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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品着茶，静静地聆听着。总理谈论麻烦问题，常常会连续绕几道弯，绕出去老远，才又回到主旨上来。……田家英说：「主席是诗人气质，豪放、浪漫、温情、细腻、粗犷、温和、严厉……融于一身，他平日喜欢和年轻女孩子在一起，倒也不必求全责备。告诉总理一个事吧，但不能传出去，我会掉脑袋的。前些时，不知什幺人，引荐一位老道士来见主席，听说做过白云观的老道长，来大谈《黄帝真经》、《素女经》、《闺房秘籍》等等，说黄帝长寿一千二百多岁，就是因为有一位叫彭祖的，传授皇帝以采补术，每夜驭童女十名。……主席听得很入迷。第二天就让到文津街对面的北京图书馆内库里，去找上述古籍来读。」
周恩来双眉紧拧，沉沉地叹了口气，才说：「家英，这话到此为止。
以后道士尼姑之类，绝不允许进中南海。邪门歪道，妖言惑众。当然重要的宗教界统战人士除外。你看，龚澎这事，主席那边又催得急，我们该怎幺回复呢？你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
田家英笑望了总理一眼，抿紧了嘴唇，心想：生姜是老的辣哩！总理明明自己有了主意，却要我来替他说出来呢。说就说吧，反正总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出卖我这个后生晚辈的：「为了顾全大局，也是为了南乔夫妇。……总理可不可以在近几天，把龚澎同志调去朝鲜开城，恊助我国和谈代表团工作？那里不正有大量的英文资料和中文资料，等着英翻中或是中翻英？龚澎同志英文能力强，好钢不正好用到刀刃上？」
周恩来一听，眉头舒展开来。的确，他自己心里也早就这幺想的。如今话由田家英说出来，他不禁喜上心头，紧握住田家英的手说：「家英，如果我没有记错，你正好跟岸英同年，都是一九二二年出生。我痴长你二十四岁啊，主席更是长你二十九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再干个十几二十年，我们一辈就该退休了，休息了，你们一辈接我们的班，可以放心了。谢谢你，谢谢你给我出了这幺个好主意。就这幺办吧，你回去替我向主席汇报，就说是我说的，本来派外交部新闻司龚澎同志做主席的兼职英语教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相信龚澎同志本人也是很乐意的。但外交部上星期已知会了北朝鲜驻京使馆，我们将立即派龚澎同志（乔冠华夫人）赴朝鲜开城，协助我和谈代表团工作。我代表团积压了大批英文资料急待翻译成中文。因为已经知会了朝鲜方面，外交部不宜收回成命。龚澎本人亦已作好了准备，不日即离京赴朝。……」
说来有趣，周恩来亦曾经力图保护干女儿孙维世。怎奈干女儿不甘寂寞，或者说是禁不住诱惑，自己要往上凑，你想保护她，她都不让你保护。话就放在这里吧，只要江青不死，或是不被毛泽东同志休掉，总有一天，孙维世要吃亏的。究竟吃多大的亏，当然一时难以说准。维维有句话算说对了，绝不可小看江青这女人。
龚澎不同，在公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员，在私是一位贤妻良母。因之在保护龚澎不让毛泽东同志染指一事上，周恩来不动声色，不遗余力，像他在国共谈判及外交谈判上那样，表现出来的一种不屈不挠的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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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高岗进京播火种
朝鲜战局边谈边打，中、美双方军队在三十八度线上呈胶着状态。北方的金日成和南方的李承晚，都是借用了外力，才保住了各自的半壁江山。
一九五二年秋季，毛泽东下令调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回北京，入住中南海永福堂，专职中央人民政府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曾向毛泽东提出返回西北局工作，他念念不忘自己那份大西北开发计画书。毛泽东笑问：「老彭，在北京住不惯？是不是嫌官小了啊？以后还可以加官晋爵嘛。」彭德怀被问得脸红脖子粗：「老毛，我受不起你这个玩笑。我老彭自拉队伍上井岗山，二十几年来什幺时候向党伸手要过名，要过位？」毛泽东仍是笑呵呵的：「那就好，那就好，功高不震主，主就是党中央。还是留在北京，大家一个锅子里舀饭吃罗。」
彭德怀有个明显感觉，自毛岸英牺牲、朝鲜战局稳定下来之后，毛泽东对他已经没有了一九五0年十月上旬请他挂帅出征时的那股亲热劲了。
那时每次谈话，毛泽东都要拉住他的手，真要比亲兄长还亲。现在又恢复到了四七年陕北转战之后的那种疏离感，又开始对他敬而远之，不亲不痛了。
安顿了彭德怀，毛泽东开始了自己的「削藩」行动。他亲自拟定名单，调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西南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小平、中南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子恢、华东军政委员会书记饶漱石、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习仲勋等人进京，充实中央领导班子。毛泽东并提名高岗为主席，组成国家经济计画委员会，与周恩来任总理的政务院平行，为中央人民政府属下的两大执行机构。顾名思义，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专司财政经济，因之又被称为「经济内阁」，委员则包括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等中共最重要的负责人。董必武老人说：「今年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千里驹罗。」由于名单是毛泽东亲自拟定，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均不便提出不同意见，政治局会议上也就无异议通过。事实也一再说明了，毛泽东的权力已不受任何制约。
