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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凸显大跃进的成果，薛廷臣和马吉经过研究，成立了一个运输队。
因为城关供销社有从桥头拉货的三辆胶轮车，每辆车有三头牲口，加上还有几匹骑的马。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将运输队编制为四个人。喂牲口的王迎德是共产党员，他们就让王迎德当了运输队的队长。
薛廷臣本来就非常善于学习，面对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形势，他感觉到自己的文化程度和各方面知识都很欠缺，跟不上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更需要进一步努力学习一些政治、经济诸方面的知识。于是，他就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方针，通过学习，他了解到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饷，并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经济封锁。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出现极为严重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１９４２年底，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毛主席在形容当时的困难时指出：“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
战胜困难来自于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的决策，中央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总方针。１９４２年１２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阐明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的生产运动取得巨大成绩。边区军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经过３年奋战，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模范。全旅吃、穿、用完全自给，并每年向政府交纳１万石公粮，创造了古今中外建军史上的奇迹。
薛廷臣心里想，目前西北的经济比较困难，要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要实现供销系统的生产大跃进，就必须仿效陕甘宁边区的那种做法，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城关供销社今后工作的指导方针。
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精神的指导下，他们将食品门市部的糕点加工组改为食品加工厂。不单纯加工糕点，还增加了粉面、粉条、豆腐等加工项目，以比较丰富的食品供应市场。
原来卖牛、羊肉的，是和食品在一个门市部。牛羊肉是随买随卖，卖完了就脱销不卖了。薛廷臣认为这样做不是办法，群众不方便，不符合大跃进的精神。于是，他便准备成立一个牛、羊养殖场，用自己饲养的牛羊来解决牛、羊肉的供应问题，并专门成立一个牛、羊肉门市部。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必须请示县联社。县供销联社觉得城关的做法很好，就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取到了县社的同意后，薛廷臣立即召开了全社职工大会，把具体想法讲给大家。为了论证自己的设想是否正确，他让全社职工在大会上对此进行专题讨论，让大家讨论方案的可行性。全体职工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既解决了牛、羊肉的供应问题，也符合县供销联社提出的发展养殖业的精神。于是，城关社便从银行贷了几万块钱的款，买了七百多只羊、五十多头牛，在青林公社的三岔草原，成立了一个牧场。
为了确保牧场的经营顺利，薛廷臣在全社职工中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选择，任命了马福奎为牧场场长、马天良当会计，并选了四个放牧员。
牧场工作人员物色好之后，他便将人选报到县联社，经过县联社批准后当即任命。
牧场也买也卖，春天买进，经过夏天育肥以后再卖出去。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牧场发展很快，最多的时候曾达到两千多只羊，一百多头牛，基本保证了市场牛、羊肉的正常供应，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还给供销社增加了很大的一批经济收入。
为了发展全县的养猪事业，县供销联社派贺进祥、冯彦、孙炎恩和一个兽医到陕西陇县去买猪。并要城关社的副主任也去参加买猪。但联社没有考虑到马吉是回民，后来知道了，就决定让薛廷臣去。
薛廷臣自参加供销工作以后，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经济头脑越来越好。在陇县买猪的时候，他看见那里有养蜜蜂的人，因为蜂蜜供应非常短缺，他就想了解一下蜂蜜的生产情况。于是，他就抽空和养蜂人进行聊天，了解养蜂的方法和经济效益。经过了解以后，对养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即决定办一个养蜂场，以解决蜂蜜供应短缺的问题。
