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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兵数肯定超过后金兵数。战后努尔哈赤那番高兴的谈话，也流露出他们打了胜仗并非靠兵员数目之多。说出他们兵员数目的记载，有明朝辽东经略杨镐的一份奏疏。他说：“盖奴酋之兵，据阵上所见约有十万。”《明神宗实录》，卷580。但是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那时李如柏、刘两路尚未与后金兵大战，不可能有人见到他们的全部兵员。杨镐有意往多说。他的消息来源是辽海东宁道副使张铨的塘报。张铨参加了萨尔浒之战，在杜松一路监军。他的报告曾说杜松进兵至二道关，遇到后金伏兵突起，约三万余骑。这是亲眼所见，数目较为可信。杜松奋战数十余阵，欲图占领山头，居高临下，树林复起伏兵，经过鏖战失败。后一起伏兵没有说多少，但应属三万余骑之外。从鏖战之激烈并至此分出胜负，数目也不能少，就算再有个三万余吧，合起来不超过六万。后金采取的是集中兵力的战略，其他几路只分去很少的兵，这一路的数目，差不多就是它的兵员总数。本来战前杨镐也说过“奴酋精兵约六万余”《明神宗实录》，卷572。，打了败仗又说对方有了十万，实在是夸大了。
有人用计算八旗人数的办法推测后金的兵员数目。按照这种办法计算，努尔哈赤于1615年建成八旗这个军政合一的组织，“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清朝通典》，卷68，兵1。，八旗的人数就是后金的兵数。按规定，每一旗包括五个甲喇，每一甲喇包括五个牛录。牛录是八旗的基层单位。每个牛录由三百人组成。从牛录到旗合计，每个旗的人数为七千五百名。八个旗总计就是六万人。
萨尔浒之战发生在1619年，时八旗已建立四年。1618年后金攻取抚顺，获得人畜数十万。其中投降的明兵有些是会补充到八旗中去的，但是文献资料没有这方面的具体反映。乾隆时的礼亲王昭梿曾说萨尔浒之战中后金兵员的数目。他说：“高庙（指努尔哈赤）初，满洲军尚寡，时栋鄂温顺公讳何和礼者为珲春部长，兵马精壮，雄长一方。上欲借其军力，延置兴京（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村），颖以宾礼，以公主妻之。乃率兵马五万余归降。萨尔浒之役，卒败明师者，皆公力也。”昭梿：《啸亭杂录》，卷5，《何温顺公》。这里说后金在萨尔浒之战打胜，是靠了何和礼归附努尔哈赤时带去的五万军队。明山海关主事邹之易在萨尔浒之战以前也曾说“建虏初号五万”。见谈迁：《国榷》，卷83，5116页。何和礼当初不可能有那么多兵。但认为后金以五万之众胜了明军不失为一说。如此种种，或不足十万，或六万，或五万，总可以断定后金兵员不如明朝的军队多。明朝的力量比不过后金，不在于他们的军队数目多，而是决定于这些军队怯战、反战、厌战，他们的战斗力没有后金兵发挥得大。
经过萨尔浒之战，明朝三路丧师，损兵折将，军事力量大大削弱了。首先是将士的数目明显地减少了。有人说明朝在这次战争中遭到的损失是“三路凡丧师九万，马四万，辎重器械无算”。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明朝投入作战的兵员总共或许只有九万，可能还要少点，说损失达九万是夸大了的数字。王在晋说的数目更接近真实。他说：“阵亡道镇副协参游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把总军官共三百一十余员名，并印信一颗；阵亡军丁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员名；马骡驼共二万八千六百余匹头只。今阵回见在并召集官军共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余员名。”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根据王氏的记载，我们不但知道了明军在战争中的损失，还知道战争刚结束时的明军现存力量。他在同一文献中说明朝兵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阵亡者超过一半，现存的又不足作战时的一半。
第一部分战后双方力量的对比（2）
