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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慈禧太后宣布组建由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毓汶组成的新的军机处，随后又宣布“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至此，以醇亲王奕譞为首的新的行政核心组成。
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枢”。在主流史家眼中，“甲申易枢”普遍被看做是慈禧太后抢班夺权的“疑似政变”，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反动”势力向以恭亲王为首的改革派们的反攻倒算。利用中法战争的失利，慈禧太后甚至不用一杯酒，就成功地解除了恭亲王的权力，至于李鸿藻等人，则成了陪衬而已。
瑣屑的總理
甲申易枢当然有极为浓烈的权争色彩，但在慈禧太后“夺权”之外，恭亲王也的确在此前暴露出了极大的破绽。
根据当时的末班军机大臣、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日记记载，3月30日，慈禧太后召集紧急会议，讨论越南军情。当天，军机处已接到电报，得知北宁、谅江已失守。会议上，恭亲王却大谈当年十月为慈禧祝寿进献之事，“极琐屑不得体”。慈禧太后终不耐烦，表示说早已决定不为生日搞什么“进献”了，何必请旨呢，“且边事如此，尚顾此耶？”但恭亲王“犹刺刺不休，竟跪至六刻（一个半小时），几不能起”。第二天的会议还是如此，还增加了一个惇亲王奕誴（恭亲王的五哥），两位王爷兄弟“所对皆俗语，总求赏收礼物”，慈禧太后的话就开始说得重了：“心好则可对天，不在此末节以为忠心。”翁同龢看不下去，只好“越次”发言，劝两位亲王“宜遵圣谕，勿再琐屑”，总算给大家找了个台阶，“两王叩头，匆匆退出”。翁同龢则在当天日记里感慨说：“天潢貴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
翁同龢的日记，虽然经过他日后不断地修正调整，但基本事实的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吊诡之处在于，此前在处理一系列内政外交中杀伐果断的恭亲王，何以此时变得如此琐屑？年龄上，他此时才50岁出头，作为国家领导人，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虽然从1883年开始他休了一年的病假，但已经病愈；经验上，从20多年前临危受命，与兵临城下的英法联军谈判开始，他长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清国上下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比他更能驾驭复杂的局势。所以看来只有一种合理解释：恭亲王的变化，非自主也，实无奈也。
8年前（1876年），恭亲王的得力助手文祥病逝后，慈禧太后将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安插进了总理衙门。李鸿藻是倭仁一类的人物，能唱出调门很高的政治高音，但基本不干事，只管挑刺，做监工。毫无疑问，这种组织措施上的“掺沙子”，就是为了防止恭亲王在这个几乎等于“国务院”的衙门中尾大不掉。曾经团结一心的总理衙门，从此派系林立，只在表面上维持着一团和睦。在这之后，无论军事、经济、人才建设等任何改革，都无不遭遇重重阻力，打横炮的，使绊子的，弄得恭亲王也心灰意冷。1882年他因病离职，病是真的，但身病的根源仍是心病。病愈后返回工作岗位，又碰上了中法在越南对峙。以李鸿藻等为首的“清议派”虽高喊主战，但实际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们的背后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这位王爷此时也政治春情萌发，希望能贡献力量了。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务实派，则认为此时最好还是避免战争，以外交手段为主，韬光养晦，夹紧尾巴，先把国内建设搞上去，厚殖国力。了解家底的恭亲王是倾向于韬光养晦的，但却架不住主战派的道德攻势，十分为难。同样的，作为最后拍板者的慈禧太后，也左右为难、上下摇摆。显然，无论战还是和都有风险，而无论出现任何风险，其责任当然不能由太后来承担，恭亲王就是那个注定要做“检讨”的冤大头，这是他的角色注定了的“台词”。而在“战无可胜”的情况下，本就不主张冒险一战的恭亲王，选择以婆婆妈妈的琐屑来主动获咎，是给所有人包括他自己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台阶。
盛昱弹劾军机处的奏折，被慈禧太后足足压了5天。收到奏折的次日，正是清明节，慈禧太后将恭亲王打发出京，随后多次秘密召见了光绪的生父醇亲王，确定了中央新的领导班子。以恭亲王20多年执掌最高权力所形成的触角，他必然也能及时掌握这些异动情报。如果说甲申易枢是慈禧太后发动的不流血政变，那恭亲王绝对是心照不宣，并且默契配合地“被政变”了，一个愿打，一个也愿挨。
“政变”后，时人嘲讽新的领导班子比老班子无能，写了一副后世传诵的对联：
易中枢以驽马
代芦服以柴胡
但包括西方记者在内；有多少慷慨激昂的人理解高层政治中的无奈？
平衡木上骑毛驴
恭亲王在中法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无奈、无力和无能，并不是第一次。与他相熟的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校长丁韪良就说：“总理衙门这台机器是根据测微螺旋的原理制造的，将震动最小化，但并不促进问题的解决。”这并非“机器”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定位问题。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早已证明，一个执政者，尤其是改革者，如果没有足够的权威资源作保障，他的改革是难以推进的。而恭亲王所能掌握的权威资源，并非完全自主，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取决于他和慈禧太后之间的权力平衡。大权旁落，除了作为减震器外，还能做什么呢？
