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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王德顺曾在毕子明玻璃铺是专门裁玻璃的，薛廷臣便把王德顺调到农资公司玻璃门市部负责裁玻璃。
一九六二年冬天，那几天天气特别冷，到下面门市视察工作的薛廷臣看到王德顺没穿他的羊皮大衣，就随口问他说：“王爷，天气这么冷，你怎么没有穿你的皮大衣？”
“我去年就把皮大衣换洋芋吃了。”王德顺显出很无奈的样子回答说。
王德顺是个大个子，饭量也大。薛廷臣觉得王老汉一个人无依无靠岁数也大了，怪可怜的，就想帮助他一下。
从各个门市转回来以后，薛廷臣碰到了农资公司副经理王俊才，他便对王副经理说：“王德顺老汉去年把羊皮大衣换洋芋吃了，他的生活很困难。年终快到了，给职工困难补助的时候，能不能把老汉也考虑进去。” 后来，经王俊才提议，农资公司经过全体职工讨论，对几个家庭比较困难的职工给予年终困难补助，其中就有王德顺，经过商业局批准，农资公司也给王德顺补助了三十块钱。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县上派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顾庆池当商业局长兼党总支书记。在一次总支会议上，顾庆池问起了王德顺的情况和来历。薛廷臣就把他知道的情况说了一遍。顾庆池听了以后说道：“我看这个人很像个当兵的出身，五十多岁的人了，走路还腰板挺的那么直，很像个军人。你们对这个人的情况和来历也不十分了解，我对王德顺的来历有点怀疑，我提个建议，对王德顺的情况和来历应该进行一次调查了解。”
会后，在顾庆池局长的安排下，商业局派了两个人，拿着王德顺的照片，到王德顺的老家去进行调查。
调查的结果，正如顾庆池说的那样，王德顺原名叫安建堂，家庭是地主成分，旧社会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官。因为有一桩命案，解放初期便改名换姓，畏罪潜逃到青海。
顾庆池根据调查来的情况，向大通县公安局作了汇报，通过大通县公安局与当地公安部门取得联系，由当地公安部门来人，把王德顺押解回了原籍。
王德顺因为他走路的姿势，引起了顾庆池对他的注意和怀疑，因而，使他隐瞒了几十年的罪行最终暴露了，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他的后半生，将在监狱的铁窗中度过。
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积极分子”们怎肯放过？农副公司的“四清”工作组和几个积极分子，根据这些情况，联系上薛廷臣的家庭情况，往他头上倒了一盆脏水，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斗争。批判斗争会上，甄云北发言说：“薛廷臣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反革命分子的保护伞。”积极分子们对薛廷臣无限上纲上线，想借此机会一棍子把他打死。
面对残酷的斗争和批判，薛廷臣泰然处之，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干过什么坏事，绝对不是一个坏人。母亲和大哥的那些问题，也就是他已经交待了的那些事实，并且已经处理过了。王德顺的问题他和单位的同志都不知道，不知者不为过。不管工作组怎么批判斗争，他的心里是有底的，只是站在那里不说话，任凭他们大声吼叫。“积极分子”们批判斗争了一阵子，也没批斗出什么名堂和结果来，越批越没劲，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倾家荡产 ＇本章字数：2695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10 08：55：00。0＇
033 倾家荡产
随着“四清”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批判斗争进行了一阵子之后，也就放下来不再进行批斗了，工作进入到退赃阶段。
积极退赃，是争取从宽处理的一个重要条件，薛廷臣知道，不退赃是不行的。至于争取从宽处理，他想也没有想过，因为他对农副公司的“四清”工作组和那几个积极分子太了解了，在这些人的思想上，把他的问题弄得越大越好，对他处理的越严重他们才越高兴。如何能一棍子把我打死，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和梦寐以求的结果。能把薛廷臣开除了这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总是鸡蛋里头挑骨头，想方设法寻找薛廷臣的毛病。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没有问题可以制造问题，有一点因素他们就可以无限夸大，置于死地才痛快。因此，争取从宽处理，薛廷臣根本就没有抱任何希望和幻想，连想都没想过。
