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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命格，任他自为就是，我老赵不禁！”
从此“微行”更加频繁。
但是“微行”虽然没有遇到麻烦，第一次公开出行却遭遇了袭击。宋人朱弁《曲洧旧闻》，说太祖即位后，车驾初出，过一桥，忽然有飞矢来射黄伞。禁卫一时惊骇，老赵却干脆敞开袍子，笑着说：
“教他射！教他射！”
回到宫内后，左右力请捕贼，老赵不允，久之，亦无事。
老赵此举，很像大帝柴荣。当年，老赵跟从柴荣征淮南，克寿州城时，曾经亲眼看到柴荣的镇定。
时寿州守将刘仁赡猿臂善射，发无不中。周世宗坐帐幄中观战士攻城，刘仁瞻觑见黄罗伞盖旁的帐内有人，忖度就是柴荣，于是，从城上搭弓射之。说那箭镞在御座前数尺就会降落。左右惊愕，都来谏请世宗避一避。柴荣说：
“要是一箭就射杀一个天子，天下还有天子吗？嘁！”
柴荣不但不避，还命左右将御座抬到刚才箭落处，等着继续来箭。
刘仁赡的箭又到了，结果又在几步远之外落地。这箭，伤不到周世宗。
刘仁瞻知道后，将弓箭放下不再狙击。他对左右说：
“这是天意啊！不是我不能射中他！但吾世受国恩，兄弟之中行伍多人，如果不能治危捍敌，宁静边境，给君父带来忧患，吾甚耻之！现在虽病但犹能奋力执戈，与诸君背城血战，死于旗鼓之下，乃吾之分。终不以大丈夫之节屈身以事二姓！”
这一段记载见于宋人龙衮《江南野史》。龙衮评论此事道：“以周世宗之神武确断，当矢石而不惧。予观自古帝王之达者一人而已。”这个评论不确，因为赵匡胤也是这样的人。
老赵是真的相信天命在兹。
他遇到敌对势力放冷箭，却没有追缉刺客，确实了不起。想想如秦始皇博浪沙遭遇刺客，没有搜索到刺客，竟然扫灭周围多少平方公里的人烟，就知道老赵与嬴政不是一类人。所以我有一个说法：
同为皇权制度下的帝王，与同为民主制度下的总统一样，良莠不齐；说帝王皆是混蛋，就跟说总统都是圣人一样糊涂。人的丰富性决定了人的多样性。以职业之不同而界定人性之不同，必生谬见。
老赵不追究暗杀团伙，不问何故何因，此即静穆简易。船山《宋论》，最为欣赏的就是老赵的行事简易之风。盖天下初定，特别需要休养生息，而“民之恃上以休养者，慈也、俭也、简也；三者于道贵矣，而刻意以为之者，其美不终”。为君王能坚持“慈、俭、简”三字，实为天下福音，但又不必刻意为之。在船山先生看来，汉代文景之治，两代君王称得起“慈、俭、简”三字，但行事未免刻意，赵匡胤则全出于自心。船山先生认为宋太祖赵匡胤完全当得孔夫子“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之境。我赞同此议。
老赵有时会在后苑弹雀。有一次，臣下称有急事请见。老赵赶紧扔下弹弓子来见臣下，但一看这位所奏不过是一个很平常的小事。于是大为光火，厉声质问。这位失名的臣下（行事风格很像赵普）对曰：
“臣以为所奏之事再不急，也比在后花园弹雀子急！”
老赵闻言更来火儿了，举起身边的斧钺就撞击臣下的嘴巴，结果撞下俩门牙来。这位臣下慢慢蹲下，将牙齿拾起来放入怀内。老赵气未消，骂道：
“你这家伙藏那俩牙，是准备起诉我做呈堂证据吗？嗯？”
臣下对曰：“臣不能起诉陛下，但是自当有史官书之。”
老赵听到这话，居然一下子就——觉悟了，连忙赐给他金帛慰劳。事实上，他是惧怕历史。中国史，具有“类宗教”性质，让人在作恶之前对身后之名有所忌惮。越是位尊德高之人越是惧怕历史。位高而无德之辈，不信头顶三尺有神明之辈，不怕历史——他们什么也不怕。这个“弹雀”的故实，是可以考见赵匡胤内心“敬畏”的有趣案例。他不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他内心有神明，可以从他每年都要做郊祀、祭太庙，敬告天地祖宗的事实得到证明；他终生敬天道，可以从他的自信坦荡以及戒惧惕励而行事的风格得到证明；他信奉儒学之春秋笔法，对历史书写有虔诚的敬畏，可以从“弹雀”故实得到证明。
