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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中央党校的一个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全国因‘合二而一“受迫害的大概情况。据统计，一九六四年，中央党校因”合二而一“受株连挨批判者有一百五十四名。其中受党籍和行政降级处分的有七名同志；受重点批判的有四十五名同志（学员十三名，干部三十二名）；小组”帮助“的有五十名同志（学员四十二名，干部八名）；虽然没有”重点批判“或”小组帮助“，但也在档案中被塞进了黑材料的有五十九名同志。这只是一九六四年受迫害的情况。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同志又都受到更加严重的迫害。
因此，一提“合二而一”，人们便谈虎色变，成了理论禁区，好象它真的象康生诬蔑的那样是“对抗‘一分为二”’、“背叛辩证法”、“宣扬调和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理论”。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康生在攻击“合二而一”的时候，总是振振有词，从“本本”出发，大量引经据典。然而他却卑劣地隐瞒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使用“合二而一”这个概念的并非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
马克思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生产同消费合而为。。。
一。和消费同生产合而为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的直接两立。“（着
重号为引者所加）1明确无误，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生产与消费的对立统一关系，“合二为一”是指对立面的统一。列宁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一文中也说：“‘结合’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说，存在着各种。。
不同的。。。事物，还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结合’这个概念含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要善于利用国家政权的措施，来保护全体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不受。。这个国家政权的侵犯。如果现在的情况不是要进行结合，而是已经结合成功。。。。。。，已经合而为一。。。。。。，那我们就可以召集代表大会来具体地讨论实际的经验，而不是讨论原则‘分歧’或抽象的理论上的概念了。“他又说：”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三年半的革命期间，我们在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起来。“2 这里阐述得非常明确，非常具体，不应当引起任何误解。能不能说，马克思、列宁用的是”合而为一“，同”合二而一“有什么本质不同呢？能不能说”合而为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合二而一“就是修正主义呢？除了别有用心者外，是不能这样说的。如果说”合二而一“是”对抗‘一分为二’“，”背叛辩证法“的话，那末，第一个”背叛辩证法“的就是马克思，接着是列宁。显然，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康生的权势可谓大矣，他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打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如此”理论权威“，人们不是看得很清楚了吗？
康生硬说“合二而一”在哲学上就是否定斗争，调和矛盾反对转化。这完全是对“合二而一”的肆意歪曲。本来，承认一切事物都是“合二而一”
的，这正是承认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包含着斗争，说明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斗争的统一体，这同否定斗争，调和矛盾，反对转化毫不相于。他硬是这样说，这正好暴露了他把自己对“合二而一”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强加给主张“合二而一”的同志了。在他看来，正象“‘一分为二”
是排除任何统一的斗争性一样，“合二而一”就是否定任何斗争、矛盾和转化的同一性。这难道是辩证法吗？马克思好象预见到将来必定会有那么一些不肖子孙出来歪曲他所说的“合而为一”，因而特别说明：“合而为一”，“并不排斥它们的直接两立”。无怪马克思曾借用海涅的诗句慨叹过：“我下的是龙种，出来的却是跳蚤！”列宁首次提出“对立面的统一”概念时，也曾预见到将来会有人歪曲这一概念，因而紧接着解释说：对立面的同一
“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第93页。
2 《列宁全集》第32卷第7—8、10 页。
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
康生硬说“合二而一”就是否定斗争，排除矛盾，反对转化，他所抓到的唯一“证据”，就是赞成“合二而一”观点的同志说过这样一句话：“矛盾双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他认为，说“矛盾双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就是否定统一体可以破裂，否定事物可以质变。只要不是有意歪曲，谁都清楚这里所说的“矛盾双方不可分割地联系着”，是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的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意思。当着条件改变时，原来的统一体无疑会破裂，矛盾双方不可分割的联系也就不再存在。
这里我们需要看看被康生打击的主要对象杨献珍同志的主张究竟是什
么，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一九七九年《哲学研究》第五期上，发表了杨献珍同志于同年二月改写的一篇《关于“合二而一” 的问题》的文章1。文章一开头，首先作了如下三点声明：
“（一）‘合二而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