这个想法确定以后，他立即和马吉进行了电话联系，他们两个商量好以后，在那里就买了三十多箱蜜蜂，并在当地雇了一个叫杨赢的会养蜂的人来负责养蜂，又从那个地方雇了两个工人。回去以后就办起了一个养蜂场。
猪买回来以后，薛廷臣要了五十头猪（给城关供销社买的），成立了一个养猪场。养猪场繁殖出来的仔猪，全部供应了农村发展养猪事业。育的肥猪，全部供应市场。
养蜂场办起以后，经过几天的观察，薛廷臣觉得杨赢这个人很不错，就决定让他来当养蜂场的场长。
养蜂场的性质，决定了养蜂场不会有固定场所。养蜂主要是在陕西和四川一带进行流动放养。他给杨赢规定，让他每个季度都要到城关供销社汇报工作和报一次账。这个杨赢很负责任，不但蜂养得非常好，而且账目清楚，收入明白，养蜂场发展很好。
城关公社在城关的龙曲沟大队修了一个水库，薛廷臣觉得这座水库是一个养鱼的好场地，便利用这个自然条件和水利资源，买了些鱼苗放进去，又办了一个养鱼场。派阎子高和王德顺去负责管理。
东门桥是西宁通往海北州、祁连县、门源县的交通要道，又是通往甘肃张掖的227国道，过往人员和汽车、马车等车辆较多，他觉得在那里搞个食堂和旅馆不错，既能方便旅客，又能发展经济，于是，他又在东门桥盖了几间房子，开了一个食堂和旅店。食堂和旅店办的是时候，也是地方，加之经营有方，很好的解决了过往行人和汽车司机的食宿问题，深受过往行人、司机和当地群众的欢迎。
为了促进工作的全面跃进，薛廷臣办了个简报形式的《报道》，马吉和穆均华都是初中文化程度，大家都写稿，由马吉编辑，穆均华刻印，每十天出一期。《报道》全面反映了城关供销社各部门的工作情况，表彰各部门在工作中涌现出的好人好事，促进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一九五九年的第四季度，他们编写的一篇一九六零年工作计划，经县联社修改以后报到省供销联社，省供销联社又转报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总社将这种做法通报全国供销合作社。
在三面红旗和大跃进的精神鼓舞下，在薛廷臣的努力下，全体职工的齐心协力、不怕苦不怕累的勤奋工作，使城关供销社的各项工作任务都完成的很好，不论在完成任务方面、资金的回笼、周转和利润的积累方面，在全县商业、供销社系统都是名列前茅的，受到县商业局的表扬。
大通县全县共有二十九个公社，六个基层供销社。城关供销社在全县是个最大的基层供销社。从宝库河以西的斜沟供销社门市部以上和宝库河以东塔尔供销社门市部以上，所有供销社的门市部，都归城关供销社管理，担负着斜沟、极乐、城关、逊让、青林、多林、青山、宝库、新庄、塔尔等十个公社，二十万人左右的群众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的供应和农、副、土、畜产品和废品的收购工作。由于管辖门市多，覆盖面积大，工作就特别繁忙。为了节省时间，有利工作，城关供销社用四百二十块钱买了一辆进口三枪牌自行车。因为薛廷臣没有私车，加之工作很忙，这辆自行车多数时间就是他这个主任骑着，有时马吉和办公室的其他同志到桥头办事也都经常骑一骑。
不知道县长邓绍勋怎么知道了薛廷臣骑着一辆三枪自行车的事，他专门到城关供销社找薛廷臣谈话。
县长来了，薛廷臣当然热情招待。说了一阵闲话之后，邓县长就直接问他：“听说你骑了一辆三枪自行车，有没有这回事？”
“有啊！” 薛廷臣立即回答说。
“你骑的是三枪自行车，是谁批准让你骑的？我今天要把你的自行车推走。” 邓县长吊着脸严肃地说道。
邓绍勋的话让薛廷臣有点生气，心里就想反问他：我为什么就不能骑三枪自行车？但他还是克制住了，他觉得这可能又和那次县委扩大会议抽人下乡有关。邓县长是县委常委，当时也在场。事情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县委领导还是不肯放过他，就连他骑一辆三枪自行车都不放过。他觉得，如果这次为自行车再和县长争论起来，一定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为了不增加新的矛盾，不吃这个眼前亏，薛廷臣忍住了。他顺口说道：“你说咋办就咋办，你要推你就推走吧！”
邓县长再没有说什么，就让薛廷臣把车子推来，让和他一块来的那个人把自行车骑走了。
按照大县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县委各部的部长、县政府各科的科长，当时都配备的是进口自行车（三枪、兰铃、富士或卧狮）。县委书记、县长，配备的是两轮或三轮摩托车。
在全面跃进、一大、二公、三平调的形势下。三枪自行车被县长推走了，把车子给谁了他就不知道了。
薛廷臣是个直性子人，但也是一个聪明的人，一连串发生的这些事，使他的头脑“清醒”了许多，得罪了县委书记就把他下放到城关供销社来了。如果再得罪了县太爷，那还会有好果子吃？从这件事情的发生，薛廷臣知道县上的头头还在记他的仇，今后还得要处处小心。
没有自行车是不行的，为了工作方便，城关供销社又买了一辆轻便永久自行车，这就算是薛廷臣主任的专车了。
马吉和办公室的其他同志大部分都有私车，也都是私车公用。另外城关供销社还有两辆旧的加重飞鸽自行车。其中一辆就是薛廷臣刚到城关供销社时，到各基层门市部去骑过的那一辆。
大通县商业局设人事秘书科、财会统计科、业务科三个科室。因为薛廷臣工作积极努力，办法很多，成绩突出，一九六零年六月，商业局调他到商业局任人事秘书科科长。
一年以后，商业局里把人事秘书科和财会统计科合并为商业局办公室，人员一个也没减少，只是改变了一下名子，薛廷臣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陈进良（原财会统计科科长）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在受贬之后的几年里，薛廷臣靠自己的辛勤工作，赢得了商业系统的普遍赞誉，慢慢地又走上了领导岗位。当然，这是工作的需要，不是薛廷臣的追求，他从来就不会去找人要官，他的追求就是工作，只要有工作做他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对职务的升降他基本上就没有在乎，他只在乎自己把工作要做好，要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国家给自己的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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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工作狂
