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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基揣摩到了他自高自大的心理，便曲意地吹捧他，奉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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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地煽动他的虚荣心，使他悔不当初的情绪不断膨胀，让他相信他作出交 待是他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事业的需要。他的思想根基动摇了。他受到了悔 不当初的情绪、党的事业的需要和保全生命的复杂思绪的折磨。最后，他屈 服了，同意招供以求宽恕。7 月上旬，他开始交待所谓的罪行。根据M ·克里 维茨基在其所著 《我曾是斯大林的特务》一书中所说，审讯穆拉奇科夫斯基 的那个侦讯员对他说： “我把他搞得哭起来。我和他一起流泪，我们得出了 一个结论：一切都完了，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尽最大努力以避免与不满的群众 作无益的斗争。因此，政府必须让反对派领导人作出公开坦白。” （12）穆 拉奇科夫斯基表示愿意按党的需要认罪时，侦查员立即把预先准备好的供词 拿给他，让他签字。保存在档案中的审问穆拉奇科夫斯基的记录共有 7份， 其中有 6份是侦查员预先写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穆拉奇科夫斯基未作任 何涂改，都签字了。他只对一个问题提出了疑义。这个问题是关于与国外的 托洛茨基中心的关系的。他在审讯记录上写道： “我请您出示您关于我们的 组织与托洛茨基存在联系的证据。” （13） “托—季联合中心”托洛茨基— 翼的主要领导人斯米尔诺夫对内务部的侦讯进行了坚决的抗争。 斯米尔诺夫之被定为托—季集团的领导成员，是由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 确定的。内务部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曾对此提出异议。理由是斯米尔诺夫 自1933年 1月1 日起一直被关在监狱里，不可能参加狱外的阴谋活动，但斯 大林执意要把斯米尔诺夫打成托—季集团 7人领导成员之一。 斯米尔诺夫被如此看重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他是一位著名的布尔什维 克，他卓著的革命功绩，刚直不阿的性格和在党内外享有的威望。他出身工 人家庭，17岁投身革命。1899年就加入了党组织，是布尔什维克最早的党员 之一。1905年曾积极投入莫斯科武装起义，参加了街垒战，后来在党的地下 斗争、沙皇的监狱和流放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内战时，作为红军杰出 的指挥员，指挥红军第5 集团军，在粉碎高尔察克匪帮的战斗中战功卓著。 他当时担任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内战 结束后，他在西伯利亚担任领导工作，被人称为 “西伯利亚的列宁”。1922 年，斯米尔诺夫曾被提名担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可是他宁愿担任 实际工作而不愿坐办公室与文件会议打交道。总书记的职位由加米涅夫推荐 被斯大林得到了。1923 年到 1927 年，他担任邮电人民委员。列宁去世后， 他参加了反斯大林的反对派，因此被开除出党。1927年他被放逐，1930年5 月在他表示悔过后恢复了党籍。可以说，他的悔过是表面的和不真诚的。他 被斯大林所憎恨的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曾是第一个要求执行列宁“遗嘱”， 把斯大林从党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赶下去的人。1932年，当柳金带头反对斯 大林时，斯米尔诺夫出于正义感起而支持，重新提出了执行列宁遗嘱的问题， 从而招致了更加严重的打击和报复，被判处 5 年监禁，关进了监狱。这就是 上文所说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该案的首犯是柳金。