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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和我的工作（图）（2）
和棉纺厂相比，我在海先生处的工作要优越了不少，而且在那里我还结识了不少对我很友善的雇主。海先生使用单条目记账法做帐，我可以帮他打理这些事情。但我听说大公司记账都采用复条目记账法。我和我的同事约翰？菲普斯、托马斯N？米勒、威廉？考利经过讨论，决定冬天时去夜校充电，学习那一更加庞大的记账体系。于是，我们四个上了一家匹兹堡的夜宵，学会了复条目记账法。1850年初的一个晚上，在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得知大卫？布鲁克斯——电报公司的经理，曾问霍根姨父是否认识什么好男孩可以做信差。布鲁克斯和霍格姨父都是跳棋迷，他们是在下棋的时候提出这个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问题的。此类琐碎的小事常常产生意义最为重大的结果，一个词、一个眼神、一个腔调，不仅能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甚至还能影响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他是一个有胆识的人，把什么事都视为小事。当有人劝她，少干点无聊的琐事吧。他说可以啊，如果有人能告诉他，什么算是小事。年轻人应该记住，上帝最好的馈赠往往就隐藏在小事之中。姨父提到了我的名字，说他可以问问我是否愿意做这个工作。我记得很清楚，我家还特意为此召开了家庭会议。当然，我欣喜若狂。恐怕没有哪一支笼中鸟比我更加渴望自由了。母亲很赞成，但父亲却有点不大同意。他说，这个工作我可能干不了，我年纪太小，身体也太单薄。每周2。5美元的薪水就证明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加壮实的小伙子。我有可能在深夜被叫起来送一份电报去乡下，还可能会遇到危险。总之，我的父亲认为我最好还是呆在原地工作。可后来他又撤回了他的反对意见，允许我去试一试。我相信她找过海先生商量。海先生认为这对我是个发展的机会，还说，尽管我的离去会给他带来不便，但他仍建议我去试一下，他还好心地说，万一我不能被录用，我还可以再回他这儿，干我的旧工作。就这样决定了，我得过河去匹兹堡拜访布鲁克斯先生，父亲希望和我同去，最后定下来，他送我到电报公司，公司在佛斯和伍德街交叉的地方。那天早上阳光明媚，这是一个好兆头。我和父亲从阿尔勒格你走到匹兹堡，距我家大概两英里的路程。到门口的时候，我让父亲在门外等我。我坚持自己单独上楼去见那个大人物，面对我自己的命运。这时我有意安排的，也许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我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美国人了。刚开始，孩子们总是叫我：“苏格兰佬！苏格兰佬！”而我会回答说，“是的，我是苏格兰人，并且引以为豪。”但在说话时，浓重的苏格兰口音被我改掉，只留下一点点痕迹了。因此，我想如果单独去见布鲁克斯先生，会比我好心的苏格兰老爸在场表现得更好，因为他看到我的样子可能会发笑。我穿的是我唯一的一件白色的亚麻衬衫，我常常只在安息日的时候才郑重其事地穿上。外面是蓝色紧身外套和一整套在星期天才穿的行头。那时，在我进入电报公司后的几个星期之内，我都只有一件夏天穿的亚麻布衣服。每个周六晚上，不管那天我是否要值夜班，可能到深夜才能回家。母亲都会等着将我的衣服洗干净，然后熨干，好让我在安息日的早上，能够干干净净地穿上它们。为了在这个西方世界赢得容足的空间，这个女英雄无所不做。父亲在工厂里的长时间劳动使他筋疲力尽，但是他也像一个英雄般坚强，从不忘记鼓励我。面试很成功。我很小心地解释说我不熟悉匹兹堡，也不够强壮，可能不会被录取，但是我想接受考验。他问我多快可以过来工作，我回答说，如果需要我当时就可以留下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想我的回答也许值得引起年轻人的思考。如果不抓住机会，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他给我提供了一个岗位，但是有些意外事情还可能会发生，有些其他的男孩也许正在寻求获得这一机会。既然来了，我就决定留在那里，只要我能。布鲁克先生非常和善地叫过另外的一个男孩，让他带我四处看看，我是额外增加的。他让我跟他走并且学习业务。很快地我找到机会泡去街角，告诉爸爸说一切都很顺利，并且让他回家告诉妈妈说我已经得到了这份工作。这就是我在1850年如何开始我人生起点的经过。曾经在黑暗的地下室，我操作着一台蒸汽机，为了每个礼拜的两美元辛勤劳动，全身沾满煤污，生活没有一丝可以得到提升的迹象。而现在，我一下子进入了天堂，是的，对我来说，这就是天堂。这里有报纸、钢笔、铅笔，还有照耀着我的阳光。