后金在萨尔浒之战中损失人员极少。他们自己说仅仅死了不足二百人，诸贝勒大臣无一损伤《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第2册，111页。。这或许有意少说其伤亡，以显示得天之助，胜利巨大。但是明朝人也没有说他们打死打伤很多后金官兵。杨镐奏报杜松、马林败亡的消息时，也只说杜松出口至二道关，“生擒活夷十四名”。马林一军阵上“斩首六级”。刘一路交战激烈，持续时间较长，打死打伤后金人员多些。仍据杨镐奏报，刘领军于二月二十九日行至马家口，与后金伏兵相遇，“斩获真夷八十五级，生擒夷汉八十八名”。三月初一日，镇江游击乔一琦，在距赫图阿拉一百二十里处与后金五百余骑相战，“马进忠单骑杀入贼队，砍伤夷贼三人，斩首一级，行至五里外，复斩首三级。朝鲜副元帅金景瑞与金廷苏斩首一级”。徐九思从叆阳边外出口，在离边二百余里处，“撞遇达贼，斩首一十五级，生擒男妇五名”。初三日，刘的兵丁在深河子斩首二级，生擒一名。刘一路生擒斩获共二百一名颗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80，杨镐的两次奏疏。。说刘一路斩获最多的是三千级谈迁：《国榷》，卷83，5132页。。而四路明军总计斩获后金兵丁不会超过五千名，其中的确无诸贝勒大臣。后金在萨尔浒之战中基本的军事力量没有损失。
不仅如此，萨尔浒之战以后，后金的兵员数目还有了迅速增加，其军事实力在主要方面超过了明朝。朝鲜人李民说：后金以前有长甲军八万余骑，步卒六万余名，今则长甲军十万余骑，短甲军亦不下其数［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42页。。这证明萨尔浒之战过后，后金有了二十万的武装部队。同时，后金在可能转化为战斗力的一切方面都得到了相应的改善和发展。他们通过掠夺增加了财富，原来缺衣少穿，价钱昂贵，贫者至衣不蔽体，战后由于抢掠都穿上了鲜艳的服装。更基本的是后金在国内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赫图阿拉的周围农人耕地，牛羊被野。而且随着占领地区的扩大，在临近明朝的边界上筑坚城，且耕且守。虽然一时占领的土地比不了明朝的广阔，但是它拥有的实际战斗力越来越大。
与后金不同，明朝自萨尔浒之战失败，朝野内外到处被埋怨、失望的悲观情绪笼罩。内阁大学士方从哲就说：“三路丧败之后，人心不固，兵气不扬”《明神宗实录》，卷583。，可谓一时的真实写照。因此，萨尔浒之战本来是由明朝发动，后金处于防守地位的一次战争，结果后金不但保住了它作为国家政权的存在，战后它又在各方面得到了巩固和加强，特别是对明朝由被动转变为主动，以它越来越优于明朝的军事实力向明朝发动了持续不断地进攻，直到把它灭亡，大清代替明朝而统一全国。
第二部分后金进攻的新策略（1）
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的一天，当着炎炎夏日，后金的决策者们激烈的争论使人更加感到酷暑难熬。那时在攻下开原以后，努尔哈赤严肃地对诸贝勒大臣发下指令：“我们都不要返回都城（赫图阿拉）了，就在界藩筑城造屋住下吧。骑兵都不要过浑河，可在边境放牧马匹。”诸贝勒大臣无不惊愕，他们没有理解这位后金汗说话的意图。随后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共同提出：“不如回到都城去，修盖马厩，割草喂马，用水洗刷，马一定膘肥体壮。士兵们回到了家还可以整顿器械。”
努尔哈赤坚持自己的主张，对诸贝勒大臣的不同意见进行说服。他说：“这不是你们懂得的。当此炎热的六月，行军已经二十天。从这里回家，路程远近不等，有的需要二三日可到，居住在都城东边的需三四日才能到。现在天气热，路又远，马到哪天才能喂肥呢？我想住在界藩，让马在这个地方放牧，早日肥壮起来。八月还要打大仗。”参见《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第2册，134～135页。这场争论由努尔哈赤的一番解释平息了。努尔哈赤并诸贝勒大臣都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一致搬到界藩驻扎，牧马于边境之地。为了坚定他们的意志，随后又把他们的妻子也都接到这里一起团聚了。