可能正是因 为斯米尔诺夫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在人民中享有的威望和他一贯的反斯大 林的立场，他才被毫无道理地和坚决地包容到 “托—季阴谋中心”中，尽管 他没有分身法，无法身住监狱而参加监外的阴谋恐怖活动。这一点可能是阿 格拉诺夫不同意将他列入托—季中心的原因。 把斯米尔诺夫打成托—季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成员的工作，由内务部外 事局局长阿布拉姆·斯卢茨基负责。他还负责审讯该集团的另一个成员穆拉 奇科夫斯基。斯卢茨基懒散，喜欢装腔作势，对上毕恭毕敬，对下也能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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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蔼可亲的样子。他的想象力丰富，工于心计，善于研究被告心理，扮演当 时他们所需要的角色。加上他富于表情，目光显得善良、温和，给人以真诚 感，因此常常能感化被告，使人上当受骗。他不像内务部侦查员们通常对被 告那样凶狠狰狞，明火执杖，而多是利用自己的长处，摇唇鼓舌，软磨攻心。 他对斯米尔诺夫进行了分析，认为像他这样经历过对敌斗争、党内斗争等各 种困难、危险和折磨、考验，一身钢筋铁骨的人，是强硬手段所治服不了的。 只有向他晓以利害，并以某种手段拨动他的心弦，才能使他自动开口认罪。 于是，斯卢茨基不光充当侦讯员，而且把自己打扮成受上命差遣身不由己的 人，是被告的同情者。 斯卢茨基的 “攻心战”可谓是费尽心机。他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使用不 同语言，向斯米尔诺夫晓以利害，指明出路，其态度是软中有硬，绵里藏针， 不厌其烦，顽强执着，中心意思是：要保住性命只有接受上面的条件，别无 他法；如果抵抗，到头来只能毁灭自己。但经历非凡的斯米尔诺夫，总是板 着面孔，平静地听他的说教和规劝，不为所动。斯米尔诺夫根本就没有把斯 大林当作党和人民的领袖。他没有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样地低声下气 和布哈林那样习惯地称斯大林 “科巴”。对于所谓杀害基洛夫和蓄意谋害斯 大林的指控，他生硬地回答说，那是斯大林的新把戏。他有力地论证说，谁 都知道他从 1933年 1月起就坐牢，直到重新被侦讯，内务部怎么能够证明在 这期间是他组织人马暗杀了基洛夫并准备谋害斯大林呢。对于这样无可辩驳 的论证，斯卢茨基只能做出粗鲁生硬的回答：政治局希望他主动供认一切， 不然，就根本不会把他送上法庭，意思是说，如拒绝招认，将被秘密处死。5 月20 日受审时，斯米尔诺夫干脆回答说：“我对此否认，我再说一遍，我对 此否认，我否认。” （14）1936年5 月8 日，斯米尔诺夫为了表示对无端的 侦讯的抗议，宣布绝食。绝食延续了 13天。但是，内务部是不怕犯人采取这 种反抗方式的。他们向外界封锁消息，使绝食根本不致产生社会影响，而如 果犯人因绝食而死，他们则可以心安理得地宣布为病死。 在 “攻心战”的同时，内务部对斯米尔诺夫运用了对质的手段，力图使 他绝望。斯米尔诺夫与季诺维也夫对质时，季诺维也夫再次表现出他作为一 个 “诚实君子”的轻信、诚恳和懦弱的性格特点。季诺维也夫表示自己将要 签署供词，并劝斯米尔诺夫也这样做。他认为，这样做将能使自己重新回到 党内，因为科巴 （斯大林过去的化名）目前是党的意志的核心，从长远来看， 他要做事就不可能不要列宁的近卫军，所以他一定会与反对派和解。而斯米 尔诺夫则尖锐地指出，政治局显然要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不然搞这么个案 件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穆拉奇科夫斯基屈服后，斯卢茨基立即让他与斯米尔诺夫对质，企图软 化他。两位老朋友老同事见面后相对而哭。穆拉奇科夫斯基认为必须认罪招 供，因为这是党的指示，再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已屈服了。斯米尔诺 夫对他的软弱进行了斥责，说他是胆小鬼。可能是斯米尔诺夫的话刺伤了自 命不凡的穆拉奇科夫斯基，他便冲斯米尔诺夫嚷道： “你以为不弄脏自己的 衬衫就能跳出这肮脏的勾当吗？”这句话显然是讽刺斯米尔诺夫刚直不阿的 态度。斯卢茨基和雅哥达对对质记录进行了篡改。经过篡改后的话变成了对 斯米尔诺夫的揭发。因为说这句话的时候，穆拉奇科夫斯基谈到了 1932年的 一次秘密会议，斯米尔诺夫在会上提议联合季诺维也夫分子建立一个恐怖组 织。这时，穆拉奇科夫斯基质问斯米尔诺夫： “你以为自己是圣人吗？