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尊，出任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正式处在了与周恩来平起平坐的地位，并有了一种凌驾、取代周恩来的态势。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刘少奇二人所采取的一项重大的分权行动。高岗的权力炙手可热。政治局会议通过高岗新职任命那天，毛泽东特意请全体政治局成员在颐年堂门口照相留念。刘少奇很识趣，自觉地将高岗让到了毛泽束身边。高岗倒是谦虚了一下：「少奇同志不可以的，主席身边是你，位置早已确定。」毛泽东却说：「什幺确定不确定？你就站到我身边来嘛，少奇也可以站到你身边去，大家轮换轮换嘛。」
此后，中央日常工作采行刘少奇、周恩来、高岗三人轮值制，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可是此一来，也就造成了中央政府领导体制的混乱，政务院与国家经委分工不明，职能重迭，陈云、邓小平、邓子恢、薄一波、李富春等人更是两边挂职，权责含混。高岗虽然才干出众，能力超群，在抗美朝鲜战争中为百万志愿军办后勤，处理大小问题果断坚决，立下了仅次于彭德怀的大功劳；但他并无中央工作经验，也无自己在北京的工作班底，更来不及营建起他个人在中央机关的人际关系。周恩来则不同，早在主持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期间，便广罗人才，广结善缘，经营起了自己的「影子内阁」。周恩来二、三十年来所刻意提拔、栽培起来的中高级干部，如今遍布中央机关各个部、委、办、厅、局，包括备受毛泽东器重的陈云、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习仲勋、邓子恢等人，都十分敬重周恩来，遇事愿意找周恩来讨教、相商。周恩来虽在新成立的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内无一名分，却仍然实际掌握着中央政府的财经大权。高岗虽有名分，但他名下的国家经委却是个空架子，有待他去奋斗，去充实，以期不负毛泽东主席的厚望，早日把中央政府的财政经济大权从周恩来手中拿过来。
毛泽东之所以要在中央政府的权力架构上动这项大手术，是出于对刘少奇、周恩来二人权力日益稳固和扩展的担忧。刘少奇在党内分管组织人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中央人民政府里也处于第一副主席的高位，并具体指导农村工作；周恩来则在国家行政系统总揽一切，包罗万象。刘、周二人合作密切，事事默契，大有一种欲把他毛泽东奉为神明，尊为圣人，而实际上权力架空了的趋势。以毛泽东的精明锐利，雄才伟略，他怎幺能够容忍被人权力架空，变成一位只有荣誉没有内容的「开明国君」？那他不就成为日皇、泰皇、英国女皇一类人物了？
说起来，还是去年七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对中央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们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中央马列学院第一班的学员皆为各个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这篇讲话的标题，就很不自量地把自己摆到了党的最高领袖位置上。
外国有个马克思，中国有个刘克思啊，他是不是在为自己日后登基做理论准备啊？再看看他这篇讲话所提出的几个主要论点吧：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是相当漫长的，大约在十五年到三十年之间；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埋头苦干，责无旁贷，把我国建设成为工业化强国；三、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集体、私营、合营、个体应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只有在全面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前提下，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才能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四、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才能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并积累资金去发展重工业；五、反对过早地动尧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制，反对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搞建设性急不得，不可能一晚上吃成个大胖子，那只会得浮肿病。如过早实行社会主义，势必会在城市和乡村触动私有制。中国产业落后，过早实施国有化，只会伤害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大不利。在农村，不顾条件去推行集体化，搞苏式集体农庄，动摇私有经济，是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一下，结果农民认为你是搞共产，就把猪牛羊都杀掉吃掉，私有树木也砍掉用掉，只会对农村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六、只有稳妥地渡过了新民主主义阶段（需要二、三十年时间），工业发展了，农业发展了，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家经济主体的目标实现了，我们的经济企业管理干部也成长起来并日渐成熟了，各行业的技术专家也大批培养出来了，工农联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巩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定并提高了，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地实行社会主义的步骤。