达方式，而从一九六四年对于‘合二而一’进行全国性的讨伐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产生了一种错觉，好象‘合二而一’是杨献珍发明的。我要声明，这是古代思想家的一种光辉成就。我决不敢掠古人之美以为己有，欺世盗名。
“（二）关于‘合二而一’，我自己仅仅是在课堂上讲课讲到‘对立统一’时，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有了这种认识，当作举例，曾提到过方以智的‘合二而一’，我自己没有写过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也没有‘唆使’过别人写文章，更没有给谁精心地修改过这种文章。原写文章的作者都还活着，可以作证。1964年《红旗》杂志第16期上发表的批判我的那篇文章是夸大其词，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
“（三）当提‘合二而一’时，我作梦也没有想到要去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批判‘合二而一’刚开始，就已定了性，说是敌我矛盾。还有人说是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放了一支毒箭’，这是有意陷害诬蔑，把水搅浑。因为我没有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对立起来过。我认为‘一
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表达
方法。‘一分为二’在宋朝哲学家朱熹（1130—1200 年）的著作中就已提出过。他认为自然界的事物是‘一分为二’的，他说：“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周易本易》）又说：”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子类语》六十七）明朝著名医学家张景岳于天启四年（1624 年）
在他编著的《类经》一书中也曾提出过‘一分为二’的主张。在该书第二
1该文收人到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斗争》一书第245—251
页。
卷《阴阳类》一开头，原文是：“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张景岳注释：”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1‘合二而一’为明朝思想家方以智于永历六年（1652 年）前著的《东西均》中提出的，在该书的《三征篇》中方以智写道：“虚实也，动静也，阴阳也，形气也，道器也，昼夜也，幽明也，生死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也。‘’交也者，合二而一也。‘中国的太极图是中国古代人的一种最原始的世界观。太极图，说它是’一分为二‘也可以，说它是’合二而一‘也可以。”
杨献珍同志把“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和“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作为“对立统一”的两种说法。他说：“前者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一分为二’，后者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合二而一’，二者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
可以看出，康生所强加给“合二而一”上面的一切批判都是荒谬的。那他究竟为什么对“合二而一”大加讨伐呢？假若当初还看不清楚的话，那么十多年后的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之所以这样做，这完全是为他贩卖“分裂哲学”、“斗争哲学”、“整人哲学”扫清道路，为他推行极左错误提供哲学基础。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批判“合二而一”，才能彻底否定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提出“斗争就是政策”，“斗争就是一切”的口号，搞随心所欲的“斗、斗、斗”；只有批判“合二而一”，才能彻底否定团结、统一的重要性，大搞分裂，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经济建设；只有批判“合二而一”，才能在反对阶级调和论的幌子下，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随意害人，推行“全面专政”；只有批判“合二而一”，才能借口“路线问题”，大揪“走资派”，搞什么党内的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以便把革命领导干部一批批地整掉，实现其篡党夺权的大阴谋。很清楚，虽然“合二而一”是作为学术探讨提出的，丝毫没有康生所捏造、诬加的那些所谓“政治背景和企图”；可是，康生对“合二而一”这样一个学术问题大加讨伐，却是实实在在地有着明显的政治背景和企图的，这就是为他的阴谋服务的。只不过是，康生的阴谋在这里采用了理论形态而已。
1 《类经》上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 年彩印本，第35 页。
第二十章 “文革”前夕三绝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沉痛的灾难；对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来说，则是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他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特殊的政治舞台上，作了充分的表演，而康生表演得淋漓尽致，历史导演很难寻觅这样的角色。本章不拟一一列举他的所有节目，仅就“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的几桩重大事件，看看康生的三绝。所谓三绝，是康生在三桩重大事件上所使用的绝招。他的绝招在于先是害人，后是邀功，因而当了“顾问”，以达篡党夺权之目的。
对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争宠邀功的题目，以便为自己树碑立传增添内容。作为“顾问”的康生，的确名不虚传，他认为他有可以同“旗手”媲美的“特殊功勋”，不信吗？请看：第一，“发明”了《海瑞罢官》的“要害”。
