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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或 “神”与大 自然的和谐与合一，是纪伯伦自然观、人生观和宗教哲学观的生动体现。 女性是纪伯伦绘画的最重要的主题。但他画笔下的不是那种色欲和放荡 的女人，不是炫耀肉体的各个细部的女人，而是女性的象征、符号或影子。 这些女性形象虽然多为裸体，但超越细节，显得特别纯洁，有时特别神圣。 如 《天母》、《给予》等画中的中心人物就是如此。 纪伯伦画中的女人在容貌和外形上常常都很相似，她们实际上是一个女 人——这个女人既有他母亲的影子，又有玛丽的影子，是他的理想女性的聚 合体。这些女性形象代表着母性的慈祥、温蔼、护爱和智慧，或体现着恋人 的青春、友谊和爱情，她们是爱与美的化身，是世界完美性、统一性的体现 者。 纪伯伦曾对玛丽说过， “我的一生只认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 你！”还说， “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我要求女性的一切”。所以，在纪伯伦 的画中，时常出现玛丽·哈斯凯尔的影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纪伯伦的画中很少有成年男性，偶而出现的父亲形象，往往是面目晦 暗不清，有时则是掩面于黑影之中。表现积极的、行动的男性，主要是青年 男子，体态均称，气宇不凡，有的昂首阔步于侏儒之中，有的展翅飞翔于山 海之上，有的悠然歌唱于森林之间。他们代表着 “巨人”、“高人”、“神 性的人”，是自由、正义、理想、幸福的追求者。然而他们的理想往往受羁 于人间的贪婪、欲望、愚昧和迷惘。例如，在题为 《自由》的那幅画中，有 一位展翅欲飞的青年。他奋力向上，却难以离开地面，因为人的两脚被各种 绳索所缠绕。那绳索正是地上的欲望。
关于宗教的画也很有创意。纪伯伦反对宗教和教派的纷争和对立，他认 为所有的宗教实际上应是一个宗教，即 “美”的宗教，“生命”的宗教。他 有一幅很著名的画，画面上是一座宝塔，塔顶由三个头像组成，左面是古埃 及主神 “瑞”，右面是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主札拉图斯特拉，中间是佛教 中的“菩萨”——释迦牟尼。菩萨头上顶着一个球，据说象征着无垠的现实。 宝塔的中央，菩萨的胸口上是被钉孔的耶稣，他的两只手分别搭在瑞神和札 拉图斯特拉的肩上。在耶稣的双臂以下直到宝塔的下方是形形色色的人形， 这些人形弯腰屈体、掩面似泣。在画面的最下方，是缠绕着人的脚的毒蛇。 这幅画的蕴义很深，似乎在告诉人们，历史上所有的宗教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即它们怎样才能把人类从屈厚痛苦中拯救出来。宗教出现已有好几千年，人 类仍然饱受着苦难，这是为什么？ 当纪伯伦的画集 《画二十幅》1919年正式问世时，美国女评论家艾莉 丝·拉菲尔在其序言中作了很高评价。她说， “东方和西方的价值，以独特 而平易的表达在此交融”， “尽管纪伯伦是个象征主义者，但是他并没有局 限于那些传统的表达形式中。”她还指出，纪伯伦创造着一种 “东方型”绘 画，在纪伯伦的艺术中 “没有思想与感情之间的矛盾纷争，因为二者平等而 牢固地确立了它们的地们。”这位评论家宣布：在彼此对立的艺术倾向之间 “升起了一种纪伯伦艺术，它高踞于学派纷争之上，超越了古典主义的模仿 和受局限的浪漫主义的约束。” 纪伯伦曾经表示，他将以这本书 “结束一个时代，开辟一个时代”。他 开辟的时代，是以艺术象征主义和哲学为主导的新时代。 既然他的人生哲学是 “摘去面具，赤裸裸地站在阳光下”，那么，他艺 术创作追求的目标，必然是求真，求自然。他用赤裸的人体表现人的自然本 性、真实本质，无遮无掩，无限坦荡。有些人不理解纪伯伦，他们不能从他 的人物形象中看出其哲学内涵，因而对那些裸露的人体形象作粗浅的判断。 