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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五大公知-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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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者,法之原也。”
所以,有些学者相信,《荀子》这部书,就是儒家写给统治者的一封情书。孟子昂然独立的精神从此消亡,民贵君轻的主张从此被抛弃,儒学沦为统治者奴役人民的工具。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荀子说过另外一些话。
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
臣或弒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富国》)
百姓贱之如尩,恶之如鬼,日欲司间而相与投藉之,去逐之。卒有寇难之事,又望百姓之为己死,不可得也,说无以取之焉。孔子曰:“审吾所以适人,适人之所以来我也。”此之谓也。(《王霸》)
意思是,邪恶的统治者,人民像鄙视女巫一样鄙视他,像厌恶鬼祟一样厌恶他,天天都想着找个机会向他扔鞋,打倒他、践踏他、赶走他。一旦有突发事件,统治者不能指望人民会为你卖命,你的宣传也不会有任何效果。孔子说:“你怎么对别人,别人也怎么对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汤武不弒君。(《正论》)
类似的言论从不同篇章中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可见是一贯主张,并非偶尔说说的门面话。
仍然是坚定的民本论。《王霸》篇刻画民众对暴君的憎恶,嘲笑宣传机器的徒劳,情景如在眼前;《正论》篇里宣布汤武革命的正义性,铿锵斩截,也不逊于孟老师的“诛一夫”。
既然基本立场未变,那荀老师为什么要如此尊王?
【段子为证】
荀老师鄙视的东西很多。再比如《非相》篇中有这样一段——
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比肩并起……俄则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伤其今而后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闻见之不众,论议之卑尔。然则从者将孰可也?
说当时社会上,很流行“伪娘”。这些女性化的男人,非常受广大女同胞欢迎:熟女都想嫁给他们,萝莉都想找他们做男朋友,一个个为了他们离家出走。写到女粉丝追偶像的声势,荀老师独拈出“比肩而起”四字来形容,真是笔力非凡。
但有关部门很没情调,对这些伪娘的处理是带到闹市区,不是演出,而是杀头。荀老师感叹了几句伪娘太没见识,但对处死他们,看来倒是很赞同。在《非乐》篇里,荀老师还把男人女性化,当作了时代没落的几个标志之一。
顺带说一句,《非相》中还说上古的圣人们一个个都奇丑无比,描写十分欢乐,与《庄子。德充符》堪称双璧。

尊王:善恶间的灰色地带
人类社会始终面临两种威胁:动乱,或者专制。生活在专制气氛里的人,最痛惜的是自由之不可得;但动乱中人,首先渴望的却是平稳安定的生活。当然,应该遗憾他顾此失彼,但也总该有理解之同情。为自由而放弃面包,对个人而言当然是高贵的选择,但裹挟民众一道如此,近乎草菅人命。
荀子的时代,统一已经是大势所趋,而且最有可能完成统一的就是秦国。对这一点,可能一部分齐国人还比较迟钝,但大多数人都已经意识到了。你喜欢,或者不喜欢,它就在那里。
除了少数流氓野心家,秦国是公认的“天下之仇雠”。但千夫所指不会无疾而终,秦国是骂不死的。不想接受秦的统治,除了像鲁仲连那样跳海而死,还有两个选择:组织一股足以抗秦的力量,或者改造秦国。
这两条路,荀老师都尝试过。
不得不承认,面对危机,很多时候最有效的手段是集权。而最易行的集权是独裁,最稳定的独裁是世袭。
