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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及吾黨政綱」。
三、關於以暴動奪取政權:如果「農叻潜﹦涌蛛y發展」,「只能以暴動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為目的,此時尤不可以存『以暴動奪取政權的幻想』」;「只是幻想政治的暴動,暴動失敗了,我們甚麼都得不着;並且還會因此使農民離開我們。」
四、關於奪取江蘇上海城市政權問睿骸溉麸w對於江蘇邉樱卦趭Z取城市的政權(有些似毛潤之的意見)他且幻想會佔得滬寧。我當時曾表示不贊成。略說了幾句,他似乎還不大以我的意見為然。這如果是他的自己的意見,望常委急需糾正!如是常委的意見,我提議要切實討論估計,萬萬不可隨便做政治的暴動,尤其是上海。」
五、關於當前策略:「我提議用『四不』口號(不交租,不完糧,不迹瑁贿債),更簡單明瞭容易喚起廣大的農民瞭解,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國。」
陳獨秀擔心這些意見不一定為黨中央所接受,所以最後表示:「我見到於革命黨有危險的,我不得不說,我不能顧忌你們說我是機會主義者。」'15'
指導「八一」南昌暴動及全國各省的秋收暴動而連連失敗的國際代表和瞿秋白根本聽不進陳獨秀的意見。12月9日復函陳獨秀,逐條批駁了他的意見。12月11–13日,國際代表和瞿秋白發動廣州暴動,紐曼親自參加了暴動的指摚А
陳獨秀獲得此訊後,在13日午前,緊急致函黨中央,認為「廣州暴動,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並提供五條建議,企圖正確引導:
「在廣州非戰鬥人員悉數遣到有農民暴動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動」(以助廣州的城市鬥爭);
「工農平民代表會議政府」,似較妥當,不可用「工農政府」、「獨裁政府」、「蘇維埃政府」的口號,因為「蘇俄政制精義是無產階級獨裁,離此,則蘇維埃並無特殊意義」;
「可以在贊成土地革命的條件之下,與任何國民黨一派或個人黨外合作??即譚平山(南昌暴動失敗,陳獨秀求情無效,譚被開除黨籍,後參加『第三黨』——引者)如以國民黨地位或另組他黨而能從事土地革命工作,我們也不可以加以排斥。我們不可持『黨外無黨』的謬見」;'16'
他雖然反對這次暴動,但暴動已經起來,還在一旁反對,潑冷水,非但無濟於事,也不厚道。所以,他學馬克思對「巴黎公社」那樣的態度,說「廣州暴動,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但是,他又料定這次暴動肯定是要失敗的,所以,關鍵是如何使其減少損失,那五條建議,正是出於這個用意。自然,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是不會接受的。
在廣州暴動領導人中,總司令葉挺曾提出與陳獨秀相同意見:由於敵人援軍就要到來,而暴動部隊消耗很大,提議撤退到海陸豐革命根據地,但卻被國際代表紐曼所否定。紐曼說馬克思主義的暴動原則是「進攻,進攻,再進攻」,指責葉挺向農村撤退的主張是政治動搖。最後,由於國民黨軍隊的大量到來,寡不敵眾,總指摚執滓苍趹痿Y中犧牲。餘部不得不撤出廣州市區,暴動失敗,一部分部隊還是走上了陳獨秀指引的方向,與海陸豐農民武裝相結合。
但是,廣州暴動的失敗,並洠в惺构伯a國際和中共中央吸取教訓,反而使他們走向更加極端。12月下旬,正是廣州暴動失敗後的餘部向枺吠酥H,中共中央常委會就廣州暴動問睿龔秃惇毿悖Q廣州暴動雖敗,「其他各鄉之暴動可以趁軍閥混戰而形成多部分之割據與再行匯合的局面」。關於革命性伲c目標,仍強眨骸该駲嘀髁x的獨裁」在中國「其勢非以共產黨一黨政權表現之。」'17'
陳獨秀的意見非但洠в斜粧窦{,而且從已經成為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兒子喬年口中得知,中央還把他的意見「當作笑話到處宣傳」,受到很大的刺激。回上海不久,因黨中央人手不足,瞿秋白又把陳的秘書黃文容眨咦鲟嵆胫郑庉嬓碌闹醒霗C關報《布爾塞維克》。陳獨秀真的有些心灰意冷了,十分痛苦和孤獨。還好,喬年經常來看望,同情父親的遭遇,也贊同父親的某些意見。但對陳獨秀與黨中央之間的矛盾,也感為難,便勸告不要再給黨中央寫信了。於是,約有一年半的時間,陳不再出一帧
不久,陳喬年與史靜儀結婚。兩位都是在當時革命者中「最漂亮的人」,人人稱羨,又生了一個名叫「紅五」的男兒。陳獨秀很喜歡這個孫兒,也算有了一點天倫之樂。可惜孩子不久夭折,陳喬年又在1928年6月6日被捕犧牲。兒媳史靜儀曾任中共北方區委婦委書記,為考懀О踩山M織安排,把喬年犧牲後生的遺腹女陳鴻寄養朋友處後,再次赴莫斯科學習。'18'陳獨秀在政治上、生活上的接連打擊之下,重又陷於空前的寂寞與悲痛之中。
