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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当成一种“深沉持久的快乐”的“哲学家”。《战 争》显然是针对当时的世界现实所写，立意巧妙，它以荒唐的理由、荒唐的 判决暴露了牺牲无辜的政治现实，巧妙地揭示了一战的实质。 《狐狸》则用 最简洁的画面，揶揄了那种随时调整和降低自己目标的阿Ｑ式的 “现实主义 者”。 《三只蚂蚁》嘲笑了高谈阔论，不堪一击的犬儒主义者。《两位学者》 借喜剧化的手法，把一场 “科学辩论”变为一场滑稽戏，侧面反映了作者在 宗教信仰问题上的怀疑主义。纪伯伦在 《疯人》集中所写的最具有讽刺力、 最深刻的作品，应该说是 《另一种语言》、《神赐福的城市》和《“完美的 世界”》诸篇了。 《另一种语言》极富艺术魅力。纪伯伦通过描写一个刚刚 出世的婴儿的“心理”活动，揭示了“神甫”、“预言家”之流的谎言与虚 伪。又通过33年后，这个孩子“早已忘却了”自己坦率真诚的语言，转而相 信那个 “预言家”的假话，反映了丑恶世界对人的异化。在《神赐福的城市》 一文中，纪伯伦经黑色幽默的笔法，描绘了服从 “神圣经典教义”的人们， 断章取义自残肢体，过着独手独眼的“正常生活”，而把不自戕的人视为“异 端”，呈现出一幅极为残酷的人生画面。这残缺的肢体，正是人类残缺的精 神的外部象征。最可怕的是，这残缺却以 “完美”而自居。 《“完美的世界”》是《疯人》的最后一篇，也是纪伯伦画龙点睛的一 笔。文中的主人公 “我”运用反语，说“我置身于一个完美的民族之中，我 却最不完美”。而所谓 “完美”，原来表现于“思想有条不紊”。“梦幻井 然有序”， “观点注册登记”，人们的行动“整齐划一”，生活于“受控的 秩序”中，“照一定的模式去施爱，按预设的程序来娱乐”。在这个所谓“完 美世界”中，人们没有思考的自由，没有行动的自由，完全受控于既定的传 统与秩序，千篇一律，过着机械的生活。即使恶行与罪孽，也都变得十分“文 明”而有序： “面带微笑地抢劫邻人”，“用片言只语灭绝一个灵魂，在一 呼一吸间焚毁一个躯体，然后，当诸事完毕时去洗净双手”这不正是横行于 世上的文明强盗的所作所为么？在这篇作品中，纪伯伦把反讽的功能发挥到 极致，每一句话都包含丰富的深蕴，透射出现实批判力。 在 《疯人》中还有两篇构思新颖别致的散文诗，即《当我的忧愁降生时》 和 《当我的欢乐降生时》。在这组姐妹篇中，纪伯伦把抽象的心理活动和内 在的感情作了人格化的描写，赋予 “欢乐”和“忧愁”以生命，显得十分自 然。由于纪伯伦给 “欢乐”和“忧愁”这两个新生儿注入深沉的“母爱”， 那失去 “忧愁”与“欢乐”时的哀惋痛楚就愈加富于感染力，同时也显露了 这个大千世界中的冷漠人情。不过正如本集 《掘墓人》中所强调的，纪伯伦 最终是倾向乐观主义的，他在埋葬 “死去的自我”时，是“欢笑而至，欢笑 而归”的。 在 《上帝》一文中，纪伯伦再次表现了他的“人即上帝”，人神合一的 思想。正如纪伯伦自己所说： “关于上帝的诗，是开启我的感情和我的思想
大门的钥匙。”的确，许多行家很欣赏此文，认为它是“最优秀、最好的”， 说纪伯伦用它 “劈开了黑暗”。 《疯人》出版后，立即在文学界引起轰动。很多人想见一见这位作家— —为了赞扬他或批评他。诚然，赞誉之词是相当多的，但纪伯伦并未因此而 飘飘然。相反，他谦虚地说： “过高的评价让人看到了自己的弱点，我已感 到自己的不足。”对 《疯人》的抨击也是猛烈的，因为纪伯伦毫无顾忌地在 其中揭示了人性与世界的阴暗面，在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认为太过分。鲁 宾逊夫人——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期福的胞妹——评论 《更辽阔的海洋》一 文时，忧心忡仲地说： “这是一个魔鬼锻铸的摧毁性语言，对我们来说，不 宜鼓励这种文学风格因为它歪曲价值，搅乱道德，把道德降到最低的等级！” 纪伯伦的这一作品很快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和俄文等多国文字，在世 界范围广为流传。纪伯伦认为，诗是视觉的延长，他在谈论 《疯人》时表示： “我希望一个人在读的时候说：这里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逗留的世界，它遥 远、安谧，它属于一种奇怪的、渴望着的生命……”。
