到关外数城均建设得坚固，防御设施亦甚周全。
第四部分后金再次攻宁锦（4）
但在加紧备战过程中，关外诸将特别是在高级将领之间产生了很深的矛盾，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宁远战役后，袁崇焕“志渐骄”，与满桂不和《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原先他们“同心戮力，共保宁城”，袁对满桂的廉洁和奋勇敢战的精神极力称道。可是从天启六年四五月开始，两人因意见不合，不能和衷共事。他上奏指责满桂：“不喻臣意，而通镇（指宁远）之人无所适从，皇皇者两月。”《明熹宗实录》，卷67。两人的矛盾迅速发展到互不相容的地步。袁崇焕参劾满桂：“言其意气骄矜，谩骂僚属，恐坏封疆大计，乞移之别镇，以关外事权归率教。”《明史满桂传》，卷271。朝廷为解决两人的矛盾，拟将满桂调离宁远回京。辽东督师王之臣闻讯，急上疏，极力陈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有用之才不宜置之无用之地。”恳求把满桂留下，可调到山海关，回避同袁的矛盾《明熹宗实录》，卷67。。朝廷原则上批准了他的建议，但这引起了袁的强烈不满。第一，他不同意把满桂留下，亦反对调到山海关；第二，王在奏疏中揭了袁的短处，使袁很恼火。他计无所出，就以“体弱多病”为由，要求“乞休”，回家养病《明熹宗实录》，卷67。。接着，王之臣也“以满桂一事，意见各异”为由，不能与袁崇焕共事，申请“引退”，免致不和而坏边事《明熹宗实录》，卷68。。事情越闹越严重，弄得满城风雨。朝廷当然不会批准他们辞职，而是极力做和解的工作，批评他们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目的是使他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宁远战役结束一个多月，即三月间，熹宗就指出：“全辽尽陷”，“皆因文武不和，互为欺玩”，而“欺敝日甚，恢复何时？”《明熹宗实录》，卷64。他针对袁、王不和再次指出：“自辽东有事以来，皆因文武不和，致误封疆。”现在“极宜鉴不和之覆辙，破彼此之藩篱，降志相从，和衷共济”。《明熹宗实录》，卷68。还有很多大臣也都纷纷发表意见，批评督师与巡抚两臣互不相容。同时采取相应措施，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熹宗把此事交由兵部讨论，提出具体解决办法。六月六日，兵部尚书王永光会同大小九卿科道百官面议王与袁的去留问题。数十人到会，共提出了八九个方案。最后，取其折中方案，即两人都得留任，但“著关内关外分任责成”，以中前所为分辖信地，关外防务属袁崇焕，关内防务属王之臣，两人各有分工，各负其责，互不相扰《明熹宗实录》，卷69。参见《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在皇帝的一再申饬下，加之重新分工，袁崇焕与王之臣都表示：“各捐去成心”，重归于好。袁又表态，同意将满桂留任，并愿与之和好。于是，朝廷正式下令，将满桂调到山海关，挂“征虏将军”印，镇关门，兼统关外四路及燕河、建昌诸军，赐尚方剑以重事权《明熹宗实录》，卷69。参见《明史满桂传》，卷271。。七月，调总兵赵率教移驻宁远，总兵左辅先代居前屯卫，杨应乾调守中前所《明熹宗实录》，卷69。。
袁崇焕与王之臣、满桂等人闹了几个月的矛盾总算缓和下来，得到了基本解决，军心、人心也安定下来，他们更加奋力地备战。为表示与城共存亡的坚定信念，袁崇焕特把自己的年迈母亲和妻子从遥远的南国迁来“宁远危地”。赵率教也把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迁来居住。他们俩每每向监军太监刘应坤等人说：“土地破，则家与之俱亡。既受禄于皇家，当竭尽其筋力，一念不忠，必取天厌，神明在上，君父难欺！”在他们的鼓舞和带动下，各营将领、三军“无不共力协心，争奋恐后”。《明熹宗实录》，卷71。关外的形势有蒸蒸日上之势，迎接皇太极大军的正是经过整顿后面貌一新的明军强大的阵容。
第四部分明获“宁锦大捷”（1）
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六日，皇太极率军西征，其中从征朝鲜的大军中选出精兵两万，先于七八两日渡过辽河，而哨马已至闾阳驿，兵锋直逼锦州。
还在后金侵朝战争刚结束，明朝正加强对辽西的戒备，增定大帅，命杜文焕驻宁远（官总兵，天启七年三月，令镇守宁夏地方。四月，调任宁远。因路遥远，尚未到任，后金兵已围锦州），尤世禄驻锦州，侯世禄驻前屯，左辅加总兵衔驻大凌河，满桂照旧驻关门，节制以上四镇及燕河、建昌四路，赐尚方剑，以重事权《明熹宗实录》，卷78。。当后金兵渡辽河的警报传来，明朝迅即调整各将防地，重新部署兵力：命满桂移镇前屯，原驻此地的侯世禄同三屯总兵孙祖寿移驻山海、宣府，黑云龙移驻一片石，蓟辽总督阎鸣泰移镇关城《明熹宗实录》，卷79。。这时，总兵赵率教尚在锦州负责筑城，责令他与副将左辅、朱梅、监军太监纪用等“婴城固守”《明史赵率教传》，卷Z71。。袁崇焕奉命驻宁远，“居中调度，战守兼筹”《明熹宗实录》，卷79。。这些将领大多久历战阵，作战勇敢，富有经验。