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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诺奎斯特处的会议，这里的氛围更有质询味道。韦里奇的午餐会并不是活动分子和职员分享计划的论坛，而是给那些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来自行政当局的成员提供了一个场合，让他们有机会在有备而来的保守主义运动重量级人物面前为自己辩护。韦里奇在一张轮椅上主持会议。他还创办了传统基金会，现管理着自由国会基金会（Free Congress Foundation）。有个国会众议员因考虑参选参议员使共和党在众议院的一个关键委员会中失去一席而受到呵斥。由于受到哥伦比亚特区即将进行的学券制投票的威胁，有个参议员答应提供那些可能还“有点点动摇”的同事的名单。商业巨子们对处方用药的提案显然感到不快，有人把它说成是一个“怪胎”。但有个众议员对此进行了辩护，认为这是政治上必须做的一件事，尤其是它还得到了乔治·W．布什的支持。
比起诺奎斯特的团体，参加午餐会的这个团体关注的面要窄得多，它集中关注宗教和社会问题。当有人谴责拔掉佛罗里达一家医院里无行为能力的病人特丽·辛德勒·夏沃的进食管，并进行“罗伊诉韦德案”式的安乐死处理时，房间里不约而同地爆发出掌声。有个与会者吼道，这事发生时，美国正让那些关塔那摩湾的敌方战俘吃饱喝足，使他们的体重平均增加了15磅！尽管如此，这两个会议还是显得十分相似，这从会议上的高胆固醇食品到各自发布的新闻稿中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会议的与会者都认为他们属于一个内在一致的运动。他们蔑视温和的共和党人，认为他们是“守旧派”；他们讨论在即将进行的国会竞选中，谁应该成为“我们的候选人”；他们已经认命，自己终其一生都将没完没了地与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邪恶做斗争了。韦里奇会议上的每一页纸都是号召武装起来的檄文。有2/3的晚期堕胎（partial birth abortion） 是在新泽西州进行的！（9）有一半的婚姻最终解体！超市里竟然销售《放荡少女》（Girls Gone Wild）的录像带！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到要举行午茶会，但许多参加过上述两个会议的人，傍晚又会聚集到诺奎斯特家里喝酒。他们中有些人将再次参加“中世纪周末聚会”（Dark Ages weekends）——回应克林顿式的“文艺复兴周末聚会”（the Clintonian Renaissance weekends）的保守派运动，或者一起度过周末假日。最近的一次是保守派海上漫游，纪念格林纳达解放，由伊朗叛军丑闻（the Iran Contra Affair）（10）的中心人物奥里弗·诺思（Oliver North）中校、美国步枪协会主席韦恩·拉皮埃尔（Wayen LaPierre）和两名国会议员主持。
这伙人吃在一起、喝在一起、度假在一起，因而不可避免地会睡在一起。初看起来，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多数政党都有自己的俱乐部、会议和罗曼史。但他们喜欢的东西不会像这些人那样无所不包，对一项议事日程不会有那样的忠诚度和斗争意识。也有其他类似的团体，但它们只是寻醉者的团体、实习生的团体。有一阵子，类似这样的组织也曾充满生气，比尔·克林顿总统任期时的民主党领袖委员会（the 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就是个好例子。但它们没有坚持下去，也没有团结的运动思想信念。历史上，近期与美国新右派真正相似的，是欧洲的老左派。老左派也有自己的议事日程、无所不包的兴趣、热情和它的后方腹地。老左派聚在一起，总是处于自我嘲弄的危险之中，美国右派也是如此。可曾记得，女权主义者为了避免使用“man”（男人）这个词，因而要别人称她们为“wimmin”（女人）？如果去参观一下共和党两次全国大会之间的主要盛会——年度“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你就会看见，面带稚气的年轻人购买乔治·W．布什的人像玩具，他们在“传统价值联盟”组织（the Traditional Values Coalition）那里列队等候，将小布袋砸向那些叫作“希拉里·克林顿”“自由主义媒体”“同性恋议事日程”的奇形怪状的巨魔娃娃。
保守主义 美国主义？
对于右派来说，保守主义的崛起，并不是有关政治战略问题和竞选机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做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的核心问题——这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东西。如毛拉所说，“人们到美国来是为了追求一样基本的东西——自由，而保守主义在其发展中，已将自由融入了自己的灵魂”。
与那些具有深刻思想的保守主义者交谈时，他们常常会提及，有四样东西使得他们的国家如此特别。第一样东西是宪法。据说这份宪法文件经久不衰的力量，乃是源于它对人性的现实（保守的）评判。美国的立国者认为，人本质上是有缺陷的，而要防止人们滥用权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分散权力。他们也认为，由于人的个人主义和占有欲本能，需要建立一种制度，使得个人能在其中追求自我充实的自然愿望。当然，美国政治中最古老的伎俩就是宣称自己一方代表了宪法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新保守派都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进展甚微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宪法。
第二样东西是美国的地理位置。在过度拥挤的欧洲，人们被迫共享空间，并受劝放弃了美国人认为理应拥有的自由。美国能够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大片土地，而美国大陆上（这还不包括阿拉斯加）＇12＇仍然只有1/20的地方有人居住。这使得普通的美国人渴望拥有一栋大房子、大片土地、把遗产传给后代；而很久以来，这在欧洲只是富人特有的奢侈。美国的边疆开拓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习惯于使用暴力，虽然在比较历史中这还是一个难解之谜，但在加拿大，类似情况却并没有产生相同的结果。美国的拓疆者以枪炮来驯服蛮荒。他们还诉诸最高的惩罚形式——死刑——来维持不稳定的秩序。
