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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动也无能为力了！”
萴剌，是契丹名将，骁勇善战。但在年前骚扰中原时，被后唐边将所擒，一直押在京师。后来契丹多次向后唐求和，并索要此人，来往信使更是赔小心说话（史称“其辞甚卑恭”），但明宗李嗣源跟臣下商议此事时，名将杨光远认为：“萴剌等都是北狄善战之人，契丹失去他们犹如失去手足；况且居住洛阳京师已久，熟知中国内部事务，放归他们对中原不利！”李嗣源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虽然同意“修好”，但始终没有放还萴剌。
李崧听罢吕琦所言，欣然道：“你与我想法一致！但钱、粮都要从三司支出，这事要跟三司使张丞相商量。”
三司，一般包括盐铁、户部、度支三个板块，总理国家财政。唐代以来是仅次于政事堂、枢密院的重要机构。
这时，担任三司使的是张延朗。此人似乎天生就是掌管财政的大佬，史称为人有心计，“以三司为己任”，整天在任上忙钱粮之事。
有一次，明宗李嗣源出游，召他来吃饭，他居然不去，让使者告诉明宗说：“三司事忙，无暇。”李嗣源也不怪罪，一直让他管理天下财源。他对石敬瑭的“异志”，也早有察觉。石敬瑭不断将四方属于他的财货调往太原，张延朗就常常打着征用的旗号，不断调用石敬瑭囤积在太原的财货，以此暗暗削弱石敬瑭的实力。这事让石敬瑭恨得半夜磨牙，所以得到天下后，先把张延朗杀掉，二话都不说。但杀掉张延朗，他才忽然发现：国家之大，竟找不出个理财能手来！
且说李崧，早就知道张延朗对石敬瑭有备，所以知道此事可以与他商议。
果然，张延朗一听此计，当即表示赞同。他那数学家的头脑略一计算，即知此事“妙”在何处。于是，对李崧大加赞誉。
他说：“这真是个好主意！按学士您的策划，不但可以从此制约河东，还可以节省往常戍边经费十分之九。真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谋略了！没说的，主上如能接纳这个意见，只要责成老夫办理就是。我可以在国库之外去征集这十几万费用，跟契丹结好，不用动用国家一分库财。”
按张延朗算计，幽州、河东两大藩镇，戍边费用每年都要一百多万，而结好契丹只需要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而这十分之一，甚至都不用动用国库，他自有办法在日常征调之外，搞到这笔经费。
李崧得到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支持，于是与吕琦商议，完善了整个规划。在一个值班的晚上，二人秘密地向李从珂进献了这个意见。
李从珂闻言大喜，不断地称道二人忠心可嘉。
随后，二人又私下草拟了《遗契丹书》——这就相当于一份同意与契丹和解的国书——只等圣旨一下，即派员出使契丹。
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只要按此办理，则一直到1005年，宋真宗时代才完成的“澶渊之盟”，早在后唐时代就完成了，可以提前七十年！而且省去多少战火！那么多悲剧也可能早早避免，甚至，连“陈桥兵变”也可能不存在，赵匡胤也不一定成为大宋帝国开国之君。但历史真是无法假设，简单说，在这个本来可以出现历史拐点的时刻，拐点却没有出现，因为，末帝李从珂遇到了一个糊涂蛋子，当朝枢密直学士薛文遇。
李从珂错失良机
枢密直学士，唐以来就与观文殿学士并掌侍从，是皇上的秘书班子、顾问团成员，地位近于翰林学士。这是个闲职，一般都是学富五车的文人担任，有荣誉性质。但正因为这种荣誉，令担任这类职务的官员多多少少都有点傲气傲骨。薛文遇就是这类人。
有一天，薛文遇值班，末帝找他聊天，顺便将李崧等人的机密意见跟他说了。薛文遇即刻表示了反对。他的理由是：“以我大唐（后唐不能自称后唐）天子的尊贵，屈身来侍奉夷狄，这不是太耻辱了吗！再说啦，如果那胡虏按照过去大汉和亲的做法谋求迎娶公主，怎么拒绝他们？”
