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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到光之老弟这儿也不只是来喝喝咖啡、聊聊天的，也是来了解一下年前抗五军在东北抗日的情况。他还利用共济会的情报，侧面地了解了他离开后，四大块东北军将领和部队的情况。
当然，这些将领也都来晋见少帅，或派员到上海与少帅联系，都欢迎少帅回部队指挥。
不过，蒋中才不知道是不是看出什么，对少帅说了，东北军四大块部队，他从来没去插手过，现在就交给少帅管理。后来（三月份），少帅就服从了安排，去担任什么剿匪副司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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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才的政策就是，政府的力量，还是要用在“安内”上。对“福建革命政府”，他们立即派了二十万大军杀过去，另外又花了点钱去收买一些新政府的将领。福建的电报密码技术很低，让戴笠他们破译了，所以福建方面在军事上也很被动。
一月二十日，第十九路军师长沈光汉、毛维寿、张炎、区寿年被中央军收买，在泉州通电拥护中央。这一下，等于宣布了福建政府的垮台。一些官员纷纷离开福州。
福建新政府这些人这次准备得太差，起事太仓促。只用了二个多月，没得到更多人响应的福建政府就被蒋中才的中央政府压下去了。一些起事的主要领导人，都逃到香港，方振武也先经香港，以后才又设法去到多伦。抗四军由于内部对南下打中央军的指示有分岐（据说第十九路军内部对这次起事也有分岐的），加上中央军也对他们有所准备，结果还没有实际的南下动作，福建政府已经垮台了。
在福建一些被打散的十九路军，与当地的共济会联系，要求加入抗五军。最后的一部分十九路军被蔡廷锴带到广东，他们也与黄琪翔、王亚樵以及广东的共济会洽谈，说愿意加入抗五军。这下子，中央也与他们谈判，说不追剿他们了，还让他们保留部队（一个师），在湖南驻扎。中央虽然对十九路军他们也不太放心，但是共济会在这次已经收编了近万名十九路军的官兵去当“开路先锋”，可不能让抗五军发展得太大了！
看来中央政府要摆平衡也不容易：如果让这些士兵散落在地方，是不行的，有可能变成匪；中央来收编，人家又不愿意；现在分别落在中央军（收买的部队）、抗五军两家，并保留一点十九路军，也许是最好的结果了。
这样，第十九路军这支光荣的部队，避免了另一时空被撤销番号、残部被广西军队接收的结果。
蔡廷锴他们也知道这是中央在摆平衡，但能保留十九路军番号，保留一个师（这时，一个军有四个师的，但也有只有一个师的），也就可以了。只好对黄琪翔和才弥先生他们说抱歉，不能说是利用了共济会，只能算是沾了共济会的光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章 新生活运动
◆字数：3302◆
年底前，福建政府正在诉说南京政府的不好，两个政府正在打得你死我活的，而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也登了一些抨击中央政府的激进文章。这不是有与福建政府相呼应的嫌疑？特别是在这敏感时刻。“中央政府”今年不光对经济控制严格了，对宣传舆论控制也严厉了，例如对广播电台发牌照的控制就严了。像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如果扣上一顶“红帽子”，人给抓起来关了、杀了，都是很正常的！（你说，这样的政府，能不让文化青年和广大群众抨击吗？）虽然，邹韬奋和《生活》周刊是有点背景的，才能办了这么些日子。但这次他们终于下手了，不过有杜重远等人的背景，杜重远后面还有共济会！所以没有抓人，只是查封了周刊，邹韬奋后来就跑到香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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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迷作为共济会会长、抗五军军长，谁都对他客气三分。不过越是这样，有些事越要谨慎些，因为他的话会变成“指示”的。财迷在上海，军事、经济的事都不太管，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水平没有像外面传说的那么利害，技术方面除了化工机械外，也只是凭另一时空的一点见识，参与一下“指导”。就是这一时空德国、美国和日军都已经有了的潜水艇，他也只能与研究院的人一起商讨着研发，可见这个时空最高技术水平已经比他的高多了。
