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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公安局在北街一所破旧的民房设置了临时“黑七类”收容站，由治安股万明坐阵审理发落。屋里屋外堆满挂牌子的“黑七类”，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干部工人医生教师、教授科学家一应俱全，有的是孤身一人，有的是举家送回。万明一一审查登记然后把他们发配到最穷最偏僻的山村。
我斜靠在土炕边，等久了为消愁解闷点燃一支烟，刚抽几口，万明抬头看见，随即大声命令：“站起来，把烟掐灭！你这个家伙‘狗头狗脑’（当时对被斗人员的流行称谓，还有一句是‘砸烂你的狗头’）还满不在乎，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我无声地把烟掐灭。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回来？”
我一一回答。
“家庭什么成分？”
我不愿重复那两个违心的字眼，就说：“档案里写着的。”
万明气炸了：“我不知道档案里有，还要你指教？再不老实小心你的狗头！”
随后我就一直沉默不语，他只好照抄公文，抄完接着问：“你是哪个村的？”
这次我开口了：“原籍东湾村，六二年迁到侯家庄。”
在我的印像里侯家庄的人宽厚淳朴，上次在那儿住了一年他们对我很好。我不想回东湾，愿去侯家庄。
“那好，你就去侯家庄。记住，要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好好劳动改造。”
这天县城正开万人大会，听地区学毛著积极分子作报告，各村干部群众来了不少人。但不久这个“积极分子”就被打成“黑地委一手培植的黑干将”拉下马，从此销声匿迹了。
万明派人到会场找来侯家庄大队的几个人，有新任书记王锁，还有根金大叔和几个年轻村民。我要求把行李寄放到亲戚家，两个押送公人从城里转游回来又带我上了路，他们要求我把牌子戴上，怕被群众兴师问罪。我不戴，年老的说：“委屈点戴上吧，这一路还不够你便宜。”把耻辱牌强套在我脖子上。
这家亲戚是父亲头房妻游氏的娘家，也就是我的续外婆家，原住县城二郎庙旁，日本人炸毁后姥姥到回北泉沟娘家，舅舅一家解放后跟随女儿女婿去了太原，六二年压缩人口又返回县城临时租房住。
侯家庄的人来到后两个公人交割完公务回矿复命去了。天色已晚，我未及与外婆大妗细述情由便匆匆上路。果不出押送者所料，刚出院门就有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喊道：“怎么不给戴上牌子。”
那个时代人人都具有很高的“阶级斗争觉悟”，谁一旦被搞“黑”搞“臭”，任何素不相识的人都可随便加以凌辱、嘲弄。
我又住进赵献江那眼黑土窑，不同的是院里有了邻居——西周村的禹尧一家，属于“六二压”人员，丈夫从公安局精简下来，妻子娘家在县城不愿回周村，于是就来这里落了户；村里还有一家“六二压”，男方名叫王金魁，是平定人，因娶了常家会村李金忠的养女，夫妻双双从阳泉压缩回来。后来王金魁因盗窃队里的粮仓被喂牛工发现顿起杀心，犯下命案被政府正法。
事情竟如此巧合，两次回来时间都在深秋九月，我仍然一无所有、顾影自怜，只比上次多了一只木箱。不断的打击使我几乎与“宿命论”结缘，心想也许我命犯一个“二”字：二次回到东湾，二次进了龚家，二次返回阳泉，现在又二次来到侯家庄，并且二次住进赵献江的黑土窑。那么还能不能二次返回铝矿呢，我觉得毫无希望。这次运动与以往不同，“反右”那时整人虽很随意，但还须经党委批准，现在群众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都是群众说了算。那些蓄意制造冤案的赵福之流，既然能任意混淆是非强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不择手段迫害我，他们就绝不会轻易认错给我平反。毛泽东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党就最讲认真”，我坚信**党最讲认真，最讲实事求是，只有党才能给我做出正确的结论，给我平反昭雪。可现在党本身也自顾不暇乱了阵脚，全国各地各级党委无一例外都受到冲击无法办公，我寄希望于党的幻想已彻底破灭。
