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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往来有玄机。刘承钧不称老赵“陛下”“宋主”，而称“赵君”，就是不承认大宋为“正朔”。但赵匡胤闻听此言，却心生同情。北汉从后汉而来，而后汉据守北境，捍御契丹，于中国有大功；最后被郭威所灭，虽然有不得已之处，但道理上，灭人家后汉之国，那是说不过去的。郭威更不该答应迎立刘崇的儿子刘赟，而后又杀了刘赟。这让刘崇如何忍得了杀子之痛？故刘崇起兵太原，延后汉一线血脉，有其正当性。
老赵对后汉、北汉的来龙去脉，有感触，史称“上哀其言”，皇上对刘承钧的回复很同情。
老赵对使者说：“为我告诉刘承钧，本朝开尔一路以为生。”
老赵称刘承钧之姓名，连“君”（先生）这样的客气词也不用；更称“北汉”为“路”，也有深意，他不承认刘氏所据太原诸州为“国”，只能是一“路”。“路”是个行政单位，在宋代相当于今天一个“省”。这封回信也算是对刘承钧称老赵为“赵君”的一个“回敬”。
老赵说话算话，终刘承钧一世，没有大规模地向北汉用兵。却也正好借此机会平定了泽潞李筠、扬州李重进，以及荆湖巴蜀诸地。直到开宝元年（968），刘承钧死，老赵才对北汉有过一次足够规模的攻伐。
后汉被后周荡灭，但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兄弟刘崇观察天下形势后，据河东十二州称王，仍称国号为“汉”，仍用后汉乾祐年号，以示“大汉统绪”。北汉僻居河东一隅，地瘠民贫，约略只有二十万人口不到，但刘崇结辽为援，每有战事，即联合辽兵行动，虽然屡次失败，但屡仆屡起，甚至还两次主动进攻后周，郭威没有扫平它，柴荣没有铲除它，赵匡胤也没有攻灭它，直到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亲征，采用围汉打援战略，先击溃辽军援兵，而后下太原，灭北汉。
北汉如此羸弱，却存续时间如此之长，如此难于弭定，成为“五代十国”最后一个灭亡的国家，有心人开始探讨这一历史案例。
薛居正《旧五代史》将刘崇列入《僭伪列传》，记录刘崇死后，用语相当刻薄，他说：“刘崇以亡国之余，窃伪王之号，多见其不知量也。今元恶虽毙，遗孽尚存，势蹙民残，不亡何待！”刘崇占据着后汉亡国之后的河东之地，窃用伪王国之称号，太能看出他的不自量力了。现在刘崇这个首恶已经死了，遗留的孽种刘承钧等人还在，但已经势力狭小、民力凋残，不亡国还等什么！
刘崇死于954年，《旧五代史》成书于974年，赵匡胤逝于976年，北汉亡于979年。《旧五代史》成书时，赵匡胤、北汉都还在。但北汉这时候，正成为大宋帝国的“敌国”，薛居正此言显然带有“敌我情绪”。
二百多年后，大宋帝国的朱熹先生对刘崇做出了不同类型的评价。
《朱子语类》记载，有弟子问朱熹：“太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东刘氏独独难取，这是为啥啊？如果说北汉兵强吧，根本不是，看它的政事所为，也多有败亡之势，但就是拿它不下！不知何故如此？”
朱熹回答：“北汉，本来就是他家的社稷江山。郭威乘其君主幼弱而夺之，灭了人家隐帝刘承祐；刘崇于是据有河东。所以后来郭氏、柴氏得到天下，成立后周，刘氏必然不服。所以宋太祖给北汉书信，婉言相劝，告诉他们大宋与北汉并无雠隙；但刘氏答信说：‘不忍刘氏之不血食也。’这就是他们刘氏坚守北汉的理由，可谓理直气壮，道理被理顺了，所以难取。”
“血食”，指宰杀牲畜祭祀先祖，祖先得以“血食”，证明有后人祭祀，于国而言，就是社稷尚在。祭祀先祖，在古代为一绝大事业。“不血食”，就是无人祭祀祖先，意谓国破家亡。
朱熹这个意见，解释了北汉之所以长久存在，除了“结辽”战略外的另一个理由。“不忍刘氏之不血食也”，有此一语，北汉，就王国（北汉不是帝国）社稷言，有其正当性。这也是它能够动员起全国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人力资源来对抗南来威胁的“气势”所在。
