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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一朝（公元七一三～七五五）是唐代的盛世，但是衰象也在不断累积。首先，便是军事的过度扩张，庞大费用耗掉了国本。唐军曾远征西南边境，向西又过度远伸至帕米尔高原，以致于七五一年间在撒马尔罕（Samarkand，今乌兹别克东部）附近被阿拉伯人击败。此时府兵已逐步改编为分属九个节度使的职业军队，主要设于边疆，由总掌兵权的将军统御。
六部主持的「外廷」，变得例行公式化而迟缓无效，六部的大臣——以皇帝之名代皇帝执政的人——也于此际陷入党派恶斗，而皇帝本人却利用宦官发挥其「内廷」的控制势力。玄宗老年时宠爱杨贵妃，任中央权威日益腐化。杨妃收了宠将安禄山为干儿，安禄山却于公元七五五年起兵造反，占据了京师。七五五至七六三年间，兵乱震撼全国。玄宗逃离京城后，在将士逼迫下将杨妃缢死，他的皇家情史（后代经常重述的）终于以悲剧收场。八年后唐室名义上恢复了统治，但以后一百五十年间再也不能恢复盛唐时的气象了。
平定安史之乱的一个后果是增设兵镇，种下以后藩镇割据的初步。对边镇控制力形同乌有之余，关中的政权还得向军阀让步。唐室无法再以统一的法律制度从中央统治全国，官吏也无力推行全国性的政令。随后便是地方各自为政，中国政府名义上的统一变成了空壳子。
社会变迁：唐宋间的过渡期
晚唐的诸多变革之中，历时最久的是曾经主导政府的贵族大家之衰落。汉朝晚期虽无明文规定，但社会阶级清楚分为士、庶、贱民。「士」最初意指「侍」，即指在政府中服务的读书人。自汉至唐末，公卿大家的贵族地位与担任大臣的士族子弟地位重迭了，门第贵族多是官宦之家。平民百姓是不宜与他们通婚的。汉以后的分裂时期中，为官者大约四分之三来自这种家族。唐代早期占到一半以上，后来约占五分之三。西北的关陇贵族虽然多为胡人出身，却是中央政府官吏的主要来源。戴维·琼森（David Johnson，1977）说：「在英国、法国，一个人要登上很高的社会地位，从事律师、医生、商人、教会神职、军人的生涯，都可能达到。中国却不然，只有一种职业阶梯有此意义：政府文职。」
中国没有长嗣继承制，因此，一家之主死后，家产通常是由家中男子均分，国法规定可分割的继承方式，便不致出现欧洲那样世代相传的大地主。因此，一个家族若是两、三代都没有人作官，迟早要瓦解。每一代都有潜在的不安全感，不得不往宦途试一试。家庭的社会地位是世袭的，但是，如果一个凭做官爬到上等阶层的家族再没有其它人做到官，地位必将下降。这种情形在唐代得到了缓冲，因为唐代在官僚之外，还有其它社会地位团体，可以停留在其中伺机重回官场。
官员任用凭的是荐举。起初是由地方官长负责，将辖区内的所有士人按日后将分列的九个等级分等，九品又各分上、下级。每名官职候选人的官方评分都纳入档案。士人便借着这个制度自我繁衍。虽然隋唐时代开始有了科举，却不是进入仕途的最主要管道。取士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步骤而不是法律程序，是因为私人关系在社会背景中形成一种液体基质（fluid matrix），官位候选人在其中谋进，家族地位也在其中得以保持。例如，北魏曾建立自己的世家大族阶级，使之地位与汉人世族相等，胡人家族便可以进入最上层的汉人生活圈。公元三八五至七一三年间有官方编制的士族谱系，显然是根据州县官吏荐举的名册编成。这种族谱亦是家族间联姻的参考依据。
唐初时认为这套制度阻碍了人才的流动，便不予实行。这无非是新兴而当权的西北汉胡混合家族给予华北平原上东北区域的汉人大族一记重击。唐初的皇帝在这些旧贵族嫁女儿时，也不再赐给他们要求的厚礼。公元六五九年的重编谱系达二百卷，包括了二三五家族的二二八七房。此次修订的主旨之一，显然是要让西北家族跻身其中。