指责中国古代思想家构想不出公民大会这样伟大的制度,未免太轻佻。古希腊城邦灿烂若满天星斗,但公民人数超过二万的却不过三个,而就这三个城邦,已经被认为是突破了上限。柏拉图说到理想的公民数,在一千和五千之间。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城邦的公民,最好能认识他的全部同胞。总之,直接民主制的承载能力,大致就只有这么大。
而史籍记载,作战时出动的秦军,人数可高达六十万。即使坚信这个数据夸大,打个对折甚至一折,五千公民兵,这也是泰山压顶之势。
一般认为,民主制度最大的劣势是不易高效调配全国资源,优势则类似国产的山寨DVD机——不在高贵奢华,而是具有超强纠错功能。也就是说,犯错的几率不见比专制制度低。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这个劣势可以无视(因为本来就不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优势则无比珍贵。但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片刻之差可能致命,低效就是不可容忍的问题;一次失误就足以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如长平之战,君主制的赵国不可能选择重来一回;远征西西里,民主的雅典也不可能选择重来一回),纠错功能就根本得不到体现。
托庇于巴尔干半岛崎岖的山地,小小的城邦才可能存活。若是在华北平原上,相信他们竟不至于被吞噬,那就不妨也相信“文王以百里,汤以七十里”而统一天下的神话,仍可以再现于战国了。
庞大的人口要组织起来,除了暴力驱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丢给他们一个英明神武的偶像人物,让他们去崇拜景仰从而万众一心。
因为其余方案都涉及到复杂的制度设计,需要多方面的利益权衡。在这样一个大争之世,比孟老师还显得“迂阔不达事情”。只有靠个人崇拜的狂热可以让大家暂时丢掉个人利害的小算盘,星星之火才可骤然燎原。荀老师算是儒家人物中最关心制度建设的人,但他仍然强调: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君道》)
有制造混乱的君主,没有注定混乱的国家;有能够带来盛世的圣人,没有能够带来盛世的制度。后羿的射击法没有失传,但学习此项技术的人并非都能成为神箭手;大禹治国的典章还在,夏朝却早已经灭亡。可见制度不能脱离人而存在,规章不能脱离人而运行。制度的存亡,取决于人才的得失。制度,是治国的源头;而君子,又是制度的源头。
不管愿不愿意承认,古代世界这道坎几乎是跳不过去的。
《圣经》里,犹太人多少次恳求上帝赐给自己一个王。
雅典是古代民主的典范。对波斯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靠的是地米斯托克利个人的卓识与狡猾;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惨败,修昔底德写战史时总结原因,竟归结为伯里克利的病殁(因为他能够“领导民众,而不是被他们领导”)。民主制的成败兴废,系于伟大领袖一身,其果民主云乎哉?
把共和体制优势发挥到极致的罗马,在征服了地中海世界之后,尽管心不甘情不愿,却仍然越来越屈从于一个人的统治。恺撒想独裁,贵族必满怀道德激情地刺杀之;但再经过十多年的战乱,新的独裁者奥古斯都说自己想退休,元老们就慌不迭地恭请他留在岗位上。
直到近代英国,经历过斯图亚特王朝后期乱糟糟的局面,霍布斯写出《利维坦》,也是认为人类天生的欲望把人生弄得“险恶、残酷而短促”,理性全靠后天培养(类似“化性起伪”),议会会造成更大的浪费,议会分裂的结果往往就是内战。总之,还是君主制最完善。
所以,在战国末年的情势下,荀老师把“以民为本”作为理论的出发点,结果却推出了要更加尊崇君王的结论,实在是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大概是他能想到的自保自强,免遭侵略和屠戮的唯一办法。