不过以生活水平来说，在这个时空他是过得很不错；论地位他自己都觉得太高了一点，心情也不错。他是国内最有钱的老板，并不是包括共济会的钱，光是科辉的股份、在大华联合银行的股份的收益，他也是全国最有钱的人了，如果他自己用，怎么用都用不完了。他的孩子们也挺会赚钱，财迷把这些孩子们的钱也折成一些自己企业的股份，这样，孩子名下的钱也更多了。
现在，搞技术设计是他的爱好，而不是为了生活、为了糊口。不过，在上海的应酬也特别多，特别是到了圣诞节、年底。他可不光与像张学亮、宋子文这样的人交往，还要与像蒋百里等人讨论一下，与电影界、文艺界的人一起参加活动（还有小凤），与交际花们一起出席一些宴会，与三教九流的人都应酬一下。
这儿，接触比较多的还有一位，是二十九军驻京代表，萧振瀛先生。
萧振瀛字仙阁，1890年5月2日生于吉林省扶余县四马架村。祖籍是山东省文登县大张村。祖父逃荒闯了关东，落户于松花江畔。
萧振瀛青年时以法政大学学生投军，历任东北军孙烈臣部营长、参谋、军法官、吉林田赋局局长，以及参议院议员等。虽然当了官，这人还是个热血青年，看不惯时弊，出来指责吉林省政，并成立民治会，不容于吉林省省长王树翰，而离开东北。
些后经李鸣锺介绍，参加了西北军。历任绥远省临河县、五原县县长，包临道尹，西安市长，军法处长等职。并以西北军代表去罗苏工作过一时期。西北军大小头目都是互拜兄弟，以相拉拢。萧振瀛年纪比宋哲远他们大一点，所以在西北军中被称“萧大哥”，为人正直，得到大家信赖。
本来他与冯大帅的关系也不错，不然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升迁，但后来两人闹反了。萧和冯二人反目，始于1927、1928年，冯受蒋中才的影响，由联苏变为反苏，在西北“清党”时，滥肆捕杀。萧时以军法处长之位，出于义愤和人道释放了被捕中的三千余名青年。
冯以萧违犯军令并怀疑萧在苏时期与苏有勾结，欲杀萧。萧得宋哲元、马鸿宾、门致中、冯治安等支持及闻承烈、张树声从中说项而了。二人从此结怨。
冯大帅在“联苏反苏”、“投蒋倒蒋”、“联阎打阎”中一再失策，部队各将领纷纷倒戈，中原大战后垮台，冯的部队解体。张学亮由东北进驻北平，主持华北军政。中央命令给西北军残部一个军（二个师）的编制。萧以东北的渊源并请万福麟、刘哲、莫德惠三人帮助，张遂将此二师一军的编制交萧组织。萧与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等合议，组成二十九军。宋任军长，萧任总参议，冯、张任师长。萧以二十九军军代表的身份常在南京，可以说，萧振瀛是二十九军的主要组建者。后来西北军刘汝明等人及不少队伍又都去到二十九军，人实在太多，经过活动，又得以增加一个师的编制。现在，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打得出色，旅长赵登禹带伤奋战，立了功，于是，又增编了一个师，赵登禹为师长。二十九军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财迷的经济支持和萧振瀛的活动都功不可没。
萧也很敬重才弥先生所作所为，宋哲元也是个感恩的人，对才弥先生也很感谢。萧作为二十九军的代表，当然是常来与才弥先生联络一下了。例如对福建政府的态度上，二十九军就来问一下才弥先生的意思，然后采取了相同的态度。
据萧振瀛说，冯大帅到泰山隐居后，一直不甘寂寞，伺机欲起。当萧在有了权后，冯藉萧母办寿，特派闻承烈持其亲笔信及贺礼向萧联络，而萧则仍一再排斥冯推荐之人员，拒冯介入，冯大帅对此很不满意，两人的裂痕变得更大了。