一般来说，人在宇宙中的处境，省略了神恩、天道以及历史感之后，就会成为一个彻底的无所畏惧者。但这种“无所畏惧”恰恰又是最为孤寂恐惧的。因为他的精神世界将为绝对的无助所支配，他的经验想象世界彻底无援——神恩不来眷顾、天道不来垂注、历史也与他绝缘，他将在“死了拉倒”的酸心硬语中孤零地走入虚无。虚无，给他隐秘、深邃的颤栗与恐惧。这是俗世的疯狂、冷漠与麻木最实在的哲学背景。而内心有所敬畏的人，不会体验虚无，因此他的精神世界丰富而又实在，在无限的想象中体验绝对的超自然力量，不会颤栗、不会恐惧，因为他知道：他与神恩、与天道、与青史，同在。顺便说一句：儒学，在引导帝王建构价值观的方向上，很大程度是在培育他们内心——有所敬畏。
老赵有孩子气，有军阀气，更有圣贤气。
知错即改，看似容易，却难于做到；特别是当场认错。有错不算错，不改才是错。所以《论语》中，孔子要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宋代大儒要说：“知过而能改，闻善而能用，克己以从义，其刚明者乎？”（《二程粹言》）这种坦荡，就是一种“刚”且“明”的圣贤气象。只有内心保有敬畏的人，才可能自我培育起这种道德成果。我以此衡老赵，老赵当得。
老赵的“三条宝带”
建国伊始，老赵率先做了三件事：从漕运和赈灾开始解决民生问题；从政策改进开始解决偃武修文问题；从礼葬韩通开始解决士大夫道义问题。
东京汴梁是当时一大消费城市。帝室、百官、士庶、军马所需，大多仰仗于漕运。四方流往汴梁的各类物资，匡算下来，仅仅几十万士卒，每天就需要几十万斤口粮。史称“岁漕百余万石”，假定是一百六十万石，就有近十万吨的规模，每天必须有两百吨粮食从外地运来。这还不算近百万市民所需。而这些南方的粮食北上，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水运。所以河渠通畅，多年来都是执政至为关心的问题。老赵上台伊始，往汴梁的几条河道，因为战争，已经连年淤积，更需要浚治。就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上，老赵提出了漕运问题的解决方案。
老赵之前，历朝历代，调集丁夫开挖河道，所有糗粮皆由河工自备。老赵认为此类历史性盘剥过于苛刻。于是下诏，从此河工食用“悉从官给”，都由官方供应，且“著为令”，并且从此以后，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
帝国的文明之象开始了点点滴滴的推演。
当时的漕运，有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黄河四水，史称“漕运四河”。但黄河治理是另外的故事，实际上历代所着力的是其他三条河。
汴河，也称“通济渠”。隋炀帝时已经开挖，属于大运河的一段，自洛阳西苑引两条天然河水入黄河，再入汴水。然后循春秋时吴国开挖运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到淮水。主干在汴水，人工开挖，故也称汴渠。
惠民河，在开封西南，大宋开挖的运河。
广济河，是接收山东潍坊一带收取租赋的漕运河道。先经由清河（也称济水）起运，跨黄河，过几个州郡，进入广济河，由广济到达汴梁。这河，后周时已经开始治理，大宋继续，先后引汴水、金水注入广济，与黄河勾连。河在开封城东，西流，经过今天的河南兰考，到山东，注入梁山泊，下接济水。因为河道拓宽至五丈，故又称“五丈河”。工程不小，后周、大宋两代人的时间都在“五丈河”上付出了汗水。
诸河都有淤浅的时候，尤以五丈河最为严重。于是老赵借春初的农闲季节，调集河工，大兴力役，史称开浚之后，“始得舟楫通利，无所壅遏”——才开始舟船通行便利，没有了阻塞拥挤的现象。为了修治五丈河，老赵还常常要到治河现场去“督课”，亲临现场监督考核。最初，这些河工们是没有口粮的，老赵看着一个个黑红的脊梁在河道上起伏挖掘、穿梭来往，有了恻隐之心（史称“上恻其劳苦”），特别下诏：每人每天给米二升，并命令天下各地的役夫，都要照此办理。这个办法一直贯彻大宋帝国始末。史称“遂为永式”，于是成为永远的规则制度。