在整个大清国的权力架构中，随着恭亲王地位的不断下降，他日益成为一个大管家，平衡着上、下，平衡着左、右，平衡着“抓革命”与“促生产”。另一个近距离观察紫禁城政治的美国传教士学者明恩溥，就将恭亲王形容为“朝廷统治机器的重要的平衡轮”。这种“平衡轮”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在失去后才体现出来。当1898年恭亲王去世后，大清国果然失去了平衡，先是向右急转弯（“戊戌变法”），期间那位被恭亲王称为“广东小人”的康有为暴得大名，然后是向左急转弯（“戊戍政变”及义和团），国家元气被折腾殆尽。
对于大清改革的艰难，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看得很清楚。恭亲王去世3年之后，在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他为英国《双周评论》撰写了一篇名为《中国、改革和列强》的著名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一个毛驴的寓言：
老人和男孩牵着毛驴去赶集，路上碰到一个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教导他们说让驴跟着走而不利用实在是一种浪费，于是老人骑上了驴。另一个鼓吹儿童权益的改革者，却斥责老人怎么忍心让孩子在一边跟着毛驴跑，于是，换了孩子骑驴。第三个改革者责怪健康的孩子，岂能让患有风湿病的爷爷踉跄步行，于是，一老一小同时骑驴。这时动物保护协会的人不答应了，大声斥责他们，告诉他们最适当的方式就是牵着驴走。最后，老人、孩子和毛驴都掉到深沟里，而各位出主意的改革者们，只能站在沟边束手无策。
赫德的结沦是，不要对中国的改革横加指责，“人们最熟悉的可能仅仅是自己所在的那个领域”而已。
而恭亲王的艰难之处，不仅在于很多人对是否骑毛驴、如何骑毛驴七嘴八舌，而且，日渐丧失权力的他，还只能在狭窄的平衡木上骑毛驴。体操中的平衡木。没有男子项目，原因据说很简单，如果摔落后正好跨坐其上，会导致致命危险。政治体操中的平衡木也如此，“欲练神功，必先自宫”，才能杜绝“鸡飞蛋打”的危险，除非你不玩。因此，包括恭亲王在内，作为权力排行榜上的“老二”，中国历史上的“总理”们，总是不得不告别阳刚，走向阴柔；只关心问题，不关心主义（或假装不关心）；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或假装不抬头），并且在任何必须向老大低头的场合，主动地、深刻地检讨自责，从而即使在暴政、庸政泛滥的年代，也能离奇地建立起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操劳、亲切、忍耐、值得无限回忆的好管家形象。
中国宰相，其职责就是“调和鼎鼐”，做好政治大厨。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当所有的烹饪用油都已经是被深度污染而后“漂白”的“地沟油”时，大厨所能做的，也就只能是尽量将饭菜做得可口些，当毒性发作时，口舌至少还能享受到致命的快感……
第十二章 周公之死
【 权力等级上“老二”的忠诚与否，只能到撒手人寰的最后时刻才能真正得出结论，慈禧给予恭亲王的谥号为“忠”，绝非对过程的描述，而是对结局的概括。】
1898年5月29日，农历四月初十。
大清中央向全国干部群众沉痛宣布：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大清王朝战士，努尔哈赤、皇太极等的优秀儿子，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重要旗手，长期担任大清“总理”并受封为世袭罔替恭亲王爵位的爱新觉罗·奕訢，因病医治无效，已于本日与世长辞，享年65岁（虚龄67）。
在恭亲王病重期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都亲自到恭王府探望病情，并以其他各种方式表达对恭亲王健康的关注。
平衡轮停摆了
国际社会也对恭亲王之死表示了高度的关注。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则在其著作《动的中国》中认为，恭亲王的逝世，令中国这架“错综复杂的政府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平衡轮”。大清国的洋干部、美国人马士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认为：“一般人认为如果恭亲王不死，可能会挽救国家很多的不幸。”《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濮兰德认为“恭亲王的死是一件严重的事……如果他还活着，或许不会有义和团乱事”，这是1900年义和团一八国联军动乱后，西方人的普遍观感。
对于恭亲王的地位，美国外交官何天爵曾在恭亲王最后一次复出时（1894年），有过精彩的论述。何天爵认为，只有恭亲王才能“为帝国政策带来改观和进步”。他认为，恭亲王是精通东方外交艺术的老手；他总是将外交对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认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体的问题上；他既高傲又谦和，既粗鲁又文雅，坦率而有节制，有时办事迅速有时拖拉磨蹭，显得既有耐心又脾气暴躁－－－－所有这些特点都根据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变化随时转换使用。他成功的最大秘诀在于他能够事先判断出需要妥协的时机。他不断转换而具并不说明他是个优柔寡断之徒，隐藏在众多面具之后的他在认真琢磨着对手，判断对方的意图政策，再决定自己的对策。在最后时刻来临之前，他丝毫没有妥协投降的迹象，积极对付，毫不屈服。正当他的对手集中全力要发动最后一击的时候，对手会发现他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脸微笑的谦卑的伙伴。作为所谓的“防御外交政策”－－－－中国迄今为止只有这一政策－－－－的领导者，恭亲王显得出类拔萃。帝国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明白帝国可能的未来和帝国自身的弱点。帝国活着的人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富有经验，担当重任……实际上，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恭亲王是政府政策制定的主心骨，也是执行这些政策的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反动”遗言
