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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在大会上交代问题，会后就得写成交待材料交给工作组，连他自己都已经记不清写过多少交待材料了。每一次写的交待材料，过来过去都是那几个已经交待了的问题，只是在思想认识上有些不同，一次比一次深刻。他从思想深处找根源，进行自我分析、批判。但一直没有能交待出新的问题来。因为他自己觉得的确再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交待的了，总不能给自己捏造吧。
由于薛廷臣一直没有交待出新的问题，在一次小会上，郝玉珠特意给他点了一个问题：“薛廷臣，你不要想蒙混过关，我给你点一个问题，你自己交代一下，就是倒卖皮大衣的问题。”
“除了我已经交待过的狐皮大衣之外，根本再没有其他问题。” 薛廷臣当即就肯定地做出了回答。
这样的态度怎么能行呢？工作组是坚决不会答应的，在会上硬逼着要他交待还倒卖过皮大衣的经济问题。
“问题已经交代了，为什么一直没完没了。”薛廷臣大声说道。因为他觉得确实没有再倒卖过皮大衣，所以就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胆子也就大了点，说话的口气也多少有点硬，和以前交待问题时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你老实一点，不要背着牛头不认赃！” 郝玉珠大声说道。因为有人检举薛廷臣倒卖皮大衣的问题，工作组已经掌握了一些材料，郝玉珠认为，既然有人检举，就一定是事实，以为他就是不交代，不承认，郝玉珠当然很生气。
因为各自所处的位置不一样，他们的想法当然也就不一样。工作组是代表组织的，是专门来找他的问题的，而薛廷臣是“四清”的对象，是挨整的。所以，他就是再硬也硬不过工作组。工作组说话的口气和态度要比他硬的多。更何况开会的时候“四清”工作组人多的多，除工作组的三个人外，还有几个农副公司的积极份子轮流参加。五、六个人对付他一个人，他怎么能硬得过他们呢？
那种被怀疑，被批判的味道确实一般人是受不了的。薛廷臣算是比较坚强的一个。有几个人因为受不了那种味道和不真实的批判斗争就自杀了，组织上给自杀了的人下的结论是“畏罪自杀”。薛廷臣的性格比较坚强，他是不会自杀的。但要挺过来也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没有的事，他是没有办法交待的，他不可能随便给自己栽赃，胡乱地给自己头上乱扣帽子。
农副公司的四清运动开始进入了僵直阶段。
僵直了几天之后，工作组也觉得这样硬碰硬的不是个办法，组长郝玉珠便给薛廷臣点破了一点：“你从一个车户手里买的那件皮大衣，卖了多少钱、挣了多少践？”
薛廷臣回答得非常肯定：“我根本再没有倒卖过皮大衣，我到那里去挣钱？”
郝玉珠很反感，怒道：“你的态度极不老实，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情况，老实交代你的问题，不要再抵赖了！”
薛廷臣怎么也想不出自己还有什么倒卖皮衣的问题，但工作组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
一九五九年冬天，城关公社秘书李荣贤在县革命委员会开会，会议开了一天，下午快六点了才结束。冬天天短，六点钟就已经快天黑了。散会以后，李荣贤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返回城关。从桥头到城关是慢上坡路，他骑的很快，身上出了一身汗。大业坝台的两面都有一个大坡，他骑不上去，就下来推着自行车往上走。穿着大衣推车不方便，他就把皮大衣脱下来夹在自行车的捎盘上。回到城关公社时天已经很黑了，人也累了，他把自行车往办公室一放便回家休息了。第二天早上上班以后，到办公室一看，车子上没有了皮大衣。当时他就估计昨天晚上皮大衣可能丢到路上了。
无巧不成书，说来也真的有点巧，城关供销社第一综合门市部有个叫任顺保的私营商业过渡人员，雇了东门生产队的一辆马车到大通煤矿去拉煤，早上走的很早，走到大业坝台时天刚蒙蒙亮，那个车户在大业坝台上坡的路上看到地上有一件皮大衣，他便顺手捡了起来。
