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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我总是把人想得太善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我又犯了一次幼稚病，杨秀莲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人，她闯荡江湖几十年，老谋深算，看自己比金子珍重，视别人比鸿毛轻贱，绝非一般人能对付得了。她和两个媳妇淘气，实质是在争夺房产。
我不由回想起她和大嫂打架的全过程。
嫂子自娶过门一直住在娘家，已有了两个孩子还没有安居之所。父亲盖房大哥拿出二百元，盼着新房盖好就有房住了，提前把妻女的户口迁回东湾，让她们先和父母暂住。
马二爷死后父亲搬入场沟马爷爷的窑里。杨秀莲根本不打算让嫂子住新房，又嫌她带着三张嘴吃闲饭，没过几天就开始闲言碎语指桑骂槐无事生非，经常锁了门使她母女进不了家；婆媳渐渐由口角到相互漫骂进而撕打，那天她掐住乔的脖子不放，幸亏邻居拉开才没有闹出人命。她的目的就是把嫂子赶回娘家，她如愿以尝，嫂子逃回娘家去了。
那是一九六八年夏天，我探亲回来得知此事曾想劝他们和好，去潭村费尽口舌说服嫂子回到东湾；我苦口婆心给她俩劝和，杨却耍死皮躺在炕上不起身，话也不说饭也不做。我和父亲凑合着做了点便饭，饭后嫂子又回了娘家，直到父亲住上新房她才回来住进场沟的老房子里。嫂子临走对我说：“我就知道她不可能劝转，你一定要我来，现在应了我的话了吧。”
两年后因没房住父亲又不答应帮他们盖房，无奈之下嫂子终于离婚走了。
我一生总犯天真的毛病，对人性的复杂，对人心叵恻没有丝毫警惕性，总想得太乐观。这个继母非同一般，她独自在石家庄几十年，从未生育，谁知她都干了些什么；她是个极端自私的女人，处处只为她自己着想，但有一碗粥只能她一个人享用，绝不会分给别人一匙。她不可能和我们父子同甘共苦，在平稳安定的日子难以看出她的本质，在目前这种艰苦条件下她的狐狸尾巴必然会暴露。她和李氏继母截然不同，绝非善良之辈！
当初父亲要盖房，我主张盖五间，父亲听信杨氏谗言说没钱，结果批了五间宅基地（四分地）只盖了三间。三间房共用去工料费不足一千一百元，我拿出七百（专指用于盖房，其他不计），大哥给了二百，算起来父亲只花费一百多。房子盖起杨秀莲却要独霸，不让大哥住；我还算幸运，勉强住了一间。她见我丢掉工作没了收入，以前的积存也让她榨光，便顿起奸心，立刻就要撵我夫妻出去，刚回来没几天就提出分家，让我俩另立锅灶。
艳香的口粮队里一直扣着不给，再说没有灶具我们无法起灶，不分家她就兴风作浪蓄意闹事。我劝妻尽量忍耐免生是非，待到年底再分。为此曾召开家庭会议，做婆媳双方的思想工作，但无济于事，杨根本不听。她见撵不走我俩就实行封锁政策，把吃的用的全锁起来，连毛巾肥皂也不让艳香用，婆媳间经常发生摩擦，我夹在中间十分作难，说谁谁受屈。后来因为妻帮嫂子拿了几根剩余的椽料，杨把我们告到大队，一家子打了一场官司。无数事实使我逐渐认清了杨秀莲的庐山真面目，她是个十足的泼妇！我不再逆来顺受任凭她摆布，开始和她斗争，惹得她更加怀恨在心。
一九七O年五月初三日妻分娩了，生下个大胖小子，起名海龙。我喜不自禁，三十岁娶妻必竟有点迟，妻却为我早生贵子，真乃天不绝人！
不觉已过满月，艳香要回娘家“住百天”，按乡俗夫家应带小米过去，杨直嚷家里没米；我让父亲向邻居借来十斤，她竟从中克扣。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骗去我多少钱，连我给艳香买的结婚布料——七尺大红灯芯绒——她都贪污，无耻地说她穿正好。十斤米本来不多，她还要克扣，我气不打一处来，临走对着父亲说：“世间少有你门这样的老子，家里不给米，向人借来的还要克扣。”杨听到后从屋里扑出来说：“老子怎么了，米是我做饭下了些，你没吃？说这样话，我就不是你老子。”
