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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抓头皮。」读了这些话，对于一千万这个数字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一千万人中，大多数是对大跃进不满意，说过怪话，因而被扣上「坏人」、「消极份子」、「反三面红旗」帽子的群众，可称为「干部」的约在一百至二百万之间。（注５：见邓小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邓的原话是：「全国平反的干部有一百万、二百万没有？党决定：平反，不恢复原职，不补发薪水．．．．」）
一千万，这还不包括未被平反的。譬如作曲家王洛宾，他的许多歌曲，包括几乎家喻户晓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高高的白杨树底下》，几十年来一直被人歌唱，历久不衰。一九六○年他莫名其妙地被捕入狱，一直未被平反，一直关到七五年才出狱。这个优秀的音乐家在监狱中呆了整整十五年，平反了，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说清当初抓他的罪名是什么。
一千万，这个数字已足以告诉世人毛泽东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已足以说明中国人的灾难来自何方。为了将中国从灾难的泥潭中拔出来，一九六二年时主持中共党务的刘少奇、邓小平断然决定对县以下干部和普通群众的错案采取「一揽子解决」、全部平反的办法，一举解放了一千万人。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一九六六年八月文革初，毛张贴了以刘、邓为目标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其中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而「平反」一举正是所谓「右倾」中的一条。毛将平反错案罗织成罪，以此作为发动文化革命的一条根据，制造了另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即此而言，历史是非便如白纸黑字一清二楚了。
在全国到处都在批判，斗争「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同时，即从一九五九年九月起，《人民日报》就又不停地大吹跃进的牛皮。江西，说是取得了「亘古未有的大丰收」，农民「生活显著上升」；河北，「粮棉超产一、二成」；贵州「玉米大面积丰收」；青海「增产一成到二成以上」；山东、安徽、江苏，「齐报秋粮丰收」．．．．。总之，从报上看来，全国是一片喜气洋洋。
《人民日报》自然是在哄老百姓，问题是毛泽东是否知道实情？他知道。据他当时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庐山会议结束后才一个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十月一日是「国庆十周年」，庆典一结束，毛即南下。其「专列（专用列车作者注）开入山东时，沿途土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进入安徽后，情况更糟糕，大田里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却插著一堆一堆的红旗。毛泽东一路凝视默想，吸烟不断。他长长叹了一口气，喃喃道：『天灾人祸啊！』他的眼圈红了．．．．」（注６：李银桥、权延赤执笔《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二五五、二五七页。）
以毛的睿智，此时他必定已从他那「空想社会主义」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但他不肯也不能向彭德怀认错。以他的倔强好斗的性格，从不对人低头的作风，他不承认大跃进运动已经失败。也许他还想再争口气，他拒绝改弦更张，表示「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不动摇」。（注７：引自《党史文汇》一九八九年一月号上韩钢的文章。）避免大饥馑、经济大崩溃的最后一个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反对大跃进」的人都被整掉了，对毛泽东来说，这个党也就更「便于领导」了。