退赃对薛廷臣来讲，的确是非常艰难的。因为退赃就要拿钱，薛廷臣没有钱，他参加工作以来的所有积蓄都存在银行里，有200多元钱。为了退赃，他将存款一分不剩全部取了出来，就连他以前响应政府号召，买过的一些公债他都全部取了出来，一次就退了230元钱现金和70元钱的公债。
三百块钱远远不够工作组给他定案的数额，没有办法，他只好把自己骑的自行车、用的收音机拿出来给了工作组，这两样东西一共折了一百多块钱。
家产荡尽，离工作组给他“定” 的一千多块钱还差的很远。万般无奈，他只好把他和妻子张秀英比较好一点的衣服也拿去折价顶了“赃款”。但这些本来就不值钱的东西又能顶多少钱呢！？
“赃款” 追的越多，工作组的成绩就越大，因此，工作组追“赃”的力度很大。尽管薛廷臣已经一贫如洗，但工作组还是步步紧逼。实在把他逼的没有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给家里写信要钱。
薛廷臣知道家里不可能有现钱，但他知道，在农村硬性摊派过“胜利折实公债”和“爱国公债”。抗美援朝时期发行的公债叫爱国公债，你不买“爱国公债”，就是不爱国。凡是中国的公民，谁又愿意戴上一个不爱国的大帽子？所以，再困难的家庭，也得想办法拿出十块八块、或者三块五块钱去买一些“爱国公债”，以实际行动来表现自己是爱国的。家里或多或少有一点公债。于是，他就给母亲写信，让母亲把家里所有的公债都给他寄来，如果再能向亲戚家借点公债更好。
信发出去两个多星期，母亲就给他寄来了五十块现金和八十块钱的公债。
人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薛廷臣也算是一条硬汉子，但当他拿着母亲寄来的五十块钱和八十块钱公债的时候，他落泪了。他心里非常明白，这是家里的全部。自己说是在外面挣钱，不但没有孝敬过老人，还把老人的血汗钱全都要了过来，他的心里像刀绞一样。
薛廷臣把母亲寄来的钱和公债全部交了上去，这当然还远远不够工作组给他定的数字，不过，从此以后，那些人总算逼的不那么厉害了。
运动后期，进入处理定案阶段。薛廷臣的定案材料上写的是贪污、投机倒把、多吃多占等经济问题，共计七百四十多块钱。政治问题是：没有阶级观点、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应有立场。处理的意见是“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定案以后，“四清” 工作组拿着定案材料让薛廷臣看，并让他看了以后签上他的名字。
看了定案材料以后，薛廷臣的思想斗争很激烈，虽然早已有了被双开的心理准备，也作了最坏的打算。但当他拿着被双开的文件时，手颤抖了。按说，他的这些问题说到底也只能算是一般错误，工作组鸡蛋里面挑骨头，无限上纲上线，硬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彻底打垮了。
几分钟过后，薛廷臣毅然拿起钢笔在上面签了字。就是在这几分钟时间里，南宋抗金英雄岳飞风波亭遇害的故事闪现在他的脑海里，他觉得，自己再怨，还有一条命在。留得性命在，哪能没路走？权当自己还在家里放羊，权当到大西北来的这一趟是做了一个梦。
但是，当他签了字以后，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了他的面前：被开除了，没有工作了，以后到哪里去呢？不能回山西老家去，他没有脸去见自己的母亲，母亲在风陵渡渡口送他时的临别叮咛他怎么会忘！他没有脸见村子里的父老乡亲，家乡父老会笑话他，老人们对他父亲的赞誉和对他的期望回荡在他的耳际。家不能回，去哪儿呢？他决定带上全家到新疆去。新疆是他现在唯一能去的地方。因为新疆有他外甥的大舅子孔庆耀在那里当农民，新疆地广人稀，到那里去当农民吧，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去的地方了。于是，在文件上签了字以后，他便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把他的户口不要转回山西芮城县，暂时先把户口不要迁，他准备到新疆去，到了新疆以后再把户口迁到新疆去。
离开了工作组的办公室之后，薛廷臣径直往自己家里走去。一路上，他一直在想，现在是新中国，饿不死人的，在哪里都能活下去，不需要为这个死去活来的。于是，他很快就调整了心态，开始划算到新疆种地的计划。