在恭亲王病重期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以各种方式向他表示了慰问，并且就恭亲王身后的国家大事，进行了广泛而坦率的探讨。
一个广为传说，但显然无法从正史上得到确证的故事，是说恭亲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告诫光绪皇帝：“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戊戌履霜录》）高层密谈，自然是不可能泄露给位卑言轻的史家的。而人们更愿意假定此一政治遗言为真，并将其广泛解读为恭亲王“反动”的证据。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也在各种场合，强化了恭亲王反改革的形象。从各种可靠及不可靠的史料来看，恭亲王“反改革”似乎是真的－－－－但是，那只是反康梁的所谓“改革”而已。
有关戊戌变法的真相，近年来已经被越来越多地揭示出来，康梁在变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都被他们自己后来的精心宣传所拔高。在他们仓皇出逃的时候，给予他们掩护的日本和英国的外交官，无人认为他们是大清改革的所谓先行者、是能为理想而献身的勇士；相反，在发往各自政府的报告中，外交官们对康有为的评价十分糟糕，之所以伸出援手，一是出于所谓的“人道”，二则是考虑到各自国家的在华利益，手上握住了康有为，就多了一个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
戊戌变法的实质，与其说是一场改革，莫如说是一群急于获得政治地位的野心家（如康有为等），与一部分不谙世事的理想主义者（如谭嗣同等），联合推出的一场政治大跃进。盲目而操切的“变法”，自发动之初，就贸然地将重点放在了打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们的铁饭碗上，一夜之间就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等六个中央部委；裁撤了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为他们与总督同在一地；裁撤了全国那些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这种组织人事上的休克疗法，令全国公务员，尤其是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们，人人自危。这势必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论是改革者还是保守者，都推到了这场所谓“改革’的对立面。
而这些，正是改革经验丰富、政治嗅觉灵敏的恭亲王之所以至死反对如此“改革”的原因。其实，除恭亲王之外，几乎所有的改革实践者们，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都与这场以滥发红头文件为主要方式的“改革”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而后世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如果恭亲王不死，这一以文字上的虚幻快感取代应有审慎的儿戏“改革”，将可能无法推行，而这究竟是因为恭亲王的“反动”，还是因为他的明智加睿智呢？
打倒翁同龢
除提醒光绪要警惕“康梁小人”之外，恭亲王还有一条同样难以证实或证伪的政治遗言：打倒翁同龢。
这一记载的来源是《申报》。恭亲王死后一个月，这家大清国最为主流的媒体，发表报道称，恭亲王重病期间，光绪皇帝前来探视，询以朝中人物，谁可大用？这等于是要恭亲王推荐干部。
恭亲王首先提到了李鸿章，但他因甲午战败而积谤过多（“合肥相国积毁销骨”），一时难以重用，因此，恭亲王认为中央只有荣禄，地方上只有张之洞、裕禄三人“可任艰危”。当光绪皇帝专门问及如何评价自己的老师、担任财政部长（“户部尚书”）的翁同龢时，恭亲王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翁同龢是国家的罪人，“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报道进一步指出，甲午战争前朝鲜局势紧张，高层曾经拿出了三套方案：一是将朝鲜降格为行省，把朝鲜国王迁回内地供养，参照孔子后裔的榜样，“世袭罔替”；二是派遣重兵进驻朝鲜，代理其国防；三则是将朝鲜列为各国利益均沾、共同保护的“公共之地”，以便相互牵制。但当时已经执掌中央财政大权的翁同龢，一味高调主战，却又不积极备战，导致主战的偏激舆论占了上风，错过了外交解决的最佳时机，终至尚未准备就绪的陆海军一败涂地，“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列强趁机掀起瓜分浪潮，“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貰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
客观地说，将甲午战争的失败，只归罪于翁同龢一人，与只归罪于李鸿章一人一样，都是过度之责。但是，翁同龢这类将自己的“名声”、“羽毛”看得重于国家利益的“清流”，的确对李鸿章这类“干活的人”造成了巨大的掣肘。李鸿章曾经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让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甲午战前十多年，日本侵略琉球和台湾，李鸿章就向中央发出了警报，应将日本作为中国国防的主要假想敌。但翁同龢为了政争的需要，死死捂着钱袋子，导致北洋海军多年未进行军备更新，却又逼着李鸿章与日本决战。甲午战败后，日本方面指定只和李鸿章进行和谈，中央在商议时，翁同龢明知不割地不可，但为了爱惜自己的名声，坚决要求绝不可割地，实际上是想洗清自己。李鸿章也急了，干脆表示自己没这本事，还是请翁师傅亲自去趟日本，这才令翁同龢改口。从个人政治品格上来说，李鸿章远比翁同龢要坦荡磊落许多，更有担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