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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责任上说，与袁崇焕并无直接关系。二是攻击他主款议和，招致后金东侵朝鲜，西征宁锦。诸如督饷御史刘徽、河南道御史李应荐等交章弹劾，要求“从重议处”《天启七年七月实录》。。袁崇焕功高不赏，又受到阉党的排挤，即于七月一日上“乞休疏”，以有病为由，申请辞官回籍调理。在魏忠贤的唆使下，熹宗很快就批准了他的申请，写道：袁崇焕“疏称抱病，情词恳切，准其回籍调理”。张伯桢辑：《袁督师遗集》，卷1。他在李应荐的奏本中又批道：“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熹宗念他在宁锦的功劳，主议求款与不援锦州均不予追究，算是他给予袁崇焕的最大“恩典”。
当魏忠贤一伙兴高采烈地畅饮前线将士的鲜血换回来的胜利美酒时，袁崇焕带着贴身仆人，悄然离开北京南下，踏上了返回他阔别六年的南国之乡的路程。他辞去了身上的重任，摆脱了魏忠贤奸党的羁绊，感到浑身轻松……
第四部分大凌河围困战（1）
宁远与宁锦两次战役，明兵奇迹般地挡住了后金兵的凶猛进攻，并把它的攻势粉碎于坚城之下。这两次大战特别是后一次宁锦大战，对于明与清（后金）战争的进程有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宁远之役仅仅证明了以防御为主的宁锦防线的初步成功；那么，宁锦之役则证明了这条防线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换言之，前者为宁锦防线的确立奠定基础，后者则使之确立并巩固起来。总之，两次战役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一是导致明朝建立起坚守宁锦防线的长远信念；二是确立了双方在宁锦对峙的新格局，标志着明与后金从此进入战略相持的阶段。
然而，袁崇焕被罢免后，朝廷中又有人反对设宁锦防线，主张放弃锦州。总督蓟辽阎鸣泰上疏说：“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当日议修已属失策，顷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窃意今日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天启七年七月实录》，11页。阎鸣泰不懂军事的浅薄见解一至如此！甚至连防守锦州的尤世禄也借口“锦州城池遭雨崩颓”，认为“万不可居”，要求暂住杏山。新奉命守塔山的侯世禄亦认为此地“低凹迫近高山，非可守之地”。他们的本意，“欲移置别所”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塔山位于锦州与宁远之间，是使两城声息相通、互为联络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这对于加强宁锦防线颇有战略价值。如果按他们的意见，放弃锦州、塔山，也就使宁锦防线自行瓦解。廷臣多数意见反对撤锦州与塔山，兵部侍郎霍维华的见解反映了他们的共同想法。他说：“锦州不可不守。夫全辽疆土期于必复咫尺，岂可异议？况向以修筑未完之日尚能据以挫贼，今乘此战守已胜之余，何难凭以自固！”他还指出，“塔山不可不城。锦州既在必守，而联络于宁锦之间者惟塔山。”因此，塔山也在必修必守之列《天启七年七月实录》，25页。。最后，熹宗裁决，指示“关门之倚宁远，宁远之倚塔山、锦州，皆层层外护，多设藩篱以壮金汤”。他再次指令杜文焕驻宁远（宁锦战役时尚未到任）、侯世禄驻塔山、尤世禄驻锦州，“都要各守信地，修筑城池，操练军士，实心料理，以战守急图，不得妄分彼此。”《天启七年七月实录》，23页。此外，满桂驻山海关，前锋朱梅驻右屯。关外诸城沿河西走廊排列，“旗鼓相望，可谓极一时之盛矣！”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