一九六○年一月，政治局在上海开会，一致认为「反右倾」带来了极好的形势，因此六○年应当继续「大跃进」。毛在会上提出：资产阶级都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并且再度作了个半点现实的影子都没有的决定，要在一九七二年生产一亿五千万吨钢，「把世界各国都抛在后面」。（注８：《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二期。）而六○年的钢产量则由原计划的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改为二千零四十万吨，之后又加码到二千二百万吨。这就是庐山会议的成果，会前将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由三千万吨降到一千三百万吨，会后则将六○年的计划几度加码到二千二百万吨。
在庐山会议前的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曾写过一个《党内通信》，致全国「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告诫他们：「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可是一年还不到，他自己就率先说起大话、唱起高调来，于是全党又跟著他发起了跃进烧。
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根据上海会议的精神发布社论，宣称国民经济进入了以兴办水利，大办食堂，并特别指明已解散的食堂要恢复，还要普遍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更为严重的是，会议决定生产资料要由生产队所有向公社所有过渡，以逐步实现毛泽东的「一大二公」的理想。这样就刮起了比五八年更为严重的「共产风」。
一九五八年干过的那些荒唐事又变本加厉地干起来。譬如山西组织了四十万人的宣传队伍，到全省各处去宣传庐山会议的公报、决议，宣传反右倾。公社干部搞「共产」的劲头又一次高涨起来。他们向下索要物资，摊派家禽家畜，或无价徵收，或低价收买，或有价无款。下面的干部不愿被共产，便藏东西不让公社干部看见，或拆掉机器、胶皮车，或宰杀家畜家禽，吃掉卖掉，总之又造成了一次大破坏。
这一年冬天，全国又有七千五百万人「大办水利」。欲知如何办法，不妨读读下面一小段文字：
周小舟作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一员，被撤职派到湖南浏阳县的一个人民公社去劳动改造。「一九六○年早春，乍暖还寒，周小舟到一个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工地上是一种什么景象呢？男男女女打著赤膊，有的还画了花脸，跑到前面的赏饮一杯英雄酒，迟到的罚跪。路过另一处时，他看到那儿集中上千人，在毁掉现成的油茶林、松林，开什么花果山，把男女劳力分开，住在野外搭起的茅棚里。小舟目睹此情此景，难过得直擦眼泪。」（注９：《周小舟传》第七十一页。）七千五百万民工中，周小舟见到的不过近万，其他地方未必是赏酒罚跪，但胡干蛮干却是大同小异。
这股浪潮十分汹涌，毛泽东也知道，也觉得势头不对。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道：「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但他看不到这是「反右倾、鼓干劲」的必然结果，他不明白在共产党垄断权力，又有著「县官不如现管」传统的中国，当权派以党的名义为所欲为几乎是必然的。所以他一方面指示各地县委「以后务要注意改正」，一方面继续全力以赴地推动大跃进。在三月份的中央会议上，他又提出新口号，要在全国推动「五大运动」：技术革新运动，公共食堂运动，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城市支持农村运动，卫生工作运动。
前鉴不远，彭德怀、张闻天以及一大批说了几句真话的人的下场摆在那里，无人敢出来抵制毛的疯狂行为，不过此时惨绝人寰的大饥馑已经开始，毛的「五大运动」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反正是搞不下去了。当然，也没有人能把中国从这场浩劫中解救出来了。
被软禁在吴家花园的彭德怀无法了解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全部事情，但他知道形势的走向。一九五九年十月，他在发行全国的党刊中陈伯达写的批判他的文章的空白处写道：「现在的情况是左倾．．．．堵塞正确意见，一错再错。」「左倾者看不出．．．．千万人将要遭到饥馑，甚至要饿死一些人。」（注１０：《彭德怀元帅丰碑永存》一书第六○○页。）