“不忍刘氏之不血食也”就是不忍心看着刘氏之社稷江山被人霸道强取，因此可以有足以动员士庶“捍卫社稷”的精神资源。它易于在军民之中推演所谓“慷慨”之气。对于战争能力而言，这是一个向度。
我赞同朱熹这个视角。“捍卫社稷”是人伦大义，是正价值，具有独立方向，不得以“割据”之意浅视北汉。
伍 柴荣
周世宗柴荣，高平之战后，励精图治，他以惊人的效率，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处理了很多棘手问题。他开始改善漕运制度；他以政治家的胆略处理了夏州李彝殷与折德扆的藩镇纠纷问题；他开始精简士卒，训练禁军；他诏令地方平定盗贼；他限定僧侣寺庙规模；他派出得力干将修筑葫芦河，阻挡契丹南下……
柴荣铁腕执政
柴荣因为违背朝臣众议坚持亲征，最终击败北汉契丹联军，又以凌厉手段将战场败退的将军正法，威信大为提升。文武大臣无人再敢小觑这位大周新君。
从此以后，朝廷政事无论大小，都要柴荣来亲自决定，百官都不过从皇上那里直接接受成命而已。
有一位河南府的法官名叫高锡，他觉得皇上总揽朝纲等于皇上在干朝臣干的活儿，根据历来“君相共治”的传统，他认为皇上与宰辅应该有分工，于是徒步走进皇城，在朝堂上设置的“招谏匦”也即意见箱里投入了自己给世宗的建议书。建议书说：
四海之广，万机之众，虽尧、舜不能独治，必择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亲之，天下不谓陛下聪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举不信群臣也！不若选能知人公正者以为宰相，能爱民听讼者以为守令，能丰财足食者使掌金谷，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狱，陛下但垂拱明堂，视其功过而赏罚之，天下何扰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职，屈贵位而亲贱事，无乃失为政之本乎！
四海之广大，军政日常事务之繁多，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君，也不可能独自治理，一定要选择贤人任用他们。现在陛下虽然一人亲自处理军政事务，但天下人并不认为陛下聪明智慧到可以兼负百官之重任，却都说陛下狭隘偏颇多疑，对朝廷群臣没有一个信任的！与其如此，还不如选择能够知人善任、公正无私者为宰辅；能爱护百姓、善于处理民事纠纷者为州郡守令；能增加财富、丰衣足食者，让他掌管国家财政；能推究实情、遵守法纪的人掌管刑法监狱；如此，陛下只须垂衣拱手在朝堂，根据他们的功过而行赏罚之事，天下何愁不能治理！何必降低君主的尊严而代替臣子职务，枉屈高贵地位亲理低贱事务，这不是丢失为政的根本了吗！
这位高锡法官所论，确得传统圣贤治理之要。历史上君权、相权存在或明或隐的“博弈”，但在圣贤治理法则中，一般将行政权付诸宰辅，君主可以有否决。但君主的诏令，政事堂有“封驳”权。这类“博弈”构成了帝制时代有限的权力制衡模式。邦国正常状态下，高锡的意见是对政治文明的有意义推演。但后周柴荣时代不是邦国的正常状态。这个时期，“权反在下”的现象，虽然经由后汉隐帝对大臣史弘肇、杨邠、王章的诛戮，郭威对王峻、王殷的诛戮，柴荣对何徽、樊爱能的诛戮，得到程度不等的改观，但是天下依旧藩镇林立。而自大唐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坐大、视君主如傀儡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变化。按照政治家的责任伦理，此际，就应该在军政权力方向上，暂行铁腕，以期矫枉。柴荣不是仰慕虚荣的人物，他看到五代以来问题所在，因此，宁肯承当骂名，也不愿意因为对责任的放弃，而失去可能的治理机缘。
权力，在柴荣这里具有公器的性质。在这个历史转型期，他选择了责任，而放弃了虚荣。对高锡的意见，他没有接纳。史称“帝不从”。
这位高锡是个言行不一的人物。