“我是自己的主！” 正像二十世纪初的许多东方作家，纪伯伦也深深受到西方哲学，特别是 尼采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他的思想发生了一次大的转折。他剔除了自己 思想感情中的哀怨、哭诉、柔弱成份，把一股阳刚之气注入到自己的作品之 中。事实上，这转变早在一战前就开始，但一直到一战基本结束，纪伯伦的 思想才进入到一个新高度成熟区。无疑，尼采是纪伯伦孤独的最大抚慰者， 也是他步入创作新阶段的引路人。纪伯伦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是的，尼 采是一位巨大，真正的巨人！你愈去读他，就愈增加对他的爱。或许他是现 代所有灵魂中最活跃。最自由的灵魂。他写出的东西，在今在认为伟大的许 多东西消逝之后，仍将长存。……读读 《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因为这本 书在我看来，是我读到的所有世纪的书中最伟大的一本书。” 但纪伯伦对于尼采的哲学并非全盘接受，并像传声筒一样去宣扬它们 的。他认为尼采先于他 “三百年”“摘去了他曾经将要采摘的那棵树上的果 实”。纪伯伦与尼采一样，认为人类要 “向前”并“向上”发展。但如果说 尼采的终极目标是鄙视、憎恶人类的 “超人”，那么纪伯伦的则是具有博爱 之心的 “神性的人”。尽管纪伯伦的诗文中出现过一些激烈的言词，甚至在 《致同胞》中还说过“如今，我恨你们了！”那样过头的话，但这属于“哀 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那种 “恨”，其出发点依旧是爱。 《暴风雨》成书于1920年，全集收集了纪伯伦在一次大战前后所写的 31篇短文，其中一篇 《苏尔班》为短剧形式。 《暴风集》是纪伯伦最有力度的散文诗集。纪伯伦把这个集子定名为《暴 风集》并不是偶然的。纪伯伦特别喜欢象征着反叛、革命、翻天覆地变化的 暴风雨。在大自然的狂风暴雨中，他的内心激荡之情能够得到共鸣与抒发。 有一次，暴风雨骤然而起纪伯伦对他的朋友说： “我像它！人为什么不像霹 雳闪电这般说话、写作？我愿站在高山之巅，像刚刚出生时那样浑身赤裸， 我愿死于风暴之中。”当时，世界正处于巨大的政治风暴之中，一次大战的 风云，使西方和东方都受到空前的震动，纪伯伦的灵魂深处也掀起了 “一场 猛烈的革命”。他敏锐地感觉到，一个世界性的变革时代到来了。 “狂风呼 啸这是我所喜欢的。……我的感觉受到激励，我的心儿在悸动，我走向工作， 她握着我的手—— ‘她’就是风暴。” 正是在这样的炽热中，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散文诗诞生了。这个集子荟萃 了许多名篇，大都是针对东方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政治问题而写的。 《掘墓人》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篇。纪伯伦以超现实的笔法，描绘了一个敢于 “亵渎太阳”“诅咒人类”、“嘲笑自然”的“疯狂之神”的形象。他没有 什么偶像，只膜拜自己，并大声宣称 “我是自己的主！”在这个阿拉伯文学 史上，这是一个空前大胆的艺术形象，实际上正是纪伯伦人的理想具体化， 是消除一切奴性痕迹的自立自强的人。 纪伯伦在 《掘墓人》中提出了“埋葬活尸”的口号。他借“疯狂之神” 之口说出，世界上存在着许多苟且偷安的人，他们没有独立的思想， “在风 暴面前战栗而不与它一同前进”，这些人无异于行尸走肉。纪伯伦由此为诗 人们找到了最合适的工作，即带领大家挖掘坟墓，埋葬“死人”与“活尸”。 纪伯伦本人无疑是一直致力于这工作的。 关于东方，东方痼疾的论述，是 《暴风集》中最有价值、最具普遍意义