经过一场辩论，宁锦防线得以稳定下来。这时，明朝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年仅二十四岁的熹宗皇帝于天启七年八月去世，他的叔伯兄弟、光宗第五子、信王朱由检即帝位，明年改元崇祯，即庄烈皇帝。同年十月，元凶魏忠贤被逮，畏罪自杀，其党羽次第伏诛戍遣。被排挤回籍的袁崇焕应诏赴京，重新起用。崇祯元年四月，授袁崇焕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不幸的是，崇祯三年（天聪四年，1630年），皇太极亲率大军绕道内蒙古地区，突袭京师，行反间计，假手崇祯帝，以“资敌”叛国罪，将袁崇焕残酷处死。代之以年迈的孙承宗，这是他第二次督师关内外兵马。辽西战局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孙承宗接任后，悉照袁崇焕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并力图向锦州以东地区推进。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修筑并防守大凌河、右屯二城。他第一次督师时，已于二城设兵戍守。后被高第撤去，二城尽毁。袁崇焕主持关外军事，曾几度拟议修筑此城。但限于当时人力和物力，只把重点放在宁、锦两城的建设上，其间连续两次战争也打乱了他的计划，迟未付诸实现。是时，任宁远巡抚的邱禾嘉建议取广宁、义州、右屯三镇。此人是贵州人，“好谈兵”，崇祯元年授兵部职方司主事。后经兵部尚书梁廷栋推荐，出任宁远巡抚。孙承宗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指出：广宁离海有一百八十里，距辽河一百六十里，陆运很难。而义州地处偏僻，离广宁远，因此必先据守右屯，聚兵屯粮，才能逐渐逼近广宁。他又指出，右屯城已遭毁坏，修筑后才可以防守。如筑此城，后金兵必来进攻。根据这种情况，一定先恢复大、小凌河城，以连接松山、杏山、锦州等要塞。锦州近海而居于敌前，陆上运输也难。右屯则背靠大海，占据此地，兵可以集中，粮食可以接济，始得向前推进。梁廷栋力主其议，决定先筑大凌河城《明史邱禾嘉传》，卷261。。
兵部令祖大寿、何可纲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班军一万四千人筑城，再护以石柱兵一万人。筑城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七月中旬左右正式动工。该城全称叫大凌河中左千户所，位于河西走廊东部，大凌河西岸，距锦州四十里，属锦州守备管辖（今仍属锦州市管辖。该县政府所在地仍称大凌河镇），初建于明宣德年间，周长三里，嘉靖时又有所增修《全辽志》，卷1。。后金兵屡次进兵辽西，它作为锦州的前哨阵地，亦几经破坏。孙承宗决定重新修筑，作为向前进取之计。但是，邱禾嘉违背命令，自作主张，大凌与右屯同时并筑，拖延了工程的进度。不久，梁廷栋被罢免，廷议腾起，非议“大凌荒远不当城”《明史邱禾嘉传》，卷260。，“尽反其议”，令撤班军一万四千赴蓟镇，只留防兵万余人，仅给粮一万石。胆小的邱禾嘉一一照办。孙承宗提出把储存的粮食都散给兵士，放弃这座空城，官兵全部撤回到锦、宁诸城。邱禾嘉又不同意，仍着祖大寿、何可纲等继续守城魏源：《圣武记》，卷1；《烈皇小识》，卷3，66页，1941年5月版。。
到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了一半，后金兵突然临于城下，并于当夜开始围城。明兵仓促闭门拒战。
第四部分大凌河围困战（2）
皇太极处心积虑要打破宁锦防线，他最担心的是明兵凭借这条防线，步步设城置堡，稳扎稳打，逐步向东推进。明利用后金侵朝战争期间，加紧修筑和加固了锦州等关外诸城，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宁锦战役。此时，他得知明兵又推进到大凌河城，在此驻兵防守，他的危机感骤然增强。他对诸贝勒说：如果“坐视汉人开拓疆土，修建城郭，缮治甲兵，使得完备，我等岂能安处耶！”《满文老档》，太宗朝天聪三十九，525页。这番话正是他与贝勒们内心危机感的真实写照。这也恰好证明袁崇焕力主其后继续坚持的“稳”着，步步向前推进的战略确实击中了后金的要害。但他们遇到的对手皇太极是个善于用兵的战略家，他一眼就看出了明朝的战略意图，就来个“反推进”的方针，不给明兵修筑和加固防线的任何机会，趁其修备不善，迅速加以摧毁。据他所知，明朝“精兵尽在此城（大凌河），它处无有”。《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在他看来，攻下此城，便消灭了明朝的大量有生力量。皇太极的意图，无论从战略还是从战术的角度来考察，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他说“精兵尽在此城”未必正确。