如满桂、赵率教、左辅、祖大寿等都经历了宁远血战，立下军功。熹宗称赞“左辅、祖大寿、朱梅俱久在塞垣，将略素著，兵民倚赖”，鼓励他们“各展心力，共保岩疆”。《明熹宗实录》，卷79。孙祖寿是昌平人，天启二年为蓟镇总兵官，驻三屯（河北遵化东六十里）《明史孙祖寿传》，卷271。。侯世禄，榆林人，升任总兵，“勇敢精悍”《明史侯世禄传》，卷269。。天启七年二月，朝廷为集中指挥，将王之臣调回京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以备帷幄之中，不时筹策”，而关内外兵马尽属袁崇焕调度，监军太监刘应坤随军，便宜行事《明熹宗实录》，卷76，8页；参见《三朝辽事实录》，卷17。。在袁崇焕的指挥下，驻防前线诸猛将发挥了重大作用。为迎战后金兵，朝廷调发十二万兵马，其中四万守山海关、八万守关外《明熹宗实录》，卷79。，而以六万分守前屯、宁远、中后、中右四城。在这四城中，又以宁远最为重要。“今天下以榆关为安危，榆关以宁远为安危，宁远又以抚臣（指袁崇焕）为安危”，而抚臣袁崇焕不得离宁远一步《明熹宗实录》，卷79。，直接指挥该城三万五千兵马，全操战守事宜，并随时支援锦州《明熹宗实录》，卷79。。
山海关城及各隘口驻军四万，兼守关与出援关外各城的任务，兵力甚为不足。兵部尚书王之臣建议，从临近各镇抽调兵马速援山海关。熹宗发布命令：从昌平调一万，以总兵李嘉训为将；从天津调五千，以副将钱中选为将；从保定调五千，以总兵王继为将。接着，又从宣府、大同两处各挑选五千兵马，随带军器火药，“星夜前赴山海，以听督臣调度”。同时，“自山西以至河南、山东及直隶地方，凡有兵马处所，俱要拣选，秣厉裹粮，整搠用备缓急”，随时听调《明熹宗实录》，卷79。。截止五月二十九日，各镇援辽官兵共三万余，已云集关门，战守皆备《明熹宗实录》，卷79。。总计以上关内外守军与援军，共达十五万以上，均为“精兵宿将”，而“关外精兵尽在前线”《明熹宗实录》，卷79。。兵器甲技、马匹、火药，无数战士“精巧工坚”，迅速发前线。熹宗一再催促粮食解往各城守军，供应充足，经过一番紧急部署，“关门城池金汤，一切防御之具堤备周悉”。《明熹宗实录》，卷79。
明朝吸取宁远之战的经验，仍然采取以固守为主的作战方针。宁远战役结束后，天启六年（1626年）五月，辽东督师王之臣提出明兵今后作战宜守不宜“浪战”。他说：“奴若卒来，只好坚壁清野，确主于守，间用奇（即战）伏以挫其锋，未敢浪言战也。恢疆之著，一步一步，实实做去，但不可一时歇手，若务远欲速，尝试漫为，恐不能保万全，往辙俱在可鉴也”《明熹宗实录》，卷66。。当后金兵围锦州时，袁崇焕进一步阐述了主守的方针，说：“夷（指后金兵）以累胜之势，而我积弱之余，十余年来，站立不定者，今仅能办一守字，责之赴战，力所不能。”《明熹宗实录》，卷79。他针对朝廷有人“用虏（指蒙古兵）攻奴”的不切实际的主张，指出：在敌强明弱的情况下，“不据险以守无以固人心，臣四五年间，从提督抚镇诸臣后，细心参订，可幸无败。……臣念海宇十年疲于东役，征调生乱，转输告窘，不得已而用一简静精密之法，如曰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以实不以虚，以渐不以骤。”他接着说，明兵凭坚城据险而守，“奴即百万，何敢飞越？从此且耕且筑且前移，（夷）来我坐而胜；夷不来，彼坐而困，前后四年便可制胜。……臣用稳用渐，微有斟酌，本自万全。”他在给熹宗的奏疏中，严肃地批驳了“用虏攻奴”靠不住。也驳斥了“以战为守”的错误方针《明熹宗实录》，卷79。。他在另一份奏疏中，坚定地表示：“战则死战，守则死守，而锦义，而广宁、辽沈，步步打实做去，何忧夷哉！”《明熹宗实录》，卷79。朝廷方面，完全赞成袁崇焕的正确的作战方略，对他的决心与勇气甚为赞赏。
第四部分明获“宁锦大捷”（2）
五月十一日，迎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后金兵进抵锦州城外，四面扎营，将锦州包围起来。这时，明总兵赵率教驻锦州，负责筑城，朝廷刚下达新的任命，令尤世禄代赵率教守锦州，副总兵左辅为前锋官驻大凌河。还没等他们上任，后金兵已包围了锦州。大凌河、右屯等城此时尚未修好，无坚可恃，当后金兵将至时，左辅等人都撤入锦州固守，沿边小堡也都“归并”到临近大城，“会同关门镇臣节节防御”《明熹宗实录》，卷79。，实行坚壁清野，凡河西粮石俱搬运至锦州。有草之处，派人乘风纵火焚烧，使后金兵野无可掠以自困。
后金此次用兵，究竟有多少？各家史书记载不一。同历次用兵一样，清代最权威的官修史书《清实录》仍不载其具体数目。而私家著述有的记为“十万余骑”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29页载：“大兵十余万骑，至锦州城外，四面扎营”。又，《三朝辽事实录》卷17，24页载：赵率教报“奴子提兵十余万骑至锦州”。，有的记为十五万《明史记事本末补遗》，卷5。，还有的不具载《明史袁崇焕传》、《国榷》等书均不载此次用兵数目。。所谓十余万与十五万之说，显然夸大了事实，不足为据。唯《明熹宗实录》记载较为可信，但也有含混之处。据镇守辽东太监纪用与辽东巡抚袁崇焕疏报；后金先于五月七、八两日渡河的部队，为它的精兵，共有二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