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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学习期间节约下来一些钱，因为他父亲那时财产状况有所好 转，能够提供给他足够用的钱。但纪伯伦并不懊悔自己没有攒下的一点积蓄， 因为他把那些钱慷慨地给了经济境况不如他的伙伴们。 是戴伊和约瑟芬把纪伯伦从小店铺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的。他们从物质 上、精神上给予他支持。使纪伯伦重新振作起来。他又重新拿起了笔，开始 控诉这个黑暗的社会，描绘这吃人社会中的悲惨。二十岁毕竞是人生中最热 血沸腾而又多愁善感的时代，更何况纪伯伦有着如此坎坷的命运。 可能是由于感激或者是其它什么原因，纪伯伦对美丽的约瑟芬的感情变 得微妙起来。纪伯伦似乎有过情恋的暗示，约瑟芬开始疏远他，因为她对纪 伯伦的关怀是出自纯粹的友谊，而纪伯伦的想法对她来说是对这种友谊的一 种亵读行为。约瑟芬的态度令纪伯伦几近失望，内心的痛苦使这个孤独敏感 的年轻人备受折磨。而正是在这一段日子里，纪伯伦开始酝酿构成散文诗集 《泪与笔》的文字。 1903年至 1904年的冬天，纪伯伦一心扑在绘画上。他专心致志地勾勒 每一笔线条，把心中的情感，爱与恨，痛苦，生和死的困惑注入每一幅画中。 纪伯伦画中的人物大都是裸体的，这是因为纪伯伦认为，生命是赤裸裸的。 每个人都是赤裸裸地来到世上，而赤裸裸正是最接近人性的、最美的和最纯 洁的生命的象征。赤裸就是真实。 “死亡”和“痛苦”是纪伯伦画中的两大 主题，因为这两个内容充斥了他的生活。 1904年5月，21岁的纪伯伦迎来了他生命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日子。在戴 伊先生的安排和鼓励及许多朋友的帮助下，纪伯伦在戴伊先生的画廊中举办 了他的首次个人画展。画展开始似乎并不是很成功的，门庭冷落，知音难求。 有些评论者甚至武断地说： “这些东西作为艺术品向观众展出，实在是可耻 的，这些东西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的顽固罢了。”但画展最终是极为成功的， 因为它给纪伯伦带来极大的收获。 首先，这些画使纪伯伦和文化界人士阿拉伯《侨民报》的创办者艾敏·胡 莱卜彼此相识了。艾敏·胡莱卜很欣赏纪伯伦的才能。他答应 《侨民报》将 每周发表 《泪与笑》中的两篇文章，稿酬为两美元。这样，画展为纪伯伦的 文学创作打开了大门。
其次，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纪伯伦结识了美国女子玛丽·哈斯凯尔， 他生命中一颗最耀眼的幸福之星，她不仅是他的爱情之星，而且是他事业上 的良朋益友。 戴伊曾给朋友玛丽·哈斯凯尔写信，请她来看看一个叫纪伯伦的21岁小 伙子在做什么。于是她在5月10日，与约瑟芬的男友列奥尼尔一起来参观纪 伯伦的画展。她立刻被纪伯伦画中的那些东西抓住了。而纪伯伦也感叹玛丽 “是一个奇迹，从天而降”。这样，有关共同艺术品味和追求目标的两颗心 相通了， “两个灵魂亲切地交谈，彼此唱和。”当时，玛丽刚刚失去她亲爱 的姑母。失去亲人的痛苦使玛丽对纪伯伦的画和纪伯伦本人有了更深的了 解。 玛丽·哈斯凯尔1873年11月12日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她 有五个姐妹、四个兄弟。她的父亲名叫亚历山大·凯维斯·哈斯凯尔。玛丽 的家庭原来是一个有着值得自豪传统的殷实之家，但在美国内战之后，与一 般的南方家庭命运一样，变得非常贫穷，生活上也很困难。所以玛丽很早就 学会了以勤俭对付挥霍。她总是把旧衣服修补改做后当作新衣服穿，有钱时 也从不乱花。后来，家中境况开始好转。玛丽在维利斯雷学校读书，有时亲 戚来探望她，她常常能得到一些零花钱，并把它们攒起来，这样她就可以买 她心爱的书了。 1897年，玛丽毕业到了波士顿，与姐姐路易莎住在一起。她没有回到佐 治亚州萨法纳地区的家中。