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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弥则说：“你是坏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再不老实当心群众再给你戴上。”
我一度胆战心惊怕真给戴上帽子，但却没戴。农村不比工厂，没有人往上边呈报，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回到家杨秀莲幸灾乐祸，暗自偷笑；父亲见我满脸带血，心有不忍，对村人说（自分家另过后杨就不让他和我说话了）：“不知人家用什么东西打他来着，把脸都打破了。”听到此话我很受感动，毕竟骨肉之亲难以割舍，父亲话语中仍然流露出极大的同情。
艳香去洪洞还没回来，我一个人做饭吃，一次做一天的饭，做一顿热两顿；粮食不够吃，我隔一天吃和子饭，隔一天做玉面煮圪塔米汤，煮圪塔一顿限吃四个，汤饭则必须喝够四碗才稍有饱意。今晚东湾小队要开批判会，已经催了几次，我得快点吃。
会上人人争着发言以表觉悟高认识深，并示和我划清界线。尤其二叔的发言水平高，他既是党员，又是生产队长，只听他说：“生玉，论宗族关系咱们是一家人，可你我走的不是一条路，不一个阶级，我是无产阶级，你是资产阶级。”
如果说鲁迅笔下的阿Q是几千年来封建帝王的愚民政策使国民变得麻木不仁的典型，那么二十世纪的今天在“阶级斗争”理论和“不断革命”实践的愚弄下，国人已变得六亲不认，伦理尽弃，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维系亲情的传统美德被涤荡殆尽。历史的倒退本应令人震惊和忧愤，那时的“良民”却麻木不仁且沾沾自喜。
我曾听二叔在地头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前几年和李弥带一拨人在贾家坪种山，其中有个地主郝胜秋收时肩膀长了疔疮不能担挑。他就说：“肩膀肩膀，它是发奸，你就老实担吧，狠狠压它几回就不奸了。”硬逼如是硬逼郝胜担了一秋天庄稼。完了又得意地加一句：“我不信两个**党员整不了他一个地主！”呜呼，地主也是人，该有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该受到人道主义待遇吧！
真是：
岳母一句话，顺手把羊牵；
东窗事发后，方知骨肉怜。
30。第三十章 突遭劫难 （三）
五代人受过
一九七二年是我回村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年我遭受的苦难最深。不论那一年，只要有外派任务我就去当民夫，没有任务就跟队里劳动。大约是七一年夏天，有一天小队揽下粮食局清库的活儿，队长望财带着七八个人扛麻袋，干到中午有人提议不回家吃饭，都到饭店打平伙；大家都想吃又说没带钱，我就自告奋勇垫付钱和粮票在北街食堂吃了顿午饭，还喝些了酒。我不知道望财的本意是要我一人请客，因为大家说好是打平伙；再说我又不是富翁，因而算下账来就向人们讨债；别人都给了，只有队长望财和族叔田六的儿子那份屡催屡拒。六叔说：“谁叫你们唤他去吃嘛，他还是个孩子（十六七岁），那来的钱和你们打平伙。”望财那里经几次追讨勉强给了却从此伏下祸根，他怀恨在心，处处找碴报复，不断向大队干部汇报我的“劣迹”，我的处境一天天恶化。
有一次我从县药材公司担回的茅粪因掺有熬药的废水颜色墨黑，被支书黎孩撞见，在“早请示”会上点了我的名，硬说我舀上河水倒了些墨汁混充茅粪。“早请示晚汇报”是林彪为了加紧篡党夺权搞的一套愚民政策，社员们每天三四点钟就需起床，摸黑到大队开会，先学毛主席语录，然后各单位汇报前一天的工作，再由村干部安排当天的任务，如有人犯了错误就组织批判。开罢会走到地头往往还分不清庄稼苗和杂草，人们七倒八歪躺在地边迷糊一阵，等天大亮了再干活，简直是劳民伤财！