我说：“我也不认你这样的老子！”
这是我第一次与她公开抗争，自此矛盾激化，我的处境更加艰难。妻去住娘家，她不给我做饭，说家里没粮了，逼我买高价粮自己做；天晓的，妻的口粮刚分下来怎么就没啦。听邻居说，她常趁父子们出工独自在家偷吃，我春节捎回的烟酒羔点她锁进箱里再不露面，连父亲都见不着，只她一人独吞。她不仅借盖房之机榨光我的积蓄，运动初期我被送回老家，刚谈好的对象把自行车和定亲衣料退回来，杨把车子寄放在大哥处，后来托他卖了一百多元存到大姐家，她知道后背着我取走挥霍。春节前我已把艳香的口粮钱寄回，小队以种种借口不给分，后经几番交涉才分到，但杨说没有钱，我只得二次交上。我现在已身无分文，拿什么买高价粮，无奈之下只得去当民夫。那时当民夫只挣工不挣钱，但政府给拨粮，不需自己带口粮。村里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当民夫，因为民夫活重不自由又吃不饱，所以但有出民夫任务队长就派我，我也乐得去蹭饭吃。我每年一两次外出当民夫，修公路、建水库，那里要人就由我顶杠，妻子生产时我正在外修公路。
艳香从娘家回来已临近八月中秋，杨秀莲见我们还不另过，就在重阳节那天借故发作，破口大骂：“都是他妈BI吃现成的，我服侍了老的服侍小的，那辈子欠下你一家的债要我给你们当佣人。”
其时正值岳母送回女儿没走，听到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又不好发作，艳香却忍不住接口大吵起来；这个泼妇流氓性发旧伎重演摔盆砸碗，把灶具全部毁坏，然后蒙头睡去，不吃不喝也不做。其实她那舍得不吃，箱子里从未断过饼干点心。
当天中午借来碗筷，我和父亲做了点便饭，一家子胡乱吃了。下午我进城买碗，走进杂货店，见父亲已先一步去了，见了我一言不发。我看他只买了两个碗两双筷，知道泼妇阴谋得呈，父亲也决心和我们分家了，只得另买一套。父子俩形同陌路，默默无言离开商店。当晚艳香拿过我在侯家庄用的那口锅，在一间房里开始埋锅造饭，夫妻俩终于被他们撵了出来。
这就是我拼上性命为父亲平反，倾尽财力支持他们盖房得到的结果。在为父亲平反而奔波时，我曾想如果父亲能平反我不但政治上卸掉包袱，经济上也能得到资助，现在看来即使父亲平反也只能是杨秀莲独享其成。
分家另过并没有彻底平息风波，一次妻晾衣不小心把他们的做饭棚扯倒，杨秀莲一口咬定是故意毁坏，两人又大闹起来。杨拿起菜刀要砍，父亲过去拉架，却挡的是艳香，艳香伸手夺刀，不意把父亲碰伤。杨扔掉菜刀跑去找她的干儿子——村治保主任药邻告状，艳香被叫去狠狠训斥一顿。杨对我更是恨之入骨，每每借打鸡撵狗大骂“地主”、“坏分子”，我忍无可忍对她说：“你也不是什么好人，我是‘坏分子’犯的是国家的法，轮不到你每天骂，再骂我绝不客气。”后来她不怎么嚣张了，转而把仇恨发泄到我的孩子身上，龙儿在她门口玩耍跌倒碰伤，她不让父亲去扶，还在那儿幸灾乐祸偷笑；女儿被邻居小孩推倒，艳香说了那孩子几句，杨无中生有添油加醋诬告她骂人家，使原本融洽相处的两家大人长期不说话。几年后我的小儿子海飞在院子里玩耍，嘴里念着大孩子们编的打油诗“老婆婆，小脚脚，碰见汽车躲不了”，她竟恶毒地咒骂：“汽车过来压死你！”。你又不是小脚，孩子随口念句儿歌，犯得着这样咒他？你莫非是蛇蝎转生？
真是：
家中有泼妇，国内出奸臣；
妻儿遭欺凌；有苦无处申。
29。第二十九章 惨淡人生 （二）
二坎坷口粮
艳香婚后已把户口迁到东湾，但直到春节过后村里还不给分口粮。村里人的说法是我上次回来已把户口迁到侯家庄，平反后又从那里迁走，因此娶了媳妇应该到侯家庄落户。二叔甚至说：“那年回来村里不但给他分了口粮，还特地照顾他多分了些菜，计划开春帮他盖两间房（钱从哪里来？）让他在村里安家，可刚过年他就带着口粮去跟龚三红合了伙。现在娶了媳妇，又要回来分粮，便宜都给他了。”