陳獨秀之子——陳喬年
孫女陳鴻後來也丟失了,直到他去世還洠в姓业健J缝o儀在莫斯科與李國琛結婚,生有一男一女。史1939年回國後,設法尋找陳鴻,始終杳無音信。1969年彌留之際,囑咐李氏兒女繼續尋找。終於在1994年12月,在福州找到已經63歲改名為苗玉的陳鴻。她是已參加革命四十多年的新四軍離休幹部,生活美滿幸福。這也算是給陳氏父子在天之臁囊稽c安慰。
兩個「六大」及國際共叩姆至
為總結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等一系列失敗的教訓,制訂新的政策和策略,1928年3月共產國際作出了4月在莫斯科舉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其中有一條,就是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必須參加。當時的白色恐怖下,一個月內把散在全國各地的共產黨領導人作為代表送到莫斯科,是完全不可能的。於是,大會不得不推遲到6月召開。
陳獨秀再次拒絕去莫斯科。黨中央為此做了許多工作,除瞿秋白親自出面邀請外,還通過關係親近的人勸說,如王若飛、鄭超麟、黃文容等。陳堅持認為:大革命及其後一系列暴動的失敗主要是莫斯科瞎指摚У慕Y果,反問勸他赴蘇的人說:「中國人的問睿侵袊瞬t解,還是外國人瞭解?我是中國人,我要研究中國問睿瑸樯觞N不能在中國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19'王若飛同情陳獨秀的處境,雖然奉命來勸說,但也擔心蘇聯正在反對托洛斯基,「他去時一定堅持自己的意見,反對國際意見,那時人家一定為了打擊托洛斯基原故來打擊他。」所以,在內心深處,不能不說陳獨秀也有警惕的一面,即對莫斯科完全失去了信任。莫斯科的邀請猶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黨內許多同志勸他不去莫斯科,彭述之也採取了與之同樣的立場。
共產國際枺骄指本珠L索洛維約夫向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透露過,在大革命勝利高潮的1926年秋天和1927年春天,共產國際提出過請陳獨秀來莫斯科的建議,那時是想真章犎£惇毿阋庖姷摹5牵诽终J為自己的路線完全正確,因此給鮑羅廷和加倫頒發了紅旗勳章,「洠в型庾岅惇毿銇砟箍啤!顾髀寰S約夫說:「很可能,如果當時陳獨秀來莫斯科,就可以和他一起制定中國黨較為正確的路線。」'20'
這個估計是否成立,暫且不說。但卻說明,應當請陳獨秀去的時候不請,實際撤銷陳獨秀總書記職務後幾次三番再請他,其用心何在?要知道,包括托洛斯基在內,其他幾乎所有與列寧、史太林共同戰鬥過的老布爾什維克(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等等)都因曾與史太林發生過不同意見,先後被害。可能是史太林對當初把托洛斯基驅逐出境、使其在國際更大範圍內組織進行反斯反共產國際的活動、後來甚至組織「第四國際」感到後悔,此後消滅對手全部在國內解決。所以有人說,陳獨秀不去莫斯科參加「六大」是逃過一劫。
不過,陳獨秀拒絕參加「六大」時也表示,不再參加中共領導工作,也不為自己辯護,更不出面批評別人;可如往常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會成績不錯,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將不持反對態度。'21'他預料「第六次代表大會能改正瞿秋白這種明顯的盲動錯铡埂#22'所以,對此寄於極大的希望,希望它成為一個歷史的轉捩點。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大會檢討了大革命時期和瞿秋白時期的「左」右傾機會主義錯铡粌H批評了陳獨秀,也批評了共產國際的代表鮑羅廷、羅易等。當然,共產國際和史太林是不會作自我批評的。大會再次確認了反帝反封建,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民主革命的綱領。從這個意義上說,六大的確成了中共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但是,由於左傾的基因未除,為以後發生更嚴重的左傾錯铡肪種下了根子。
關於陳獨秀問睿袊伯a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及其後緊接着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7月15日至9月1日),發生兩個插曲,成為國際共吖_分裂的濫觴。一是對陳獨秀有親切友誼而為人正派的王若飛,在對於大革命時期右傾錯铡呢熑螁栴}上,不同意有些人搞文過飾非,把錯铡圃陉惇毿阋蝗松砩系淖龇ǎJ為應該黨中央集體負責。在大會發言時,他批評了陳獨秀和瞿秋白的錯铡煌瑫r對自己在擔任中央秘書長期間的工作也作了自我批評。在選舉中央委員會時,還提名陳獨秀當候選人。這實際上是在向史太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挑戰。這在當時當地的情況下,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的。他的正氣凜然,感動了大家,終於取得了上風。這場鬥爭的眩s與激烈,充分反映在瞿秋白所做的總結報告中:
講到機會主義的責任問睿惇毿愕膯栴}。大家提及了這個問睿刮也坏貌粊碚f一說。是否責任由他一人負呢?大家說不應該,又說他應負一點。這是法律的觀點。他的思想是有系統的,常有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在政治意義上說,是他要負責的。但他的作用在中國革命中始終是偉大的。在武漢他有機會主義的政策,妨害了甚至於出賣了工人階級,這是不錯;但當時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負責的。至於過去,則「五四」邉拥摹缎虑嗄辍冯s誌以來,他對中國革命有很大的功績。現在,只說他個人做了錯铡谡紊希瑱C會主義應由政治局負責。'23'
顯然,這段話基本上是同情陳獨秀的,但是又不得不照顧到控制大會的共產國際及其主席布哈林的面子。所以講得很「累」。瞿秋白是一個有頭腦的人,與鮑羅廷、維經斯基和羅易關係那麼密切,自然知道陳獨秀的錯铡c共產國際、史太林有關。但是,又不得不避開這個「地雷」。這種情況,反映了當時中共黨內在陳獨秀問睿系乃枷牖靵y,這勢必引起黨內的進一步分化,催化「洠в嘘惇毿愕年惇毿闩伞鼓切┤说幕顒印
第二個插曲是,在共產國際「六大」上,被流放在阿拉木圖的托洛斯基向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提供了一個名為《共產國際綱領——對根本原則的批判》的文件,並要求在大會上散發和恢復其黨籍。這個文件是批判史太林和布哈林搞的新《共產國際綱領》的。文件分三個部分:(一)「世界革命的綱領,還是一國革命的綱領」:以托洛斯基發明的「不斷革命論」,批判史太林的「民族改良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綱領;(二)「帝國主義時期的戰略和策略」:詳細論述了共產國際歷次大會的錯铡呗裕驮谶@個策略指導下各國革命失敗的教訓;(三)「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把中國大革命及其後一系列武裝暴動的失敗,作為批判史太林的重磅炸彈,全面總結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的錯铡J诽种辉诖髸嫌“l了(一)、(三)部分,並規定了嚴格的紀律:閱後收回,不准帶回國。
但是,參加大會的中國代表和中國留學生工作人員(如王文元即王凡西)中傾向於托洛斯基的一些人,看了後大受鼓舞,特別是《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他們設法截獲了下來,別的國家的代表也有不顧紀律私自帶回國的。此後,不少國家的共產黨開始分裂成兩派:擁護共產國際的共產黨和擁護托洛斯基的反對派。這對於中共黨內出現反對派,無疑成為一種巨大的推動力。
《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所以成為中國托派的基本綱領,是因為托洛斯基在其中為其規定了一些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可以歸迹谒院荛L篇幅詳細論述的兩大問睿校
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洠в懈锩詥栴}。托洛斯基認為只有反動性,洠в懈锩裕虼耍と穗A級永遠不能與它結成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
陳獨秀在領導中國大革命的過程中,也感受到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但是,他不能對它作出理論上的概括和深刻的認識。於是,在這個問睿系睦碚搫撛旌蛯χ袊锩念I導地位,只得讓位於毛澤枺χ袊Y產階級兩面性的理論創造和與此相聯繫的統一戰線策略,成了毛澤枺I導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也是使陳獨秀離開中國革命主航道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中國還有洠в匈Y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及與此相聯繫的「工農民主專政」問睿M新逅够J為,由於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經濟佔統治地位、資產階級洠в懈锩院娃r民的私有本性,中國不再有民主革命階級,「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