到了第八世纪，做官似乎已成为衡量家庭地位的主要准绳，门第出身退居次要了。一切都要看登录为士族的人自己的官位，而不是看他的家族门第。官吏依法不再被视为贵等阶级。唐制虽然选派官吏子弟任低阶官职，但已无明文认定大族门阀的地位，或给予这些家族任官的特权。贵族大家的利益毕竟抵挡不住朝廷的制度。
丹尼斯·崔维泽（Denis Twitchett，见CHOC 3）认为，唐朝便是从此展开统治权的转移，从贵族统治——此制之下的皇室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发言人——转变为训练有素的官僚体系治国，官僚们多是由科举选出。贵族势衰后，中央政府较能驾御地方。皇帝渐渐成为一人高高在上，远离战场的伙伴，只听从新官僚体系出身的朝臣的意见。
晚唐贵族失势的同时尚有另一个重大变革，即是政府退出了亲自管理全国经济生活的地位。乡间的分授土地的均田制解体，都市里官方市场与定价制的崩溃，都显示经济状况已超出政府能管制的范围。地方州官管辖之下，穷人愈来愈多。为了撑住中央，税制改为夏秋两季，按规定土地每年应纳配额征收。自公元七八○年起实施的这种「两税法」，结合了土地税和户口税，税额经谘商而订定，使中央不致匮乏，却也表明政府已经无力控制私产与土地自由买卖了。
安史之乱过后，政府对贸易的监督也开始瓦解。唐朝的政府本来是藉调节买卖使官方监督下的市场利用平稳的物价协助农民生产，同时遏止人们不正当的图利之心。从商贸征取的税收并未受到重视，除非是财务出现困难了，而这种困难每逢有军事需求或王朝衰征时一定会发生。中国的市场活动网络（如绪论中提及者），不久就要在宋代出现，而且其活力将超出政府的控制能力之外。
此外，安史之乱使中国变得军事化了。此时唐朝在中亚地区的边塞被侵犯，西北大部地方被吐蕃占据。中国境内新设藩镇起初总共三十处上下，大多有武官镇守，凭其率领的戍卫军队，势力驾凌于地方政府之上。相对的，中央政府几乎没有自己的兵力，数度遭遇吐蕃军进犯之灾。公元七六三年以后，天子只能依赖四个区域并不稳妥的力量，即是京畿、西北边境、长江下游、大运河地带——这一区乃是京城的命脉。华北多处藩镇不受中央管辖，占去了纳税额为国家岁入四分之一的人口，只剩下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为朝廷税收的来源。
乱平之后也有一、两位皇帝在削减费用和集权中央方面做出成效。但是唐朝的盛世已过，中央变成「内廷」由宦官把持，「外廷」则是党争不断。
大体上，唐代文官体制的建立，助长了儒家学术的重振。有关唐宋交替的这一层面，大街·麦克穆论（David McMullen，1988）最近作过研究。在唐代的学校制度、科举、尊孔、政府仪典，以及史学文学的培养之下，经学古文有了持续的发展。唐代士人阶级的壮大，也为北宋学术思想鼎盛先铺好了路。
公元八四五年间，唐朝皇帝下诏，广泛而有系统地拆毁佛教院寺，没收院寺拥有的大量免课税的地产。有将近二十五万的僧尼被强制还俗。从此以后，度牒一律由政府发给，藉以控制僧尼人数。唐代的功业与中国佛教的盛况是同时衰落的。
此时华北的权力关系显示，中央政权的实际空位期从公元七五五年的变乱时起，一直延续到了九七九年。唐朝留下来的藩镇相继成立集权化的军事政权，乃是这段空位期与后来宋初政府的典型。
唐末的五十年是无政府状态的活生生实例。不论文武官员都是竭尽腐化之能事，乡村农民受着百般的压榨，邪恶丑行变成了一种常态。忠国之心已丧尽，盗匪横行。暴民聚集成众，到处流窜劫掠。皇帝、宦官、文臣都是一筹莫展。大盗黄巢作乱六年之久（公元八七八～八八四），起兵于山东，率众南下至福州、广州。继而北上，攻入洛阳和京师长安，大肆屠掠。唐亡于公元九○七年，此时突厥和其它胡族已占据华北大部，其它地方亦有藩镇割据。
在残败之中继起的是在华北以割据式版图建号称帝的五代，以及华中华南藩镇称王的十国。割据局面一直要到公元九六○年禁军在新都拥帝改国号为宋，才获得解决。
第4章
中国最伟大的时代：北宋与南宋
物质欣欣向荣