父亲去求当年的队长——族叔田六，他支支唔唔不答复，让他找大队，转身却对人说：“他田舜英当年在马上时拉张三拽李四去跟他享福——指父亲在平定县管税务时曾让大舅游中元和成江爷爷去帮忙收税，那要懂文识字敢说敢干才行——咱们这些人他哪能放在眼里；现在他落时了，才知道也有求人的时候，哪有那么容易！”
这次回来我的户口已经落到板坡，大队既然接下我的户口，为什么不给妻子分粮，难道要她独自去侯家庄不成？我去找大队长李弥讲理，我说：“按政策娶来的媳妇应该给分粮。”
他竟说：“你别拿政策吓唬人，我们也懂QIU政策。”
看来大小队已统一口径坚决不给妻分粮，我便到公社反映，又去了丈人家，泥河掌的干部说：“我们村娶来的媳妇不等户口迁来就给人家分口粮，人长嘴就要吃饭嘛。”后来泥河掌的会计在公社开会，向公社干部反映，他们村的闺女娶到东湾不给分口粮。三干会上公社干部点了板坡的名，批评道：“你们板坡是怎么搞的，娶来媳妇不给分粮，叫人家到处告状，你们怎么总是把矛盾上交？”
板坡干部受了批评，问题得以解决。有一天新任队长望财突然通知我去库房领粮，但只拿到秋粮，不给夏粮（小麦），说已过了分夏粮的期限，我只好作罢。
真是：
无辜受诋毁，口粮焉有罪？
事态冷若冰，亲情淡如水。
三大园奇辱
我回村那阵正遇农村“清队”运动火热进行，揪出一些历史不清白的人，有日伪时期当过警备队的、八路军“坚壁清野”挖过“圪洞”的、或出身不好有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人，集中起来首先在群众面前“亮相”，站到台上检查自己所犯错误，然后由大队宣布处理决定（不出书面文件）。我和父亲都被勒令参加，我因铝矿已有结论且不戴帽子，很快过关回到群众中；父亲则住进学习班，和十几个审查对像关进“牛棚”一个多月，每天由家人送饭。东湾除父亲还有汉英叔和王姓父子，老子当过警备队，儿子在大队磨房有贪污嫌疑，半坡那边和小王同在磨房的牛孩也在里面。东湾张明文是从长治淮海机械厂遣送回来的，他年轻时曾被日寇抓去当了警备队，后来逃脱跑到黎城投了八路军，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兵工厂当检验工，文**革前因产品质量问题压住不让发货，惹恼了车间主任，藉“清队”运动把他打成历史反革命送回农村；他当警备队时王父任班长，那年发生一件震动全县的惨案，日本人从小窦沟抓来农会主任窦威，逼警备队的人用刺刀捅死。据张明文说当时警备队只有一把刺刀，由班长佩戴，他的枪没上刺刀；可厂里的造反派是先定案后取证，指使调查人硬逼王父作假证，指认张明文捅了第二刀，遂成铁案，活活被冤死，直到“三中全会”后全面落实政策家人几经奔波才得平反。王父“镇反”时已处理过，以历史反革命罪判数年管制。
为了养活妻儿，回村后我拚命干活挣工分。进城担茅粪队里规定每担记二分工，我天不亮就起床，打着手电进城，来回五六里一早上能跑四趟；那时县城各机关都和村里订有合同，哪个村担人家的茅粪年底要给一定数量的蔬菜。东湾村没订合同，都是偷着担，我经常被人家逮着，不是没收扁担就是没收茅桶，有时连人扣住不让回家吃饭。
当民夫每天记一个整工，完工后介绍回大队分红，不管在村里还是当民夫我从不误工。这一年从三月份起到年底十个月我做下三百四十多个工，那年板坡大队分红价是八毛，扣除三个人的口粮款尚余现金一百多元。我置办了些年货，又添置几件家俱，三个人的小家庭在一间斗室里过了个温馨的“小康”年。
第二年处境就不妙了。
第二年开春我被派到副业组种菜，村里叫“大园”。起初组长吴全看我正当壮年十分器重，评工给我最高分十一分。种菜组共六个人，除七十多岁的黄保老汉和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其他人也都有四五十岁年纪，我刚满三十三岁，吴全和我同庚，就数我俩年轻，他是组长，重活累活自然由我来挑。入夏后菜长成了要往蔬菜公司送，我这个“纸老虎”又一次露了原形。种菜组连辆小平车都没有，所有的菜都要挑进城，除黄老汉留下看园都得去送；别人担一百三四十斤轻轻松松走了，那个女孩都能担一百一十斤，我和她担同样多就迈不开步了，走几步就得放下歇。有一次刚放下担子，吴全追上来说：“你怎么又歇，快走吧。”我不好意思说担不动，只说热得很，擦把汗，吴全说：“你看我出了多少汗，受苦人还能怕出汗！”从此我干活怕出汗的名声在全村传开，其实我绝不是发奸怕出力，实在是软弱无力。农村人口边常挂一句话叫作“当财主没福，种地没力”，是对那些鸡麻骨瘦不能干重活的人说的，我正是那种人。