修浚河道，解决了大汴梁城的日常用度问题，老赵也有得意的时刻。有一次，吴越国的国王钱俶入朝，向老赵进贡了一条“宝犀带”，也许是由犀牛皮制作，嵌满了珠宝的腰带，老赵看过后，回过头来对钱俶说：“我有三条宝带，与你给我的这个不一样。”钱俶很自信，认为“宝犀带”乃是吴越国良工精心打造，世间罕有，于是请求老赵拿出那“三条宝带”来开开眼。老赵笑道：
“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
钱俶听后，顿时明白了帝王之道在民生不在享用的大道理，不禁大为愧服。由此可见宋太祖赵匡胤的格局，远不是钱俶这样的国君可以达到的。
老赵践祚的前一年，河北谷物丰收，导致谷贱伤农；老赵登基伊始，即下令“高其价以籴之”，高价收买农民手中的粮食，以此保障农民利益。
但中原诸道，有地方丰收，有地方绝收。老赵知道后，又派出使者到各地分赈闹粮荒的州郡。
这是由政府介入而解决民用、战备粮的储备问题，是传统中国的荒政（荒年政制）、良政之一。战国时代的魏国、汉代初年，皆有此类设计，古称“常平仓”。方法是：某地粮价低时，由政府适当提价收购；某地粮价高时，由政府适当降价出售。这类“金融政策”，既避免了谷贱伤农，也避免了谷贵伤农，应该是调节粮价、平抑市场、储粮备荒以供官需民食的一项优良国策。
但这类工作操作起来有难度，故历史上考察，并不经常施行。大宋帝国在太宗赵光义时代，完善了这个“常平仓”制度。大宋帝国的文明力量就在于：只要是利国利民之举，几代人都会为之努力，万难不避。
元代佚名撰《宋史全文》引吕中议论老赵开仓放粮事，大意说：
太祖甲辰即位，第二天乙卯日，即遣使往诸州赈贷。岂有得天下之初，要用这个来沽名钓誉的事吗？上天惠民，应该遵从天命。当时之民，苦于干戈、赋敛、刑役很久了。为人父母，见子弟之饥寒，则万难不避也要救助。太祖赵匡胤此举，与周武王下车之后，就散财发粟给饥民，那种圣贤的仁爱之心，是一样的。
我认为这不是溢美之词。
老赵赈灾是常事。
翻看《续资治通鉴长编》就会发现，触目皆是“赈灾”“免租”的故实。我据该书统计，太祖一朝十七年，“赈”字出现二十四次，“蠲”字出现三十二次。“赈”是国家放粮给百姓；“蠲”是国家免收百姓租赋。这样放粮、免收，国家自然就会减少收入，但这样自动减少收入，实实在在给百姓利益的国家调控，每年要做三次以上。我在阅读历史记录中，还没有发现哪个朝代曾经有过这样令人感动的民生政策。
乾德二年，更有一道诏书给地方长吏言：
如果地方有灾情，“即蠲其租，勿俟报”。
如果遇到灾害，正赶上收租，就要马上蠲免，不必等到上报后批准。
这一德业，三皇五帝以来，不曾见有。尤为令人钦敬的是，这类德业，只在历史记录中夹带提过，不仅帝王不再自我吹嘘，大臣文人们也不做恭维逢迎之语，似乎：这事就应该这样做！
大宋帝国“做好事”一向如此——从不做自我旌表。
盘剥寻租的恶性
官方的制造业场所称为“场院”，地方的“场院”，除了由所在地直接调用租赋维持“场院”工作外，还由朝廷拨给粮草支持“场院”工作。等于“国税”“地税”都有一部分流入“场院”。“场院”工人多为军人，属于半军方机构。但朝廷负责盐铁、户部、度支的财务官三司使，下达的文件中又有规定：拨出的经费如果有“羡入”（盈余），可以上报朝廷，朝廷将据此而给“场务”官提成。这个法子五代以来一直如此施行。
宋初，有个地方官名叫张全操，他反对这个做法。他认为这样将会助长“场务”官从中渔利。乾德四年，他给皇上上书说这个事。赵匡胤马上下诏：
孔子有言：“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如果在规定之外还有盈余，这一定是对下属的克扣所致。张全操上言：“三司令诸处场院主吏，有羡余粟及万石、刍五万束以上者，上其名，请行赏典”，这么多盈余，如果不是多倍收纳民租，私减军食，如何可以得到？要追问此事，不要颁行三司的做法。以后，除了官方规定的消耗数额之外，一切严加禁止！
