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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选民拒绝了康纳利有关禁止在该州以种族和族裔来区分公民的动议。康纳利并没有得到施瓦辛格的帮助，因为他反对这一动议。但是由于种族界定正变得越来越难，历史很可能会站在康纳利的一边。康纳利的祖父母辈中有一位是白人，另一位是完全的乔克托族印第安人，他自己则娶了一名白人女子，从而使其种族的混合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黑人保守派在号召黑人同胞加入反对平权法案战斗时要面临的永久困难是，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在违背自身的利益。为什么黑人要放弃当下就能从平权法案中得到的好处，来换取从坚持原则（能人统治）和以最高的标准来检验自己中得到的长期好处呢？学券制——让父母有更多选择来决定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学券制是白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57年首次提出的想法。许多黑人保守派，尤其是托马斯·索厄尔，多年来一直赞成学券制，但越来越多的主要支持者是黑人父母。民意调查不断显示，多数黑人，尤其是有适龄上学孩子的黑人，都支持学校选择权。这并不令人奇怪。相当于美国学生成绩单的“全国教育发展评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显示，17岁的黑人学生在数学和阅读能力上，平均比同龄白人学生落后4年，而在科学方面则落后5年。
美国最激进的自由市场式教育改革发生在不大可能成为试验地的密尔沃基——这座城市曾选出一连串信奉社会主义的市长，并催生了激进地扩大政府的进步运动。学券制在密尔沃基取得进展，是一些罕见的情况结合在一起产生的结果。第一，该市是主要的保守派基金会布拉德利基金会的所在地，该基金会多年来一直在争取学券制。第二，当地的黑人厌倦了看着公交车把自己的孩子从城市的一端送到另一端去上学，以便白人社区能够取得法院要求的种族平衡。当地两位著名的黑人——州议员霍华德·富勒（Howard Fuller）和前篮球明星波利·威廉斯（Polly Williams）——认为，要解决黑人的教育问题，靠的不是法院强求的计划，而是父母的选择。第三，学券制的积极活动者与两党的政治人物都有过接触。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州长汤米·汤普森（Tommy Thompson）和密尔沃基市的民主党市长约翰·诺奎斯特（John Norquist）都支持学券制。
密尔沃基市的学券制试验在1990年刚开始的时候规模还很小：只有1％的学童符合学券制的条件，宗教学校被排除在试验之外。但绝大多数黑人父母赞同学券制。瓦莱丽·约翰逊（Valerie Johnson）有5个孩子，她目睹了芝加哥的教育制度毁了自己的两个兄弟——一个因拒绝加入帮伙而被杀、另一个退学后在加利福尼亚无家可归——因此成了赞成学券制的活动分子。她决心要使自己的孩子避免那样的命运。富勒等活动分子认为，学券制运动完全像现代的民权运动一样。“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市伍尔沃思连锁便餐馆坐下吃饭，难道是为了今天到一家连菜单都看不懂的便餐馆吃饭吗？”在过去的10年里，当局已逐渐放宽了对这一计划的限制。到2003年，密尔沃基市的“父母选择计划”已经将学券发放到了1万个贫穷家庭学生的手中。对密尔沃基市以及另外两个实行学券制的先锋——克利夫兰市和佛罗里达州——的研究显示，学券制孩童不仅表现良好，并且学券制改革似乎也改进了当地公立学校的质量——尤其是那些面临激烈竞争的学校。＇3＇
受到这些结果以及2002年最高法院裁决地方性学校可以使用学券的鼓舞，并受到像黑人教育选择联盟（the Black Alliance for Educational Options）、来自“我们是乡村人”组织（We Are the Village People）的非洲姐妹皇后（Queen Sister Afrika）这样的活动分子以及正在兴起的一代黑人领袖的鼓动，学券制运动继续在美国黑人间扩展。年轻的民主党政治家科里·布克（Cory Booker）认为，决定教育制度的唯一途径是把权力归还给父母。奥马尔·沃叟（Omar Wasow）经营一家名为黑星球（BlackPla。）的网站，他把学校选择权看作是由最高法院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4）裁决的直接产物。这些活动分子里面没有一个属于保守派，但是他们都愿意借用保守派的思想并同他们结成联盟，改善黑人学校令人绝望的状况。