薛大学士是反对大汉刘邦时代以来的“和亲”政策的，说着就诵读了唐人戎昱的《昭君诗》：“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这诗说的乃是汉元帝时以王昭君嫁匈奴的故实。
一番话，挑动了末帝李从珂先生的“爱国”心，原来答应李崧等人的意见顿时就变了。
他召来李崧、吕琦，声色俱厉地质问这二位道：“你们这班人，想想也都是通晓古今之变的人物，理当能够辅佐人主获致天下太平。怎么现在竟出了这么个馊主意？结好胡虏，万一胡虏要和亲，朕只有一个女儿，还乳臭未干，你们是要我把她抛弃到沙漠里去吗？况且，要将国家养兵养士的钱财输送给胡虏，这是安的什么心？”
李从珂这是受《昭君诗》启发，想到了唐太宗。唐太宗时曾以宗室女下嫁诸蕃，史称“和蕃公主”。从这一番话也可以想见李从珂先生还是很爱惜自己女儿的。所以李崧、吕琦，这二位大佬，听到皇上这一番话，忘了“给事中”的岗位责任，吓得流了一身汗，只得一个劲儿地拜谢，请求宽恕。末帝还不依不饶，继续指责，二人就只好继续拜谢求饶。
拜谢，是个体力活，要跪在地上，两臂张开，空中划弧，额头点地。皇上说一句，要拜谢一次，再说一句，又要拜谢一次。
反复下来，吕琦渐渐气力不继，叩拜中的动作就有了停顿。末帝见他“拜舞”偷工减料，气更大了，直斥道：“你个吕琦，脖子够硬啊！你还把朕看作人主吗？”
这意思就是要治个“大不敬”的罪名了。他以为吕琦会吓哆嗦，不料吕琦忽然有了梗劲儿。他干脆不拜，直挺挺地跪在那里，喘息着说：“我俩谋事不善，愿请陛下治罪，这样拜来拜去的又有什么用！该治罪就治罪吧！”
听到这里，李从珂反而“怒稍解”，就制止了他俩的拜谢，还每人赏了一壶酒，让他们离去。从此，与契丹的和解政策，没有人再提。
这位吕琦，也不是凡人。大宋后来有个“大事不糊涂”的名相吕端，就是他儿子。他的父亲曾经做沧州节度判官，敌军攻陷沧州后，吕父被擒。敌军要杀灭他全家，当时吕琦只有15岁。就要行使杀戮时，有一个幽州的义士叫赵玉，看到这一家人就要灭族，不免动了恻隐之心。他指着吕琦，骗行刑者说：“这小子，是我的兄弟，别滥杀啊！”于是将吕琦带走。当时吕琦正患足病，不能行走，赵玉就背着他，步行数百里，变异姓名，一路讨饭，最终免予一死。
吕琦后来在石敬瑭执政时，官至兵部侍郎。他牢记赵玉的救命之恩，总想尽办法好好报答。赵玉生病以后，吕琦亲自扶持他，供给医药。等到赵玉病逝，吕琦就代为经营丧事。赵玉有一子名赵文度，成为孤儿，又很幼小，吕琦就亲自教诲他、抚养他，一直到他长大成人。最后赵文度登进士第，成为国家官员。这些都是吕琦的助力。当时人清议认为：“非玉之义不能存吕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抚赵氏之孤，惟仁义二公得之。”不是赵玉的义气，不能存续吕氏的后代；不是吕琦的仁爱，不能抚养赵氏的孤儿。仁义二字，赵吕二公已经得到了。这件事，在燕赵之间的士大夫圈子里，传为美谈。
这是道义沦丧天下的一抹亮色，值得为此浮一大白。
且说这俩给事中，本来应该抗言直辩，但他们囿于吏治多年的因循腐败，政治大环境的恶劣，士大夫尽忠国事风习的沦丧，没有敢坚持自己的意见。
回到历史和时光的后面来看，后唐如能不被激情左右，哪怕策略性地暂时结好契丹，石敬瑭也许还真就失去了外援，那样，中原王朝也便不会丢失燕云十六州的北部屏障，赵匡胤也无须为了收复这一片失地而殚精竭虑。
李崧等人并非史上大智慧人物，但结好契丹，在那个时刻，确是不二选择。大汉时，从汉高祖刘邦开始，与匈奴结好，刘邦太太吕雉甚至面对匈奴的侮辱而处之泰然。在所有的政治格局中，力量达不到期许中的目标，愤怒，只能自取其辱。战略韬晦，反能赢得时间和未来。大汉隐忍多年，终于有了“封狼居胥”“燕山勒铭”“犁庭扫穴”的光荣。反观这个后唐，环顾四周，都是敌国，江南有王法不到的藩镇，川蜀有分庭抗礼的藩镇，而河东石敬瑭徘徊于契丹与中原之间，纵横捭阖之际，李从珂失去了机会。不要说与大汉刘邦比，就是与本朝李崧、吕琦、张延朗这几个平庸之辈比，他也是一个缺乏政治驾驭能力的庸才。他不懂平衡之术。这样，后唐的亡灭也便进入了日程。