“羡余”也即“盈余”，这个事，值得一说。
这是历来对地方官考核的指标之一。官方要组织国家力量经营各类制作，就要有预算。一般的预算都会做得比较公允，年底核算，一般都差不多用光。但场务官有时在组织地方租赋时，往往会“超指标”榨取，这样就有了所谓的“羡余”。而朝廷鼓励“羡余”并愿意从“羡余”中拿出一部分奖励场务官时，场务官榨取百姓租赋就有了“动力”。朝廷如果不知道这个局面，那就是无能；如果知道，不来终止，那就是无道。朝廷在很大程度上是明知此事也睁一眼闭一眼。无论无能抑或无道，纳税人都要承担这个被剥削的恶果。
史上对唐德宗时的“羡余”恶政记录颇详。大意说：
德宗时国用不足，因此有专门聚敛的心思。地方藩镇知道德宗的心思，就向朝廷进奉“税外方圆”“用度羡余”来买好。其实，这个“税外”的“方圆”（就是孔方兄啦），以及“用度”的“羡余”，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扣留“常赋”，假设：朝廷拨给一万，他留三千；地方收取一万，他报七千。这样里外里，就有了六千的“方圆”或“羡余”。第二个部分是“增敛”，这一块主要在“地税”，假设：按规定要敛税一万，他敛一万三千；如此，又有了三千的收入。总合起来，他额外寻租九千。这还不包括他可能克扣的工人报酬。但这九千，他并不完整上报为“方圆”或“羡余”，他报二千（史称“所进才什一二”，进奉给朝廷的不过是扣留“常赋”和“增赋”的十分之一二）；朝廷再返还给他一千作为奖励；这样，一年下来，他可以净得八千。
这里的数字都是设想的，但路数就是这个路数。
也有一类“忠诚”于朝廷的地方官，“竭府库以进奉”，竭尽地方府库向朝廷进奉贡物。但这种做法对地方百姓和场务工人的盘剥更为凶狠。但往往就是这类“竭府库以进奉”的地方官，得到皇上青睐，很快就会因功而提升。如唐德宗时的宣歙道（宣州、歙州为一道节镇），一位留守的判官就在干这个活儿，德宗大喜，召他为朝官，做了刑部员外郎。因此，在无道政权之下，盘剥百姓，进奉“羡余”是升官的终南捷径。
这不是孤例。
唐宪宗时，一位以户部侍郎名义主持财政工作的度支官，知道皇上骄侈奢靡，于是多次进奉国家“羡余”，供其挥霍，从此“有宠”，不久升官，加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继续主持财政工作。这是直接做了国务大臣的财政部长。当时国人知道这个组织决定后，朝野哗然，以至于市井的小贩们都知道此事，不禁对朝廷这个昏妄举动嗤之以鼻。
唐穆宗时，有一位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临时负责修建先帝陵寝，但他的部吏盗取陵寝的建设物资，又不给建筑工人应得的报酬，这样聚敛了十五万贯财富，进奉给朝廷。穆宗很高兴，但怨声载道。不得已，罢了官，但还是到地方做了省部级大员。
唐敬宗时，有个盐铁使（负责国营盐铁专营的部长），克扣榨取盐铁业的租赋特别狠戾，但他上报的专卖收入往往不足，却将各类办公经费“省下”了“绢百万匹”献给朝廷，而且还源源不断。
……
这类故实证明了盘剥寻租的历史惯性，五代十国时期，各地皆然，而且愈演愈烈。但在南唐李璟时代、后周郭威时代，这个恶政也曾得到过短暂遏制。
公元940年，一个管理仓库的官员，岁末时向南唐朝廷献上了“羡余”的赋税租米万余石，想以此博得南唐中主李璟的赏识。但李璟说：
“国库的支出和收入都有一定的数额，你如果不是聚敛百姓、克扣军粮，哪里来的盈余呀！”
李璟是个明白人，并不想在无道之路上走下去。
公元951年，郭威刚刚建立了后周帝国，当天就下诏：凡仓场、库务的掌纳官吏，不许收受“斗余、称耗”（在规定的名目外另立名目巧取民脂民膏）；以前规定的进贡“羡余”制度，全部作废。
李璟、郭威的德政应该影响了老赵。但老赵诏书中一句话，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