事实上，在民主党联盟中，它最忠实的选民（黑人）与活动分子的主要来源（教师工会）之间存在着断裂。2000年民主党初选中最尖锐的时刻发生在约翰·克里与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的辩论会上。辩论在美国黑人的圣地哈勒姆（Harlem）的阿波罗剧院（Apollo Theatre）进行。年轻的黑人记者塔梅拉·爱德华兹（Tamela Edwards）向那时的副总统阿尔·戈尔发问，为什么他一边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一边却固执地反对学券制？她向鼓掌的绝大多数黑人听众问道：“难道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没有好的公立学校或特许学校让您的孩子去上学吗？如果真的没有，凭什么在座的家长只因不如您有钱，就得让自己的孩子去上公立学校吗？”＇4＇
黑人保守派看到使他们痛苦的人因学券制问题而在民主党内部受到批评，这真是件大好事，但是黑人保守派在劝说共和党白人来拥抱他们的事业上也有问题。前景并不完全是一片黑暗：杰布·布什（Jeb Bush）比哥哥小布什总统更有头脑，他长期以来一直在佛罗里达州支持学校选择权。白宫曾劝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市长安东尼·威廉斯（Anthony Williams）在美国的首都站出来赞成学券制。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像本书开头谈及的达斯廷和毛拉这样的青年保守派，他们有多少人对学券制怀有激情？泰德·肯尼迪刚出声表示抗议，小布什就将学券制从他那庞大的教育法案中撤了出来。而且许多郊区共和党白人对于让贫穷的孩子选择到他们的学校来读书心存疑虑。
这一点凸显了黑人与共和党之间依然存在的隔阂。尽管有小布什的那些建议，但是共和党依然是一个白人政党（问题不仅仅是共和党在国会山没有黑人面孔——共和党在那里只能聚集到4位拉丁裔议员，相反，民主党则有65位少数族裔议员＇5＇）。共和党扎根于郊区白人这一事实意味着，共和党政治家很少需要应对黑人选民，重新划分选区只是加剧了这一问题。在国会议席的各种瓜分中，共和党的现任议员让民主党的现任议员形成“少数族裔为局部多数”的选区（“majorityminority”district），作为交换，共和党人会拥有白人比重更大的选区。结果这进一步增加了这样的老大党众议院议员的人数，在他们的选区中几乎没有黑人。
至少从黑人的立场来看，共和党的政策常常带有种族界限，这一事实加剧了上述隔阂。例如，共和党人会说，赞成政府开支上的减税与种族主义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但是依靠政府项目以及在公共部门工作的黑人人数比例大大高于其他族裔。与此同时，共和党越是拉拢黑人选民，民主党就越是激烈地捍卫自己的领地，并经常指责对手为种族主义者。鲍勃·多尔得到了12％的黑人选票，却基本上忽视了美国黑人的利益。在大力拉拢黑人之后，小布什在2000年和2004年分别得到9％和11％的黑人选票。黑人利益集团对小布什的拉拢做出的回应是大量的负面广告，他们甚至指责小布什对詹姆斯·伯德（James Byrd）——一名在得克萨斯州贾斯珀县（Jasper）被残忍杀害的黑人——事件无动于衷。在每个四年任期的第一年，小布什都避免参加“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大会。
他们发生变化之时（5）
共和党依然在与黑人进行对抗，不过它与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却似乎融洽得多。2003年7月，“大学共和党人”举行了该党111年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次大会。大约1000名青年共和党人手挽着手驾临华盛顿，是前一年与会人数的两倍多。他们购买印有缺乏政治正确性口号的用品（如“民主党人是作恶者”和“吐出黑名单”），聆听保守派煽动家妖魔化自由派。“达施勒责任项目”（the Daschle Accountability Project）的负责人保罗·埃里克森（Paul Erickson）解释道：“自由派的生活一团糟，对于这种从根本上仇恨这个国家所支持的一切，但却没有仇恨到要离开这个国家的人，你不可能同他讨论问题。”