不过，不想让冯大帅介入他们，不光是萧一个人，恐怕还有宋哲远等冯的好多老部下的意思，只不过由萧出面当了个“黑脸角色”。至于为什么老部下都不想接受冯的领导，这需要冯大帅自己找一下原因了。在财迷看来，宋和萧等人还是蛮讲义气、知恩图报的。不过，给人恩惠的人也不能总指望人家“涌泉相报”的。你培养的、提拨的人，你也不能老是觉得自己是家长，把他们当自己小孩看待的。
萧振瀛是东北人，与少帅也有点关系，又与二十九军有这种关系，与中央也有点关系，人脉蛮广的。
傅作义的绥远省在京（南京）也有办事处的，不过他们的代表与财迷直接交往比较少。这不是说傅作义与才弥先生的联系少，而是傅作义身边有个副官，就是共济会的代表。通过他直接与三龙他们联系，傅的任何事情，这个副官都可以知道；这联络副官与共济会的联系，不受任何限制。有重大事情，双方都互通信息，互相讨论。过年过节，倒不一定有互相送礼，财迷知道傅作义部队缺少什么武器，就提供一点；傅作义就必然要回赠一些绥远的牛、马什么的，有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感觉。相对而言，财迷挺喜欢这种关系的：悄悄的，少花时间，有实效，双方有情意相通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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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新年，共济会总要做个总结文件，讲一下去年共济会取得的成绩，鼓励一下大家，并讲一下对今年的一些要求。这些东西，都是屈国良他们在搞的，然后让才弥先生看一下，就可以发表了。对今年的要求，屈国良他们写得不少，要求会员们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学文化、学军事什么的，与去年也差不多。财迷把这些改为要“讲民主、讲科学、讲学习、讲纪律；组织化、合作化、军事化。”这“四讲三化”，让会员们好记一点。
结果在二月份，福建的事才告个段落，蒋中才提出了一个“新生活运动”，说要以传统的“礼、义、廉、耻”为主导思想，具体要“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还塞进了“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的内容。这不会以对群众进行教育为名，来推行他的“绝对领导”理论，并与共济会的“四讲三化”宣传抗衡吧？
不过财迷根本没把什么“新生活运动”当一会事，他对共济会中自己的什么“四讲三化”也并没当什么事。作为另一时空的年青人，财迷总是很小看这类群众宣传活动的作用。再说，二月份，经济上有点事要他处理。
西方的经济危机，对东南亚也有相当的影响，一些橡胶企业受影响比较大。二月份，新加坡的陈嘉庚之橡胶公司由于生橡胶积压，资金短缺，要准备破产了。陈嘉庚先生对国内的抗战作了不少捐助，也是科辉橡胶厂的供货商。这事让财迷知道了，他马上汇款过去，多买了好多橡胶。这时，大华联合银行的危机已经过去，所以，财迷让大华联合银行对东南亚的一些华人企业发放货款。华侨们如此爱国，如此殷切希望祖国强大，现在他们有困难，共济会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陈嘉庚先生等人，对此也非常感激（陈嘉庚的企业避免了另一时空破产的结果）。
而杜重远对《生活》周刊被查封耿耿于怀，于二月份就又创建了一份《新生》周刊。本来想命名为《新生活》的，现在蒋中才搞什么“新生活运动”，就改为《新生》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一章 春节应酬
◆字数：2113◆
这次春节可是财迷难得在家里过的，过得很热闹。老的熟人、经济界、文艺界、共济会的人，都欢聚一堂，就不提了。老关系户，西北军、十九路军、绥远军、东北军的，礼尚往来，也不用说了。一些南洋的洪门兄弟、四川的袍哥之类的，也都来凑热闹，也是要应酬的。
今年又加了杜月笙、吴铁城等人，他们以为才弥先生听从了他们的劝说，没有参加福建的事件，给了面子了；中央从共济会的一些事情看，发现才弥先生是可以争取的，这过年就人来礼往的，想进一步联络感情。而财迷对他们怎么也要应付一下的，让这些人更觉得为蒋中才争取才弥先生的事，还是有希望的。