当时她的家虽然已重新富有，但也恢复了保守人 传统。她的父亲原是一位联邦军队杰出退伍军官，这时已成为一家银行的董 事长。 玛丽依旧很俭朴地生活着。她当时在波士顿协助姐姐开办了一所名叫哈 斯凯尔·狄安寄宿学校。1902年或1903年姐姐路易莎由于结婚离开了学校。 玛丽虽然认为姐姐的离开无可厚非，但总觉得她这样做是为了小家庭而抛弃 了大家庭。于是玛丽接管了学校成为校长。当 1904年玛丽认识纪伯伦时，已 经三十一岁了。 年龄上的差距虽然在后来阻碍了他们的婚姻，但却自始至终无法隔开两 颗彼此欣赏的心。纪伯伦向玛丽解释他的绘画和其中的意义，而玛丽也有极 高的艺术品味，二人很快成为挚友。玛丽买下了纪伯伦的一些画，并邀请纪 伯伦到学校来参观。玛丽将本校年轻的法语女教师艾米莉·米什琳介绍给纪 伯伦。实际上也正是米什琳在参观完纪伯伦的画展后，大力向玛丽推荐的。 米什琳非常漂亮也很活泼。热情而又不失温柔，纪伯伦给她画了很多的画像。 学校另一位教艺术的女教师姬丝小姐建议玛丽将纪伯伦的画挂在学校。 玛丽采纳了她的建议。纪伯伦曾经把一幅名为 《十字架》的画送给玛丽，玛 丽将它挂在学校图书馆的墙上。这幅画的主要人物是一位裸女，它引起了人 们的非议，有些家长甚至威胁，如果不摘去画，就不让孩子到这所学校来读 书。可见，当时波士顿的社会风气还是很保守的。 在寄宿学校的展出，使纪伯伦和玛丽更接近了。虽然他们二人都很腼腆， 彼此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但纪伯伦已经养成了每周的星期三与星期五晚上 拜访玛丽的习惯，即使有时事先未受到邀请。 1904年 10月中旬，纪伯伦带着他的四十幅画参加了在哈尔库尔画廊举 行的画展。但不幸的是，一场大火将纪伯伦的心血全部烧毁。玛丽听到了消 息，对他表示慰问，沮丧的纪伯伦回答说： “我不知用画笔干什么了，也许
它们的命运是被遗忘在柜中吗吧。”这件倒霉的事情令纪伯伦的情绪很低落， 过了一些日子才慢慢恢复过来。 从1904年至1908年，纪伯伦废寝忘食地从事小说创作和绘画艺术。1906 年6月21日，约瑟芬与男友列奥尼尔结婚。纪伯伦的爱情骚动时代结束，他 的感情渐渐转向玛丽·哈斯凯尔。 玛丽是一个高个子，漂亮而苗条的女人。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充满热 情与活力。她经常岙一身穿长裙，外表朴素而飘逸，具有一种古典的气质美。 她全身散发着成熟女性的芬芳气息。她对文学和艺术，有自己独到而中肯的 见解。 当时，纪伯伦主要用阿拉伯文写作。纪伯伦当时对自己运用英文的水平 还不大有把握，而且认为自己的文学创作不会有多大市场，所以他仍然想以 绘画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与艺术目标。于是，玛丽决定资助纪伯伦去法国深 造，到艺术之都巴黎完成艺术进修。玛丽将负担来回的路费，并每月给纪伯 伦75美元的生活费，这在当时是一笔数目不小的费用。 纪伯伦虽然对玛丽提供这么多钱而感到不安，但心中也为这即将变为现 实的巴黎之行激动不已。他在1908年2月12日给好友艾敏·胡莱卜的信中 报告了这一喜讯。他在信中写道： “你好好听着，并仔细琢磨，同时也和你的邻友们庆贺一番吧！我将在 几个月之后，即将到来的春末去艺术之都巴黎。我将在那儿呆上整整一年。 这一年对我的人生旅程有着极大的意义。因为那将是我生命中新的一章。我 将加入到那个伟大都市中的一个绘画协会，并在它的指导下，获得有关美术 方面重要教益。无论我获得还是不能获得这些教益，仅仅我从巴黎返回美国， 就能使我的绘画得到巨大声誉，使那些盲瞎的富人们对它趋之若骛。这也许 并不因为它们多么高超，而是因为它们出自一个在巴黎与欧洲一些最伟大的 画家呆了整整一年的人之手。我从未梦想过我有此旅行机会，因为其费用昂 贵足以令我望而却步。然而，艾敏，上天在冥冥中为我安排好了一切，为我 打开了通往巴黎之路。我将依靠万善之源——上天的帮助前往巴黎并在那儿 住上一年。” 在这封信中他还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没住在纽约而留在波士顿。他说： “……我住在波士顿并非由于我喜欢它或是我讨厌纽约，而是因为波士顿有 一位天使，她使我看到了未来美好的前景，为我打开了精神和物质成功的大 门。”这位 “天使”当然是指玛丽·哈斯凯尔。 在给童年伙伴奈赫莱的信中，他预计到这次巴黎之行 “将充满着紧张、 劳累，将在学习、探索中花去很多时间。”然而他十分乐观，认为巴黎之行 是他 “新生活的开始”。