“大学共和党人”曾经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社交俱乐部——穿着蓝色运动上衣的男子和无业游民加入这类组织，以拼凑履历，结识好人家的姑娘。有一张“大学共和党人”的旧招募海报，在“快快参加本镇最棒的社交聚会”这句话下面，画了一张香槟酒瓶里装着一只大象。＇6＇如今的“大学共和党人”是保守主义运动的下属分会。共和党人在那里虽然还有社交聚会，但他们的组织也是共和党核心组织的组成部分，他们就连喝得醉醺醺的时候也表现出这样一种偏好（当然是不健康的偏好），即喋喋不休地谈论自由主义的罪恶和减税带来的奇迹。
卡尔·罗夫是新一类年轻共和党的代表人物之一。1971年，罗夫展示了自己作为年轻活动家的出众才干，被任命为“大学共和党人”的执行主任（他曾经伪造了一位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的一封信，大谈特谈“免费啤酒、免费食物、免费女郎和免费好时光”，并将这封信散发到无家可归者的栖身之处）。在2003年的“大学共和党人”大会上，罗夫身穿晚礼服和舞会服装，回到数以百计的“大学共和党人”成员面前领取李·阿特沃特奖。罗夫穿着浅灰色的套装，打了一条薄荷绿的条纹领带，在一群壮实的中西部人中间看起来像个不起眼的学生。但是他却像橄榄球明星般受欢迎。会议在忠诚誓言和祈祷声（感谢上帝让小布什成为美国总统）中开始。然后，罗夫开始发表演讲，专心致志地讲述30年前使他走上“大学共和党人”领导岗位的那些计谋，附带讲了很多那时候降临到对手身上的种种灾难。就在罗夫激情洋溢地演说之时，闯入一小群瘦骨嶙峋的左派分子，他们挥舞着标语尖叫道：“罗夫撒谎，人民死亡！”后来的事实表明示威者是在对艾滋病研究进行抗议，但大多数“大学共和党人”的成员似乎认定他们是在抱怨伊拉克战争。成员们看到对抗议者就像一群猎狗看到一只狐狸钻进了自己窝里。他们扑向闯入者，把他们赶到出口处。房间里爆发出“卡尔，卡尔，卡尔”和“美国，美国”的齐声欢呼，而罗夫则继续他的长篇大论。
而现在却通常是年轻的共和党狐狸冒险钻进民主党的窝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保守派学生创办了一份名为《加利福尼亚州爱国者报》（the California Patriot）的大学报纸，并创建了一个有500名成员的“大学共和党人”分会。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共和党人”在伯克利分校举行2003年的大会，大会名为“在敌后方”。他们中有几百人来到伯克利分校的人民公园，在那里进行了一场闹哄哄的爱国主义表演（据参加者说，那些在公园里打盹的无家可归者也被吵醒了），使人民公园骚乱（the People's Park riots）（6）34周年纪念日蒙羞。他们挥舞旗帜，歌颂美国，唱起《星条旗永不落》（StarSpangled Banner）和《美丽的亚美利加》（America the Beautiful）。有一位参加者自夸道：“我们就像海军陆战队几周前涌进巴格达解放那座城市一样，涌入伯克利分校准备迎接战斗。”
这种激进保守主义的爆发与年轻人的观点稍稍向右偏转是一致的。在18岁至29岁的选民群体中，鲍勃·多尔以19％的差距失去他们的支持，而在2000年和2004年，小布什则分别以2％和9％的差距失去其支持。2003年10月，美国有线新闻网、《今日美国报》和盖洛普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尽管在18岁至29岁年龄阶段的人中，最大的政治群体是持中间立场的人（45％），但相对于只有24％的人认为自己是民主党人，更多的人自认为是共和党人（30％）。他们的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学生对收入再分配所持的怀疑态度令人吃惊——相对于1995年的66％，2002年只有50％的学生认为富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相反，尽管春假期间的活动表明他们行为大胆（更不用说那些《放荡少女》碟片），但他们却也对60年代那代人《荒唐阿姨》（Absolutely Fabulous）（7）式的价值观感到紧张不安。200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所（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发现，与1987年的51％相比，只有42％的学生赞成一夜情；与1989年的66％相比，只有54％的学生认为应该使堕胎合法化。2003年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tics）对本科生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60％的学生反对合法使用大麻，略高于一般人对此看法的比例。他们对于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持令人吃惊的同情态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民意调查发现，45％的大学新生支持增加军费开支，这一比例是1993年的两倍多。哈佛大学的民意调查还发现，3/4的学生坚信，美国军队在所有时候或大部分时间内都在“做正确的事情”。而1975年，这一数字是20％。
