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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Kevin Phillips，PostConservative America：People，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a Time of Crisis（New York：Random House，1982），p．141．
＇36＇T．R．Fehrenbach，Lone Star：A History of Texas and the Texans，Updated Edition，（New York：Da Capo，2000），p．716．
＇37＇Ibid．，p．711．
（1）有益的忽视，指的是英国对殖民地管制的宽松政策，以换取殖民地经济上的持续忠诚。——译者注
（2）拉丁语。——译者注
（3）《愤怒的葡萄》（1940）是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代表作。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恐慌时期大批农民破产逃荒，作家曾跟随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民流浪到加利福尼亚，他以深刻写实的笔触，在书中展现了当时美国农民在生死线上挣扎、反抗的情景。作品出版后引起各州统治阶层的恐慌，许多州禁止小说发行，甚至出版了一本名为《快乐的葡萄》的小说针锋相对。但一切都无法动摇《愤怒的葡萄》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译者注
第十四章
异端与改革：例外的美国保守主义
如果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发现美国保守派甚至比与它关系最近的欧洲远亲都要右得多，那么就是对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和奥利弗·赖特温（Oliver Letwin）进行一番比较。你可能会期待发现这二人有许多共性。阿什克罗夫特是小布什的司法部长，而赖特温这颗英国保守党冉冉上升的新星，在小布什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则是英国影子内阁的内政大臣。赖特温内政大臣的职务与阿什克罗夫特司法部长的职务相近，都负责犯罪、监狱、毒品、恐怖主义和司法工作。与其他人相比，美国保守派与英国保守党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他们的地位或许已经在历史上被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取代，但是他们之间却存在着一种真正共有的认同感——他们一起改变了世界。更聪明的英国保守党人则把撒切尔主义追溯到1964年旧金山牛宫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提名巴里·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对于他们来说，就连年纪尚轻的共和党人都在谈论20世纪70年代基思·约瑟夫爵士（Sir Keith Joseph）、经济事务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以及自由市场的保守党知识分子的影响。科罗拉多州州长比尔·欧文斯认为，“他们是极其重要的”。
赖特温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这种共同基础。他的父亲是雪利·罗宾·赖特温（Shirley Robin Letwin）——一位与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同窗学习，拜英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为师，并成为经济事务研究所杰出人物的美国知识分子。奥利弗·赖特温自己也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过一段时间，并且至今依然会到美国寻求思想。事实上，就长期而言，他认为英国政治将会变得更像美国政治。国家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将是个大问题，其中美国民主党和英国工党更喜欢一个积极主动的中央政府，而英国保守党和美国共和党（还有“半个托尼·布莱尔”）则试图将控制权转交给地方一级政府——让人们对自己的学校、医院和警察有更多的控制权。