后金发生的这场争论正是一个信号，表示这个政权的进攻战略已经改变。虽然新的战略一时尚不能被所有的人理解，但是努尔哈赤是非常明确的，也是要坚持推行下去的。这位后金国汗自1583年起兵，至此已经过三十六个春秋，戎马倥偬，往来冲杀，终究没有超越明朝给他划定的界限。尽管他的属下有时也越过边界做些零零碎碎的剽窃和抄掠，但每次也是随进随出，来去匆匆。1618年，他一反过去“忠于大明，心若金石”参见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载《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210页。的态度，公开与明朝决裂，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城之战。但是他领兵真正攻下来的抚顺城及周围几个城堡并没有占领它们，他进行了屠杀掠夺，带着俘虏和投降的人畜数十万返回了旧地。大军撤退，拆毁了抚顺城。当时他动员自己的军队是因有“七宗恼恨”，兴师的目的是报仇雪恨。在此之后，他惹怒了明朝，不是他们，而是大明对后金大兴挞伐，发动了空前规模的进攻。这就是有名的萨尔浒之战。明朝投入近十万之兵，四路出师，真要把这个新兴的国家扼杀于襁褓之中。事虽凑巧，但的确不是天命注定，结果明朝以三路丧师惨遭失败。这已是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三月初，距努尔哈赤进攻抚顺城恰好近一年的时间。后金对明朝进攻的新策略就在这之后显示出来了。
恩格斯曾经说过，处在“野蛮时代”的人，“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60页。满族贵族刚刚建立的后金国家，它对明朝最初发动的战争的确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满族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才登上历史舞台的民族，她在新的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及其先世女真人在明朝二百多年的统治下历经艰难，受明朝统治者的压迫剥削之苦。他们是被统治者，是受害者。即使到了萨尔浒之战，明朝统治者妄想经此“大举”，也要把他们斩尽杀绝，明军所定的十四条罚约，凡涉及后金兵者只强调杀无赦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79。原订十四款罚约，只有一条讲到俘虏子女家属，其余涉及军兵者皆讲如何斩杀及报告等。。所以后金国内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他们以英勇善战，保卫了民族和国家的生存。战后，他们在策略上的明显变化就是由对侵犯进行报复转成掠夺财物和占领土地。为此，他们照旧用复仇做动员宣传，但实际的要求远远超出了复仇的范围。萨尔浒之战以后，努尔哈赤以后金国汗的名义告诫他的部下说：“前日之捷，天也。勿以屡捷为可恃，我必得辽，然后可以生活，你当以尽死于辽东城下为心云。”［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46页。夺取辽沈是后金新策略的最大目标。
为了夺取辽沈，后金又相应做了其他诸多方面的改变。如根本重地的转移。赫图阿拉自1603年“筑城居住”《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1616年努尔哈赤于此被上尊号“覆育列国英明汗”，此城号称大城，迄今十几年过去了，它的地理位置和建筑物的寿命都不适应新的形势了。到1619年，朝鲜人李民身临其境，目睹“外城颓圮几尽，外城内居人尽移之者片（界藩）云”。［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41页。界藩距沈阳百余里，距辽阳二百余里，是后金与明朝防守重心较为临近的险要地方。努尔哈赤在天命三年就决定于明朝接近的界藩山上筑新城［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46页。。萨尔浒之战以前又派了一万五千人去那里运筑城之石。战争一打完，四月三日又继续筑界藩城，架屋居之。他要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舍弃赫图阿拉，说服诸贝勒大臣及居民携家带口搬到界藩居住，就是有意识地把后金的根本重地西移，以便直接进军辽沈，实现占有全辽的雄心。也要给明朝造成政治和军事威胁，更好地破坏他们的战守。在这前一年努尔哈赤就说过：“因为要和大明国进行战争，如出兵打仗，我们居住大城西边的兵还方便些，东边的兵相距过远，实在太辛苦。若在西边靠近明朝的界藩建城居住，诸贝勒大臣就可以到明朝的边界以内放牧牲畜，使明朝居住在边境的人不能耕种，种了的田地不能除草，已经种的不能收割，收割了的粮食不能晒打。我们可以放鹰打猎。把明朝的人困在城中，使他们不能出来，等他们忍耐不住出兵时。我们就进行攻打。”《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第1册，102～103页。