刘少奇的春藕斋讲话，无疑给新中国勾勒下了一幅脚踏实地、切实可行的发展蓝图，或可称为国家经济建设大纲。他之一再提出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长达二十年至三十年的时间，是因为党内从中央到地方，普通出现了一股急欲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左倾急躁情绪，不少人包括毛泽东在内，以为只要改变了生产关系，就能大幅度发展生产力，实现一次新的「解放」。刘少奇要给党内的这股左倾急躁情绪浇浇冷水，降降温，促其头脑清醒。难怪他要把这次讲话的题目标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了。他在讲话中也顺带批评了山西省委范若愚等人盲目发展农林合作社的左倾做法，批评了东北地区限制富农经济、推行苏式农业集体化等激进政策。
马列学院第一班的大多数学员听了刘少奇的讲话后，觉得党中央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冷静、客观的，对防止党内的左倾幼稚病是及时和必要的。唯有受到刘少奇批评的山西省委和东北地区的负责人不服气，到毛泽东面前去告状、诉委屈，询问少奇同志的讲话是不是政治局讨论过的，是不是代表了党中央的指导方针，照少奇同志的说法，我们现在四、五十岁的一代人，是搞不上社会主义了？而资本主义一路搞下去，我们有什幺前途？革命不是白干了？二、三十年后，农村不又成了新富农、新地主的天下？城市不又成了新老资本家和私营资本主义的天下？
正好，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编印的「简报」上读到了刘少奇讲话的纪录稿，也窝着一肚子火气，无由发作。刘少奇越权越位，大谈起党的历史任务来了，俨然一副国家建设方针的总设计者、指导者的架式！但在省市党组负责人面前，毛泽东又不得不维护中央的团结统一形象，不便直接点刘少奇的名，而只是说：「你们有什幺想法和冤屈，就在我面前说出来嘛，我还总算是挂名的党主席和中央政府主席嘛！是的，我们有的同志的某些提法，你们思想不通，我也思想不通哦。不要紧，你们回去报个材料来，我来写个批示，以中央文件转发全党，以正视听，某些同志的讲话就泄了气，烟消云散罗。」
在如何对待私有制经济，如何对待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确存在着深刻的分歧。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从一九四八年三月中央机关抵达河北西柏坡，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对于新的国家如何进行和平建设，他心中无数，一片模糊。以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访问莫斯科，被史达林问及中国需要苏联援建哪些项目时，他竟一问三不知，整个一个糊涂虫。他的长项在于指挥战争和进行权争。
有关新中国的建设大计，他只好任由刘少奇、周恩来们去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对于刘、周二位的治国能力，毛泽东也常常自叹不如。在中央的一系列会议上，他是赞同过刘少奇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施政大纲，并亲口许诺过可以实行二十年至三十年的新民主主义再转入社会主义。但仔细阅读了刘少奇的春藕斋讲话，他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并觉得问题非常严重：自己很快就年届花甲，照刘少奇的提法搞个二、三十年，不就跟社会主义无缘了？到马克思那里去见社会主义？刘少奇口口声声要保护、发展私有经济，先发展资本主义，后实行社会主义，我们的革命不等于白干了？
不行！全党干部不会答应，工人、贫苦农民不会答应。高兴的只会是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工商业者、富农和富裕中农，以及从属于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是个大原则问题，不能依了刘少奇。必须加速城、乡的社会主义改造，加速改革生产关系；必须由自己来主导国家的经济发展大计，而不是由刘少奇、周恩来们来合作无间，事事默契。
九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春藕斋舞厅休息室，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找来，当着众多工作人员和文工团女演员的面，质问刘少奇：「少奇同志，你七月五日在这里，是不是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叫做什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好大的题目！」
刘少奇不知所以，连忙说：「是有一个讲话，对象是中央马列学院第一班的学员。我只是提出一些当前值得注意的问题，给大家思考，抛砖引玉罗。」
毛泽东瞪圆了眼睛、涨红了脸说：「好个抛砖引玉！你的那个讲话我拜读了，通篇不谈政治路线，不谈阶级斗争，不谈人民民主专政，光谈保护、发展私有经济，你这是个什幺样的历史任务？你是错误的！不是部分错误，而是完全的错误，百分之百！」
周恩来一见毛泽东要大发脾气了，连忙招呼休息室内的工作人员和女演员们都退出去，并去掩上房门。
毛泽东说：「恩来，你不用关上房门！我的话，为什幺怕人听到？少奇以中央名义，提出新民主主义阶段要搞二、三十年，也就是要搞二、三十年的资本主义，新中国还有什幺希望？我们这一代革命家还有什幺希望？我们要进了棺材，做了鬼神，才见得到中国的社会主义？」
面对毛泽东的盛怒，刘少奇蒙受了委屈，不得不作出辩解：「主席，请不要动气，不要动气。我们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嘛！第一，我七月五日的讲话题纲，事先在中央书记处碰头会上交换过意见，主席、总司令、总理都在场，都是同意了的；第二，关于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需时二、三十年，是在西柏坡政治局会议上，主席亲口说过的，有会议原始纪录做证嘛；第三，我讲的新民主主义新阶段，并没有什幺创造发明，完全是阐述了主席的著作《论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在道理上说不过刘少奇。刘少奇从来逻辑思维很强，理论上也很有一套。毛泽东只能以气势压倒刘少奇。他粗暴地打断了刘少奇的辩解：「你住嘴！我不要听你的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你是中国的刘克思，你可以讲出第一百条理由和一千个依据来！我只问你，你要在新中国实行二、三十年时间的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