然而就目前而言，赖特温与阿什克罗夫特二者之间有着鲜明的不同之处，从而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相似。第一个不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权力。阿什克罗夫特21世纪以来一直担任司法部长的职务，由于充满活力的保守主义运动而高高在上；赖特温的政党则处在自我毁灭的危险之中。2002年11月5日，当小布什领导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的时候，英国保守党暗淡无光的领袖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Smith）却陷于警告他那争执不休的保守党“要么团结要么死亡”的境地。过了不到一年，保守党抛弃了他，选择了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2003年12月霍华德提升赖特温担任影子大臣。
虽然政治命运跌宕起伏，但是赖特温与阿什克罗夫特二者之间的第二个差异更是根本性，即他们有关保守主义意味着什么的看法不同。虽然两者总的来说都赞成规模更小的政府，但赖特温所认为的更小的规模显然比阿什克罗夫特所认为的要大，例如前者心目中的小政府包括国营的公共医疗服务，并为所有学生提供慷慨的助学金。阿什克罗夫特一直赞成死刑和严厉的强制性判决，他总是反对堕胎、枪支法、毒品宽大政策、焚烧国旗和任何带有20世纪60年代风味的东西。赖特温则支持堕胎权、反对死刑并反复努力与各种各样反自由主义脱掉干系。在外交政策方面，犹太裔的赖特温对以色列的支持远远不及五旬节教徒（Pentecostalist）的阿什克罗夫特那样强硬坚定。赖特温对联合国的好感也远远多于阿什克罗夫特，后者在任参议员时曾试图让美国不再支持这个国际组织。
一个小小的事件集中体现了二者之间的意见分歧。2002年末，赖特温偶然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早间节目《今日》（Today）中暗示，保守党可能会考虑支持同性恋婚姻：“我们十分重视婚姻制度，同时也承认同性恋伴侣所遭受的特别严重的冤屈。”＇1＇阿什克罗夫特却是联邦婚姻修正案的有力支持者，不过分歧比这还要大。赖特温定期要上的《今日》节目是左派媒体的集中体现，而这正是阿什克罗夫特避之唯恐不及的。大多数早晨，阿什克罗夫特都避开媒体，并且要在完成《圣经》研读和祈祷后才会考虑去看看“自由派的新闻”。
人们或许以为，反恐战争会令保守派团结起来，但这似乎只是凸显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对阿什克罗夫特来说，这已成了他个人的宗教战争。当听说“9·11”事件的时候，他立即对司法部的工作人员说：“这将改变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从此他将它描绘为一场反对“邪恶阴谋”的战斗。阿什克罗夫特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代表小布什政府惩罚恐怖嫌疑犯意愿的具体化身：设立秘密军事法庭、选派美国公民作为敌方战斗人员、窃听清真寺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据说，肯尼迪领导的司法部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是如此坚定，以至于犯罪集团成员在人行道上吐口痰都会被逮捕，而阿什克罗夫特领导的司法部，甚至不让恐怖分子有吐痰的机会。赖特温的方法有更多细微的差别，作为影子内阁的内政大臣，他同样提倡更严厉的判决，但他也谈到民权，并且对恐怖主义背后的原因更为不安。阿什克罗夫特优先考虑的是保护美国人免受另一次灾难性的攻击。对于伊斯兰世界动荡不安局面的社会原因，他还不像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对爱尔兰天主教的社会原因那样感兴趣。对他而言，重要的是将敌人逼上绝路。
不同种类的保守主义
人们很容易误以为这些分歧是个性所致，阿什克罗夫特是小布什内阁中在社会问题上最保守的一员，赖特温与保守党以前的某些内政大臣（其中包括迈克尔·霍华德）相比更具亲和力。但是，大西洋两岸不同的保守主义之间的鸿沟虽没有几英里宽，但也有好几码深，这时，性格方面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双方之间的鸿沟部分是由政治组织的差异所致，部分是由信仰上的差异造成。
在本书中，政治组织上的差异是一以贯之的主题，在此只须最简要地概括一下即可。把阿什克罗夫特拥上美国司法部部长位置的那一类群众运动（该运动的兴起我们已在本书中有记载），在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至少在右派是完全不存在的。在世界其他地方，保守主义是政党的创造物——或者是一个政党的小派别。在美国，保守主义是一场民粹主义运动，一场生气勃勃、信心十足的运动，只要共和党愿意服从保守主义的命令，它就是一场随时与共和党并肩作战的运动、一场共和党无论在野多久都愿意耐心等待的运动。＇2＇