人总是为希望而活着，当一切希望彻底破灭时，死亡就是唯一的选择了。哀莫大于心死，我的心早已死亡。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过：捱到明年春暖花开，去南方遥远的大海边，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在无知无觉中把这没有尊严的生命交付给涛涛海浪……
我在山野边放牛边唱着悲歌，诅咒命运，寄托对花妮的思念。
我向她发出最后一封绝笔信，求她宽恕，我骗取了她的爱，请她永远把我忘却，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她回信说她家已搬迁，我暂不要去信了。她做得对，这年头同床共枕几十年的夫妻迫于政治压力分道扬镳的不在少数，何况是八字没一撇的恋人。姑娘，我能原谅你，即使在九泉之下我也会为你祈祷，为你祝福，祈求你终生幸福。
接二连三的不幸频频发生，给我的打击一次比一次沉重。刚回村公社就指示大队召开批斗会，目的是“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我“永世不得翻身”。我被带到赵道沟小队，侯家庄、后岭等三个自然村的社员齐集一堂，书记王锁掌握会场，要我交代犯的什么错误，因甚被送回来。我觉得三两句话很难讲清，不如干脆都归咎于地主出身，就说成分不好。又问戴什么帽子，我回来当晚已把牌子塞进炕洞烧了，只简捷回答“坏分子”。我觉得“坏分子”的称谓虽然不好听，但比“反社会主义分子”似乎罪轻些，不带政治色采。大约他们认为“坏分子”和“破坏分子”是同意词，就问“你破坏了什么”，我顺水推舟编了一个当电工烧毁一台电动机的故事敷衍过去。
一天夜里我做了个恶梦，梦见父亲被关在一间黑暗的魔窟，群魔乱舞、杀气腾腾，他正在受刑。那些狰狞的魔鬼残忍地用利刃割他的肉，他遍体鲜血淋淋，已经奄奄一息，我扑过去抱着父亲痛哭，大叫一声惊醒，泪水浸湿了衿被。第二天就有不幸消息传来：父亲已被遣送回东湾。这事虽在意料之中，我听到后仍似万箭穿心，决定立即请假回东湾看望他。
我先进了城，到饭店要了半斤酒，独酌独饮。我只有三二两的酒量，但喝酒从未醉过，这次有意喝个酩酊大醉，然后在父亲面前痛哭一场，向他倾诉胸中的积愤。我心中的悲痛和愤恨无人可与倾诉，只有父亲！
俗语说“酒是奸臣，扶起不扶倒”，我心中千愁万绪独自喝闷酒，还未过半便觉天旋地转、身不由己。女服务员走来见我狼狈不堪，微笑着说：“你喝醉了。”
我摇摇晃晃地说：“哦，醉啦，不能喝了，你收拾了吧。”她刚离开我只觉头重脚轻立刻就会倒下，心脏快穿越喉管跳出来了。必须赶快离开，免得出洋败兴！我挣扎着站起双手扶着桌凳，趔趄着走出饭店，刚出门“哇”一声连酒带饭兜肠刮肚吐了出来。我赶快逃离现场，惟恐服务员看见逼我打扫。走到十字街再也支撑不住，倒在屋檐下立刻死猪般呼呼大睡。不知过了多久只觉被人踢了两脚，耳边听得有人喊：“起来，你怎么在这儿睡。”心想准是公安局的，来得正好，我正无路可走，你们把我捆走吧！
又踢两脚：“快起来！”
我揉揉眼坐起，眼前却是二姐夫张焕江：“你怎么啦？”
“我喝醉了。”
“胡闹，走，到我屋里坐坐。”
二姐夫原在西街副食品厂，后又调到东街药材公司。我脑子晕晕乎乎不辨方向，跟着他跌跌撞撞不知走了多远，也不知去了哪里。进屋后他说：“早听说你被送回来了，你犯了什么事？前几天你爹也回来了，你知道不？”
几句话勾起我满腹伤悲、一腔积忿，止不住泪如雨下，借着酒疯肆无忌惮地倾诉我的沉冤，痛斥世道不平。二姐夫听着吓得脸色蜡黄，连忙制止：“你怎么啦，不要命啦？快住口，幸亏此刻就你我二人，被别人听到那还了得！”