第二部分后金进攻的新策略（2）
按照努尔哈赤的这个想法，萨尔浒之战前先派人到界藩筑城，打基础，筹集木石，因天寒而中止。第二次派去一万五千运石人夫，中途遇到了明朝发动的大战，这些筑城人夫全部参加了抵抗明军进攻的战争。打败明军西来的一路，歼灭主将杜松，有他们的一份功劳。但是就筑城本身来说，还是难以继续下去。经过萨尔浒之战，开原、铁岭之战，后金连连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实现努尔哈赤转变策略的思想减少了来自明朝方面的干扰，他自己的部下中包括诸贝勒大臣却不完全赞成。他们不知道这是制服明朝的“坐困之计”。1619年朝鲜人李民看清了后金的这一策略，所以他说：“今者弃其旧穴，移居者片，列筑坚城于中原之界，且耕且守，更出迭入，焚劫沈辽之间，殆尽无遗。闻近日大举收掠禾谷云。此不过坐困之计也。”［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46页。从天命四年六月起，为了向辽沈扩张势力，后金把界藩做了临时的都城［日］户田茂喜：《赫图阿拉城构成の素描》，载《山下先生还历纪念东洋史论文集》，昭和十三年九月四日发行。。此城虽迄今已有三百六十余年，其遗址尚存，依山而建，东西长约二百米，南北宽约五十米，目睹砌墙的巨石，全城的面貌犹可想像。
对汉人态度的前后差异，是后金改变策略的又一生动体现。后金从一开始就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那时以明代女真为主形成的新的满族共同体已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个国家里，满族贵族居于主导的统治地位，境内除满族外，还有汉族、蒙古族、锡伯族以及朝鲜族等。赫图阿拉城外居住三十余家朝鲜人，那个地方被称为高丽村。但是影响大、难处理的是汉人。努尔哈赤一时宣传他的祖父、父亲被明朝所杀，刺激了他的部下皆以“唐人（汉人）为世仇”，有时见了汉人就屠杀。新策略不同的是强调了“笼络之术”。无论降人或俘虏，都可以得到安生，所以人们能看到界藩城外汉族的男男女女络绎往来，数量之多赶上了满族的一半。在后金的国家政权中有了较多的汉人，李永芳投降后，八旗军中也增加了一定数量的汉人。
皇太极在后金国家创建中是努尔哈赤最宠爱的儿子之一，也是他处理军国大事的得力助手。他以四大贝勒或和硕贝勒的身份参与议政，率军出征，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在天命四年六月的一次军事行动中俘获成千的汉族避难人民，完全不像过去那样又杀又斩，“今则一切不杀”，除了受伤的以外，全部安全无恙带回到后金统治区内。对其中个别的甚至“极其优恤，给马付书，还送辽东”［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24页。。这件事情在朝鲜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后金国内及明朝人都不能不发生巨大影响。
努尔哈赤曾想直接进攻明朝，唯恐朝鲜和叶赫站在明朝一边。朝鲜和明朝关系很深，地与中国的东北毗邻，和后金只有一水之隔。叶赫虽然也是女真部落之一，因女真民族内部的矛盾，加上明朝的挑唆，长期以来和后金对立，它又在开原之北，最靠近后金。努尔哈赤不解决和朝鲜及叶赫的关系，他到任何时候都无法解除后顾之忧。他进攻明朝，朝鲜和叶赫就可能抄其后路。经过萨尔浒之战，后金既和明朝进行了直接交锋，也和朝鲜及叶赫做了适当的较量。朝鲜出兵助明，未有大打，阵上投降。叶赫出了兵，未打仗。努尔哈赤就在这个基础上也改变了策略。他不去责难朝鲜，却利用其投降之机，反复陈述两国素无仇怨。他虽然让朝鲜在明朝与后金之间，不管站在哪一方都可自己选择，但实际是极力拉他们靠拢后金。特别是详细地了解到朝鲜的虚实及他们对明朝所抱的态度，即使一时不能完全把他们拉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