宋代三百年存在一种奇怪的反常现象。一方面，宋代是伟大的创造时代，使中国人在工技发明、物质生产、政治哲学、政府、士人文化等方面领先全世界。印刷的书籍、绘画、文官考试制度，只是中国此种卓越地位的两、三个实证。而另一方面，就在中国如此兴盛的同时，内亚细亚（Inner Asia）的外族侵略者，渐渐从军事与行政上控制住中国的政府和人民。宋代的文化成就是否与后来的外族统治有关呢？这是极其重要——却不单纯——的问题。
公元九六○年，五代的末一朝，后周的殿前都点检在禁军拥立之下成为皇帝，新登帝位的赵匡胤便改国号为宋。深谋远虑的宋太祖与宋太宗解除了武将们的兵权，任文官接掌，并且将最精锐的军队集合为禁军，文官层僚经由科举建立，税收集于中央。这些都是控制军权与制订文官职权的代表性措施。历时一个半世纪的北宋（九六○～一一二六）从此将成为中国最富于创造的时期之一，有些方面恰似两百年后才在欧洲展开的文艺复兴。
评价宋朝在中国历史中关键性的地位，必须从多方面着眼。首先，是从有形的成长方面，如人口、都市化、生产、工技，以及国内与对外的商贸各方面。
中国人口于汉代中期（约公元第二世纪时）达到大约六千万之数，经过分裂时期很可能发生的数目下降，似乎又在第八世纪早期的盛唐时回升到五、六千万。在宋初可能增至一亿，到十二世纪结束时，约维持一亿二千万：大约四千五百万在淮河以北的地区，七千五百万在长江沿岸以及西南（见地图10、11、12）。
人口成长引来了兴旺的都市生活，这在京城尤其显着。做为北宋的政治行政中枢，开封城是朝臣官员的最大集中地，也是衙门人役、军队、宫廷扈从及闲杂人等汇集之处。开封只有唐朝京城长安面积的五分之四，却有古罗马城三倍大。公元一○二一年间城内人口将近五十万。如果连京城九郊在内，总计人口有大约一百万。到一一○○年，登入户籍的人口数为一百零五万，加上禁军，总数可达一百四十万。
如此人口密集的都市能够民生不虞匮乏，是因为开封位置靠近古时大运河与黄河的交会处，在黄河下游谷物集散地驳船运输线的起点。中国国内贸易与区域间的相互贸易之顺畅，得力于大运河、长江、长江支流及湖泊，以及其它河流系统上的廉价运输。这些水道总共长四万八千多公里，造就了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贸易区（见地图16）。中国境内既有如此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外贸不免只算得上旁系分支了。
开封的工业发展，主要是为了迎合政府的需要。例如，华北有大量煤与铁的矿藏，靠水上运输，可以低价供应京城。约第十世纪时将森林耗竭的情形，迫使冶铁必须舍木炭而改用煤为鼓风炉燃料，而且，宋代冶铁者因为使用以此法生产的铸铁，又发展成功可炼钢的脱碳法。到了一○七八年间，华北生铁年产量有十一万四千吨（七百年后英国才能够出产出此数的一半之量）。
从这儿，战争的艺术得到了铠甲和钢质武器。围城作战中也使用了大炮前身的弩炮，而火药最初是用于火矛、榴弹、射石炮之上。古昔时候的围城是胜败难料的，因为被围的城中贮有补给，往往能比处于荒芜原野上的攻城者支撑得更久。但是宋代发明的新武器却能击毁城墙城门，引爆火药地雷，从城外燃起城内的大火。
不幸的是，宋人的这项战争技术很快就被女真人学会，一一二六年攻陷开封以后，便在华北建立了金朝。宋朝只得南下至杭州另建新都。
南宋这个都城在十三世纪早期最繁荣的时候，自钱塘江口一直绵延，从人口约四十万的南郊起，经过约有五十万人口的皇城，达于有将近二十万人口的北郊，全长三十二公里有余。据马可波罗记载，杭州颇有与威尼斯雷同的特色。宽广西湖的清澈之水，顺着大约二十条沟渠流入城中，再将城内的废物挟出，往东注入河口的有潮水域，城墙之内的总面积是十八平方公里，中央有由南至北的一条宽阔的御街。蒙古人于一二七九年征服中国之前，杭州人口超出了一百万（有人估计有二五○万），为全世界第一大都市。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可能有五万人口；我们不难理解他目睹中国都市生活时为何叹为观止了。