据驻防该城的辽东总兵祖大寿报告，在后金围城前，全城官兵共一万六千零二人，后派出去寻买马匹、出它项公差，及五日围城前又派往宁远等处的官兵，共二千二百人，城内实有官兵一万三千八百零三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187号卷，第8号。，还有夫役商人约一万多人，计全城军民共三万余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明兵部呈为王道直报大凌河之役明军损失情形本》，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如果明朝不从此处调出班军和粮食，其防守能力不致遭到严重削弱。
七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亲率大军离沈阳西征。八月一日，大军驻旧辽阳河，蒙古各部落奉命率部队来会。在这里兵分两路：一路由贝勒德格类、岳讬、阿济格等率八旗兵二万，经由义州，屯驻锦州与大凌河之间；一路由皇太极率领经由白土厂（辽宁北镇县北白厂门），趋广宁大道。按约定，两军于六日会于大凌河城下。
皇太极鉴于以往攻坚每每失利，损失惨重，已经认识到攻坚不是后金的长处。他说：“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清太宗实录》，卷9。概括皇太极此次用兵之道，可称为围城打援。其兵力配置如下：
正黄旗固山额真冷格里率本旗围城北面之西，镶黄旗固山额真、额驸达尔汉围北面之东，贝勒阿巴泰率护军居后策应。
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塞勒围正南面，贝勒莽古尔泰、德格类在后策应；镶蓝旗固山额真篇古围南面之西，贝勒济尔哈朗居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吴讷格围南面之东。
正白旗固山额真喀克笃礼围东面之北，贝勒多铎在后策应；镶白旗固山额真伊尔登围东面之东，贝勒多尔衮居后策应。
正红旗固山额真、额驸和硕图围西之北，大贝勒代善居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鄂本兑围正南面；镶红旗固山额真叶臣围西面之南，贝勒岳讬居后策应。
蒙古各部贝勒自率本部兵马围以上各旗之间的隙缝处《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
这次用兵数目，仍不见载清代官方史书，只透露德格类、岳讬等率军二万，而皇太极所率兵力则隐而不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皇太极一军实为主力，其数目必在二万以上，可占全军总数的三分之二，约为四万，加上德格类一军二万，总共可达六万左右据出使沈阳的朝鲜信使朴观察，说：后金撤兵时，皇太极“请臣往观，大张兵势，军几六七万矣。”见《李朝实录》仁祖九年十一月壬戌。又，九月己丑条：“虏于七月悉其国兵西犯大凌河。”。蒙古助兵数目，也不具载。综观蒙古各部历次出兵情况，一般来说，少者百余人、几百人，多者千人，或几千人。能一次助兵几千人，并不多见。估计此次蒙古助兵最多不会超过二万。由此可以大致确定，围大凌河之八旗与外藩蒙古兵总数约在八万左右。
以如此重兵围城，四周八个方位各部署主攻与策应，实际上等于两重兵力，而外藩蒙古兵为机动，居间进围。据明朝战后实地勘察，后金围困全城，周围绵延五十里，环城掘壕堑大小四道，其中小壕两道，一道宽七尺、深八尺；一道宽五尺、深七尺，上铺秫秸，覆盖土。外大壕一道，环前道小壕，宽一丈一尺，深一丈三尺，距此壕五丈远的地方筑土墙，高一丈二尺，墙上加垛口，则增高到一丈七尺，远看宛如一座土城。各旗还在自己营地挖掘一道拦马小壕，深宽各五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后金沿城周各处扎营共四十五处，其中靠城最近的一道壕侧结营十二处，靠近大壕一侧有大营十一处。而在城以西，面向锦州方向扎营最多，达二十二处，其主要意图是阻击来自宁锦方面的明朝援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187号卷，第9号，《直隶巡抚王道直为奏报大凌河城之围丧亡将士情形事》。。皇太极严令各旗将士严守阵地，不许放一人出城，他自己则整天高坐城南山冈上，密切注视城内动静。