“我不怕，反正没有活路，他们把我杀了算了……”
离开二姐夫天色已晚，只觉腹内空空，走进姥姥家，见炕上除姥姥和大妗外还坐着一个不认识的老妇人。大妗说她姓游，是我的远房姨妈；大妗让我吃饭，我不好意思自己动手，姨母亲自下炕给我盛好端来。我觉得这个姨妈很有同情心，她很善良，竟然喧宾夺主越俎代庖，亲自下手给我盛饭。
吃过饭天已擦黑，我告别外婆大妗乘着夜幕回到东湾。
继母杨秀莲也被送回来。听说遣送父亲时学校造反派就要她一块走，她硬是不走，说自己是响当当的贫农，校方未敢强行遣送。可是她因翻老婆舌得罪了居委会干部（此前有一次我回到石市正遇人家找她对质），三天后被街道造反派强行送回。父母暂住在汉英叔的一间耳房里，父子相见一番感慨叹息，各诉衷曲。他劝慰我不要过分悲戚，更不能走绝路，“既来之则安之”。好在一家都回来了，过一段时间局势平稳些再设法把我迁回东湾，一家人一起生活困难会少些。我也觉得不能撇下父母不管犹自去死，尽管活着是那样艰难，仍须活下去。
正是：
冤冤相报何时了，弃世抽身事犹早；
试看三落三起后，尽享天伦人未老。
22。第二十二章 突遭劫难 （三）
四火案奇趣
回村不久我就发现自己又犯了一次幼稚病。因为这次是戴着牌子回来，已经又“黑”又“臭”，村人都对我侧目而视，再不似上次那样亲热温和，就连根金大叔的态度也变的冷漠生硬。之前他曾去过一次阳泉，临走我给他买了车票又给了些零钱，足够他返家用。大概他嗔着我没给弟妹买穿戴，几次当我的面对村人说，榆次下车后没钱住店只得住了一夜澡堂，言外之意我没给他钱。
有天早晨他去砍树事先没告我，我知道后赶去帮忙，半路迎住他们已抬着回来，我强争硬抢才替他抬回。早饭后他安排别的侄儿们去拉树枝，我也要去，他严词拒绝，说：“不用你，我和你两个弟弟去人手足够，你该干啥干啥去吧。”可上午他却和木匠解板，不知为啥他对我有那么大成见。
接着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使我的处境更加艰难。
村里有个小羊工是巩二之子，他娘早死，父子俩住一眼土窑相当宽绰。可他自幼放羊养成睡懒觉的恶习，每天都要睡到日头高照，为此常遭他爹责骂，为摆脱他老子的干扰提出要来和我做伴。我想一则我住的还是别人的窑，二则有个伴也可聊解寂寞，索性做个人情留他来睡，没想到竟招来一场横祸。
羊工的三叔是小队会计，那天在山坡砍柴我见他头罩婆姨的花头巾，因平时很熟就开玩笑说：“日本人讲话，花姑娘的。”过后他对人讲，我说他是日本人的花姑娘。
这天傍晚我放牛回来急匆匆点火做饭，不知怎么火不过炕烟直往外冒，我抓一把柴跳上炕揭开后烟道塞进去，点燃后盖好。羊工的铺盖就放在炕角，紧挨着烟道，我怕引燃把它推远点，然后下地重新点燃灶火。火着的很旺，不往外冒烟了。
我只顾低头添柴烧火，脑子里一片混乱，不知何时屋里又有了烟，一时又搞不清烟从哪里冒出来。跑出院子看，烟囱里浓烟滚滚直冲天际，说明不是风顶回去，炕火很过；又回屋四处查看，锅灶四周、炕帮墙壁都没有发现漏烟处。这期间屋里烟雾愈浓已看不清东西，这才上炕查看，原来是羊工的铺盖着了火。我急忙舀水浇灭，他的被褥已烧了几个大洞，真是苦不堪言！
我急忙去告诉巩二，向他道歉并表示愿赔偿损失，他却说：“赔不赔另当别论，只是这事有点奇怪（蹊跷）：据你说已满屋浓烟才去扑灭，为什么不早点灭火要等到快烧完才动手？”
“我糊里糊涂，好半天还不知烟从那里来。”我解释说。
他仍连声说“奇怪，奇怪”。
第二天巩三去公社报案，领取救济款和补助布票。公社秘书得知是我失火烧的，立即指示：“不但要赔，还要组织批斗。”
批斗会上王书记让我交代“作案动机”：“为什么要烧贫下中农的铺盖？”
我说做饭烧火不慎引起。
“我不相信，”巩二说，“为什么刚着火不灭要等快烧完呢？”
我有口难辩。
“你就干脆承认吧，”年轻社员王三说：“你是故意放火烧的。”
“我和他一无冤二无仇为什么要烧他的被褥呢，再说我回来后巩二哥又送我菜又借我粮，对我很好。我也是人，做人要讲良心，我若恩将仇报就禽兽不如。”
尽管我指天盟誓人们仍紧追不舍。