叛逆的灵魂 1906年至 1908年，纪伯伦以他的小说创作掀起了一股社会批判浪潮。 这是他文学创作的前期，作品都是用阿位伯文写出的。 由于纪伯伦的前半生耳闻目睹的是社会的黑暗，统治者的残暴，人民的 贫困和痛苦与宗教人士的伪善，所以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以揭露、控诉和批判 为主调，向黑暗的社会，腐朽的教会和愚昧的传统发起猛烈的攻击。 纪伯伦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是 《草原新娘》，发表于1906年。这个集子 包括三个短篇： 《世纪的火和永恒的火》、《玛尔塔·巴尼娅》和《疯人约 翰》。 《玛尔塔·巴尼娅》描写了一个纯贞无瑕的农村少女，先被拐骗到城市， 后又被抛弃、落入烟花，最后惨死的悲剧。作者对被摧残的农家女表示了极 大的同情： “玛尔塔啊！你是被躲在人类大厦里的动物踏碎的花朵，兽蹄无 情地践踏了你，但并未使你失去馨香，你的芬芳气息，正和寡妇的呜咽、孤 儿的啼哭、穷人的叹息一起升上苍天——那公正和慈悲之源！玛尔塔！你应 以你是被蹂躏的花朵而不是践踏者的铁蹄而感到安慰。”小说通过凄楚哀痛 的对话，道出了 “不断在时代舞台上演出的穷人的悲剧”的社会原因：“玛 尔塔啊！你是受害者，使你蒙冤受屈的是那些宫殿的主人——有钱但没有心 肝的家伙。” 纪伯伦在这篇小说里赞美农村的生活，因为它 “更接近于我们母亲—— 大自然”。他用农村人民的淳朴天性与城市人的虚伪狡诈作比较。 “我们比 农民们有钱，可他们却比我们高尚；我们不断耕耘而颗粒无收，他们却种瓜 得瓜，种豆得豆；我们是贪欲的奴隶，他们却十分知足；我们从生活的杯盏 中饮下的用绝望、惊恐和厌倦酿成的苦酒，他们喝的却是清澈的琼浆。”他 赞美农民在乡间幽谷，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自由自在的生活，揭露在城市中贫 富分化，有钱人醉生梦死，肆意为虐，穷苦人忍饥挨饿，备受欺凌。纪伯伦 叹道：“这个曾在大自然怀抱中度过青春，在美丽的田野上放牧牛群的孤女， 已被腐朽的城市的洪流所席卷，受困于痛苦和不幸的利爪之中。” 除了批判社会中有钱人的罪恶和败坏人的天性的城市文明，小说还揭露 了教会神甫的虚伪。玛尔塔死后。 “牧师们拒绝给她的遗体祈祷，也不允许 将她的尸体埋入插着十字架的墓地”，表现这些神甫对被侮辱被损害者并无 丝毫博爱之心。 纪伯伦在小说中表达了对弱者的深切同情，表现了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 精神。他的作品中还流露出一种思想，即 “一个人宁受欺压，也不能做欺压 者”， “宁做一个弱者而牺牲，也不能做一个残暴的强人，用铁拳砸烂生活 的鲜花。”这一立场与他后期受尼采 “超人”哲学影响写出的文章的思想大 相庭径。 《疯人约翰》是一篇声讨封建教权势力的檄文。青年牧人约翰，因牛群 误入修道院的领地，惨遭毒打，被关禁闭，母亲交出她当年的结婚银项链， 才将儿了赎出。复活节来到时，约翰在大庭广众下痛斥那些黑袍裹身的 “神 贩子”，又被送到官府，投入黑牢。父亲亲自出面证明儿子 “发疯”，约翰 才得开释。约翰敢于反抗，却受到人们怀疑的嘲笑。不过他自己对明天却抱 有信心。 纪伯伦在这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勇敢的，头脑清醒的，热爱“人子耶稣”、
