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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当明末清初的船山先生，这一段话，对于提振人心、恢复道义天下，有很深切的时代关怀。值得今日关心“天下兴亡”的朋友给予注意。
但冯道不是个简单人物。因此，关于“事当务实”，还值得继续分析。
洛阳市民痛责兵痞
且说李从珂。这位凤翔镇的藩王，在众位不知廉耻的宰辅和大臣的拥戴中当了后唐的新任也是最后一任皇上，史称“末帝”。他改元当年为清泰元年，故史家也称之为“清泰帝”。
当初李从厚赏赐将士对付李从珂，李从珂也同样赏赐将士对付李从厚。
李从厚的洛阳兵没有打到凤翔，李从珂的凤翔兵却打下了洛阳。
李从珂当初就对凤翔将士们许诺：等到攻克洛阳，每人赏银一百贯。
但攻克洛阳后，却找不到这么多的钱财赏赐将士。
李从珂召来执政官，对他们说：“军不可不赏，人不可不恤，今将奈何？”军队不能不赏赐，百姓不能不体恤，这事怎么办好？
执政官无奈之下提出建议：可据房屋来筹措，不论士庶自己居住或是租赁居住，必须预先上缴五个月的租金。李从珂同意。但即使如此，财务官们也总共才收上来六万。李从珂大怒，把输送财货不得力的财政官员都关进大狱，在临时军管中，督促各级财政官员继续到民间搜敛钱财，不然，他无法完成给凤翔兵的承诺。而无法兑现承诺，凤翔兵要是闹起来，可不是耍的。这样一来，财务官和京师士庶有人被逼得走投无路，上吊、投井的很多。但凤翔兵们在大街上游荡，都有一种得意之色。洛阳有胆大的市民就聚在一起，指责这些兵痞道：“汝曹为主力战，立功良苦，反使我辈鞭胸杖背，出财为赏，汝曹犹扬扬自得，独不愧天地乎！”
你们这帮家伙，为皇上玩命打仗，立功也确实不容易；但你们打仗，反而让我们老百姓挨鞭子、受棍杖，还要我们出钱给你们做赏金！你们这帮家伙，还扬扬自得！上有天，下有地，难道你们就不知愧对吗？
这是整个五代史上，士庶自发地起来“维权”的一次义举。史料中没有留下兵痞们的反应，应该是没有过激行为。
我很看重此一记录简略的“维权”事件。
国库已被李从厚赏赐将士分光，李从珂有点着急，赶紧从宫禁中搜索仓库旧藏和各州道的贡献，最后，太后、太妃也都将自家的“器服簪珥”（日用器物、名贵服装、各种饰物等）贡献出来，作价后，也不过二十万贯，勉强够赏赐两千人左右。按当时最低数值，李从珂需要五十万贯。
李从珂召见当时的枢密直学士李专美，责备他道：“你是以才干闻名的人。但事到临头，却不能为我谋划做好这件事！你留着那些才干准备往哪里用？”
李专美谢罪说：“为臣很是驽劣蠢笨，陛下提拔任用我太快了，我这官做得过分。但是军赏不足，这还真不是臣的责任。此事我很认真想过。多年来，藩帅们赏赐很频繁，几乎成为流行风尚，士兵们因此而骄纵。后来随着国家用度太多，修建陵墓啊、出征打仗啊，这些都导致国家储备越来越枯竭。这样即使有无尽之财物，也不能满足骄卒之心思。所以陛下在国家危困时，才拱手而得天下。如果李从厚等人没有这样的弊政，陛下您得天下要麻烦得多。说起国家存亡，实在是不能专靠赏赐，而在于修治法度，建立纪纲。要靠制度管理。陛下如不改前朝覆亡的老路，臣担心只能困扰百姓，国家存亡可很难预料啊！现在，国家财力摆在这里，就这点东西，应据现有条件平均分给大家，不一定要履行当初许诺。”
李从珂想了想，认为他讲得对。于是下诏：禁军在凤翔归附的，将军们各赐马两匹、骆驼一匹、钱七十贯；下至军人赐钱二十贯；在京城的赐钱十贯。
诏下，军士很不满意，当时就有流言说：“除去菩萨，扶立生铁。”这意思是说原来的皇上李从厚还比较宽仁软弱，像个菩萨；而眼下这位李从珂皇上，却刚强严苛，像块生铁；现在把菩萨推倒了，扶起了一块生铁。还不如以前呢！早知这样不干这趟买卖了！