这年七月艳香要去她表姐家小住，表姐家在洪洞，得坐火车。我向吴全请三天假送她，吴叫我去大队请；大队长李弥正在大场碾麦，他说：“你不看这是啥时候，五荒六月天正值挽谷割麦大忙时节你来请什么假。”经我再三恳求只准了两天，我回头告诉吴全，他满脸不高兴地说：“你既去大队请准还跟我说啥？”言下之意我是越级请假，我左右为难。我虽不受管制，与社员一样待遇，但毕竟是监督劳动，处处都要谨慎行事。于是说：“那我不去洪洞了，只误一天，送她到太谷上了火车就回来。”
他说：“由你吧，我不管。”
我不知怎地惹着他了，他莫名其妙欺负我，下月评工就把我降为九分五。
那天栽茴子白，他分配黄老汉挖苗女孩爱香挑苗分送，其他三人一个刨坑一个插苗吴全盖苗，叫我一个人挑水浇苗。我需从一里远处丈把深的的井里拔起一担水担到地头，再一坑一坑挨着浇；水供不上，我一瓢水浇两坑，一担水浇三四十株，吴全嫌浇得水少，我改为一坑一瓢，一担水浇二十株；到中午收工还有几百株没浇水，他大发脾气，说：“你这是专门和我作对，要么浇一点点，说说你又浇那么多，剩那些苗谁替你浇？告诉你，吃过午饭不要歇晌，赶快来浇完，死一株苗由你负责。”
我暗自叫苦，不敢违命，回去热了饭匆匆吃几口，冒着酷热的太阳急忙去浇，浇完就地躺倒就睡，过好大一阵吴全他们才来。
傍晚快收工时一声炸雷大雨倾盆而下，菜苗全部成活。呜呼，老天爷也许真有眼？在我危难时刻总会伸手搭救。
正是：
种地凭体力，挑菜露真形；
大园受奇辱，往事永铭心。
四木板疑案
我和妻儿住着一间房，分下粮菜没处放，只能就地堆着，锅碗瓢勺摞在灶台上，人进去简直无处落脚。有次姨母对我说：“你弄块木板支起来，上面就能放些物件。”可那个时代除住房是自己的，一切都归集体所有，山上的一草一木都不属于个人，你想砍根镢把都得偷偷摸摸干，去哪弄木板？正巧秋后队里派我去修建化肥厂，我见每天收工后厂房四周散落着许多木板，想到姨母的建议就决定拿几块回家支个碗架。这天吃过晚饭我从驻地贾峪村返回工地，把几块一米多长的木板用绳子捆好，又拿了几根尺把长的细钢筋，准备打入墙内做支梁。我扛着“猎物”走到城里不敢直接回村，就近送到大妗家，想先在表弟处放几天。彼时姥姥和大妗都已去世，恰逢表弟游其不在家，我把木板放在他家柴棚门口，告他婆姨说表弟回来给我放进屋里。后来东窗事发，据游其说是他姑姑（杨秀莲）看见向住乡干部张英报告的，村里人则说是他去板坡报告的，遂成一桩疑案。不管怎么说，他不往屋里放暴露在人前让继母发现也难辞其咎，此后几年他见了我欲言又止显得十分尴尬。
城关民工连突然在贾峪村召开批斗会，要我交代偷拿木板之事，民工和看热闹的村民齐集一堂。为了生活，我生平第一次因向公物伸手在大庭广众之中丢人现眼。
第二天我被人押着去游其家取出木板交回工地，接着被送回村里。回村后大队又在戏台上组织批判，被人推来搡去，因地上刚做完木工活，铺着一层刨花，我栽倒把脸划破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一伙篡党夺权阴谋败露仓皇逃窜摔死在温都尔汗，事后化肥厂筹委会组织民工传达中央通报，没有让我参加，我心里很不平衡，在人前发了两句牢骚。批斗会上老妇联主任（曾是土改积极分子）发言说：“传达林彪事件不让你去你还满有意见，也不撒泡尿照照你是什么人！”
李弥则说：“你是坏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再不老实当心群众再给你戴上。”
我一度胆战心惊怕真给戴上帽子，但却没戴。农村不比工厂，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