的部分。纪伯伦在 《麻醉剂和解剖刀》一文中坦率地指出，“东方是一个病 夫”。不仅如此，东方在 “灾病轮番侵袭”下，竟已“习惯了病痛”，甚至 把自己的灾难和痛苦看成是 “某种自然属性”。纪伯伦一针见血地指出，东 方人太爱听甜言蜜语，以为一切揭病灶、下良药、动手术的行为都近于疯狂。 对于这一点纪伯伦是深有感触的。 东方的 “病人”是如此，东方的“医生”又如何呢？纪伯伦发现，东方 的医生很多，但大多数只开些能减弱而不能治愈疾病的 “临时麻醉剂”。从 文中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纪伯伦以这些只开 “麻醉品”的庸医来影射 那些政客、宗教家、学者，甚至普通教师、邻人与亲朋。他们自己也是病人， 又怎能治愈他人呢？纪伯伦形象地描述了阿拉伯乃至东方世界的现状：由于 麻醉剂的效力， “东方”在柔软的床榻上可以沉睡一辈子，而当一个清醒者 向他大喊，希望他能摆脱这种状态时，他却认为这是一个“粗鲁的，自己不 睡也不让别人睡的家伙”，并且对自己的灵魂说，这是一个叛教者，正在败 坏着青年一代的道德，用毒箭伤害着人类。 可见，这些医生的麻醉剂非但不能根治东方的病症，而且使东方的病情 恶化了，以致病夫低制一切的治疗，敌视那些企图将其从昏睡中唤醒的人。 纪伯伦在 《龋齿》一文中发挥了这一思想，他借牙科医生对东方民族的龋齿 仅仅进行表面修补，裹上金壳的无用之举，将粉饰太平的行为与民族的衰亡 联系起来。 纪伯伦在 《暴风》一文中道出了真正想为东方治病的医生们的悲剧。显 然纪伯伦对此是有切肤之痛的。他主张用 “解剖刀”挑开东方遮掩的病灶， 用果断的 “手术刀”切除那危险蔓延的痈疽，从而达到治标治本的目的。纪 伯伦本人是一贯如此行事的，这才是真正的爱与忠诚。但他得到的却是嘲骂 和诅咒，被宣布为 “人道主义的敌人”！因此，纪伯伦在文中形象地描写出 了 “时代病夫”竟然从被子里伸出手掐死医生的可怕情景。在这篇文章中， 纪伯伦所表现的愤怒超过了痛心。但这种愤怒终究也是以爱为出发点的。 《奴性》也是《暴风集》中的名篇。纪伯伦尖锐地指出无论是东方人还 是西方人，都不自觉地通过某种形式，成为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奴隶。他站 在人类历史的高度写道： “自我降生始，七千年过去了，我所见到的尽是屈 辱的奴隶和带镣铐的囚犯。”然而这些奴隶们却顺从地跪在偶像面前，被奴 性支配而不自知，因此纪伯伦写道： “我发现奴隶主义昂首阔步于各地的祭 悼队伍之中，人们奉之为神灵”。纪伯伦看出一种奴性从属于奴性，存在着 一个奴性的阶梯： “劳工是商贾的奴隶，商贾是大兵的奴隶，大兵是官宦的 奴隶，官宦是国王的奴隶，祭司是偶像的奴隶。”而偶像不过是 “坚立在骷 髅堆上”的 “一把泥土”而已！ 纪伯伦列举了奴性的种种表现形式，有 “哑巴式”，“聋子式”，“佝 偻式”，……不一而足，而 “其最出奇者，则是将人们的现在与其父辈的过 去拉在一起，使其灵魂拜倒在祖辈的传统面前，让其成为陈腐灵魂的新躯壳， 一把朽骨的新坟墓。” 喋喋不休，夸夸其谈，喜欢坐而论道，不愿起而行道，这是纪伯伦发现 和憎恶的另一个东方社会现象。他揭露 “那些政治家们”言辞娓娓动听，说 得天花乱坠，完全是为了蒙蔽公众耳目，那些神父、教士们口口声声训诫别 人，而自己从来并不身体力行”。在 《言语与夸夸其谈者》一文中，纪伯伦 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指出，真理的声音淹没在夸夸其谈的汪洋大海之中，令