任顺保拿着皮大衣仔细看了看，心里就想要，便对车户说：“拾了东西应该是见一面，分一半。”
车户说道：“见面分一半，你说怎么办？”
“这样吧，咱们把皮大衣作一个价，如果你要皮大衣，你就给我一半的钱，你如果不想要，皮大衣归我，我就给你一半的钱。”任顺保说道。车户同意任顺保的意见。
车户是东门生产队的农民，农民家庭的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那里有钱买皮大衣，皮大衣当然就归了任顺保。任顺保把皮大衣买了之后，随便说了一句：“这不是我自己买的，我那里有钱？我这是给薛主任买的。”那个车户也知道薛主任是谁。
任顺保拉煤回来以后，就去见了薛廷臣，没有赚一分钱把皮大衣卖给了薛廷臣。后来李荣贤也听人说东门生产队有人拾到了一件皮大衣，比较便宜的卖给了薛廷臣。李秘书和薛廷臣关系比较好，也就自认倒霉，再没有问过这件事。
这些真实的情况薛廷臣却不知道，一直蒙在鼓里，只知道他从任顺保手里买了一件皮大衣。
“四清”运动期间，“四清”工作组的叶长丰和农副公司的积极分子章守严到城关供销社调查、核实薛廷臣那两辆自行车的材料时，要经过当地党委盖章，城关供销社写了证明材料，到城关公社去盖章的时候，李秘书顺口谝了他丢皮大衣的经过情况：“听说是东门生产队的一个车户拾了他丢的皮大衣，还听说后来比较便宜的卖给了薛廷臣，一直也没见他穿过。几个人当时都估计是薛廷臣把皮衣卖了。
叶长丰和章守严回去以后，将此事加盐调醋地给郝玉珠进行了汇报，郝玉珠就觉得薛廷臣的问题没有交代完。因为薛廷臣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里很清楚自己从来就没有倒卖过皮大衣，所以就硬邦邦的说：“除过我已经交待了的狐皮大衣之外，根本再没倒卖过皮大衣。” “四清”工作组和农副公司的那几个积极分子当然不肯罢休，他们认为，有人检举的事就一定是真的。所以，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硬逼着薛廷臣承认和交待倒卖过皮大衣的问题。因为他确实没倒卖过皮大衣，也就不会给自己栽赃，致使工作组错误的认为他是有意顽固抵赖、拒不交待，对他很反感，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斗争。
经过几次大会批斗和小会的追问，工作组看到这个问题实在弄不出什么结果，郝玉珠便又给他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你还倒卖过自行车，这个问题为什么不交代？”
郝玉珠一提自行车，薛廷臣幡然醒悟，还真有两辆自行车没有说清楚。他如实地交代说：“有两辆自行车的事，但这两辆自行车却不是我的经济问题，所以，我在思想上就根本没想过自行车的事。”接着，他便把自行车的事详细说了一遍：
“第一辆自行车，是我哥从老家汇来了二百块钱，要我给他买一辆加重飞鸽自行车。我买好以后，写信叫我相哥来取，我只是给我哥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根本就不能算成我的经济问题。”
薛廷臣这样的交代，“四清”工作组几个人和参加小会的两个积极分子都不答应。郝玉珠问道：“那辆自行车你卖了多少钱？”
“自行车根本就没有卖，是我哥的脚有点跛，他买车是自己骑的。”薛廷臣回答道。
“当时市场上一辆新加重飞鸽自行车能卖多少钱？“郝玉珠又问道。
“六百块钱左右。”薛廷臣回答道。
“这么说你就从中挣了四百多块钱？”
“自行车根本就没卖，我回家的时候还骑过，我从那里去挣四百多块钱？”
“当时自行车好买吗？”
“不好买，钱汇来后等了几个月我才买到的。”
“这就对了，这就像文件上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有的在台前，有的在幕后。你哥哥有你这个在供销社当主任的弟弟，他才能用一百八十块钱买一辆新加重飞鸽自行车。你为什么不给别人买？”
经郝玉珠这么一问，倒把薛廷臣问的没话可说了。就是这种莫须有的推论，竟让他一时不知所措，他不得不承认：“这是自己利用当供销社主任的有利条件，给了自己家里人的一点方便，这当然是不对的，也是不应该的。对于这个问题，我应该从思想上来检查、认识和检讨。”