“没有仇？这次把你送回来你肯定对社会不满，不满你就要搞破坏，”王书记上纲上线了，“你不是破坏分子嘛。”
社员们哄堂大笑。
“我若真要破坏也犯不着烧人家的被褥再来赔，岂不是得不偿失。”我坚持以理服人。
“即便你赔了他社会上的财产也少了嘛。”巩三说，“阶级斗争觉悟”之高令人咋舌。
接着又提出一连串问题：
“你回来戴的牌子哪去了？”
“你为啥说巩三是日本人的花姑娘。”
“你担谷为什么半路要放下歇，把谷揉一地，不是搞破坏是什么？”
这些没完没了的问题永远也讲不清，我干脆缄口不答。王锁觉得这样下去永无了结，便心生一计：不如投票表决。他说：“看来他极不老实，死不认罪。这样吧，咱们举手表决，同意他故意放火破坏的举手！”看着齐刷刷举起的手，他像完成了一项特殊任务，如释重负地说：“好，全体通过，此案是他故意放火破坏，限他十天内赔羊工一付新被褥。散会！”
只听王三嚷道：“十天太长，应限他三天赔上。”
这些原本老实巴交的农民，在长期的贫困中欣然接受左倾路线的不断愚弄，吃得糟、穿得破却为自己有极高的阶级斗争觉悟而沾沾自喜，我悲愤之余不禁扼腕叹息，觉得既可笑又可悲亦可恨；我不能不为有生以来第一次获得被选举权且获全票通过而不勝荣幸之至，悲愤之余又有些忍俊不禁。
过后继母给羊工把被褥重新拆洗缝补，又给他买一条新绒毯，此案才算了结。
正是：
无心失火惹祸由，憨厚乡邻情不留；
左倾愚民显成效，亦怒亦笑亦悲愁。
23。第二十三章 突遭劫难 （四）
六冒名上访
父亲的平反阻力重重。当他第二次去五中时红卫兵组织已分成两派，以王平为首的一派同意给他平反但不掌权；另一派“红字号”坚决反对，还把他的铺盖抢走，把他赶出学校，他的被褥毛毯后来全部丢失。
父亲被赶出学校，哥哥虽近在咫尺却不敢收留，否则也会遭到批斗。父亲流落街头，晚上在火车站候车室过夜，铺一块破绒毯席地而卧。看着六十多岁的老父亲遭此罹难我心如刀绞，却无力解救，只能每月寄二十元钱（我那时是四级工每月工资四十九元六角）再买二十斤黑市粮票供他生活。
我在忠义胡同二十一号继母的大门前徘徊。这里曾是父子们向往的安身之所，也是我和莉花热恋之处；如今房子已被无偿没收换了主人，我连大门都不敢靠近，想到这一切就如万箭穿心。社会竟会倒退到如此野蛮的地步，人身、财产没有任何保障，自由和尊严随意被践踏，这样的局面何时到头？
父亲在石家庄露宿街头两个多月仍无平反希望，眼见国庆节来临天气渐凉，我劝他回村等待。父亲走前在阳泉住了十多天，父子俩去平定城游览。三十多年前他正官运亨通，穿大氅戴礼帽，出门坐黄包车躺“架窝”，也曾威风一时。现在竟落得如此境地，时光流转，山水依旧，物是人非，怎不令人触景生悲！
我认为父亲的问题理应平反，因为“逃亡地主”之说纯属子虚乌有，说他是“历史反革命”也站不住脚，他的问题早有结论是“一般历史问题”。他之所以在运动中出事与他的高工资不无关系，那些年轻教师每月只有三四十元工资，他第一次工资改革就定为中教二级每月八十五元，又人老体衰工作能力减弱，怎不令人嫉妒？尽管他待人宽厚，不论谁来求借都有求必应，但在那人人争当“红专”手，不择手段实行政治倾轧的年代，谁还会手下留情。运动初期政治教员、支部成员秦峰首先向红卫兵公布了他的档案材料，并带领“红小兵”向他发起猛烈攻击。
支持父亲平反的红卫兵组织名叫“五中红旗”，负责人王平的父母运动初期也受过冲击。我去他家拜访，受到全家热情接待，谈到父亲的问题，他们说：“我们认为田老师的历史问题不在公安六条（文**革期间公安部发布的划定历史反革命的六条标准）划定的十种人之内，应该给予平反，但另一派组织是清一色的‘红字号’，他们极力抵制，暂时难以解决，只能等待。”
一九六八年三月得知“五中红旗”夺了权，我决定让他们出具证明去北京中央**接待站上访。但两派武斗正激烈，王不在家，他妈说他住在石家庄师范大学。去了师大，只见宿舍楼所有的门窗玻璃早被砸碎，窗户都用砖头堵死，楼门口两个卫兵持大棒站岗。我自报是五中田老师的儿子，找王平，卫兵才放行。见面后王说学校公章在家里，但他不能回去，叫我自己写好介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