我发现自己所知太少，要学的东西很多，而且基本上，我每一分钟都能学到新的东西。我感觉我的脚下正是一架梯子，我一定要爬上去。我只有一点担心，那就是我还怕自己学得不够快，不能够记住电报需传送到的众多的不同商家的地址。所以，我开始沿着街道的一边逐个地记录这些房子的招牌，再沿着另一边返回，这样，我就可以把这条街上所有商家的招牌从头至尾记下来。到了晚上，我就依次念这些商家的名字，以此来练习记忆。没过多久，就算闭着眼睛，我也能把这整条街上商号的名字从头至尾按顺序背下来（从街的这边开始，再从街的另一边回来。）接下来的一步是要认识人，因为如果认识了每家商号中的成员或是雇员，这对信差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便利，往往还可以省下不少的路程。他很可能会碰上一个人，就是他要送信去的那个办公室的。在送信的孩子们中间，这可以算作一个不小的胜利。此外，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大多数人都挺和气），在街上收到信或者受托转交，通常忘不了对这个孩子赞赏一番，这对信差自己来说，也会产生一种的成就感。 1850年的匹兹堡和它今天的样子存在着很大的差别。1845年4月10的那场大火差点毁灭掉这个城市的整个商业区，那时还没有恢复过来。此地的房屋大部分是木质结构，仅有少数部分是砖砌的，能防火的完全没有。算上周围地区，匹兹堡的总人口数也不过四千。商业区也还没有延伸到第五大道。当时的第五大道是条非常冷清的街道，只有稀稀拉拉的一些商家，大片的空地夹杂其间。我记得如今的第5区的心脏地带在当年有一个池塘，我还曾在上面滑冰。我们的联合钢铁公司后来就在那个位置，许多年后，哪儿成了一片卷心菜地。罗宾逊将军，我曾给他送过很多电报，他是在俄亥俄河西部出生的第一个白人小海。我看到第一条电报线路延伸到这个城市的东部，接着，在后来的某一天，我又看到了第一个火车头，这是为俄亥俄——宾夕法尼亚铁路所准备的，从费城通过运河运来，卸在阿尔勒格尼的码头。那儿没有铁路直接通往东部。旅客们都经运河坐船到阿尔勒格尼山脚下，从那里他们可以坐火车到霍利德斯伯格，中间有三十英里的路程，然后再通过运河到达哥伦比亚，再坐火车走八十一英里去费城——走完这一趟得花三天时间。
匹兹堡和我的工作（图）（3）
因为已经建立起了日常交通，那时候，在匹兹堡最重大的事情是辛辛那提来的蒸汽包裹的发出和抵达。由于它是从天然河流到运河之间的枢纽，促进东西之间的货物流通便构成了这个城市商业极重要的内容。有个轧钢厂开始运转起来，但是一吨生炼金属也未生产出来，而且在几年以后，它也没能压出一吨钢。由于短缺能源，生炼金属加工一开始遭遇到了彻底的失败。尽管世界上最好的炼焦煤就乘积在离它几英里远的地方，但人们从来没有想过把焦炭拿来冶炼铁矿石，天然气矿藏也千万年来一直埋藏在这座城市的地下，没有得到开采。那时候，镇上的“信件传递员”还不到六个。然而没过几年，甚至有人开始尝试给马车夫介绍侍从了。等到1861年，匹兹堡年报上所记载的最值得关注的金融事件是，伐尼斯托克先生从其商业中撤出174，000美元的巨额资本，利息由他的合伙人支付。174，000美元，在那时看起来是一笔天文数字，而现在却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啊。我的信使工作使我很快结识了城里的几个大人物，匹兹堡的律师业很不一般。维尔金斯法官是这行的领袖，对他还有迈克？坎德里斯法官、马可可鲁法官、查里斯？谢尔，以及后来成为陆军部长的埃德翁M？斯坦顿（林肯的左膀右臂），我都很熟悉。尤其是斯坦顿，因为他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注意我了。那些在商界中成功的卓越者：托马斯M？豪、詹姆士？帕克、G。G。霍塞、本雅明？F？琼斯、威廉？斯瓦、约翰？查里范特、海润上校，他们都是被我这个信差男孩视为榜样的大人物，他们的生活也证明，它们都是不赖的榜样。（唉，只可惜在1906年我叫对这段话的时候，它们均先后死去。）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当电报信差的经历都是愉快的。而且就是在这期间，我奠定了和几个亲密朋友的友谊基础。资格较老的信差被提升到别的岗位上去了，因此需要一个新人，于是来了大卫？麦卡戈，他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阿尔勒格尼山谷铁路的主管。我俩搭档，负责东线的信件传送；而其他的两个男孩负责西线。于是，东边和西边的两个电报公司便分离开了，尽管还在同一幢建筑里面。大卫和我很快成了死党，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纽带，他也是苏格兰人，虽然他出生于美国。但他的父亲，甚至在口音上，却是一个地道的苏格兰人，就像我的父亲一样。大卫到来后不久，我们的团队需要增加到三个人，这一次，公司向我咨询是否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找来了我的好友罗伯特？