李专美这个意见却是有道理的。而且从效果来看，虽然没有满足所有的将士，却免除了洛阳市民的鞭笞之苦，也算一个功德。
孟汉琼之死
李从珂宣布废黜李从厚为鄂王。又秘密派遣王宏贽的儿子，时任殿直（朝堂值班的武官散员）的王峦到卫州去杀害李从厚。
这时王宏贽已经将被废掉的皇帝转移到卫州的官廨。王峦带了药酒去见李从厚。闵帝李从厚知道有毒不肯喝，逡巡之际，王峦发个狠，就令人用布帛拧成绳子将后唐皇帝李从厚就地勒死。乱世中，庶民们往往死得潦草，如同鸡犬，但是身为帝王，死相也往往并不好看。
王峦回京复命，又到后宫杀死了李从厚的皇后和他的四个儿子。
那位宦者孟汉琼，也被李从珂杀掉。
孟汉琼，唐末时就在地方藩镇做了小宦者，明宗李嗣源镇守常山时，他得以侍奉左右。累迁至宣徽南院使。后来又侍奉李从厚。李从厚认为他是前朝元老，对他更有恩宠，短时间内，就给他加官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但李从厚在危机中要他到邺镇去打理，他拒绝了这一安排，直接导致了李从厚的败亡。史称孟汉琼“性通黠，善交构”，性情通达狡猾，善于挑事，不是善类。由于他曾经侍奉李从厚，所以，潞王造反，到达陕州时，孟汉琼觉得不妙，就将府内所有的姬妾全部召集起来与她们诀别，准备一个个先杀死，史称“欲手刃之”。这些姬妾看出了他的意思，于是纷纷逃窜藏匿起来。后来，孟汉琼想想，李嗣源时，潞王曾有一次战败，被罚，在家里闲居，那时候，王淑妃总是让孟汉琼到潞王府邸去看望、传旨；潞王对他很友善。想了想，有这一层关节，应该不至于被处理。于是，狠狠心，赌一把，单骑到渑池去谒见潞王，见面就恸哭，很想说说往事。但潞王打断了他，对他说：“诸事不言可知。”各种事不必说，明白人都明白。孟汉琼听到这话，还以为已经得到赦免，心下就将自己列入了新朝大臣的队列。但是他哪里知道，对李从厚不忠这件事，让潞王也心生厌憎，觉得这人太不靠谱了，所以当孟汉琼从潞王府邸出来，李从珂还是杀掉了他。
李从珂放虎归山
石敬瑭得到李从珂称帝的消息后，将大军留在藩镇，自己率少量兵卫，急如星火，赶赴洛阳朝见新主。
对石敬瑭来说，李嗣源的问题不存在了，李从厚的问题不存在了，现在轮到李从珂了。
李从珂即位后，以他平素的骁勇阴沉，应能从容对付石敬瑭，但他错过了一个机会。
李从珂和石敬瑭，都曾因为勇武善斗被后唐明宗李嗣源所赏识，但二人内心实不相服，暗中有较劲。因此一向也不大和睦。现在，李从珂当了皇上，石敬瑭初期采取了迅即效忠的姿态，表示臣服。直到朝拜新主、安葬明宗之后，他也不提归还镇所的要求。当时藩镇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经存在多年，一旦回到藩镇，就有了天高皇帝远的态势，石敬瑭猜，那不是李从珂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以他迟迟不提归还藩镇的话头。
史称这一个阶段石敬瑭“久病羸瘠”，长久生病带出了疲弱之相。但从以后的行动逻辑考察，石敬瑭很可能是在装病，而且装得还很像，也许还在有意“减肥”。这是当初司马懿骗曹爽的伎俩，其目的就在让对手放松警惕。果然，末帝李从珂看着这位“久病羸瘠”的昔日同僚，反而生出了恻隐之心，他认为这么病弱的人物已经没有可能做那等翻江倒海的大事了。
不仅如此，石敬瑭还在上下打点，他通过自己的太太，也即李嗣源的女儿，向宫中女眷做工作，果然就有了太后和公主们在李从珂面前替他说好话的记录。这些意见都在软化李从珂的刚果杀伐之气，也在化解着他的疑心。
但跟随李从珂从凤翔而来的将佐们，也有明白人，他们多次劝谏，即使不动杀机，也要将石敬瑭羁留京师洛阳，不能给他藩镇实权，以免夜长梦多。
末帝犹疑间，石敬瑭买通的大臣进献了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意见。