说到这里，薛廷臣想了一下又说道：“虽说我的作法是错误的，但这绝对不能算成我的经济问题。”
薛廷臣说的虽然有道理，但“四清”工作组的几个人和参加小型批斗会的几个积极分子却不这样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理由，双方的理由都说得过去，一时争执不休。
薛廷臣自己说这根本不能算成是经济问题，但他只能说是个人的申辩，工作组是代表组织的，硬要算成他的经济问题，他也没有丝毫办法。薛廷臣也觉得，在买自行车问题上，是自己利用了职权，自己有错误和责任，所以，也不敢再和工作组继续争论下去了，只能听从他们的，他们说咋办就咋办。处在任人宰割的位置上，他能有什么办法？
第一辆自行车就这样定案了，薛廷臣接着交代第二辆自行车：
“一九六零年六月，我从城关供销社调到商业局的时候，在给马吉交完手续以后，以商量的口气向马主任提出了一个要求：‘我没有自行车，能不能把我骑的那辆永久自行车作价卖给我？’马吉主任觉得没有什么，就答应了，并和会计穆均华商量了以后，作价九十块钱给了我。临走的时候，我就把钱交到财务上了。”
“那辆自行车你卖了多少钱？” 郝玉珠听了薛廷臣的交代后问道。
“那辆自行车根本就没有卖，我已经骑了六、七年了，现在我还骑着。当时作价也是基本合适的。我也没占公家的便宜。这辆自行车也不应该算成我的经济问题，所以我就没有考虑过作为我的四不清的经济问题来交待。”薛廷臣理直气壮地回答道。
“这辆自行车如果当时拿到市场上去卖能卖多少钱？”郝玉珠问道。
“旧自行车没有标准，能卖多少钱，我也没卖过，说不上来。”薛廷臣回答说。
这怎么能过关？“四清”工作组的其他同志和几个积极份子都坚决不答应，甄云北说：“就按五成新，也能卖三百块钱。”郝玉珠说：“你这是占了公家几百块钱的便宜！”
为这辆自行车，双方又是各据各的理由，各有各的说法。当然，双方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理由去说的，各自的理由都是能说得过去。但不管怎么说，薛廷臣肯定是说不过工作组的，他也无法再和工作组继续争论下去了，因为他说的话工作组根本就不听。无奈，他只好说道：“我说不过你们，你们说咋办就咋办！”
他能怎么样呢？只能顺其自然，任其发展，听天由命吧！
按工作组的算法，这个时候，薛廷臣贪污和投机倒把的经济问题，已经超过了一千多块钱了。
运动一开始，郝玉珠听了一些积极分子的活，就怀疑薛廷臣是一只大“老虎”。“四清”期间都把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有经济问题的人比作“老虎”。因此，他一开始就准备要把薛廷臣的经济问题整成一个千字号大案，只有做到这一点，工作组才有政绩。
经济问题如果上了一千块钱，便是性质严重、情节恶劣。如果态度再不好，就可以按贪污分子论处。要是以贪污分子论处，就可能受到刑事处分。所以，农副公司的那几个积极分子，特别是甄云北和章守严这两个平时工作不积极，吊儿郎当，受过薛廷臣批评的人终于得势了，怎肯轻易放过？把薛廷臣的问题弄得越大越好！所以，自从运动一开始，他们就千方百计想着办法，要把薛廷臣彻底整垮。只有把他彻底整垮了，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才高兴。所以，他们怎会轻易放过？
莫须有 ＇本章字数：2947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16 23：18：02。0＇
032 莫须有
关于薛廷臣的贪污和投机倒把等经济问题，工作组觉得再也弄不出什么名堂了，就开始要他交待多吃多占的问题。
“我在城关供销社当主任的时候，一共去过五次牧场，有时是和马吉主任一块去的，有时是和会计穆均华一块去的，还有其他同志，但都是以我为首。去的目的一般有两个，一方面是慰问一下放牧员，了解一下那里的工作情况，看看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个目的就是去吃肉。我们每一次去，牧场都要宰一个羊，并且是羊群里最肥最大的。有一次我听他们说，一个羊宰了八十多斤肉。每一次去都在那里住两、三天，每天就是喝奶茶、吃羊肉手抓。一天平均吃三斤肉，走的时候每人还要拿上一个羊腿、或几斤羊肉，平均就按五斤算，每一次去连吃带拿，按十四斤羊肉计算，五次共七十斤，每斤羊肉两块六毛钱，我一共多吃多占一百八十二块钱。”在会上，薛廷臣很老实地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还把多吃多占的数字都报了出来，就连要赔偿的钱数都算出来了，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可郝玉珠和那几个积极分子听了根本就不答应。郝玉珠问薛廷臣：“当时市场上一斤羊肉卖多少钱”？