望财时刻不放过打击报复的机会，别人不愿干的苦活重活他派我去，别人不愿当民夫，回回总是我顶杠。当民夫每天最多带七两粮，为了给家里省点粮我倒乐意去；可他总说我干活奸，不卖力，常常借故百般辱骂。我担谷担不动四抱（读BU），他恶毒地骂我是“吊死鬼卖B，死不要B脸”，我敢怒不敢言。那年为了多挣工分大年初四我就急着进城担粪，问他担回往那块地倒，他指到最远的深沟，我踏着一尺厚的雪从县城担到深沟，晚上他不给记工，要我找证人；从深沟回村路经气象站，我担着茅桶回家时正遇望财十几岁的小儿子上气象站玩，他作证说：“我见啦，你给人家记上吧。”我沾他小孩的光记了工。俗语说“从小看大，七岁看老”，那个耿直的孩子长大后很有出息，当兵提了干，转业后当了煤市大老板。
过了初五望财带着社员也进城担粪，他们不去深沟，都担到最近的十二亩。
立秋后队里卧麦地，中午须给羊工往山坡送饭，按惯例送饭人中午都吃羊工饭。那年月谁家都没有太多的余粮，把这一顿羊工饭看得很重；我更是如此，早早就等着羊工饭做熟好担走。按惯例早饭后羊工和守夜人在卧场碰头，告诉他吃午饭的地点，守夜人回来传达给厨工，送饭人就知道往哪儿送。偏偏这天守夜人回家睡过头，没来吃早饭，直到午后才来，厨工不知道羊工在哪里吃饭。这天正值望财和会计田明在麦场碾场，望财见我等着担饭就说：“你先回家吃饭吧，吃过饭再去送。”我越是想吃羊工饭，他猜透我的心事越设法阻拦不让我吃。直到大晌午了守夜人还没来，堂弟磨兰也来担饭，我俩各担一担出了村，他说担到山上吆喝着找吧；担出村口可巧望见村前河滩有一群羊羔，磨兰和老羊工搭上话，老羊工说大羊在东汇龙王庙，我俩一前一后朝东汇走去。我走在前面，在东河上磨兰说他的球鞋滑过不了搭石，要我帮他担过去；我就先过去，放下担子过来接他。我担起他的饭还没过河，他已飞跑过去担起我的饭走了，等于我俩换了饭担，也换了前后位置，现在他跑到我前面了。他担着饭紧走，赶到龙王庙正有一群羊等在那里，他放下担子羊工们一拥而上吃开了。待我担着他的饭赶来却不见另一群羊，吃饭的羊工说刚才还看见那群羊在对面山豁口，但左等右等概无踪影。直到磨兰那担饭吃完，他也吃了个肚儿圆，仍看不见那群羊，天色已晚，我只好担着他的那担饭返回，正好给了望财出恶气的借口。他一见我把饭依旧担回来就说：“我叫你等下夜的来再走，你扑死的急着走了，真是死不要B脸！羊工吃不上午饭回来饒你才怪！”
他女人性子耿直，正给羊工做晚饭，她也憋着一肚子气；听了他的话接口道：“这事不能怨人家生玉，那个死下夜的睡懒觉死的不来，害我等他一上午不能洗涮，要怪应该怪下夜的。”
我在这里代他受过，随后回来的磨兰弟却装了屎巴牛，一声不吭。说起这个堂弟真害我不轻，他家住在高坡上，他给小队喂牛，每天深夜要添草拌料，他懒得来回跑，自我回村一直在我家闷牛料，喂罢牛常常半夜三更才回去睡；如遇我当民夫不在家，免不了给他二嫂担一回水或干点别的力气活。为这事村里传出流言蜚语，有个婆姨就曾当面损我说：“你真不简单，家里还用着长工。”有一天她在村里大肆宣扬妻和磨兰如何如何被妻听到，忍无可忍和她大吵大闹，以后恶言恶语才稍有收敛。
更令我担心的是，我的政治背景不好，属于梁贵说的“免疫力低下”一族；假如队里的牛有个三长两短，磨兰每天在我家拌料，我就难脱干系。为此我不只一次对他说不要在我家放料啦，他不听。终于有一天他喂的牛死了一头，队里宰杀后拿到兽医站化验，结论是水胀而死。阿弥陀佛，上天又一次救我于不死，假如化验出是中毒而死，即使是别人下的毒，也定会强加到我头上，我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保不准会像他爹（我四叔）那样在看守所被拷打而死！
望财骂得解恨，磨兰也肚满意足，我可还饥肠辘辘。这时田明在一旁发话了：“你还不赶快把饭担到卧场，天黑后羊群肯定上卧场，羊工就能在那里吃饭。”望财支持他的意见，两人狼狈为奸存心折腾我，我只得担着磨兰那担饭向卧场走。到了地头天已黑下来，却只见羊羔仍不见大羊，我眼巴巴望着对面山顶，那群羊一会儿出现了，过一会儿又不见了。我饿着肚子望眼欲穿，直到天黑伸手不见五指仍不见大羊的影子。老羊工见我饿的可怜巴巴的就说：“你不要等了，留下饭回去吧，他们回来吃罢我给你把担子捎回去。”
我不能再把饭担回去，因为不仅羊工要吃饭，看羊狗也得吃，它们晚上是不回家的。于是我饿着肚子，摸黑回去，满足了望财的狼子野心。但事情远不算完，他见我空手而回问道：“饭担呢？”
我说留在卧场了。