一九六○年春季的一天，人粗心细的彭元帅发现院墙外的榆树技上新长出的叶子被人捋光了。他虽来自不长榆树的南方。可是他知道榆树只剩光溜溜的树枝意味著什么。十七年前，即一九四三年春天，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地区在日本侵略军的围剿下几乎断粮。有的部队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采野菜。总部所在的麻田村，村外有许多榆树。在那时，同各种野菜相比，榆树叶就自是珍品了，老乡们抢著摘不说，连八路军的男女战士也都上树采摘。当时任副总司令的彭德怀见了，大发雷霆，呵斥道：「不许与民争食，懂吗？」他的妻子当时也在场，为此曾委屈得流了泪。
现在彭元帅被软禁在吴家花园的院墙之内，院墙外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北京啊！北京大学就在几步之外，清华大学五分钟就可走到，颐和园万寿山抬头可望，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中南海不过在半小时的车程内，可是这里的农民将榆树叶捋光拿去果腹了，其他地方的中国百姓在吃什么呢？
彭知道了形势严重，当他的侄女去看望他时，他递给她一篮子自己在院子里摘的野菜，说：「你带回去吧，这都是吃得的．．．．」
一九六○年和四三年，哪年形势更严重，自然很难比较。但有一件小事告诉我们，大致比较一下还是可能的。一九八二年，前述因五九年「右倾」被整肃的前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高扬已平反复出，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一九四三前后，他是冀西地区的党委书记兼八路军分区的政委）。有一天，他走访了四十年前的驻在地，太行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忆及当年缺粮，以野菜树叶充饥的情形。他问当年房东的女儿李绪书：「你说说什么树的叶子能吃？」李反问：「你说什么树叶能吃？」高数点著：「杏叶能吃，杨叶能吃．．．．」李接道：「柳叶、柿叶也能吃。」
「柿叶涩呀！」高不表赞同。
「是涩，」李答道，「可六○年也吃了。」
高接不上话了。一九六○年他正在贵州劳动改造，知道当地农民饿死的情形。既然四三年人们还嫌涩不吃的柿树叶在六○年也被人摘去果了腹，哪年形势更严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河北南部农村也差不多，譬如某县立中学，学生有粮食供应，不像农民有饿死之虞。但吃的是什么呢？从公社领来已剥掉玉米粒的光棒子放到锅里炒锅下烧的也是这个直到炒糊，磨成面，与地瓜面混在一起，百分之七十是玉米棒面，百分之三十是地瓜面。蒸成窝头吃下去之后，大便不易排出，低年级学生蹲在厕所里拉不出屎，痛得直哭。
首都北京地处河北省，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北京日报》社、新华通讯社北京分社的机关食堂也到了用玉米棒充食的地步。只是他们的做法比较科学，将光棒子搓成浆液而不是炒成糊，而后掺上玉米面蒸成窝头送上饭桌，人吃了还不致拉不出屎。
学生和城市居民吃的是「计划商品粮」，连他们都吃光玉米捧，乡下的农民自然只能拿树叶来充饥了。如北京东郊的顺义县，农民们把从来避之唯恐不及的臭椿树的叶子也捋光吃了。
还有一位来自河北北部的人忆述，一九六○年时他的父亲曾到造纸厂通过熟人走后门买来造纸用的纸浆（用稻草粉碎而成），掺上一些面，蒸成窝头供家人填腹。
一九六○年局势之严重，不仅是河北省从南到北吃尽了树叶、玉米棒、稻草浆，而是全国几乎同时都发生了饥馑，无一例外。譬如笔者的一位一九七○年前后的同事，家在东北辽宁省农村，那时家中将用了多年的枕头里的填充物辗去小米后的谷子壳也掏出来吃了。
湖南省溆浦县，本是一个除了盐之外什么都可以自给的好地方。可是人们也没有吃的了。笔者的一位朋友家在那里，虽无粮食，但可上山摘弥猴桃、板栗、树叶充饥。他母亲挖来蕨根，捶碎、过滤成淀粉，给丈夫、女儿、儿子吃，自己则只吃过滤剩下的渣，结果大便不通，慢慢成病拖死了。
在湖南的另一个县宁乡，刘少奇的姐姐刘少白早年嫁在地主家庭，五○年代土地改革后失去家产，遵刘吩咐留在乡中自食其力。一九六○年，她的儿子用米糠充饥，因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
假如我们面前有幅中国地图，不妨将目光移到淮河流域的平原地带，听听安徽作家陈登科在他的《故乡行》一文中是怎样「话凤阳」的：