对此，纪伯伦曾经说过： “我们不能教会人们懂得艺术和赤裸的清澄和纯 洁……因为我们不能推着人们走向生活的广场，而应由他们自己前往。”纪 伯伦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或出发点，可以用他这些话来归纳，而最能说 明他的观点的，是下面这句话—— 生活是赤裸裸的，赤裸的身体是生命最近和最美的象征。 纪伯伦认为，心灵本是纯朴简单的，心灵的表现也应是纯朴简单的。他 要表现的正是这纯朴赤裸。他多么想变得自然朴素，多么盼望脱尽遮掩粉饰。 他所希望的、所追求的乃是 “白壁无瑕的赤裸！暴风雨中的赤裸！十字架上 的赤裸！哭泣而不掩饰泪水的赤裸！，笑而不羞于笑的赤裸！”（《致梅娅·齐 亚黛》，1923年10月5日） 除此以外，纪伯伦对绘画艺术还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提出绘画是从“思 想”中寻求色彩的，应当把灵魂注入到颜色中。他认为画家应深谙 “长宽高 的涵义”，这样才能阐释清楚事物 “内在隐蕴”。 纪伯伦的绘画创作过程，有一些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地方。1920年8月， 他曾向玛丽描述过他作画的过程。他说：“我在作画时，思想是飘忽不定的。 我不能立即说出我画出的画的意义，只有在几小时之后，我才能说出它的含 义。这和我写作时的情形完全不同。画画和说话迥然不同，我写着的东西， 在写下它们之前，我就知道它们的含义了。” 这真有点奇特和不可思议，但画家是不会说慌的。他写作时坚持一种深
思熟虑的方式，在作画时却采取自由挥洒、任情发挥的方式，更显出他的艺 术浪漫气质。 纪伯伦的艺术天赋比他的写作才能更早地显露出来。据他的一些亲友回 忆，他从小就喜欢在房间墙壁上涂涂抹抹。据他本人1913年8月回忆，他6 岁时就爱上了画画。他那时曾有一个存放玩具、石块和笔的地方。 “我画得 很快，画满了纸。 每当我缺纸时，我就在墙上画。” 在巴黎学艺，使纪伯伦的艺术天赋得到了最好的发挥，他成了一名具有 自己思想和风格的画家。 纪伯伦举办画展成名之后，他也未降低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标准。人 们在他画出的画中看出了艺术价值，1914年 12月他画出一幅题为 《伟大的 统一》的画，开价两千五百美元，在当时是相当贵了。 在绘画艺术个人风格的建立上，纪伯伦有所借鉴。他受影响最大的是欧 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近、现代的威廉·布莱克和罗丹。 在这些大师身上他学会了用视觉手段打动观众感情的方法，同时又注入了自 己的哲学的思想。 纪伯伦很重视自己的绘画创作，其重视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对他的文学创 作。在阅读纪伯伦的文学作品时，必须欣赏他的画，这样才能对他的成就有 比较全面的看法。
长眠雪松下 1931年4月10日，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这颗阿拉伯文坛巨星在美 国纽约殒落了。黎巴嫩失去了一个忠诚的儿子，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文学 家、诗人和画家。这不仅是阿拉伯文学界与艺术界的损失，也是东方文学界 的损失。 哈利勒·纪伯伦一向身体不好，常常抱病工作。他非常热爱文学与绘画 创作，尤其将写作看成是自己神圣的使命。前半生的贫穷与艰辛和后半生的 过度劳累，使纪伯伦的身体已不胜重荷。在纪伯伦给友人的信中，常常提到 他受到疾病的侵袭。他患有心脏病和胃病，还常常受到牙痛的折磨。这些病 慢慢地蚕食他的身体。但不到万不得已，纪伯伦是从不肯放弃手边的工作的。 1925年，纪伯伦的病势加重。在友人与医生的劝说下，纪伯伦决定换一 换环境，于是离开纽约，回到波士顿，住在妹妹玛尔雅娜家中疗养。