例如，如果把卡尔·罗夫放在伦敦维多利亚街的保守党总部，叫他重现美国式的保守主义运动，他肯定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在河右岸方面，只有那么几个小小的保守主义智库。这些智库的预算远远低于200万美元，它们捉襟见肘，不到最后关头募不到款项，许多人在这里工作并非为了其他什么目标，而是为了爬上保守主义升官发财的阶梯。＇3＇他可能因看到以《每日邮报》（Daily Mail）和《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默多克的这些报纸至少此刻已投向托尼·布莱尔了）的形式出现的保守派新闻而受到鼓舞，但是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保守派脱口秀电台，并且也根本没有可与福克斯电视台比肩的机构。事实上，如果不打破各种各样的客观性报道规则，鲁珀特·默多克是不会将他的英国天空广播公司新闻台（British Sky News）福克斯化的。至于基层战士方面，尽管有一个为大企业游说的“英国工商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但却没有可与格罗弗·诺奎斯特的机构相媲美的反税运动；尽管有一个赞成狩猎的游说团体，但却没有可与美国枪支协会相抗衡、赞成枪支拥有的游说团体；尽管有一场反欧运动，但却从未弄清楚这场运动对保守派是好是坏。
罗夫可能会想象号召英国教会——“正在祷告的保守党”——去唤醒一些人，这种做法可能会更加令人沮丧。像天主教徒一样，英国国教徒这股力量倾向左派，它使政府苦恼不已，原因是政府没有在穷人身上花足够多的钱，却为了什么伦理美德进行竞选。在最近的英国公众生活中，只有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已故的朗福德爵士（Lord Longford）——因为一直将基督教伦理置于政治的中心而著称于世，而他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却是，社会应该尝试让凶手获得自由，而不是加速判他们死刑。另外，在英国还有一场小小的反堕胎运动、一个非政治化的福音派基督教边缘团体以及那么几个抱怨英国广播公司裸体节目的反对者。
对于欧洲的经历来说，英国的世俗主义稀松平常。这个大陆与其说是基督教的，不如说是后基督教的。小布什政府内种类繁多的道德保守主义在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和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那里，是找不到知音的。在大多数欧洲的基督教民主党派那里，基督教的部分通常表现得很低调，当然不存在与福音派基督教道德主义的联系，无疑也不会有内阁像小布什的团队在从圣萨尔瓦多回国的飞机上那样，在国外旅途中举行即席的宗教仪式。
我们得记住这种比较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英国保守党是美国共和党在国外与其最接近的伙伴。在英美之外的大多数国家，赖特温将会因为缩减国家权力的热情而被归类为极右分子。大多数欧洲大陆的保守派更喜欢英国新闻记者佩里格林·沃索恩（Peregrine Worsthorne）这一类保守主义者。沃索恩认为，由于福利国家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因此保守派应该“坚定地”捍卫福利国家，“只有多数人免除经济困难，少数人才可指望得到经济社会特权”＇4＇。赖特温对鲁迪·朱利亚尼的“零宽容执法”、重新制定社会政策以及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态度热情有加，但大多数欧洲大陆的保守派则会对此皱眉不已。环顾更富裕的发达国家，人们会发现，激进保守主义要么濒临破产，要么一开始就从未成功进入政治圈子。在日、法、德诸国，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家——更不用说一个政党——的哲学，可以被描述为美国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哲学。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毫无疑问是亲美的，但他却大量地把他赞成资本主义的精力集中在废除那些讨厌的媒体所有权规则上。西班牙和葡萄牙最近也是由亲美派掌管政府，这些政府同以往相比似乎是保守的，但是它们的哲学却依然把它们向左推，成为美国民主党的同路人。
这就使争论回到了第二道鸿沟上，即与原则相关的争论。本书中描绘的右派美国所信奉的保守主义，根本不同于欧洲老式的保守党依然坚持的那种保守主义。
古老的宗教获得了重生