一直到大宋帝国时期，他还在做官，而且官职做到左拾遗、知制诰，这是朝廷重要的谏官和秘书官。他在太祖赵匡胤时代，还专门上言，说廷臣中有人因为行赂而获得举荐做官，请以后允许近亲、奴婢、邻里对这类事检举揭发，给以重赏。他自己却因为行贿、受贿而最后丢官。
大宋乾德初，赵匡胤的兄弟赵光义做京兆尹，有名臣石熙载在幕府中。高锡的兄弟高铣，应进士举，高锡就找石熙载行贿，要为兄弟高铣谋个出身。但高铣文辞很浅薄，石熙载没有答应。高锡为此很是嫉恨。于是就找机会多次在赵匡胤跟前说石熙载的坏话。老赵听来听去，觉得自家兄弟府中有这么个坏人不好，于是就跟赵光义说这个事，并对兄弟说：“既然这位石熙载不咋地，应该为你另外找个合适的人代替他。”赵光义一听，觉得不对，因为根据他的判断，石熙载为人纯正无他，直言处世，不是那种邪人。于是就对老赵说：“熙载一直很勤于职守。我听说高锡曾经召他为兄弟高铣谋求举荐，熙载拒绝了他。此事，我有点担心是不是高锡在构陷石熙载。”赵匡胤一听就明白了。但还没有来得及处理他，他自己就犯事了。
高锡在出使青州时，接受了当地藩镇大帅的重金贿赂。有僧人想穿紫色袈裟，贿赂他，他就给僧人所在地的刺史写信，要求给他置办。唐代以来，高僧往往得到朝廷额外恩赐，颁给紫色袈裟，显德尊贵。一直到大宋年间，成为沙门流风。运动官方给一个和尚颁赏，这也属于行贿受贿行为。
大宋对贪渎之事，太祖太宗两朝都极为憎恶。高锡的行为被检举后，下御史府劾查，属实，结果被贬到一个小地方做了司马。
周世宗柴荣，高平之战后，励精图治，他以惊人的效率，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处理了很多棘手问题。他开始改善漕运制度；他以政治家的胆略处理了夏州李彝殷与折德扆的藩镇纠纷问题；他开始精简士卒，训练禁军；他诏令地方平定盗贼；他限定僧侣寺庙规模；他派出得力干将修筑葫芦河，阻挡契丹南下；他广开言路，引出王朴高论；他还抓住战机，平定秦州、凤州的叛乱……
为得安抚李彝殷“撒娇”
东京汴梁的漕运，地理优势优于洛阳，所以后晋以来，因为漕运的方便，京都从洛阳迁徙到汴梁。汴梁自后晋以来人口大增，对漕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漕运涉及国家战备安全问题，所以管理手段历来都很严厉。粮草是消耗品，从甲地到乙地，由仓库到船舶，经船舶到码头，由码头到户部分派的各个需求部门，沿途搬运有折损。但从后晋、后汉以来，折损部分没有制度安排，更没有量化指标，折损的部分，称为“斗耗”。这样漕运离岸的计量数据，与到岸后、转入终端的计量数据，往往就有差额。这部分差额也即“斗耗”，就要由掌管转运环节的官吏负责。说不清，就会被治罪，罪名就是“亏欠”。以至于往往有转运官因此而被判处死刑。
柴荣下诏：从此以后，每斛给耗一斗。一斛等于十斗。这个政策即相当于允许从甲地到乙地存在十分之一的折损“斗耗”。
这个政策有两方面的意义值得注意。
一个是因为允许“斗耗”出现，转运官的转运积极性会得到提高。
另外一个方面要注意的是：后周没有将“斗耗”折损转嫁到纳税人方向。而在五代十国时期，将“斗耗”计算在农户方向的恶政是屡见不鲜的。要农户缴纳一斛完租，另外还要再交一斗，以弥补可能的折损。但柴荣没有这么做。
不加赋，是帝制时代的文明气象。
解决了漕运问题之后，不久，传来夏州方向的消息。
定难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史称夏州）李彝殷，因为折德扆跟他一样，也被后周授予节度，职务与之相同，感到这事羞耻。李彝殷几代人驻守夏州，夏州又是大藩；而折德扆镇守的府州（今属陕北府谷县），在后汉时才开始置节度使，所以李彝殷感到羞于同列。他对后周不满，就阻塞两地的交通，意在向后周施加压力，期待后周向夏州给予更优厚的政策倾斜。
柴荣跟大臣们商议此事。有人说：“夏州是边关重镇，中原朝廷历来都对它格外优待，府州地方褊狭，利害得失，没有那么严重。不妨暂且安抚李彝殷，可保大局。”