如果，如何如何，历史将会改写。
但是，这般这般，历史没有改写。
历史，并不古怪，很静谧地呈现往事。
石敬瑭，在静谧中浮出水面，走入历史前台。
肆 晋阳大战
燕云十六州不再属于中原，反成契丹南部屏藩。草原帝国雄踞此地，进可攻，退可守，而燕南之地一马平川，铁骑数日间可直抵黄河北岸。以至于赵匡胤在后来的日子里，不得不将重兵压在汴梁，拱卫京畿。所谓大宋“冗兵”之弊，因此而起。
石敬瑭不是软柿子
石敬瑭在“赵匡胤时代”，影响深巨。
此人生于892年，死于942年，他活动的时期，正是赵匡胤的少年时代。
石敬瑭不是汉人，与李嗣源一样，也是沙陀族人，他是五代第三个朝代后晋的建立者，史称后晋高祖。
后唐末帝李从珂时，他感觉到了不确定的危机。为了试探末帝，他上表陈述自己身体病重衰弱，说是可以解除兵权，或调往别的镇所（因为河东大藩，地当契丹边境，压力山大），话说得很悲惋，凄凄惨惨戚戚的样子。
李从珂得到这个信息，又惊又喜又忧，他也不能确定这个石敬瑭是不是玩真的，何况，当初还跟“石郎”有约：永不移镇。在跟臣下商议此事时，李崧、吕琦等人都劝谏他不要听信石敬瑭的请辞报告，说这很可能是在刺探主上意图。李从珂犹疑不决，还是那个书呆子薛文遇鼓舞了他的勇气。
初夏的一天夜里，薛文遇一个人值班，末帝与他讨论河东事。薛文遇激情满怀，高言道：“过去有个谚语说得好：‘当道筑室，三年不成。’这事不必跟李崧那班老家伙们商量，主上的意志可自行决断！群臣怕打仗，都在为各自的利害打算盘，不可能说实话的。以臣看来，河东这事，他是移镇也反，不移镇也反，早反晚反，早晚得反。我看是晚反不如早反，早反早解决！”
末帝听后，大喜。
此前，他不知在哪儿曾听一个术士说后唐今年应有贤人辅佐，有奇谋，定天下。听了薛文遇这一番话，末帝以为这个“贤人”就应该是他。于是对他说道：“爱卿一番话，让朕之心意豁然开朗！此事不论成功还是失败，朕决计施行！”
说罢，即刻命薛文遇起草改封石敬瑭官职的拟议，交学士院拟制任命书。制书中说：“任命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同时河东节度使一职，也做了安排。
天平，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这个藩镇远较河东逊色，就地方要塞之重要性和历来屯聚兵粮之重言，应该属于中原二等藩镇。所以这个干部任免书一出来，满朝文武听到呼叫石敬瑭的名字，不免相顾失色——略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是要出大事了——除非石敬瑭是个软柿子。
但石敬瑭不是个软柿子。
藩镇地头蛇，最怕是移镇。石敬瑭一下明白：不反即意味着完蛋，于是决计谋反。但他还要做出“哀兵”的模样，在接到朝廷要他尽快到山东上任的“制书”后，对麾下将佐们说：“当初，我第二次来河东前，主上曾当面应我终身不再派他人来替换；现忽有了此令，莫不是像年初千春节时，主上同公主讲的那样吗？我如不反，朝廷会先发制人。我怎能束手被擒，死于道路之间！现在我要上表说有病，不能赴任，就用这个来看看朝廷的意向。如对我宽大，我就继续臣事他；如对我用兵，那我就只好另作打算了！”
这一番话也有试探僚佐的意思。果然，他听到了意见不同的各种声音。有人劝他不要反朝廷，有人认为河东虽大，但以一藩之力，究竟不是后唐一国的对手，有人劝他赶紧到山东去上任，有人说不懂军政大事，不掺和意见。石敬瑭倒是宽大，对各人意见一律不与计较。
但他看出部下意见不一，应该有了“篝火狐鸣”神话自我的故技。
《玉堂闲话》这部野史记录说，石敬瑭跟宾佐聊天时，有一次讲述了一个白日梦境。说他梦中与当今天子李从珂并驾行走在京师洛阳（后唐首都洛阳，后晋首都开封）的大道上，经过李从珂的旧居府邸，天子就邀请他也进来坐坐，石敬瑭在梦中很谦逊地表示不敢叨扰，但李从珂坚持要他进来坐坐，不得已，只好骑马进入。到了厅事下马，上台阶，进入大堂，石敬瑭西向而坐。但回首看时，天子李从珂已经驾车走了。