当时，名将赵延寿正在镇守汴梁，朝廷如果怀疑石敬瑭，不将石敬瑭放还藩镇，赵延寿就会心惊。而汴梁与洛京逼近，一旦有事，不免天下摇动。
这一番话让末帝李从珂完全失去了判断力。他决计放还石敬瑭。
他说：“石郎不仅是皇亲，更与我从很早时就同历战场艰险。现在我做天子，不是石郎又向谁托付大事呢！”
于是决计将石敬瑭放还藩镇。但李从珂的愚蠢在于，不仅要将他放还藩镇，而且还不让他回河北正定的镇州成德军，而是放他回到原来的属地，移镇天下第一雄藩河东——再次改判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
石敬瑭几乎不敢相信。根据后来的记录，可以知道，李从珂还一定信誓旦旦地对他说过：石敬瑭镇守河东，永不移镇。
中国的历史，就在这一道旨意下出现了重要变数。
乾隆皇帝读史至此也不免发一慨叹，他说：
敬瑭河东之遣，如纵虎归林，不复可制。从珂素与同列，其诈力岂不深知？况彼此久相猜忌乎？……失察若此，非惟祸至神昧，亦由天道好还。正如螳螂捕蝉，而不知黄雀之在后也！（《乾隆御批纲鉴》卷68）
遣还石敬瑭到河东，犹如放虎归山，再也不可能制约他了！李从珂一向与他同列，岂能不深知他的“诈力”，何况平时又互相猜忌？……失察到这步田地，不仅是灾祸来临让人神思昏妄，也是天道报应不爽！正如螳螂捕蝉，而不知黄雀在后啊！
后来发生的故事，一报还一报。晚唐以来的藩镇故实开始“重演”：藩镇坐大，倒逼王室，颠覆社稷，自做新主；而后，开始新一轮演义。直到赵匡胤建立大宋，才结束了近百年来的这个邪魔怪圈、国家灾难。
石敬瑭韬光养晦
且说末帝李从珂。
此人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治国实在是昏聩无能。放走石敬瑭，养虎为患不说了，朝廷内部宰相级别的官员互相内斗，他想从中选一个像样的人物来主持朝纲，但他没有识人的洞察力，居然询问左右亲信，要他们来推荐，一伙子人推上仨人来，他又不能决断，竟然夜半三更找一个琉璃瓶子，将三人的姓名写在三个小纸条上，放入瓶子里，然后，对着夜色中的苍天，焚香祷告，完事后，用筷子深入瓶口去夹纸条，夹上谁来是谁。这等儿戏治国的君主，也实在是不配有更好的前途啦。
河东节度使、北面总管石敬瑭先生，返回藩镇后，却没有闲着。他开始暗中谋划既能保全自己又能壮大自己的战略。
他知道李从珂喜欢访查朝廷外的事情，常常与朝堂中的值班大臣在中兴殿谈论中外大事到深夜。当时，石敬瑭有两个儿子正出任内使，而曹太后则是太太晋国长公主的母亲，于是，石敬瑭就贿赂太后左右，让他们暗中侦记末帝的密谋，等于在皇上跟前安了“窃听器”，事情不论大小他都能知悉。与此同时，石敬瑭继续装病，常常在宾客前自称病弱不能领兵，没法当这个藩帅，以此让末帝放松对他的警惕。此时，晋国长公主还陪着母亲住在宫中，没有跟石敬瑭归藩。
这时，契丹也开始频繁地侵扰北部边界，后唐的边防军也即禁军，大多在幽州（今属北京与蓟县之地）、并州（今属太原）设防。幽州藩帅是赵德钧，并州藩帅就是石敬瑭。并州治所在太原，地当大河之东，史称河东。石敬瑭和赵德钧因为契丹的压力，都在要求朝廷增兵运粮。历来中原朝廷都很重视这两大藩镇，中原安全，实有赖于这两大北门锁钥。于是中原倾全国之力，向两地输送粮草和兵员，由内地向北边输运兵粮的车队昼夜不息，很是壮观。
石敬瑭率大军屯驻忻州（今属山西），有一次朝廷派来使臣赏赐军士夏季衣服，并传布诏书向驻守边疆的军士表示慰问。有意味的是，这些军士不是感谢朝廷，而是感谢石敬瑭。期间有些军士甚至多次呼喊“万岁”！这类故实五代常有，实是军士哗变的前奏，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拥立新主。石敬瑭觉得现在还不是造反的时机，不免害怕。他本来正在韬晦，更是担心这类“万岁”的呼喊传到李从珂那里会遭遇不测。忧虑中，他的幕僚给出了一个狠招：