第三样东西是彻底改造、重新再来。新世界总是能够使自己保持常新，在此过程中，美国例外论不断得到强化。工作岗位和人口不断朝南部和西部迁移，以寻求更廉价的土地和更宽松的法规环境。100年前，缅因州和罗得岛的国会议员，分别多于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时至今日，这两个东北部州只有8名国会议员，而那两个阳光地带州则有61名国会议员。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美国的人口中心正以每小时3英尺、每年5英里的速度，朝西南方向移动。＇13＇保守主义似乎同共和主义一道，先是在郊区、随后在远郊地区成长兴旺。在像达拉斯这样欣欣向荣的阳光地带城市里，大教堂紧邻办公区和商业街而建。
第四样东西是道德主义。右派的美国一直以来同样是正义的美国。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曾说过这样的名言，美国是一个“宗教精神浸透了灵魂”的民族。＇14＇布朗大学的政治学家詹姆斯·莫伦（James Morone）在最近出版的《地狱之火的民族》（Hellfire Nation）一书中指出，美国历史就是一系列道德运动的历史——它反对女巫、醉汉、堕落的女人、异乡人、共产主义等。这些威力巨大的运动甚至战胜了美国人对大政府的偏见，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禁酒法这个例子。道德主义并不是右派垄断的专有物，19世纪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和20世纪对民权的热爱，都是以准宗教的名义进行的。美国传统上倾向于从个人的德行而非宏大的社会力量来看待世界，而欧洲人却迷恋后者。19世纪的公理会牧师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说道：“如果不是自己的过错，如果不是自己的罪恶，没有人会在这片土地上挨饿受穷。”＇15＇这种传统使美国人外出到处寻找屠龙的机会。直到柏林墙倒塌，右派美国一直认为，上帝赋予美国的任务是要把世界从共产主义中解救出来，美国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不能有丝毫的懈怠。现在，它正在组织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
对于右派来说，反对互联网上保守派博客所称的“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战斗，是一场善反对恶的战斗。别的国家越是反对美国的战争计划，这个救世主式的国家就越是确信自己的正当性。布什主义要求美国在随后的数年，或许数十年里都要打击恐怖主义，其潜在的要点与确定性有关。对右派来说，恐怖主义是非黑即白的事情；而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恐怖主义的辩论很复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the Republican National mittee）的一名重要战略家这样说道：“我们的人民和总统一样，无条件地应对恐怖主义；他们，即我们的欧洲盟友和民主党人，则是相对主义者。”
这种办法有其选举上的简单考虑：用“邪恶轴心”来填补“邪恶帝国”留下的空隙，乔治·W．布什将保守主义运动重新团结起来。然而，几乎也是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反恐战争强化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分歧。在美国吹响民族主义的号角并大把大把地将钱投入军事用途的时候，欧洲国家正在将民族认同升华至对欧盟认同，并削减自己的军队。对于美国人缺乏对复杂性的考虑，无力看清恐怖主义产生的社会原因，以及在采取行动前不事先向他们问询一声，欧洲人都是大摇其头。在两年的时间里，乔治·W．布什耗尽了“9·11”事件以后人们给予美国的良好意愿，这主要是因为他大力发展那些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受用，而巴黎或东京不买账的立场。
这种分歧在2003年初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是否入侵伊拉克的争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乔治·W．布什做出的以“政权更迭”解决问题的决定，震惊了大部分欧洲人，他们把这视作牛仔式的正义。而这样的决定却被保守派的美国广为接受。这种分歧也反映在以色列问题上，以色列的事业受到保守的美国福音派的狂热支持。［巴勒斯坦的温和派人士哈南·阿什拉维（Hanan Ashrawi）碰巧是个基督徒，她在伦敦和巴黎都受到盛情款待，但当她来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发表演讲时，面对的却是“宗教右派”组织（the Religious Right）的抗议人群。］而这些关于具体政策的个人行为，立即同更深层次的文化和价值斗争融合到了一起。例如，欧洲担心美国更具惩罚性的法律体系会在没有合理判决的情况下处决恐怖嫌犯或将他们送入大牢，那么它们还应该把这些嫌犯交给美国吗？
越来越右倾的美国
右派的情况将会怎样呢？承认下面这一点是有意义的，即保守派两个主要的运动——反对大政府和道德堕落——所取得的成功，至今更多地是体现在重整旗鼓的呼喊上，而非在政策层面上。几乎所有美国政客现在都在攻击华盛顿，但这并没能阻止政府的日益膨胀，乔治·W．布什领导下的政府尤其如此。与此同时，文化战的消息也混杂不清。年轻人可能比他们那些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老师更加爱国，更加不支持堕胎，但《放荡少女》所描绘的古怪姿态至少说明领地仍有待收复。直到21世纪，被民主党斥为策划了2000年布什政变的最高法院，因其在同性恋者权利、“赞助性行动”和医用大麻方面的判决，而令保守派感到失望。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之所以有那样多的斯特劳斯式的保守分子，原因之一是他们发现自己很难在自由派的大学里谋得职位。