南宋时期的外贸在政府岁入中居于大宗，这几乎是十九世纪以前仅有的一回。杭州对于奢侈品的需求，是宋时外贸迅速成长的一个因素。其中又以经由香料之路从东印度群岛运至中国（亦通往欧洲）的香料需求最大。进口货品需求之高，甚至声名远播的中国丝绸与瓷器出口，以及铜钞，都不足以均衡进口。迁徙到西班牙并且影响欧洲至深的伊斯兰教民，也于宋时大量增加在广州、泉州、厦门、福州、杭州的海上贸易。中国的货运沿着东亚海岸抵达东印度群岛和印度，甚至远达东非。但是南宋的外贸大抵仍操于阿拉伯人之手。商贸课税使盐税和贸易税成为南宋税收的主体，不再像往昔那样仰赖土地税赋供养朝廷了。商业成长的一项影响是，唐代始创的纸钞再度起用。先是政府用汇票调动资金，继而使用期票、可转让票券，终至由政府发行全国通用的纸币。马可波罗见到纸币时，和见到煤的时候一样吃惊。
中国此时期的航海科技是领先全世界的。中国造的有分舱区的大船——包含四层甲板、四或六桅、十多件帆，用艉柱舵、航海图、罗盘导向，可载五百人。这种科技远远超前西亚与欧洲，此期地中海用的大木船还在靠人力和操舵橹航行。
宋代惊人成就的这些层面只是几个例子。任何有现代意识的扩张主义者回顾诸如此类的成长和创造力时，可以想象到，宋代中国若自由发展下去，将可能主导航海世界，并且自亚洲发动侵略，移民欧洲，从而改写历史。看起来，欠缺的只是动机和刺激。这当然是想入非非了，但也再度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阻滞了艾尔文（Elvin，1973）所说的中国的「中古时期经济革命」继续发展？答案容易指向异族侵略者，指蒙古灭宋是阻挠宋人走向近代之路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颇有单一恶因理论的诱人之处，但是我们随即可以知道，原因是不止一个的。
以下几节将论及科举制度如何成为文职官僚的主要来源管道，谋得官职的可能性降低如何鼓励士人转入地方事务而成为乡绅望族的领袖，理学思想又是如何助长这种转移。
教育与科举
宋代教育普及的技术性关键在于有了印刷的书籍。钱存训在其论书籍与印刷术的权威性著作中详述过，中国之所以能发明印刷的书，第一要件是纸。早在公元前一、二百年时，纸已发明，但迟至晚唐时期才用于木版印刷。北宋是第一个使用印刷书籍的时代，欧洲还落后得很。中国以植物纤维制的纸，比欧洲的碎布制纸便宜。若与活版印刷比较，木刻版印刷更为简便省钱，而且更适于汉字。印刷的文书正是逐渐扩张的宋代士人阶级的生命活血。
印刷的书籍带给佛寺与家塾的教育活动很大的激励。起初政府有意全面管制已经普及的印刷，到了一○二○年代，又改以授与土地和书籍为办学校的奖赏。目的是要在每一州县都设置官学。官学收期待朝廷任命的诸生，教以儒家经术及礼仪，据贾志扬（John W．Chaffee，1985）说，在宋徽宗时，官学总共占地一五○万亩，可供二十万名诸生廪给。
科举制度成为上层社会阶级生涯不可或缺的巨大无比又盘根错节的定制。唐以后的一千年以至一九○五年，这个制度扮演了与学术思想、社会、行政体系、政治相关的许多角色。
宋初的两位皇帝制定科举为甄选人才的办法。七品以上官员可以凭荫任举荐自家子弟为生员，所以官宦阶级仍可以一代代传下去。但是唐代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官吏是科举出身，到了宋代增至百分之三十上下。宋代考官要选出愿意支持新文官秩序的人，即是彼得·波尔（Peter Bol，1992）所说的「会忠于文官治理概念」的人。主考官预防作弊的方法包括：应考者进场前搜身，考卷编号而不写姓名，誊写考卷以免批阅者识出考生的笔迹。公元九八九年间规定了每次科考录取人数分配额，使某些文风鼎盛的地方不至于占据太多录取机会。
几十年前最早进行宋代科举研究的人士认为，这是比真才实学的制度，使青年才俊不被埋没。近年来更详细的研究却显示，豪门巨族还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