过了一个多星期，“四清”工作团的批复下来了。
农副公司四清工作组当即召开了公开处理大会，郝玉珠在大会上宣布：
“对薛廷臣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处理意见批复如下： 一、撤销农副公司经理职务；降两级工资，工资由行政十九级降为行政二十一级。二、开除党籍。”
薛廷臣听了以后，沉了一星期的心一下子放松了，总算没有被开除公职！薛廷臣在想，“四清”工作团的批复，没有按农副公司“四清”工作组的意见，没有开除自己的公职，这是组织上给了自己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他心里暗暗感谢组织，暗下着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吸取教训，努力工作，改正错误，把工作干好，以实际行动来弥补过去造成的损失。
散会以后，薛廷臣想了很多。对于撤销经理职务的处理，他根本就无所谓。一九五五年六月，他就是省政府任命的正局级干部。由于在县委扩大会议上提了不同意见，得罪了当时的县委书记崔永兴，受到了打击报复，给了他一个不明不白、不软不硬的处理。虽然当时他有些不愿接受，可又提不出反对的理由。自那个时候稀里糊涂的把他下放到城关供销社以后，县上就一直再没有把他按局级干部使用过。这个时候，他觉得一个商业局下面的经理，只是一个股级干部，也没有正式的任命文件，撒了就撤了，就根本没把它当一回事，一点都不在乎。这个时候，他竟然还觉得当经理还没有当一般干部自由、随便，撤了更好！
对于开除党籍，他觉得理所应当。自己所犯的错误，是党章所不允许的。作为一个**员，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玷污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组织上开除自己是应该的。虽是这么想，但他的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失落的感觉。
对降两级工资的问题，薛廷臣还是有点不愿意接受，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过去每月九十六块多钱，只能勉强维持一家六口人的基本生活，并不宽余。现在，每个月一下减少了二十块钱的收入，一家人生活不只是显得紧张，而是有点无法生活了。家里人口重，孩子多，孩子们都已陆续到了上学的年龄，以后的日子真不知该如何过。但没有办法，只能算走算看。
正确对待 ＇本章字数：2271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11 08：44：31。0＇
034 正确对待
“四清”运动的战果是辉煌的，大通县还抓了一个万字号的特大“老虎”，那就是城关供销社的马福奎。
马福奎是城关供销社牧场的场长，城关供销社的“四清”工作组认为马福奎在牧场当场长期间，肯定有贪污和投机倒把的经济问题。工作组对马福奎的情况分析说：你在牧场当场长，完全可以把牧场的大牛、羊卖了，再买点小的牛、羊来顶上数，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
马福奎是城市贫民，不识字，人很老实、胆子又小，但他也不愿意自己给自己栽赃。因此，他不可能承认这个被栽的赃。但经过多次的批判、斗争，马福奎终于经不起工作组的吓唬和批斗，被逼无奈，就按工作组的要求，将他们用想象、推论和安排的“罪行”全部承认了。工作组先让马福奎在有积极分子参加的小会上作了一次交待，然后还让马福奎在城关供销社全体职工会上再交待了一次。这一次是示范性的交待。城关供销社的职工听了都觉得有些惊讶。散会以后，许多人都在议论说：真没看出来，马福奎还真是一个大“老虎”哩！
城关供销社“四清”工作组为了显示他们工作有成绩，便把马福奎的情况在“四清”工作团的汇报会上汇报了。“四清”工作团为了培养典型，推动全县的“四清”工作的进展，使有经济问题的人都能自动坦白交待，召开了一个全县的示范大会。大会上，马福奎手举着两扎整捆五元面额的人民币，展示给大家看，在会上对着公众讲，这是他退的赃款。“四清”工作团的人当众宣布，对马福奎这种能够主动坦白、交待，又能积极退回赃款的作法，根据“坦妇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当众管宣布：从宽处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并把马福奎作为典型，号召所有有经济问题的人，向马福奎学习，自动坦白交待。凡是自动坦白交待了问题的，不管问题有多大，都可以从宽处理，或者免于处理。