“市场价是六块钱左右。”薛廷臣回答道。
“就按你说的七十斤羊肉计算，六块钱一斤，你多吃多占就是四百二十块钱！”郝玉珠瞪着眼睛大声说道。
薛廷臣是按供销社的供应价计算的，而郝玉珠却硬要按市场价计算。因为薛廷臣是被整的对象，当然是说不过他的，也不敢和工作组继续争论下去，也只能听由他们去说去算，算下多少就多少，还是听天由命吧！
工作组在经济问题上虽然下了很大力气，但再也没有挖出更有价值的东西，便开始接着搞他的政治问题。
第一个政治问题是私藏档案问题。搞政治问题首先是从档案入手的，“四清”运动一开始工作组在组织部却没有找到薛廷臣的档案。当时，组织部查了以后说：“薛廷臣的档案还在公安局”。他们又到公安局去寻找，公安局内保股的问志说档案已经退回组织部了。
薛廷臣的档案找不到了。当然，工作组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后来，他们在商业局职工档案中找马福奎的档案时，终于找到了薛廷臣的档案。
因为薛廷臣是干部，他的档案应该是归组织部保管的。商业局人事秘书科保管着的档案，是全县商业、供销系统营业员和工人的档案。后来县上成立了人事局，这些营业员和工人的档案就交给了人事局。
那么，薛廷臣的档案怎么会在商业局呢？薛廷臣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公安局内保股审查干部时，是以公安局内保股为主，又从各大单位抽了几个管人事的干部，组成了公安局审查干部办公室。那个时侯，薛廷臣已经调到了商业局人事秘书科。薛廷臣调到商业局以后，商业局人事秘书科人事干事方炳金被抽到公安局内保股去帮忙。公安局把薛廷臣的档案审查完后，给他作了结论，在让他签字以后，便让方炳金把薛廷臣的档案退回组织部去。下班的时候，方炳金把薛廷臣的档案从公安局拿到了商业局，顺便就放在了商业局的职工档案柜里了。吃了饭以后，他把档案的事忘了，就没有把档案再往组织部送。因此，工作组在组织部和公安局都找不到薛廷臣的档案。
当然，这个问题只有方炳金才能把情况说清楚，因为他是第一当事人。但是，由于方炳金是一九五八年招收的盲流人员，一九六二年，已被精简下放回家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过程，农副公司的那几个积极分子，为了想方设法把薛廷臣彻底搞垮，总是设法把事情往歪里搞。他们联系到薛廷臣的家庭情况，硬说他是利用当人事科长的有利条件，故意私藏了个人档案，以隐瞒其家庭丑恶历史的目的。于是，他们便利用这个情况，开始无限上纲上线，对薛廷臣进行批判斗争。
在轰轰烈烈的大批判过程中，薛廷臣根本没有条件澄清这件事情，只能硬着头皮让他们批判斗争。
第二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曲折复杂的问题。
城关供销社有个叫王德顺的职工，河北省保定人，五十多岁了。刚解放不久就来了青海，在城关私营商业个体户毕子明的玻璃铺里当帮工裁玻璃。一九五八年公私合营的时候，王德顺随毕子明的玻璃铺，一块过渡到城关供销社，王德顺也就成了城关供销社的一名过渡职工了。
薛廷臣刚到城关供销社的时候，因为王德顺年纪大了，大家都把王德顺老汉叫王爷，就连比薛廷臣大四五岁的毕子明两口都把老汉叫王爷。出于对老年人的尊敬，薛廷臣也一直跟着大家把王德顺老汉叫王爷。后来，他还把王德顺安排在龙曲沟水库养鱼。
农资公司有个玻璃门市部，需要一个会裁玻璃的人。这个时候，龙曲水库的鱼也没有养成，王德顺年纪大了也没事干，在城关供销社打杂扫院子。因为王德顺曾在毕子明玻璃铺是专门裁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