玛尔雅 娜对于这个仅有的亲人极为关心，想尽各种办法来恢复兄长的健康。她经常 准备一些家乡的可口食品来增强纲伯伦的食欲。在妹妹的劝说下，纪伯伦与 来访者常常进行一些娱乐活动，并且在夏日的清晨或傍晚做些室外活动。经 过玛尔雅娜的精心护理，纪伯伦的病情有所好转。但他不等完全康复，便又 奔回纽约，继续他的创作了。 无疑，不知疲倦的工作摧毁了纪伯伦的健康。1928年，纪伯伦受到了他 所称的 “夏日风湿症”的侵袭，痛风症与关节炎折磨着他，使他的健康大受 影响，但纪伯伦坚持创作。 1929年3月，纪伯伦又病倒了，主要病症是小 腿痛与牙痛，但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11月，这种糟糕的状态使纪伯伦感 到 “生命不多，大限将至”。于是他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工作。将全部时间用 于绘画与著述。他不愿意去医院。他咨询过很多医生，医生要求他停止写作 与绘画一年，好好休息，但纪伯伦无法做到。他离不开他的神圣事业。每次 接受完治疗，精神刚刚有所恢复，他便利用这一段两次病发之间的时间，利 用他暂时再次拥有的力量进行工作。结果他的病情愈发加重了。 1930年，纪伯伦似乎再也不可能恢复他一直渴望的健康了。他迅速地憔 悴下去，吃得更少，身体也更见消瘦，这令他的朋友们极为担心。他们不知 道，纪伯伦已经了解到自己患的是肝病，但他向朋友们隐瞒了自己的病情。 波士顿的一位医生曾建议过动一次手术，但纪伯伦最后还是拒绝了。3月13 日，他立下了自己的遣嘱。 纪伯伦对生活还没有失望， “疼痛没有使他的手麻痹，死亡的恐惧也并 没有给他的想象套上镣铐。”他仍旧不懈地利用每一点时间来完成新作 《大 地之神》与 《先知园》，他不肯屈服于死亡。他热爱生活，也热爱生命，因 为他需要他的生命之光照亮他创作的道路。 纪伯伦憎恶一切软弱的表现，在他患病期间，他总是独自与病魔作战， 不肯让他人看出他遭受着怎样的痛苦。他的朋友们从没听到过他发出 “哼 呀”、 “哎呀”的叫苦声。在他们面前，纪伯伦总是压抑住自己的呻吟声。 而他也很少让朋友去他那里看望他或照顾他，除非病痛已到了他不能忍受的 程度。孤独又占据了他的心，消磨着他的精神力量，而纪伯伦正是依靠这种 精神力量，产生出对抗病魔、忍受痛苦的耐力的。当朋友看到他如此衰弱而 痛心时，他反而安慰他们，说自己染疾不深，仅仅是重感冒未愈而已。当朋 友恳求他放弃工作，安心养病时，他回答说 “……绘画和写作，除了这两件
事，生活就没有了意义。它俩是我唯一的安慰。” 纪伯伦始终没离开自己的 “禅房”，他与死神争夺每一分、每一秒。因 为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纪伯伦一直没把波士顿的妹妹玛尔雅娜 叫来照顾自己。因为他知道她在那里也有许多事情，而他不愿打扰她的生活， 使妹妹为自己劳累、操心。为了不使妹妹担心难受，他甚至一直没向她透露 自己的病情。同样，他也拒绝了朋友想来照顾他的要求。 1931年3月，纪伯伦的诗剧 《大地诸神》正式出版。这使纪伯伦几乎又 振奋起来，他在给玛丽的信中透露他正在赶写另一部书，预计十月出版。但 纪伯伦没有想到，他已经没有机会完成这全书了。 这天早晨，女佣人安娜·琼斯按照惯例登上楼梯，给纪伯伦送来早饭。 她打开房门，看到纪伯伦脸色发黄，煞是难看。她心里有点发慌，问了一句， 就马上跑出去找邻居利奥诺贝尔·吉考伯兹太太。这位太太原住纪伯伦的隔 壁，后来搬远了一些，但两家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吉考伯兹太太立即和医生联系，请医生快点赶来。医生来后，立即给纪 伯伦进行诊断，他要求立即把纪伯伦送往医院。纪伯伦开始不同意，但最终 还是让步了。不过他只同意次日把他送往医院。 午后时分，芭芭拉·扬女士来了。她一直陪着纪伯伦，和他谈话。他向 她谈到已经完成和尚未完成的工作。纪伯伦激动地说： “在走出这间屋子之 前，这双手还有许多事要做啊！” 