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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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弄脏自己的白衬衫就能跳出这肮脏而又血腥的勾当吗？” （15）对质没 有软化斯米尔诺夫。内务部决定对他进行刑讯逼供。他们把他交给了一个名 叫马克·加伊的凶狠的侦查员，对他进行了种种折磨。 最后，内务部使用了他们最得意和最恶毒的手段：用人质相威胁。侦查 员威胁他说，如果他继续顽抗，受折磨的将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他的全家， 就像对付凶手尼古拉耶夫的妻子那样。斯米尔诺夫不知道自己的家属已被逮 捕，对威胁置若罔闻。内务部什么卑鄙的手段都是用得出来的。他们的信条 是马基雅维里的理论：目的确定以后，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内务部对斯 米尔诺夫的前妻莎福诺娃威逼说，只有在诬陷斯米尔诺夫的供词上签字，才 能保住自己和斯米尔诺夫的性命。莎福诺娃被迫签署的声明说，1932年斯米 尔诺夫得到了托洛茨基关于开展恐怖活动的密令。8 月，内务部使用了人质， 让莎福诺娃来到审讯室与斯米尔诺夫对质。莎福诺娃嚎啕大哭，恳求斯米尔 诺夫救救他们两个人的命。她说，没有人会把他的供词当真，大家都知道组 织审判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她劝他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妥协，一 起去参加审判，因为到那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会看到被审判的人，他们也就 不会被枪毙了。 内务部还把斯米尔诺夫的女儿当作人质。他们是这样安排的：斯米尔诺 夫一次去受审时，让他突然看到他的女儿被两个看守架着站在走廊的另一 头。他的精神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他的女儿后来的命运不详。这个女儿的母 亲被关在科奇马斯—沃尔库塔劳改营。那时，她从亲戚那里知道女儿仍关在 监狱里。后来，她被送到沃尔库塔制砖厂干活。1938 年 3—4 月间，她和其 他 1300多名 “不良分子”一道被枪决。 把家属扣作人质的办法确实起到了酷刑乃至杀头威胁所起不到的效果。 斯米尔诺夫最后在人质的压力下同意招供。他提出了招供的条件：不对莎福 诺娃起诉，他只同意承认对他个人的指控。后一个条件被称作 “部分交待”， 这是上边所不允许的。但是，离计划中的公开审判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时间 紧迫使上边无论如何要使斯米尔诺夫出庭，于是接受了部分交待的条件。斯 米尔诺夫开始 “招供”。他在交待时，竭力为他的妻子辩护，不承认她是同 谋。最后，他的妻子被当作 “证人”处理。但是，我们看到，对被囚禁的反 对派领袖的允诺像其它允诺一样，不过是一种欺骗的手段。允诺者无耻到根 本不尊重自己的诺言和人格的地步。后来事实证明，斯米尔诺夫的两个妻子 一个被监禁，一个没有保住自己的性命。到8 月5 日，斯米尔诺夫作出了部 分认罪。往后我们在公开审判中会看到，他作出 “部分交待”的姿态，是为 了活着出庭，利用他可以利用的仅有的机会，公开宣告他是无罪的。 关于人质的使用情况，莎福诺娃后来谈到过一些情况。在斯米尔诺夫被 秘密审讯时，莎福诺娃被当作人质。在公开审判时，她又被作为证人。随后， 她也被控从事托洛茨基主义的活动而被监禁。1956年 6 月 14 日，她向国家 安全委员会和检察院递交了一份说明当时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她和其他 被告当时在侦讯中和法庭上作了假证。当时，侦查员在审讯时对被告使用了 精神压力手段，并且欺骗被告说，交待罪行是党的利益所要求的。她说：“正 是以这样的理解为准，即这是党的要求，我们必须用脑袋为基洛夫遇害负责， 我们才去做了伪供。不仅我是这样，所有其他的被告全是这样。” （16）侦 查员威胁她说，她若是顽抗，拒不交持，他就要想办法逮捕她的妹妹，放逐 她的孩子，而且要对她采用肉刑。侦查员对她说，在侦讯中要她承认的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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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必须承认的，不管这样的供词对与不对，因为对党来说，这样做是必须 的。