今年春节来的上海人中，还多了一些人，他们是前清官僚的后人、上海的没落贵族这个圈子的，例如李鸿章的后人。
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联系王亚樵杀了赵铁桥，蒋中才大怒，但没有什么证据，对王亚樵又没有办法。最后派宋子文对招商局查账，发现一些问题，正式通过法院，以擅自出卖国家土地（李国杰以码头为抵押，向银行借款）、虚报价款、欺蒙政府（这两条确有其事），判了李国杰八年徒刑。王亚樵还是念这个老乡情，让财迷有机会捞他一把。而李家的人通过王亚樵的关系，也来共济会走动，也向财迷“捐抗日款给抗五军”，数额也可以，要知道，这时李家只是个“瘦死的骆驼”了。于是，当年前宋子文来提福建事件的事时，才弥先生提了一句“听说李国杰在狱中身体不太好”，第二天，李国杰就被通知“你被才弥先生保外就医了”。
他这一放出来，也要到科辉医院住两天调理一下。他家里人更加是要到才弥先生这儿来感谢一下。“物以类聚”，李家与在上海的类似家族，如盛宣怀的后人、上海道台聂缉规的后代，也是有联系的、有亲戚关系的。他们的前辈是搞洋务的，当过官也有不少钱，在上海也有一些实业，如聂家的恒丰纱厂等。但他们与江浙一帮搞实业的生意人又不一样，在他们眼里，这帮实业家属于“暴发户”，没什么教养、没什么根底。
当年宋子文拼命追求盛家七小姐（宋当时被聘为盛四公子的英文秘书，见到七小姐后，主动要求当她的英文教师，随后又拼命追她），盛家以宋家的门户太低，一致反对！盛七小姐本人倒是对宋子文有意，但宋子文去广东给孙大总统姐夫帮忙后，遇上他人娶了，负了他南下前对盛七小姐的山盟海誓。
相对而言，这一个圈子的人当然更加看不上一些靠流氓手段上来的黄金荣、杜月笙之流了，而洪门龙头大哥才弥先生，最多比这些流氓排得高一点，算入江浙暴发户一类吧。
不过，他们的企业要做生意，要贷款、要运输，所以还是要与共济会打交道的。现在例如李国杰之类的事，也是要与才弥先生打交道的，几次接触下来，发现才弥先生他们与杜月笙他们确实不一样，特别是才弥先生本人，与他们想像中的帮会头子不一样。
才弥先生对各个民族企事业都蛮照顾，而不是像这个时候的有些风气，只照顾自己的同乡、关系户，打击不是自己圈子的人。只要华人已经有的企业，财迷就不再投资兴建，避免自相残杀（财迷对另一时空中，各地中国企业自己竞争压价非常不以为然，什么产品只要有几家中国企业生产，那就一定要把这产品压到没有利润为止！这本事可真是利害！）。共济会的运输、商业网点等，已经有垄断企业的样子，但从来不因此把利润率搞得太高，也不压制同类小企业。当然，在这些官僚后代看来，不特别照顾某一个地方的人，是因为共济会已经发展到了全国多数地方了。
这个松散的没落贵族圈子，内部也有争斗、有矛盾，但毕竟气味相投，通婚也往往在这个圈子内，在上海也形成了一个有势力的圈子。这帮官僚子弟中，不能说没有人希望傅仪再当皇帝，让他们家再兴起。但有这样想法的人绝对没有要我国富强进步的人多，特别是他们的第三代以后的年青人。
财迷与他们有接触后，发现这些人并不都是像李国杰这样，为了争资产、争权利就不择手段的。这些家庭中的子弟，以“华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为指导的最多，也有个别玩世不恭、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但这些家族的后人更多是在商业、实业、工程技术和艺术上有成就的。他们也学了一些家传的国学，也接受了一些国外的文化，家庭正在没落，但他们中觉得国家应该改革、应该进步的年青人不少。
这么说，他们也有些认同共济会的一些做法的，向抗五军捐款，也不完全是巴结共济会。在现在已经是抗五军老战士、九一八后到东北去的“上海青年抗日团”中，也有几个是这些家族的年青人。
奇怪的是，这个圈子里的很多人对当官并不是特别热衷的。例如聂家的家规就是让后人不许当官！而另一些家族至少也有什么不许加入任何帮派团体之类的家规。这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家族可都是靠当官起家的！因为这样，这些人与共济会的人挺熟了以后，仍旧不加入共济会，只能算是共济会的朋友吧。
而一些上海的实业家，对这个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