这一套严密的围困工事，可谓水泄不通，风雨不透，表明皇太极此次围城志在必胜的决心。连明朝人也惊呼：“逆奴围（大）凌，连挖四壕，弯曲难行，器具全备，计最狡矣！故虽善战如祖大寿，无怪其不能透其围。”明人形容此围“封豕长蛇，其毒螫乃至于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明与后金大凌河城之战史资料片断》，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第四部分大凌河围困战（3）
从皇太极的作战指导思想到围城的具体措置，可以看出，这次用兵与以往都不同。后金兵骁勇，善驰射，最利于野战冲杀。但在坚城之下，西洋大炮的密集轰击面前，却暴露了它的严重弱点，因而在宁远与宁锦的两次战役中吃了大亏。直到在宁、锦两头碰壁的情况下，皇太极才有所领悟，开始改变那种惯以骑射冲杀取胜的作战方式，实行围城打援的战术，通过持久围困，必欲陷城内守军于粮尽援断的绝境，迫使其不战而降。皇太极的这一新战术，应该看成是明清（后金）战争中一个带有突破性的新发展，表明后金的战略战术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即从比较单一的野战冲杀走向多样化的作战，而其形式也更加灵活多变。
反映这个变化的另一显著标志，就是后金自天聪五年始首次自制大炮，并把它当作骑射所不能替代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应用于围城战中，发挥了强大的威慑力量。后金原先既不能制造也不会使用大炮，自与明交战以后，陆续从明手中夺取一些火器，诸如铳炮、佛朗机、鸟枪之类，但后金兵还不习惯使用它，并没有把火器提到战略地位来认识。至辽沈战役时，开始用俘获的明兵使用大炮以攻明兵。“李永芳得中国炮手，亲释其缚，人赏千金，即用以攻川兵，无不立碎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这些火器，不过是些土炮，杀伤力还不大，射程也近。但这时，明已会制造威力更大的吕宋大铜炮。据天启元年四月刑部尚书黄克缵报告，此炮共造了二十八位，运去辽阳七位守城，其中三位“为建夷所得，然彼亦不能用也”。《明熹宗实录》，卷4。天启三年，明又制造出威力更大的“红夷大炮”即西洋大炮，运至宁远等城，在同后金的作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数年后，后金也掌握了制造此炮的技术。皇太极非常重视火器，他利用俘获的明朝官兵工匠，开始自己制造火器。实践证明，铳炮、佛朗机等“特城守之具”，对于“攻城实不济事”。《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佟养性谨陈末议奏》。因此，它首先就制造大号火炮。天聪五年五月，“造红衣大将军炮成，镌曰‘天佑助威大将军’。天聪五年孟春吉旦造。督造官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监造官丁启明、备御祝世荫”。《清太宗实录》，卷8。丁启明原系明朝卑官，被后金俘获，“因善铸红夷炮”授职二等参将《清太宗实录稿本》，天聪七年十月十日。，祝世荫亦善造炮，“进红衣炮法，奉命监造”阮葵生：《茶余客话》，卷6，145页，《红衣炮》，中华书局，1960年版。。当时造炮多少，无法知其确切数字。大凌河战役结束时，佟养性曾说：“目今火器虽有大号将军炮，然尚少。”又说：“大炮百位不多，火药数十万犹少。”《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佟养性谨陈末议奏》。而围大凌河前，大炮更少。实录载，七月将征明时，命佟养性负责运输，“其随营红衣炮，大将军炮四十位”。《清太宗实录》，卷9。围大凌河城，“佟养性载炮当锦州大道（而）营”，专以重炮对付明朝援兵蒋良骐：《东华录》，卷2，30页，中华书局版。。佟养性强调火器对后金的战略作用，说：“夫火器，南朝仗之以固守；我国火器既备，是我夺其长技。彼之兵，既不能与我相敌抗，我火器又可以破彼之固守”，如多备火器，就能“握全胜之势”《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佟养性谨陈末议奏》。。显见大炮这个新式武器已成为皇太极的武库中克敌制胜的“神器”。后金一经把大炮应用于战场，就迅速改变了明与后金的军事力量对比。明军原以大炮为依恃的优势自此逐渐消失。
后金以重兵和首次使用大炮围困大凌河城，已将明兵置于孤危之地。从八月六日围城，到十一月九日解围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