“怎么能留在卧场，丢了家俱怎么办？”羊工的午饭总是小米捞饭面条汤，一成不变，所谓“家俱’是指队里的笸箩、饭盆和碗筷，扁担和绳落是个人的。
“丢不了，放羊羔的老汉答应羊工和狗吃罢他负责把担子捎回来。”
“那么多饭怎么能都喂了狗。”田明狐假虎威煽风点火，望财又一次破口大骂：“真他妈的吊死鬼卖B，死不要B脸！”
我饿着肚子跑了半天路，落了一顿臭骂，田明还要我再去担回来。天已大黑，伸手不见五指，我饥肠辘辘，精疲力竭，再没有力气去担了，要杀要剐任由他们，我回家睡觉去了。
哪里睡得着，我翻来覆去想，农村也不是我当初想象的那样安稳平静；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农村照样是烽烟滚滚，一部分人欺压另一部分人，美其名曰“无产阶级专政”。被专政的少数人其实都是些老实的绵羊，他们只能老老实实，那敢乱说乱动；实行专政的则可以恣意妄为，滥施淫威。我曾看过政治作家浩然写的小说《艳阳天》，描写老地主马小辫把村支书田晓峰唯一的儿子推下悬崖摔死，还咬牙切齿地说：“我叫你断子绝孙！”作者想通过一个杜撰的故事说明地主富农多么不老实，多么可恶可恨，他们“人还在心不死”，随时都在伺机复仇，妄图复辟；可见阶级斗争多么激烈，贫下中农对他们实行专政又多么必要。可是我们不妨逆向思维，假如村书记不是对他太苛刻，压迫他太深，让他没有活路，他何必冒天下之大不韪，冒着事情暴露后杀头之危险，做出孤注一掷的绝事。
毛泽东说过，“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不到走投无路的地步，谁也不会拿自己的身家性命作赌注。如果说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就大多是人为制造的。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究竟是谁在兴风作浪，留给后人评说吧！如果敌人已经交械投降，每天诚惶诚恐、胆战心惊，为什么还要“主动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联想二叔向人们炫耀的那个强迫肩头生疮的地主担庄稼的故事，那种有悖人道的事难道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个地主没有实行“断子绝孙”，大约他认为还没有逼上绝路，咬咬牙还可以忍受；如果把他逼上绝路，说不定也会做出《艳阳天》里那个老地主的绝事。
我就曾有过极端的想法，在望财的孙辈身上打过主意，只是没有机会，胆子又小，最终没能成行。在极度困苦中我也有过越境逃离去寻找一片自由天地的念头，只是由于胆小怯懦和软弱无能同样敢想而不敢干。假如那时我“胆大妄为”，采取了极端举动，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了。
真是：
树欲静而风不止，于无声处起惊雷；
人心思乱不思静，恶者得势善者危。
31。第三十一章 惨淡人生 （四）
六盖房蒙难
一九七二年五月初四小女凤儿出生，四口之家挤在一间屋里，很有必要再盖几间房。早在初回村时我每从板坡回家，远远看见我那孤零零的三间房，茕茕孑立在风雨中摇摆，心中就立好计划，将来一定要续改成五间。村里人们盖新房大都是一扯五间，看着很威风；当初公社也批给我们五间（四分）宅基地，由于杨秀莲阻挠父亲只盖了三间，在东面留了续口，以备将来续盖。东面是单干户王老汉的产粮地，高出我的房基两三米。砌房基时父亲曾要求队长望财在东面空出两间的地基，他不答应，紧靠了王老汉的地堰。他说：“王老汉已七十多岁，还能活几天，他死后你想盖几间都行，不过多切些土罢了。”几年后老汉死了，我就利用工余时间切土，拓宽地面准备续盖。那块地靠我的房角有一株核桃树，我切土刨断两条树根，这下子又惹了祸。老汉死后地和树都归了板坡大队，我刨断树根，又让望财抓住把柄，马上向大队报告，说我未经允许私自切土，快把核桃树刨倒了，大队马上开会批判。会上他说我从来就不把队干部放在眼里，由心自便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招呼都不打一声。接着支书黎孩说：“你刨土切地不向队长请示，还把果木树刨坏，简直是目中无人！”