杀了那些带头呼叫的，给朝廷使臣看。
石敬瑭于是命令都押衙（管理仪仗侍卫的官员，略相当于省军区办公室主任）刘知远抓了36人，作为闹事的头头斩首示众。
使臣回去后说了这些事，但没有解除末帝对石敬瑭的猜忌。像大多数庸人一样，李从珂放还石敬瑭，而且将河东给他，为此吃足了后悔药。
《遗契丹书》
说话转眼到了一年开春，正月十三，这一天是末帝李从珂的生日，史称“千春节”。李从珂在大殿置酒，接受群臣对自己的祝贺。晋国长公主也来上寿，完事后，她借机要求辞归洛京返回河东。
李从珂喝高了，酒醉中说道：“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
干吗不留在这里，这么着急回去，是要跟石郎一块造反吗？
啧啧！千秘万秘，一句话泄露天机。这话传到石敬瑭耳中，更让他有了戒惧。人的勇气很多时刻来源于恐惧。恐惧让人有放手一搏的动力。石敬瑭就在恐惧中开始了密谋运作。而李从珂也自知语失，对河东有了更深的猜疑。
石敬瑭再次放出胜负手，将他在洛阳及诸道的财货派人全部收起，直接送回河东治所晋阳（今属太原）。他给出的借口是：以个人财产充当军费。
但没有人相信他的高尚说辞，稍有一点脑子即知他已经心怀异志，而且，羽翼已丰。反与不反，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一点，李从珂也体会到了。
有一次夜半，与值班的臣僚们说到这个事，他故意平平淡淡地问：“石郎与朕是至亲，无可猜疑；但近来总是流言不断。万一，我是说万一，失掉和好，那时怎么办？”
史称“皆不对”。众臣都不能回答。没有人猜度未来的吉凶。藩镇河东，兵强马壮，一旦出事，就是大事。
朝廷人人惊惧。
于是，河东问题成为国家战略问题。
朝廷中的一些老成持重的大臣有了为国分忧的思考。
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崧率先想到了这个问题。
给事中，是门下省也即宰相管理部门十分重要的职官，责任是分判本省日常事务，对国家政令、所谓“圣旨”有审议封驳的权力，也即皇帝颁下诏敕，大臣上有奏章，给事中如果不同意，有异议，可直接批改或驳还。这本来是帝制时代职官设计中的圣贤思路，但具体执行中往往因人而异。人，因制度而异；制度，亦因人而异。这是历史经验。
李崧，这位给事中，就遭遇了一次考验。
李崧是五代名臣，考其一生，此公有时愚笨，有时睿智。在乱世中，他最后不得善终，但在如何对付石敬瑭这个国家隐患问题上，他有务实的思考。
公元936年，后唐最后一个年头的正月，李崧带着自己的成算，来找同僚，也任给事中的吕琦。
他对吕琦说：“我们这些人，官做得这么大，应该算是受恩深厚了。国家有此隐忧，咱们怎能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原话是：‘吾辈受恩深厚，岂得自同众人’），都在这观望呢？各位说说，事已至此，计将安出？”
吕琦刚直而仁厚，看事有远见。李崧的问题，他也一直思考，也同样有成算。李崧来问，他就将自己筹之烂熟的一番意见娓娓道来，他说：“河东那边要是有‘异谋’，我断他必要勾结契丹以作后援！现在的态势是：契丹太后述律平，因为他的长子李赞华（也就是耶律图欲）归降中国，多次要跟咱们和亲。但条件是放还萴剌（音册拉）。这个条件咱们一直没有答应，所以和议也就一直没有成功。现在，如果咱们能把萴剌等人放还，以此跟契丹议和，每年给他们十几万缗礼物钱财，契丹必会答应。北边安定，河东再怎么蠢动也无能为力了！”
萴剌，是契丹名将，骁勇善战。但在年前骚扰中原时，被后唐边将所擒，一直押在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