同情穷苦人民的青年形象。文章一开始，描写的就是约翰偷偷阅读《新约》， 因为 “神父们是禁止普通百姓深入了解耶稣的教导的。如果他们，便将被剥 夺教会的 ‘恩赐’”。这揭露了教会利用宗教对人们实行愚民政策。而约翰 正是在愚民教育包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个清醒者。 纪伯伦在作品中着重揭露了教会与世俗政权勾结，利用宗教一同残酷地 压迫人民。当约翰的牛误入修道院的领地时，院长不顾约翰的苦苦哀求，无 视他家中的贫困窘境，竟逼着约翰卖掉赖以为生的土地来赔偿，实际上他们 失去起码生存条件。在复活节的庆祝场面的描绘上，贫穷与富有的对比是如 此强烈，一边是 “绵衣罗衫，镶珠宝的金器，银制的珍贵香炉烛台”，另一 边只有 “破衣烂衫”和“破碎的心灵”。纪伯伦借约翰之口指出：“耶稣为 宣传生活而遣至人间的羔羊已经变成豺狼”，他们铁石心肠，目空一切，虚 伪而又狡诈，这些传教士“已把教堂变成了毒蛇的洞穴；而把弱者抢劫一空”， “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孤儿寡母在坟地里哭泣”，而这些教士们只顾自己 “怠惰、舒适的生活”，“而从未给饥饿的人一口饭吃”，反而继续巧取豪 夺已被他们掠夺一光的穷苦人剩下的唯一一点维持生存的东西”。显然，纪 伯伦对教会的揭露是大胆而又辛辣的。 更可贵的是，纪伯伦在小说中提出了 “专制”与“顺从”的问题。主人 公看以教权统治下的社会图画： “这边是残酷的专制，那边是盲目的顺从。 究竟是顺从怂恿了专制，还是专制迫使人顺从？莫非专制是一棵强劲的大 树，只在低洼的土地中生存？或者顺从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只有荆棘才能在 此丛生？”可见，纪伯伦对当时受压迫人民的愚昧是极为痛心的。约翰的父 亲是这个悲剧深刻性的体现，他遵照教士的话禁止约翰读 《新约》，称毒打 他儿子的院长为 “尊敬的修道院院长”，并对院长的话深信不疑，最后也正 是他亲自去证明约翰是个 “疯子”。但在群众之中，虽然一部分人依旧认为 “是一个恶魔借他（约翰）的舌头说话”，“我们需要什么，头头们更清楚 些，不应该怀疑他们”，而另一部分人 “受到了震动，认为约翰说的都是实 话”。这是一种觉醒。 纪伯伦在这篇小说中表现的是个人试图反抗整个社会和教会。虽然这种 反抗失败了，但主人公并没有失望，并且期待着黎明。 纪伯伦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是 《叛逆的灵魂》，于1908年出版。顾名思 义就可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胆地宣扬叛逆和反抗仍是小说集的主 线，也是这部书成功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纪伯伦被土耳其当局吊销了“国 籍”，被教会开除了教籍。 该书共有四篇各具特色的作品。 《瓦丽黛·哈妮》，歌颂了一个敢于藐 视传统和法律，敢于同没有爱情的婚姻决裂的阿拉伯女性。主人公瓦丽黛和 玛尔塔不同，玛尔塔是时代的牺牲品，是弱者；瓦丽黛则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是强者。玛尔塔的形象意义在于对社会提出控诉，瓦丽黛的形象意义则在于 反抗社会。像瓦丽黛女士这样的文学典型，在阿拉伯近代文学作品中是并不 多见的。她大胆地冲破人们早已习惯、服从并维护的腐朽传统，与自己所爱 的人结合，并认为只有这样的结合，在上帝眼中才是神圣的。这在当时是与 人们，尤其是阿拉伯人的世俗观念完全相悖的，难怪会在阿拉伯世界掀起轩 然大波。纪伯伦早已预料到这种反应，他借瓦丽黛·哈妮之口说： “人家会 说，瓦丽黛·哈妮是一个忠实的忘恩负义的女子，她水性杨花，……是一个 淫荡的女子，她那污浊的手拆毁了宗教编织的神圣的婚姻花冠，却带上了一
个用地狱的荆棘盘成的肮脏的草圈。……因为他们祖先的幽灵依然活在他们 的心中，他们犹如空谷里的洞穴，只能为别人的声音发出回响，却不知道那 声音意味着什么。他们不懂上帝对万物的律法，……只是用鼠目寸光的眼睛 看事物的表象。……他们无知地加以判决，盲目地予以定罪。……这样来进 行判决和定罪的人是多么该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