显然，这个梦有某种不难理解的含义，所以，当他把这个梦讲给各位听时，听者有点恐惧，史称“群僚莫敢有所答”，一帮听者没有人敢分析这个梦境。
他最亲信的办公室主任都押衙刘知远看出了端倪。他对石敬瑭说：“明公您长期带兵，很能得到将士拥护。现正占据有利地势，将士和马步军队精锐强悍，雄于天下。如果起兵，发檄文宣示各道，可完成统一国家大业，怎么能为一道朝廷制令就自投虎口呢！”
他最亲信的秘书长掌书记桑维翰说：“主上刚刚即位时，明公您即入京朝贺；那主上岂能不懂‘蛟龙不可纵归深渊’的道理？但他到底还是把河东再次转给您！这实在是天意要借利器给您啊！想当初，先帝明宗，将遗爱留给了嫡子，今日主上却以‘旁支庶子’取代大位，群情是不会依附他的。您是明宗爱婿，可主上却把您当叛逆看，这已经不是低头服从他就能免除灾祸了！咱们保全自己，只能另想法子。——我知道的是：契丹同先帝明宗曾协约做兄弟之邦，现在，他们的部落就在河东之外，明公如能推心置腹地讨好他们，万一有急变之事，可以朝呼夕至。有这样强大的依托，还担心什么事不能办成吗？”
桑维翰这一席话，犹如电光一闪，照亮了石敬瑭那一颗腌臜的心。
但桑维翰这一道闪电却无比邪恶而狰狞。
“幽云十六州”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说到中原之变，认为——
石敬瑭之进犬羊，桑维翰导之也。
“犬羊”这里指契丹。这话的意思是说，石敬瑭之所以引进契丹祸害中原，源出于桑维翰的怂恿启发。
船山先生认为，为人谋划国家大事，导致国家之祸患，这就是天下的罪人。但这罪人有“差等”，罪过有大有小，有人谋划国事祸在一时，有人谋划国事祸在一代，而有人谋划国事则祸在万世。史上祸国万世者，自从中国有人以来，只有桑维翰可以当之。因为桑维翰，所以石敬瑭！因为石敬瑭，所以契丹、女真、蒙元而不断！应该说，南宋的秦桧，就是后唐的桑维翰；后唐的桑维翰，就是南宋的秦桧。这是“覆载不容之罪”，天地之间唯此罪为大。桑维翰实在是传统衣冠文人的败类。
一文一武，两人的话让石敬瑭吃了定心丸。而桑维翰一番话，几乎就像当年诸葛亮跟刘玄德的一番“隆中对”，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后来的事也确实按桑维翰的沙盘推演在行进。桑维翰的“隆中对”给中原带来人间苦难，但却给石敬瑭带来政治利益。“旁支庶子”，这个意见启发了石敬瑭。他知道这是消除李从珂执政合法性、合理性的杀手锏，有此一议，河东将师出有名！
就在这一时刻，石敬瑭，反意已决。
他干脆与朝廷公开撕破脸皮。
他上了一份奏章，内中说：“现在的皇上李从珂是明宗养子，不应承祀大位，请传位给明宗的嫡子许王李从益。”
末帝得到这份奏章，气得将它撕碎，掷到地上。
随后，起草了一份诏书回答石敬瑭道：“你跟原来的鄂王也不算疏远吧？他可算明宗的嫡子吧？但你在卫州干的那点事，天下人人皆知。现在又假装推举许王李从益，谁信？”
鄂王就是明宗李嗣源的嫡子闵帝李从厚，失位后，被李从珂封为鄂王。卫州事，就是指石敬瑭软禁李从厚的故实。但李从珂这份诏书，有将李从厚之死的责任推给石敬瑭的意思——这是说给天下人听的话头。
诏书还同时削夺了石敬瑭河东节度使的职务，另派他人领任。
紧接着就安排了末帝上任以来最强军阵：以名将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代理太原府事；名将杨光远为副部署；名将高行周为太原四面招抚排陈等使；一面调集大军三万人马，并各戍守之地数万人马，征讨河东。
石敬瑭的两个儿子正在朝中做官，听说老爸造反了，吓得藏到民间的水井里，但最后还是被搜了出来，杀掉，藏匿这俩兄弟的人家，被灭了族。石敬瑭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