在中國,到底是城市領導(支配)農村,還是農村領導(支配)城市?陳獨秀和中國托派為一方,與中共一方,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並由此衍生出兩條根本對立的革命路線:一條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的傳統,即以城市中心、以工人群眾為主力的路線;一條是以農村為基礎、以農民群眾為主力,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路線。而前者的觀點,就是在這裏由托氏為他們規定的鐵律。當毛澤枺谵r村掀起轟轟烈烈的革命邉訒r,陳獨秀則完全離開了中國革命的主航道,在革命實邸希僖矝'有甚麼作為了。
托洛斯基為中國托派制訂的綱領,與中共的「六大」綱領相比,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依然是一個極左的綱領。主要的區別是,共產國際和中共的綱領是:現在是兩個高潮中的低谷,而在「六大」後很快就走出了低谷,正在走向新的高潮,於是又開始準備發動全國性的暴動,以直接奪取全國政權,至少要奪取一省或數省的政權。托派則認為還是處在低潮時期,應該開展「國民會議」為中心的民主邉樱苿痈锩叱钡难杆俚絹怼kp方都否定中國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誰也洠в邢氲剑裰袊@樣政治、經濟落後的國家,必須要經過一個長期的政治上民主主義、經濟上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資產階級,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在這個階段中的進步作用是不能抹煞的。
顯然,托洛斯基主義是極左的理論和戰略。但是,在革命形勢估量和行動策略上,比較關照到現實,而決不盲動。所以,他為中國革命提出的路線是:現在處在低潮時期,即反革命時期,策略是退卻與防守,口號是要求開展國民直接參加選舉的「國民會議邉印梗饕M行要求民主的合法鬥爭,在這個鬥爭中爭取群眾,等待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到時就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在各大城市發動武裝暴動,一下子奪取全國政權。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
注釋
'注1'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2'汪原放:《回憶亞枺鼒D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127。
'注3'汪原放:《回憶亞枺鼒D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131–137。
'注4'《易禮容訪談記錄》(唐寶林記錄並整理,1983年7月16日),未刊稿。
'注5'李立三:〈黨史報告〉(1930年2月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266–237。
'注6'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71–172;毛澤枺骸磳W習與時局〉,《毛澤枺x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961。
'注7'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8'李維漢:〈關於八七會議的一些回憶〉,《黨史研究》,1980年第4期。
'注9'陳獨秀:《中國拼音文字草案?自序》,手稿,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藏。
'注10'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11'藏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
'注12'汪原放:《回憶亞枺鼒D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130。
'注13'〈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