柴荣不同意。他说：“折德扆多年来，尽忠报国，努力作战，一直主动抵御北汉刘氏，怎么能一下子抛弃他呢！夏州不过出产羊马，但交易其他物资，全部仰仗中原。跟他断绝关系，他还能有何作为？”
折德扆，是折从阮的儿子。折从阮以来，历经后晋、后汉，父子俩独据府州，控扼西北。到了后周时代，又多次协助中原牵制北汉。折德扆曾率师攻下属于河东刘崇的一个城镇，斩河东士卒数百人。他的弟弟也曾主动出击北汉，屡有斩获，甚至擒杀了河东的两员将领。他还屡次请求“入朝”，也即放弃兵权。但周世宗没有答应他。折德扆的女儿嫁给了杨业，就是传说中的佘太君。佘、折，可能是同源姓氏。
周世宗大义凛然，不愿意放弃老朋友，于是派遣供奉官带着诏书，到夏州去责问李彝殷，李彝殷在义正词严的供奉官面前，有了惊惶，连忙认罪道歉。一场风波化为乌有。
李彝殷就是夏州定难节度使李彝超的弟弟。
李彝超死后，李彝殷做了定难节度使。
其实在夏州各位节度使中，李彝殷是对中原朝廷很友好忠诚的一位党项族首领。后晋石重贵时，抗击契丹，他还主动出击，从战略上牵制了契丹的力量。一直到大宋建立，他也是长期接受中原节制的边帅。后唐、后晋、后周、大宋，也都待他不薄。晋出帝石重贵时，还给他加官检校太师。有一年秋天，他的兄弟，绥州刺史（治所在今陕西绥德）李彝敏，纠集党羽作乱，被李彝殷击败。李彝敏逃往延州（今陕西延安）。李彝殷捉住了他，按照朝廷规定，处理刺史大臣应该由朝廷决断，他就将这位作乱的兄弟送到了京师汴梁。但出帝为了讨好边帅李彝殷，又将这个倒霉的刺史兄弟送到了夏州。李彝殷这才将他处斩。
北宋建隆元年（960）春，太祖赵匡胤下制，加李彝殷守太尉，为避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名讳，李彝殷还改名李彝兴。北汉刘承钧联合代北诸部进攻麟州时，李彝殷还派遣部将会同诸镇，起兵抵御，击败北汉军。之后，又向大宋朝廷献马三百匹。太祖知道这些事情后，大喜。当即将正在给自己定做的一条玉带赐给李彝殷，并且问献马的府州使者：“你们家大帅腹围是多少啊？”来使回答：“府帅腰腹甚大。”太祖笑说：“你们元帅真是有福人啊！”就制作了玉带，让使者带给李彝殷了。
乾德五年（967）秋，李彝殷病故，老赵还为他“废朝三日”，并赠他为太师，追封夏王。
李彝殷始终没有反叛朝廷的意思。这一次风波，很像是一次“撒娇”。
周世宗治盗有术
解决了李彝殷问题，周世宗又开始瞩目于禁军质量建设。
梁唐晋汉以来，禁军士兵，待遇较一般军士优厚，故多有凭借种种人情进来充数的，历届禁军司令官，都不认真简选，只为了息事宁人，担心伤害人情。因此军中瘦弱年老的很多。这些老兵又很骄横，往往不听命令，几乎无法使用。每遇大敌，非逃即降，各朝所以社稷沦亡，这也是一个原因。
周世宗柴荣经由高平一战，切实摸到了此一弊端。
某日，他对侍从大臣说：“军队，只求精而不求多，如今一百个农夫也未必能养得起一名甲士。怎么能榨取百姓的膏血去养活这些没用的东西呢！况且勇健、懦弱不加区分，还怎么去激励将士？”
于是下令，各军兵种大规模地检选兵员，精锐的提升到上军，瘦弱的不再登用。又因为骁勇之士大多被各地藩镇所收养，于是下诏征募天下壮士，全部送到京城，令赵匡胤再于其中挑选更优秀的，组成殿前诸班。其余骑兵、步兵各军，由将帅分别挑选士卒。
从此以后，大周帝国兵勇之强悍，为五代以来所未见。后来柴荣征伐四方，所到之处往往捷报频传，与这类简选士兵关系甚大。
赵匡胤则在这样的训练中更为通晓强兵之道，为以后大宋王朝的军制改革积累了经验。
平定四方盗贼，柴荣也出手不凡。
郭威时，刘崇曾来攻晋州。
建雄（今山西代县）节度使王晏奉命守卫。他闭关不出，也不伏弩反击，却在城上设下埋伏，精锐尽藏在城楼垛子后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士卒露脸晃荡。刘崇大军以为一个小小的代县被吓坏了，是城中人怯阵。于是放松戒备，争先恐后地攀登城墙。王晏见北汉兵爬到城堞旁了，于是出动伏兵，刀砍枪挑，推倒云梯，北汉军霎时死伤一片。
王晏又安排在北汉兵慌忙撤退时，追击数十里，斩敌百余人。
郭威因为他有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