因此，尽管右派并不一定在所有战线上获胜，但它却像20世纪60年代的左派那样，正在营造政治气候。我们在本书中认为，美国政治的重新结盟，可能正在为使共和党成为天然的执政党搭建舞台，民主党一度也是如此。这种说法可能显得没有根据。2004年，布什再次赢得了总统选举，但比起其他重新当选的总统，他的重新当选优势最不明显。他的第二任期既面临令人生畏的国外问题，又有国内经济的不平衡问题。2008年的共和党候选人可能将面对同样激烈的竞争。而老大党（共和党）本身也要应对那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本书中，我们一再担心共和党为了选票而变成太具南方色彩、太具道德主义色彩的政党。
尽管如此，2004年的总统选举对民主党的影响还是明显要大得多。总统职位代表着民主党人有个机会抓住有实际意义的权力。共和党人轻而易举地保住了对国会两院、大多数州长席位（其中包括美国前四大州的州长席位）以及多数州的州立法机构的控制权。虽然某些人口统计趋势有利于民主党，但未来似乎更多地是握在共和党的手里：共和党是代表企业家的政党，而非代表政府雇员的政党；共和党是代表不断增长的郊区的政党，而非代表正在衰落的市中心区的政党；共和党是代表影响力不断扩展的西南部的政党，而非代表停滞不前的东北部的政党。
再者，要使美国受制于右派，布什也不一定必须在2004年的大选中获胜。我们在本书中认为，假定民主党在2004年的大选中赢得胜利，也几乎改变不了美国的保守主义基本立场。在可见的将来，以欧洲的标准来看，民主党将是一个相对保守的政党。民主党人在金钱上对大公司和富豪的依赖，几乎像共和党人一样严重。如果不能重新赢得保守派的心，民主党人就无法赢得选举。因此，民主党目前才会企图吸引那些赞成持枪、反对堕胎的南方“纳斯卡（11）的民主党人”。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可能试图减少死刑执行，但不可能推动各州废除死刑；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可能限制枪支的使用，但却不可能禁枪。在国外，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对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的强有力支持，可能不亚于共和党领导的政府，并且不可能说服国会批准《京都议定书》。美国仍将与众不同。
自相矛盾的美国
本书试图对过去30年间将美国拖向右派的保守主义运动这一历史画卷中的人们和机构进行一番描述。书中不仅会介绍比尔·欧文斯、格罗弗·诺奎斯特和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这样的领袖人物，也会介绍达斯廷和毛拉这样的基层战士，以及那些在“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大会处排队购买萨达姆·侯赛因手纸和刻有“为他祈祷”文字的乔治·W．布什像章的人们。本书既会一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里的智库和基金会，也会对远离华盛顿环形大道的各路大军进行描述——华盛顿州自由公园里支持持枪权的活动分子、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学券制的黑人积极支持者、弗吉尼亚州的家庭学校教育支持者以及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的计划公社等。
这些人非常有趣但很少有人关注，他们构成了我们考察美国何以与众不同的一面多棱镜。我们将把右派放置在全球的背景中，进而详细叙述美国与其他先进国家相比要保守得多的行事方式，并关注保守主义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的影响。
在这个描述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不足，但却有一个强项，即我们不属于支配美国时政评论分析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在整部书中，我们试图避免使用以上两派在辩论中惯用的讽刺性语句——毕竟已经有太多人在这样做了。在描述欧洲的反美主义和美国的反欧主义时，我们也试图避免这样做。如果您来读这本书是希望看到书中把乔治·W．布什写成被石油所困的低能牛仔，或者把法国写成“吃着奶酪举手投降的猴子”，那我们还是希望您趁早打住。＇16＇
美国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它既是世界上最受景仰的国家，又是世界上最受诟病的国家之一。在国外，“美国”一词既成了技术精湛、知识界精英和机会的代名词，也成了原始正义、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代名词。为什么美国这个权力过度的国家最受其他国家效仿并乐于与之为友，但它自己却如此孤独？对此不存在什么客观一致的解释。这是一个人人都力求得到答案的谜语。我们是否已经找到答案了呢？还是由您来做出判断吧。
＇1＇“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2，”U．S．Census Bureau，September 2003；UK National Statistics，Social Trends 33（London：HMSO），p．106．
＇2＇“Too Many Convicts，”Economist，August 10，2002．
＇3＇Nigel Hamilton，JFK：Reckless Youth（New York：Random House，1995），pp．141~143．
＇4＇转引自Steven Hayward，The Age of Reagan：The Fall of the Old Liberal Order，1964—1980（New York：Forum，2001），p．11。
＇5＇Jacob Weisberg，In Defense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