他仍然赞同汤武革命,却极力否定尧舜禅让,也正是在民本与尊王之间找平衡。必须先有桀纣造成尖锐的君民矛盾,商汤、周武王的革命才有合法性;但无需君民矛盾,禅让一样可以进行,这太容易成为权贵篡位的理论依据(后来的王莽、曹丕、司马炎、刘裕们,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承认革命是捍卫民本的大原则;否定禅让,实际是企图减少来自高层的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荀老师在理论上赋予君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他对君也充满了警惕。
我们知道,政论家谈人性,总是和他的政治主张密切相关的。
像托马斯。潘恩那样,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人因为善而组成社会,因为恶而需要政府。而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不得不要的坏东西。这样的理念自然会主张限制政府权力。或者我们不妨打这么个比方,政府就好像是一只避孕套,它的价值在于防止意外而不是创造,而且它的存在最好让人感受不到。
如果认为人性本善,而且是极端之善,坚信“人是何等巧妙的天工,理性何等的高贵,智能何等的广大……行动多么像天使,悟性多么像神明,真是世界之美,万物之灵”之类的言辞,那么这样的人会专心做自己,对权力不感兴趣。骨子里,偏好的是无政府主义。像庄子一派,没事就念叨人的自然状态有多么完满,自然也就是主张不治的。
当然也可能反过来,因为相信人性善就要求所有人必须臻于至善,用专制手段逼迫大家必须善。想要追求通往天堂之路,却反而打开了地狱的大门,暴政产生。孟老师在后世,就产生过这样的影响,如所谓“理学杀人”就是体现。
把人性看得十分险恶,但相信统治者具备某种神性,这是善的;但明知统治者也不善,却表示无所谓,那就肯定是要主张极权专制的了。像荀老师的学生韩非就是这样。
荀老师自己却不至此。第一,他对普通人向善的能力并不低估;第二,在谈论性恶的时候,他并没有把尧舜禹这些圣人给摘出去,他们的本性也还是恶的,所以对他们也要提防。
所以荀老师做了三项安排。
第一项,是在朝的圣臣、功臣也好,在野的大儒、雅儒也好,荀老师都强调他们对君的制约功能,所谓“从道不从君”。这都是孔孟的老原则,荀老师也没放弃。
第二项,他强调君主要有道德,特别痛批“主道利周”(为君之道,是行事要隐秘)。这一项,和他的弟子韩非“术不欲见”的主张放在一起,尤其对比鲜明。
第三项,荀老师实际把君主放在了行政系统之外。
《君道篇》说:“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就是说君主只需要搞好自身的道德修养,怎么治国你不用管。那么谁来管?
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王霸》)
农贾百工的事情,天子自然是不插手。士大夫们干自己的本职工作,各诸侯管好自己的封国,天下大事汇总到三公那里讨论处理,天子啥也不干,他只需要摆个道貌岸然的姿态,供人民仰望就可以了。
这么看,世袭的天子是国家元首,选拔出来的三公才是政府首脑。君最大的功能是代表核心价值观增强凝聚力。具体的事,确实不用他管。要说荀老师已经有了“虚君共和”的观念,可能是有点过——实际上荀子非常强调君的人事任免权,而这足以使一切虚君主张成为泡影。但荀老师关于无为而治的论述,确实光明磊落,没有老子、韩非的那股子阴谋家气息。
又要尊君,又担忧君权肆虐,荀老师两头牵合,也算是苦心孤诣。一度,他就想用这个主张来改造秦王。

儒生有何用
荀子到秦国,见到了秦昭襄王,也见到了当时担任秦相国的应侯范雎。
推算时间,当时应该是长平之战爆发的前夕。
此时山东六国的形势是魏国早已衰落,齐国刚刚经历浩劫,楚国被秦国打得不敢作声,燕国、韩国太弱小,分量不够。只有赵国看来尚堪与秦一战,不过赵国能力有限,很明显没有真正向秦叫板的本钱。
抗秦似乎已经没多少希望,所以改造秦国,就显得尤其迫切。
秦是公认的虎狼之国,这样与虎谋皮,风萧萧兮渭水寒,荀老师或许也做过一去不复还的心理准备;关中是儒生从未涉足的土地,打破传统,荀老师在儒家同门那里大概也面临了不小的压力。
但我们无法知道更多。荀子入秦这件事,史学家完全没有关注。荀老师自己,也只作了最简单的记录。