但城关供销社“四清”工作组在给马福奎定案的时候，马福奎却全都推翻了。
马福奎不识字，所有的交待材料都是工作组说的，让马福奎自己承认。最后在定案的时候，因为找不到能够证明马福奎贪污和投机倒把的人证、物证，也没有人能写马福奎贪污和投机倒把的证明材料，最后无法定案，便不了了之。因为在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上当众宣布了免于刑事处分，最后给了马福奎个开除留用的行政处分。
事实上，马福奎的贪污和投机倒把的问题全部是工作组用推论的方式捏造出来的，一个没有拿公家一分钱的老实人却背了一个万字号的贪污分子的名声被开除留用。
对于马福奎，薛廷臣当然是最了解的了，他觉得马福奎或许有些问题，但绝对不会像工作组说的那么大。马福奎是薛廷臣在城关供销社全体职工会上宣布让他当了城关供销社牧场场长的，马福奎以后的工作情况和各种表现薛廷臣看得一清二楚，他绝对不会相信马福奎会大牲口倒小牲口，他没有那么大的胆子。马福奎被处理之后，薛廷臣便去问马福奎：“你贪污一万块钱的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马福奎笑着叹了一口气，有些无可奈何的说：“我被整的没有办法就承认了。”薛廷臣问道：“那你从哪里弄得那一万块钱？” 马福奎苦笑了一下说道：“当时的钱是工作组给我的。”薛廷臣又问道：“为什么没有的事你就承认了呢？” 马福奎回答道：“‘四清’工作组认为我有贪污和投机倒把问题，他们怀疑我把牧场的大牛、羊卖了，再买小的牛、羊来顶数。大、小会批斗了二十几天，把我批斗的受不了了，对批斗心里很害怕，我就一咬牙承认了。因为我真的没有那么做，也没卖过牧场的牛、羊，在给我定案的时候，我就说原来承认了的那些事都是假的。最后给我算了些多吃多占的问题，要我退了几百块钱”。
听了马福奎所说的话，薛廷臣觉得马福奎的所谓罪行，纯粹都是莫须有，大声说了一句：“尽是胡闹！这哪是在搞“四清”，分明是踩在别人的身上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薛廷臣自己还在泥坑中，却还在为别人鸣不平。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思维，那些在运动中被整的很惨的人不可能没有想法，但薛廷臣的想法总是和别人不一样。他总是在检讨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对组织没有丝毫的埋怨，对运动没有丝毫的怨恨。因此。他对组织上给自己的处理无条件地接受了。只是对那些强加在他头上的不真实的事情和无限上纲、上线，进行严厉的批判斗争，心里总是一直想不通。对工作组利用那些不好好干工作的人来当“积极分子”，用他们借公报私来整干工作的人，心存恨意。薛廷臣觉得，中央搞四清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是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革命运动，毛主席曾明确指出：“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但因为“四清”工作组中的人员良莠不齐，有的干部不懂政策，把经念歪了，有的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渣滓，他们为了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不择手段地给别人栽赃，不惜踩在别人身上往上爬。所以，他一直坚信：“经是好经，是小和尚把经歪念了。”“党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只是在贯彻的过程中，由于人的思想认识不同，执行中往往出些偏差。或者被一些坏人钻了空子，借公报私，使坏人得势，好人遭殃。从党的整个历史来看这也是难免的。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事实最终都会真相大白的。”因此，尽管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蒙受了不白之冤，但他的心态始终很好。
薛廷臣的这些想法以后就被证实了。《大通县大事记》中记载：“四清”运动虽然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指导思想上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