一九六五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上海经过七、八个月的秘密策划，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起了什么作用，现在人们都清楚了。当这篇文章刚刚出笼的时候，张春桥就说：“看来文章出来后会有场大战”。江青则把它作为重型炮弹和突破口，说什么“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然而这一着“棋”，康生没有参与怎能成为格局呢？要害人物是善于抓要害的，于是康生独独抓住这篇文章的要害。此话别人说不清楚，只有康生自己交代。康生早在一九六四年就多次在毛泽东同志身边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
这是康生根据自己的臆断捏造出来的。事情的本来面目是这样的：早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干部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曾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并向大家推荐《海瑞传》。胡乔木同志为了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回到北京向明史专家吴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建议吴晗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有可能的话还可写一个“以海瑞为主人翁的戏”。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写出《论海瑞》一文，京剧《海瑞罢官》也已开始酝酿。这是庐山会议之前的事。庐山会议之后，《论海瑞》一文公开发表；京剧《海瑞罢官》开始动笔。最初的剧本叫《海瑞》，后经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建议，为了同其他海瑞戏相区别，从第四稿起才改为《海瑞罢官》。一九六一年，即庐山会议之后的第三年，剧本方才发表
和演出。从吴晗的文章、剧本的写作动机到发表演出的全部过程看，都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同志被“罢官”毫不相干，没有任何联系。可是康生不顾历史事实，硬是将《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诬蔑吴晗为彭德怀翻案，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因为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
以此进谗言而得宠，抱头功而有份，康生真不亏为高参，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整个部署上，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康生同彭真同志一起去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学术批判问题。汇报过程中，毛泽东同志问道：“《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同志当即据实回答：“根据调查没有发现他们有联系”。
听了这个回答，毛泽东同志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连忙插话说：“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后来，毛泽东同志第二次肯定说，是，“康生的发明权”时，康生方才没有吭声。可是两个月后，康 生不仅不矢口否认、默不作声，而且争着大肆宣扬了。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五月五日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康生说：“六四年的时候，我曾向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六月初，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康生又宣称：“吴哈的《海瑞罢官》替彭德怀翻案，是我向毛主席讲的”。六月三日，康生向一位外宾说：“我曾经向毛主席讲过，《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联系，因为它提出退田。给贫民的口号，彭德怀也提出要恢复单干！”八月十一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再次说：“六四年我曾向毛主席讲过，吴哈的《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有关系。这件事我没有向一任何人讲过＂。康生为什么对他向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一事，开头矢口否认，默不作声，后来又大肆宣扬呢？康生所奉行的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在事实面前可：以撒谎，谎言说一千遍就可变成真理！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说。今天这么说，明天可以不认帐，而且还可以说得完全相反。开头，他不摸毛泽东同志的底，不知毛泽东同志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究竟持什么态度？假若持批判态度，康生承认自己的发明权，问题还不大；假若不是这样，康生要承认自己的发明权，这不陷人非常被动的局面吗？因此，康生只好采取硬抵制和软抵制的办法，以便为自己留条退路。两个月后，康生摸准了毛泽东同志的态度，他胆子就大起来，于是抢功并大肆宣扬起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康生到处宣扬”要害是罢官“是他向毛泽东同志讲的同时，又说”这话是毛主席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指示“。不知底细的人，听了这些讲法，出自一人之口，岂不语无伦次，前后矛盾？其实，对他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不然，怎么能叫政治骗子呢？他的意思很清楚：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就是他康生的指示，你怀疑吗？你就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就可以以“反革命”论处！待弄清时，就需要作为冤案平反了！
第二，“揭发”了《二月提纲》的“秘密”。
对《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在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五。一六通知》，用
当时以《人民日沙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