皮特恩科——日后接替我出任宾夕法尼亚铁路在匹兹堡的主管和总代理。罗伯特就像我一样，不但是苏格兰的后裔，还出生在苏格兰。大卫、鲍勃和“安迪”，成了匹兹堡东线电报信息传送的苏格兰男孩三人组。挣的薪水在当时很可观——每周2。5美元。每天早晨，打扫办公室是我们的例行公事，我们三人轮流着干，可以瞧见，我们都是从底层干起的。奥利弗兄弟公司的头儿洪？H。W。奥利弗，还有城市的法律顾问M。C。莫兰德，他们随后参军，以同样的方式起步。在生活的竞争中，努力奋斗的年轻人不必害怕富家子弟，他们的外甥或者侄子。让他们看看那些从打扫办公室开始起步的“黑马”吧。那个时代当一个信差有很多乐趣，有时候因为及时送达了信件，会从水果批发店得到一整袋苹果。面包铺和糖果店也经常会给信差糖果糕点，他们说话幽默，对信差的及时表示赞赏，也许还会让他带个信回办公室。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工作能比这更容易让一个孩子受到关注，而这又是一个真正的聪明孩子得以晋升所必需的。有智慧的大人物总是在寻觅聪明孩子。如果超过了一定的距离，我们被允许可以多收10美分，这笔额外收入让我们极为兴奋。可以想到，这种“10美分信件”为每个人所重视，对由谁去送的权利，我们之间还常常又发生争执。有时候，有些孩子不按次序，抢着去送“10美分信件”。这就是在我们中间引起严重矛盾的唯一原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议把这种信件和在一起，到每个周末再平均分钱。我被推举为“出纳”。和平和欢笑成为此后的主旋律。这种将额外收入集中处理进行再分配的行为，是一种真正的合作。这是我在财务管理上所做的第一个尝试。对于分到的钱，孩子们认为他们有自由支配的绝对权利。毗邻的糖果铺还给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立了户头。这些账户有时候会大大地透支。这时，“出纳”便要正式地通知店主，我不会为那些既饿又馋嘴的孩子们所欠的债负责。罗伯特？皮特克恩是所有人中反对最激烈的一个，很明显他不光长着一颗糖牙，他所有的牙齿都具有此种性质。有一天，他向我掏了心窝，说他肚子里养了一些东西，如果不用糖来为他们，那些家伙就会撕咬它的内脏。
安德森上校和书（图）（1）
小信差们全身心投入，十分卖力地工作。每个一天都要值夜班，直到公司关门才下班。在我当班的那个晚上，极少有在十一点之前回到家的。如果无需值晚班，我们可以在六点离开公司。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多少时间来充实自己，家里也不愿意在书本上有什么化肥。然而，仿佛是福从天降。一个文学的宝库在我面前打开了。詹姆士？安德森上校——写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在为他祝福——宣布他可以把他图书馆中的四百多本藏书向孩子们开放，这样的话，每人在周六下午都可以从这里借书带走，第二个周六再换。我的朋友托马斯？N。米勒提醒我说，安德森上校的书主要是开放给“劳动男孩” 的，这下问题来了，像信差、店员还有其他一些并非靠双手做苦工的孩子，有没有权利去借书呢？我给《匹兹堡快报》写了一封短信，强烈要求我们不应该被排除在外，虽然我们现在做的并非苦工，但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曾经干过，我们也是真正的“劳动男孩”。这是我与媒体的第一次接触。亲爱的安德森上校很快就扩大了借阅范围，因此，我作为媒体撰稿人的第一次露面是成功的。我的好朋友，汤姆？米勒，是核心集团成员之一，他就住在安德森上校家附近。米勒将我介绍给他，就这样，仿佛是地牢的墙上开了一扇窗户，知识的阳光从那里透射进来，照耀着我。我把书随身带着，抓住上班时间的一点空闲努力读书，尽管每天工作辛劳，值班时长夜漫漫，但我的心却被书所照亮。每当想起周末又能接到新书，随后的日子就变得无限光明。就这样，我渐渐熟悉了麦考利的散文和历史著作。对班克罗夫的《美利坚合众国史》，我学得比其他任何书都要用心。我对兰姆的文章情有独钟。但在那个时候，除了几篇选入学校教材中的作品，我对大文豪莎士比亚还知之甚少。我对他的兴趣是在不久之后从匹兹堡的老剧院开始的。约翰？菲普斯，詹姆斯R。维尔森，托马斯N？米勒，威廉？考利——我们公司的成员——他们与我一起分享安德森上校图书馆中宝贵的特权。那些在其他地方我根本不可能借到的图书，由于他的慷慨大度，而为我饱览。他给了我对文学的品味和鉴赏力，而对此，即便是人们敛集了百万资财，我也不愿与之交换。没有了文学，生活将会是不可忍受的。再让我和我的伙伴们远离低俗、坏习惯，我的好上校功不可没，没什么能与之相比。后来，当运气次冲我微笑时，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钻石广场上的大厅和图书馆前，为我的恩人立了一座纪念碑。我将它送给阿里格尼，并题字如下：詹姆士？安德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