有思想的人分外苦恼。纪伯伦叹道： “我的思想就丢在言语和夸夸其谈者中 间”了！他忍无可忍地喊出： “我已厌烦了言语和夸夸其谈的人！” 在 《致大地》一文中，纪伯伦强调了民族自我更新的意义，他针对东方 民族沉溺以往光荣，总爱夸耀自己悠久历中的心理与行为，说出 “准不把自 己往昔的功绩忘却，必将元所创新”，这一名句。纪伯伦指出，“谁不用自 己的力量扯下自己的腐叶，必将日益衰亡。”因此，纪伯伦呼唤暴风雨，目 的是“用风暴武装，以现代战胜过去，以新的压倒旧的，以强大征服软弱。” 纪伯伦在 《雄心勃勃的紫罗兰》一文中，以寓言的形式表现了一个重要 的主题，即 “存在的目的在于追求存在以外的东西”——理想。一株纤弱的 紫罗兰想变成高大灿烂的玫瑰，以了解自己 “有限天地”之外的事情。她超 越了 “知足”这难以超越的障碍，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尽管她的奋斗最 后以悲剧靠终，但她带着 “胜利的微笑”死而无憾。其它平庸的紫罗兰们对 此是大不以为然的。但对于 “野心勃勃的紫罗兰”来说，她已经历过一生中 最美丽的时光，再无遗憾了。 《暴风集》是纪伯伦最优美的散文诗集之一。他一改往日语言纤细柔弱 的风格，而以火、以风暴锻铸出简洁、有力的文字。纪伯伦呼唤着摧枯拉朽 的变革风暴的到来。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旧世界的 “掘墓人”，一个号召人民 摆脱奴性，反抗压迫的革命者。这本书出版后，不仅再次冲击了海外阿拉伯 侨民界，也给阿拉伯本土同胞带来很大震动。 1923年， 《暴风集》的延续——《珍趣篇》出版了。这本书不是作者本 人与出版商联系编定、出版的，而是由一位叫尤素福·托玛·布斯塔尼的阿 位伯出版家在埃及阿拉伯人书局编辑出版的。由于它是从散见各处的纪伯伦 的作品中选辑的，所以最初的版本在内容上与纪伯伦的某些集子有重复。 《珍趣篇》是一个内容丰富、体裁多样的综合性集子。它包括三十六篇 作品，其中散文诗十六篇，韵诗十四首，文学论文与评论五篇，剧本一个。 这些作品也大都写于一次大战前后，在内容与主题上与 《暴风集》有异曲同 工之妙。 就散文诗而言，此集中最重要的篇章首推 《你有你们的黎巴嫩，我有我 的黎巴嫩》。这是一篇立意深刻、气势壮阔、形式新颖、文采璀璨的妙文。 通篇以大体相近的句式，对应重复，一气呵成，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纪伯伦的 爱国主义和美好的社会政治理想。 纪伯伦采取叙述加对比的手法，描绘出两个迥然不同的黎巴嫩。 你有你们的黎巴嫩及其难题，我有我的黎巴嫩及其瑰丽。 纪伯伦指出，他的敌对者缔造的黎巴嫩，是解不开的 “政治死结”。针 对在土耳其残酷统治下的黎巴嫩，被政客出卖，被教会欺骗的现状，纪伯伦 写道： “你们的黎巴嫩”是“宗教首领、军队司令的棋盘”，是“形形色色 的教派和政党”，是无休止的“谎言”和“辩论”。这样的黎巴嫩不会长久， 它很快将走向灭亡，就象奄奄一息的朽翁。纪伯伦心目中的黎巴嫩，则是瑰 丽无比的大自然，是 “悠远的思想”、“炽势的感情”、“神圣的语言”， 是 “青年抱负，中年的决心，老年的睿智”，是“朴素而袒露的真理”。在 纪伯伦心中，这些都是被黑暗一时遮盖了的黎巴嫩的本色，这样的黎巴嫩是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光辉的前途的，就像是 “生气勃勃的青年”。
在纪伯伦看来，黎巴嫩的儿女应能代表黎巴嫩 “岩石中的意志，巍峨中 的高贵，流水中的甘美，空气中的芳馨”，即具有黎巴嫩人传统的优秀品格， 他们应该让自己的生命成为 “黎巴嫩血管里的一滴血”。这些儿女们包括为 黎巴嫩作出贡献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也包括 “把自己的灵魂倾注于新杯中 的诗人”，他们是 “风吹不灭的灯，时蚀不腐的盐”，是迈着坚定步伐奔向 真善美的人。 这篇散文诗表达了纪伯伦热爱祖国的一颗拳拳之心，具有无比的生命 力，至今仍具现实意义，并将显示出跨世纪的魅力。 《珍趣篇》中还有许多篇章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独立与红毡帽》， 通过一位同胞为了强调自己的 “独立”和“尊严”，拒绝在法国客轮餐厅脱 下他的红毡帽这件小事，引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