我说：“本来批的就是五间，当初盖三间房时东边留了续口，队长答应过日后可以起土续盖；核桃树并没有刨坏，只是切断两条侧根。”
望财一声不吭，黎孩接着说：“切断两条根还说没有刨坏，给你去掉两个胳膊行不行？核桃树少了根必定会减产。你听着，房子能不能盖还需上会研究，核桃树减产你要包赔，如果死了由你负全责！”
我捏着一把汗，不知他们将怎样处治，看来盖房的事怕是吹了。这时却听住乡干部张英说：“你这后生起土不和队里打招呼是不对的，以后要注意；不过他一家三口住一间房确实不宽绰，别说盖一间，盖两间也不为多。”有他这几句公道话，队干部们都不吭声了。他也是**党的干部，但能体察民情、秉公办事；按二叔所说，人家是无产阶级，我是资产阶级，只能对我实行专政，不可存怜悯之心，谁表同情就丧失了阶级立场，会滑到“人性论”的泥坑。可我还要说，张英这样的**党员人性就是好！
人从娘肚里爬出来就带着父母遗传的人性，当他长大成人后由于所处的环境地位不同，耳濡目染才逐渐显出本阶级的一些特性，形成所谓阶级性。阶级性是针对一个阶级整体而言，人性则具体到每一个个体。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他的一切言行表现主要取决于人性，阶级性只占次要地位，只有在特定环境里受到外因刺激阶级性才会激发出来，一味强调阶级性抹杀人性实际是滑向了唯心主义泥坑。延安的大地主李鼎铭先生被呼为开明士绅，他不是地主阶级吗，怎么会支持**党拥护苏维埃政权赞同抗日呢？**党的元老十大元帅之一的林彪却要加害毛主席篡党夺权，他应该是纯粹的无产阶级，一生戎马倥偬追随革命，是响当当的革命派。这似乎令人不可思议，其实道理很简单，那是人性而不是阶级性决定的。还有大革命时期的罗顺章和向忠发，因是工人出身被推选为8*党的负责人，后来却当了叛徒，出卖了党组织和革命同志。敬爱的周总理出身地主家庭，一生为革命为人民任劳任怨、含辛茹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人的作为表现用阶级性无法解释，只能由“人性论”回答。
盖房的木料由大队提供，个人需提前申请，经批准后去指定树林砍伐。那天我和村医庞文——他也是被林彪“一号文件”疏散回村的——跟着李弥去砍树，我不知其中奥秘，走到林边不等李弥坐稳庞文扔下一包烟提着斧子飞跑进树林，选中那株立即劈上记号。我立在原地不慌不忙掏出烟抽出两根递给李弥和林业主任，然后稳步进入林地看树。谁知这个树林已经过多次砍伐，只有不多几株成材树，等我进去庞文已把稍大点的树都劈了记号。我返回对李弥说：“只剩些不成材的树，挑不出来了。”正说着常美跑过来，他是“趁火打劫”来买树，坐下后对李弥说：“这个林子没好树了，等会儿我去孟家沟看吧。”我听到这话就说：“我也去孟家沟。”李弥瞪我一眼说：“你想得倒不赖，不看你是什么人，你能和他比？他可是头上顶着两个字（指“党员”二字）呢。我说你还是老实在这儿砍几颗吧。”
别无选择，我出五十元钱买了七株又细又弯的小树，每株勉强做一根檩子；庞文花五十五元也买下七株，每株能打两根房檩，有一株可做房梁；“头顶俩字”的常美当是然去了孟家沟。
房子盖起后有人心里仍怀不忿，我平反上班后更加忌恨。有一年开春我和妻子从阳泉回来，发现半个院子被人刨过成了种粮的熟地，且变成三角形状，经了解原是新任队长本家二叔带领社员刨开的。我重新整理把院形方起来，周边打起土堰。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起床就听二叔在外面吆喝：“生玉，你出来！”我赶忙披衣出去，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你的院不够大，你想占多大？”我说：“我不想多占，队里规定院宽三丈，我只占够份内的就行，绝不比别人多。”他悻悻地走了，他们前后几任队长的院都超过三丈，他的院足够五丈。他们不甘就此罢休，又报告了大队，黎书记亲自出面干涉；他来看过我打的土堰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