晚上大约在八点半左右，吉考伯兹太太再次陪医生来看望病人，大家再 次催促纪伯伦去医院，但纪伯伦就是不肯，他坚持要在画室度过这一夜。 芭芭拉·扬女士一直守护着纪伯伦。他向她谈起黎巴嫩，谈呀、谈个没 完。他还谈到自己逝去的母亲，谈到在波士顿的妹妹玛尔雅娜。他海阔天空 几乎谈到了所有的事情，可就是不谈自己的病情。他有意避开疾病的话题。 他的精神显得很活跃，然而谁知道他已走在生命的尽头。 第二天上午十时左右，他被送入格林威治村的7大道第11街的圣芳心（文 森特）医院。也许是医院或者大夫打了电报，纪伯伦的妹妹玛尔雅娜赶到了。 她来纽约之前曾和她的两位亲戚、璐丝·迪亚什和阿萨福·乔治进行联系， 然后乘第一班火车径直奔赴纽约。 当她赶到医院时，人们告诉她，她的哥哥已处在昏迷状态，不能辨人了。 大夫还说，他已尽力而为，但现已束手无策，病人看来是不行了。 芭芭拉·扬女士已经与 《叙利亚世界》杂志部编辑部联系，这是纽约发 行的一个月刊。 “米沙”——纪伯伦的好友努埃曼接到电话，被这突如其来 的坏消息惊呆了，他马上赶赴医院。 芭芭拉·扬向努埃曼介绍了发生的情况，努埃曼极力控制着自己，他问 道：“纪伯伦曾表示过要接受忏悔和接受弥撒吗？”芭芭拉·扬回答说：“一 个女教士问过他是不是天主教徒？他用嘶哑的声音回答了她：绝对不是！” 当他陷入昏迷时，纽约马龙教派教堂——优素福圣教堂的执事弗朗西 斯·瓦基姆来了。他在病危者面前提高嗓门呼叫道： “纪伯伦！纪伯伦！” 但纪伯伦没有回答。神甫反复大声叫着，芭芭拉·扬觉得这样做太过份了， 对努埃曼说，她真想有人把这个破坏这一神圣庄严时刻的家伙扔出医院。 纪伯伦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他的呼吸渐渐微弱下去，周围一片寂 静…… 芭芭拉·扬女士与米沙·努埃曼一直守护在他的身边，在隔壁房间里有
纪伯伦的妹妹玛尔雅娜和她的两个堂兄弟，还有一直没有离开过的吉考伯兹 太太，以及活利姆·布劳恩·马鲁尼先生和艾迪勒·瓦特森小姐等。 1931年4月10日晚十时五十分，黎巴嫩的伟大儿子，阿拉伯民族引以 为荣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他的亲人和朋友， 离开了这个他既恨又爱的世界，年仅四十八岁。用他的话说：他的有限生命 回到他向往的 “无限”之中了，就像江河最终汇入大海。 据努埃曼记载，一项病理检查显示，纪伯伦死于肝硬变和肺结核。 玛尔雅娜给正住在佐治亚州的玛丽·哈斯凯尔打去电报，电报在星期天 早上 11点送到玛丽手中。她的丈夫米尼斯一直知道玛丽与纪伯伦之间的关 系，但他对此并非安全没有芥蒂。因此他对玛丽这次离开，去参加纪伯伦的 葬礼，没有表示什么热情。不管怎样，玛丽搭上中午1点35分的火车在第二 天到达波士顿。 纪伯伦的逝世引起海内外人士的震动，在黎巴嫩更成为给全国带来哀痛 的噩耗。 在他逝世后，他的遗体停放于利肯斯顿大街殡仪馆两天。有成千的人去 向他的遗体告别。这些凭吊者不分宗教、年龄和国籍，都来向这位黎巴嫩的 儿子表示敬仰。之后，遗体复盖着鲜花于星期一在笔会成员的护送下运往波 士顿。火车于五时抵达塞义达·乌尔滋教堂，主要杜维希神甫到车站迎接。 然后把由叙利亚国旗围裹的灵柩运往叙利亚妇女协会。这天晚上八时，玛丽 也来了。在那里，乌龙派教堂中举行了追悼会。许多社会名流赶来参加，以 表达他们的崇敬与哀悼之情。许多阿拉伯青年担任守灵荣誉卫士。许多人哭 倒在棺前。教堂中挤满了凭吊者，一片肃穆。 4月14日星期二，在塞义达·乌尔兹教堂举行追悼会。然后长长的出殡 队伍走出教堂，把纪伯伦的灵柩送往一个山岗；大家商量决定将灵柩在此暂 放一段时间。玛尔雅娜不愿将哥哥埋在美国，决心按哥哥的遗愿将哥哥的灵 枢送回祖国。让哥哥置身于故乡的苍松翠柏之间。 4月16日，夜班火车载着玛尔雅娜·玛丽·哈斯凯尔和露兹·迪亚卜等 重返纽约。次晨抵达。她们在一旅店稍稍休息后，径直去纪伯伦的画室，整 理他的遗物、遗稿。之后，玛丽·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