从情理上说,荀老师应该是先见的范雎。范雎是魏国人,与荀老师算小同乡。范雎问荀老师,在秦国见到了什么。荀老师称道了秦国的功业,认为秦的威势已经超过了汤武,疆域比舜禹更为广大。然后说:秦国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有淳朴而敬畏官员的人民,有严肃认真而恭敬勤勉的办事人员,有公私分开、各尽其职的官员;还有一个廉洁有效率的政府。据世俗意义来说,秦国已经接近一个完美的国家,当然,还不能以王道的标准来衡量。
这番评价,更是后来荀老师挨骂的一个重要理由。
我们无法判断,荀老师这样说是欲抑先扬,想给对方一个好印象,以期进一步的交谈,还是确实发自内心。如果是后者,也绝不奇怪,游历了那么多腐败、奢华、淫靡、自以为是而暮气沉沉的文明国家,陡然进入一个看来朴素落后但有昂然气象的环境,感受到一种被红星照耀的炫惑,那是很自然的感觉。
荀老师又说,秦国最大的缺憾,就是还没有儒生。
《强国》篇里没有记录范雎怎样回应荀老师,但他大概是把这个意见转告给了秦王。所以秦昭襄王见到荀老师的第一句话就是:
儒无益于人之国。
于是荀老师就详谈了儒生可以有什么用。
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埶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於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儒效》)
大意无非是,儒生当臣子特别敬业,儒生的人生目标就是让自己的君主变得更尊贵。君主给他点权,他是合格的官员;君主把他丢一边,他就是恭顺的百姓,而且会带动其他人也当顺民。不管混得有多惨,当顺民这个原则,他是不会违背的。
这番话读下来可真使人憋屈。同样是大儒,梁惠王跟孟子谈“利”,孟老师说谈什么利,谈谈仁义嘛!那秦昭襄王跟你荀老师谈“益”,你自然也该说,谈什么益,谈谈礼义嘛!
结果你罗里罗嗦表白了这么一大堆,形容出来的都是些多么恭顺的人啊,对比孟老师在君主面前的浩然之气,这些儒生散发出来的味道,像尾气。
所以后世的志士仁人,读书至此,简直忍不住要拍案而起。如谭嗣同就大骂: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仁学》)
但至少从这次对话看,当时的大盗也并不待见乡愿。
秦王对荀老师的言论评价了一个字:“善。”
我觉得这不见得是好话,类似洋人说OK,意思可能不过是,好了,到此为止吧。
这位务实精明的老秦王——当时昭襄王已经在位四十多年了,挫败过无数强敌,选拔过大批人才,其中包括范雎这样的天才宰相和战国第一杀神白起——有强大的判断力,不会被任何华丽的言辞所迷惑。你说了半天,涉及到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了吗?提出过哪怕一丁点具体方案了吗?你是能够使粮食增产还是能够使士兵勇敢?农业和战争,不正是我大秦立国的根本吗?
尽管《荀子》中并无记录,但结果是很明显的,谈崩了。后来荀子的学生追忆老师的生平:
孙卿迫于乱世,鰌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尧问》)
秦国被当作了反面典型,和《强国》篇中的赞誉之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不光昭襄王判定荀子讲的是迂腐之谈,荀老师的弟子如韩非、李斯,显然也站在秦王一边,觉得老师在自找麻烦。李斯就说,从秦孝公往下数,秦惠文王、秦武王一直到当今昭襄王,连续四代从来都打胜仗,可见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仁义属于胡折腾,怎么方便怎么来才是最合适的原则。
这番话,大概是让荀老师动了真怒,他的回应很严厉:
孙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议兵》)
你不懂!你说的方便,是看起来方便其实不方便;我说的仁义,才是真的方便。
和孟老师不同,荀老师不是不懂得具体问题(我猜,他如果有机会跟孟老师当面辩论,就会不断用具体问题挤对对方)。他不跟秦王谈这些,应该是他觉得对秦国而言,那些都已经不是关键。谈儒生的功能,才是对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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