“美国式的保守主义”（American Conservatism）与其他保守主义有多大不同？许多人要么质疑“美国式的保守主义”中形容词“美国式”（American）的精确性，要么质疑名词“保守主义”（Conservatism）的精确性。就“美国性”（Americanness）而言，其信仰的大量灵感实际上来源于旧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位从奥地利来的学者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重新激励美国本能地信仰自由市场方面所起的作用不亚于任何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们的理论为许多美国商人的偏见进行了辩护。里根的预算局长戴维·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谈到要挥动“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在其自由市场锻造炉中炼出的”利剑。许多在20世纪50年代彻底改造保守主义的人对欧洲敬仰有加。罗素·柯克崇拜埃德蒙·伯克，詹姆斯·伯纳姆则曾经与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合著一书。＇5＇威廉·F．巴克利的部分教育是在英国接受的，他频频到国外旅行，刻意强调《国民评论》的“欧洲性”，在该杂志上登载哈布斯堡皇室成员的文章。欧文·克里斯托尔回忆，当他1953年移居英国的时候，年轻的他才慢慢对保守派——与有着右派主张萌芽的前激进派不同——有所了解，“他们十分安逸自在，既不道歉认错，也不过分争吵”＇6＇。这使他着迷。
这种向海外寻求灵感的传统延续至今。正如我们所见，列奥·斯特劳斯在小布什领导的华盛顿是最受尊崇的人物之一。乔治·威尔是美国被阅读最广的保守派评论家之一，他宣称，“我所赞成的保守主义是一种‘欧洲的’保守主义”＇7＇。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有如此多富于辩才的外来移民支持者［其中就有我们的英国同胞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en）和安德鲁·奥沙利文（Andrew O'Sulliven）以及加拿大出生的戴维·弗鲁姆］，以至于迈克尔·林德要为他们杜撰一个“移民保守派”（immicons）的称号。
这不仅仅是世系之争。对许多批评者来说，界定“美国保守主义”真正的问题是在名词上。在本书中所归类的各种团体信仰时有矛盾，人们长期争斗不断，它们真的可以一股脑儿地塞到一个特点鲜明的信仰之中吗？至少，美国保守主义可谓是店铺林立的集市。而自我标榜为“保守派”的美国人几乎在所有最根本的生活问题上都意见不一。旧保守派叹息传统的失去，自由意志论者颂扬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活力，宗教保守派要将信仰置于政治的中心。经济制度——按照卡尔·马克思的话来说，在这种制度中，“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由商业保守派掌管。《旗帜周刊》的斯特劳斯派是哲学精英，他们相信，群众需要有教养的知识阶层来引导。站在格罗弗·诺奎斯特身后的反税改革派是民粹主义者，他们认为，真需要把那些脑壳尖尖的知识分子推到水里去，让他们好好清醒一下。民主党打趣道：“保守派与食人怪兽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差别在于食人怪兽只会异类而食。”
同样明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保守主义显示出特别的变异能力。纽特·金里奇把政府妖魔化，小布什则相信政府可以成为保守主义改革的工具。罗纳德·里根将“自由”置于政府的中心位置，小布什的许多支持者则对“美德”更感兴趣。美国保守主义一直也是一种反应式的信条——它既是由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自由主义催生的，也是由哈耶克和米塞斯的作品催生的。甚至时至今日，美国保守派更多的是受其极度厌恶的本能上的敌人——从亚西尔·阿拉法特到保罗·克鲁格曼——所推动，而不是为坚持捍卫一套具体理智的信仰所推动。
美国保守主义是一种实用的、灵活的信仰，它通过翻新改造来应对大事件的冲击。乔治·纳什（Gee Nash）在他有关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历史的名著中甚至认为，美国保守主义信仰如此易变，以至于对它进行定义的尝试变得毫无意义：美国保守主义就是美国保守派的言行。＇8＇
这样一来，谈论“美国保守主义”有任何意义吗？我们认为以下的两个原因使之具有意义。第一，尽管脉流杂乱，但是美国保守主义显然有其主流。罗纳德·里根和小布什毫不费力地接近了本书中科罗拉多州年轻的达斯廷和毛拉以及数百万基层战士的信仰，它并不纯粹是一种信仰（不仅指对美国自由主义做出反应），它还拥有天然的政治权力。正是这种信仰将主张减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