一九六二年，公安局内保股开始审查干部。因为薛廷臣的档案里写着参加过阎锡山的“同志会”，公安局要他把参加“同志会”的经过情况和他个人的历史以及社会关系等，再写个补充交待材料。
薛廷臣对党忠诚，毫不隐瞒自己的一切，他便把参加“同志会”的详细经过，以及一九五五年回家的时候，知道了母亲是“一贯道”的“坛主”，受到过交村里群众管制的刑事处分；胞兄薛廷相是“一贯道”的“点传师”，曾被判刑八年，经过劳改已刑满释放，现在是农业社的社员等情况，如实的写了一份补充交待材料。公安局内保股看了他的交代材料以后，认为他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有些复杂，需要进一步的了解审查。于是，便派了两个干警到薛廷臣的老家去调查了一趟。调查的结果和他写的补充交待材料完全一样，证实了他是如实交待了个人的历史、家庭成份和社会关系的。于是，公安局便给他下了政治结论，结论是这么写的：“薛廷臣同志的政治历史，已交待清楚。”结论写好之后，将薛廷臣叫到公安局，让他看了以后签上字。
在审查干部的政策中，其中有一条规定是：“凡有直系亲属被关、管、杀情形之一者，一律不得重用，不能在要害部门工作。”根据这一条规定，公安局便向商业局提出建议：“你局薛廷臣同志，不适宜再搞人事秘书工作。”商业局局长兼党总支书记是原花纱布公司经理马培鸿，马局长对薛廷臣的整个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对他的工作也是非常满意的，但又不能不接受公安局的建议。让这么好的一位同志突然离开工作岗位，马局长于心不忍，但又没有办法，只好将公安局的意见告诉给了薛廷臣，征求他个人的意见。
薛廷臣是个非常自觉的人，他知道政策上有这么一条规定，这不能埋怨任何人，也觉得不能因为自己的个人问题让马局长为难。于是，他便向马局长主动提出：“我愿意离开商业局办公室，下基层去搞具体的业务工作。”
为了薛廷臣的工作变动，商业局专门召开了一次总支会议。根据他本人的要求，经过研究，决定把薛廷臣调离商业局办公室，到生产资料公司当经理兼党支部书记。
薛廷臣从来不管职位高低，不论搞什么工作，总是把工作看的比什么都重要。对工作总是很认真，很负责的。他不怕吃苦，任劳任怨，总是能出色的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工作任务。因此，工作变动之后，他没有任何情绪，心情放松，愉快地去了新的工作岗位。
到了生产资料公司之后，他立即投入到工作之中，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生产资料公司的详细情况，很快就进入角色。
由于他努力抓好工作，把公司业务和支部工作都搞的非常出色，受到了商业局领导的好评与表扬。
一年以后，生产资料公司工作步入了快车道，各项工作都做得非常扎实。这个时候，农副公司经理贺进祥退职了，为了扭转农副公司的疲软局面，商业局又把薛廷臣调到农副公司当经理兼党支部书记。
在商业部门内部调动工作，是不需要任命的，也不需要下什么调令，只是在商业局召开各公司经理及门市部主任会议的时候，根据会议决定宣布一下就行了。
薛廷臣到农副公司以后，仍和进入生产资料公司时一样，把各项工作都搞的很好，多次受到商业局领导的表扬。
薛廷臣的优点是责任心很强，工作一直很出色，大家都叫他工作狂。但他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顾家，那个时候叫“公而忘私”。这可就苦了他的妻子儿女，让一家人跟着他受了很多的委屈。
一九五五年，他在大通盐务局工作的时候，妻子张秀英被大通县手工业联社招收为食品加工厂的营业员。当时她每月工资虽然只有二十几块钱，但总还是贴补了家里的急需。生了大女儿惠春之后，因为孩子没人照管，张秀英只好辞去了食品厂营业员的工作，在家里专门看孩子。从那以后，他们两口先后生了五个孩子，因为薛廷臣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家里的事他从来就没有管过。在生了最小的儿子薛尚平以后，才猛然想起了第一次回老家的时候，张秀英曾埋怨他不知道体贴她的实际困难。这才意识到，张秀英已经生了五个娃娃了，五个娃娃都是她一个人一手拉扯大的，自己基本上没有管过孩子。当然，他有时下了班以后，偶尔顺手随便抱一抱娃娃也是有过的。没有管过孩子，当然就没有一点经验了。有时孩子尿到他身上后，他不知所措，赶紧把孩子又递给张秀英。有一次，女儿惠文把屎拉到他身上，他竟然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叫张秀英来处理。几个孩子的尿布他连一次都设有洗过。在张秀英坐月子的时候，尿布是由孩子的外祖母来洗的。等张秀英满月能下炕了，就由她自己来洗。几个孩子的成长，抚养、教育，他一直都没有管过，可以说，他根本就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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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 四清挨整
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62年年底到1963年初，一些地区开始进行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和小“？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工作。，毛泽东主席肯定了这些地区的做法。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