一九四八年年底，国民党军队撤离的第二天，陈登科到了凤阳。「我所走过的大小村庄，所能见到的除了凄怆、荒凉四字外，便是衣不遮体的病夫。」「在我的印象中，凤阳只有一个字：『穷！』」
一九五六年春，正是所谓「高级化前土改后」的黄金时代」，即中国人走进毛式社会主义之前，陈又到凤阳，「住的时间虽不长，但是，它在我的印象中，那个『穷』字却被洗刷一清。所到的村庄，猪羊成群，牛马成行，鸡鸭满塘．．．．谁人不说凤阳是个好地方呢？」
一九五八年秋，陈三到凤阳。「走马观花，参观了四个大队，所到的村庄，庄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震霄汉，歌声连天．．．．尤其吃饭不要钱，更受到人们的称赞。」「当然，也有人暗地在问：『来参观的人这样多，一摆就是七八桌，几十桌，又是酒，又是肉，这笔招待费将由谁来支付呢？』但是，大多数人，吃了，喝了，都说好，都说这就是共产主义萌芽．．．．」
一九六○年春天，陈又去了。「跑了好多村庄，所见所闻，又是一番景象」，「房倒屋塌，树木光光，不分男女，大多数是手柱木棍，歪歪倒倒，满眼浮肿的病人。听到的全是哼声，怨声，诉苦声．．．．因此，在我的脑子里，对凤阳又恢复了第一次的印象：凄怆、荒凉！」
一九四八年的荒凉源自战争，一九六○年的荒凉既非源于战争，也非源于天灾。须知《人民日报》数月前还在刊登各地「齐报秋粮丰收」的报导。
不过，陈登科的文章还没有告诉后人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下面我们将从「微观」的角度透视一下，看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所说过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的可怕的年份」里，中国人遭受了什么样的苦难。
第九章 饿神州遍野哀鸿
由于囿于吴家花园一隅，彭德怀并不了解全国的形势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实际情形不是他设想的千万人挨饿、饿死一些人，而是几亿人挨饿，饿死了大约两千万人。
一九六八年秋天，笔者被派到安徽省南部的一个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和几位安徽籍的士兵同居一室。在谈天中，他们分别将自己家中在那场饥馑中遭的灾难告诉了笔者。每次谈话当夜，笔者都根据回忆作了记录，连续记了数日。为使后人对中国历史上这惨绝人寰的一章有贴切的认识，现摘录如下。
士兵甲：「五九年十一月左右，公社食堂开始没粮了。干部挨家挨户搜查，翻出的粮食统统集中到食堂。不劳动的不得去食堂打饭。我父亲是干部（一九六八年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当时职务不明）。我有四个妹妹，父亲不太重视，七岁和四岁的两个妹妹饿死了。死前几天还能走动，只说没劲，后来突然口吐白沫，嘴紧闭，死了。我哥哥曾经饿得口吐白沫昏过去，抬到食堂，用筷子撬开嘴，灌米汤，才得救。」
「一个冬天只吃菜叶和树根。我当时十一岁，常常出去偷点东西吃，才没有饿死。」
「偷东西的，抓到就打。村里有一个小姑娘偷东西吃，被干部把手指尖打烂了。当时，劳动的每天补助二两米稀饭。有一个连长生产队长叫连长，大队长叫营长的弟弟，一天没干活，去食堂打饭，被哥哥看见，揍了一顿。当时的人都野了，还有打母亲的。」
「生产队里死的人数目属于中等，村子里原来有七十多人，过了大半年，只剩四十几了。但现在又有八十多了，比困难前还多。」（中国大陆通常将一九六○至六二年称为「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作者注）
「我们小学是五九年十一月散伙的，第二年收上麦子后又复学，同学死了三分之一。这可不是说假的！」
「六○年的春天前、麦收前大量饿死人。麦收以后，干部把粮食集中到食堂，社员不干，偷，拼命吃，因为万一被干部发觉，吃不成。吃完了，饿了两个月，赶上收稻子，社员炒稻子吃，还不敢弄出香味，否则干部要发现．．．．」
「我们父母没饿死，我才能当兵。有的父亲或母亲饿死的，即使是贫下中农孩子也不能当兵，怕有仇。」
士兵乙：「困难时，我家里饿死两个妹妹、伯父。家里原来有四个人，还有母亲。只有我一个人吃商品粮（非农业人口由国家配给口粮，称为「商品粮」作者注），一个月二十五斤半，其他人一天不足一两。」
「妹妹饿死后，我本来从来没有偷过东西，鼓起勇气去偷，可是没有经验，被抓住了，还丢了一只帽子。」
「有的人开始挖螺蛳吃，丢壳。后来没有吃的，又把壳找来，磨成粉末吃掉。」
「有的人饿得无力，担水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