为什么保守主义阵营中会出现这种高涨的情绪？其中一个原因是想整一整美国左派学院权势集团。在众多教师里，纳德主义者（Naderites）的人数超过了共和党人。诱惑教授的方式之一是建立枪支俱乐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枪支俱乐部吹嘘拥有120名会员，是在校生人数的5％。亚历山大·沃洛克（Alexander Volokh）于2001年创办了这个俱乐部，会员们被带到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射击场射击——这一行程不仅跨越了州界，也跨过了文化鸿沟。哈佛校园里禁止枪支，而新罕布什尔州的那个射击场的牌子上则写道：“13岁以下免费。”沃洛克还在校园里举行一系列广泛的以枪支为主题的活动，包括放映“正常人使用枪支行善”的影片。另外有个学生在《哈佛法学纪事》（Harvard Law Record）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发现半自动武器的乐趣》（Discovering the Joy of SemiAutomatic）的文章。在女子学院霍克山学院（Mount Holyoke）——一所使人们更快地联想到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8）而非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9）的大学——学生们成立了第一个“《第二修正案》姐妹协会”（Second Amendment Sisters）大学分会，该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支持持枪权的妇女组织。
更为严重的是，目睹过“9·11”事件的学生似乎与越战年代的教授之间已经存有鸿沟。哈佛的民意调查发现，2/3的学生赞成与伊拉克开战。支持战争的团体竟然在布兰代斯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自由派大学校园里冒了出来。在麦迪逊市的威斯康星大学——越南战争时期反战抗议的大本营之一——一位学生报纸的专栏作者竟然申斥一位因为去参加反战示威而没有上课的教授。＇7＇在阿穆赫斯特学院，当40位教授拿着反战标语游行到餐厅的时候，许多学生在口头上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保守主义运动将目睹过“9·11”事件的一代看作是自己走向康庄大道的基础，因此花大气力来招募年轻人。“大学共和党人”在华盛顿的会议与美国青年基金会（Young Americas Foundation）的会议同时举行，后者是威廉·巴克利的“为了自由的美国青年”组织衍生出的远系支派。美国青年基金会组织会议和研讨会，将有前途的保守派学生带到里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德尔谢洛农庄（Rancho del Cielo）（这是该组织“为挽救美国”的一处圣地）。“联邦主义者协会”（Federalist Society）为年轻的保守派律师提供社会关系网。“学院网络”（the Collegiate work）每年向58份学生报纸分发20万美元，并将有抱负的保守派记者送到华盛顿，接受像弗雷德·巴恩斯这样的保守派新闻业大师的指点。“学院网络”的姐妹组织“校际研究所”（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出版了一份嘲讽政治正确性的杂志，并廉价兜售保守主义的经典著作（巴里·戈德华特的《保守派的良心》只要花2美元就能够买到），还将颇有抱负的乔治·威尔斯（Gee Wills）送到牛津市的暑期班，拜在德高望重的保守主义者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的门下。
保守主义运动不仅对培养未来的领袖感兴趣，年轻的活动家现在也是有用的选票吸收者。当老大党在2000年的基层战中失利时，他们向莫顿·布莱克韦尔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