莎福诺娃写道： “预审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而在法庭上的情况因有外国 记者参加而更是如此。我们知道外国记者可能利用我们的供词危害我们的国 家，不能讲真话。” （17）莎福诺娃还写道，由于侦查员采用非法手段逼供， 因此无论是她，还是穆拉奇科夫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 夫、捷尔—瓦加尼扬，在预审中和法庭上所作的供词，百分之九十不符合事 实。 内务部采用种种非法审讯手段的例证还很多。沙什金 1936 年 10 月 22 日写给斯大林一份申诉书。他在申诉书中列举了下列非法手段：威胁，不准 反驳指控，体罚和折磨，人质，以党的名义相要挟。沙什金被列入了 “托— 季联合中心”，参与了阴谋恐怖活动。他在被审讯时诚恳地接受审查，但是 侦查员不允许他对虚假的指控进行解释、说明和反驳。侦讯人员有一个信条： “我们要迫使您承认恐怖罪，要反驳，您就到地狱里反驳吧。”（18）沙什 金的所谓供词是由侦查员预先写好的，侦查员威胁他说，如果他拒绝签署供 词，他就要不经审判或经过 15分钟形式的庭审予以处决。庭审甚至不在法庭 举行，而在侦查员的办公室举行。另外，还威胁他说，要把他送到刑事犯牢 房对他进行有组织的毒打，要把他母亲和妹妹抓去当人质。此外，对他进行 了体罚，长时间连续审讯，不让他睡觉。经过几十次这样的审问，直到把他 搞得昏昏迷迷，胡说乱供。而更使人气愤的是，侦查员这样做时都是以党的 指示和党的利益的名义进行的。 甚至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叶若夫也无法掩盖某些非法侦查手段。当时，尤 其是临近第一次公开审判开场时，内务部编造或者说伪造审讯记录的事情已 经公开化和合法化。编造审讯记录已经形成工作的一道程序，即首先进行若 干次审讯，然后由侦查员编写审讯记录，再制成打字稿，这时才与犯人见面， 由其签字。1937年3 月3 日，叶若夫在中央全会的讲话中说：“我应当坦率 地说，下述情况是存在的：在审讯记录交由被告签字以前，首先由侦查员审 阅，然后交给上一级首长，重要的审讯记录甚至一直递交人民委员。人民委 员对此提出指示：应当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然后审讯记录才交给被告签 字。” （19）非法的刑讯手段并非是上命难违的侦查员们的发明，而是在上 面的直接授意下采取的。 所有的侦查员不但必须严格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命令，而且不断地接受必 要的思想教育和训练。他们必须阅读大量的有关恐怖活动的供认材料，从而 认清问题的严重性，增强自己的敌情观念。上级领导还不断地亲自向他们灌 输关于敌情严重的意识，似乎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到处存在，斯大林的生命 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严重威胁。这种 “敌情”严重造成的紧张感与日俱增。在 这种气氛下，上级领导还经常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对审讯工作加温。叶若夫 直接监督着 “联合中心”的侦讯情况，常常直接参加审讯，按照当时的说法， “紧一紧螺丝”。他坚决要求审讯不要像带软皮手套那样温良地进行，因为 “对托洛茨基分子不必客气”。 检察长维辛斯基助纣为虐，支持并鼓励内务部使用刑讯逼供的办法伪造 案件。在与内务部门会商的会议上，维辛斯基对侦查员的态度非常严厉，要 求他们一定从犯人口中得到进行恐怖活动的供词。在分析供词时，他要求给 予被告的供词以十分严厉的定性。 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柳什科夫，曾对内务部的非法行径作了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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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1938年，柳什科夫流亡国外后，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一声明现已被苏 共中央所引用和承认，我们照录如下，作为对苏联有关当局当时采用非法手 段的一个总结。柳什科夫在声明中说： “以前，我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 因为我曾积极与斯大林合作，实施了他的欺骗和恐怖政策。我确实是一个叛 徒。但我仅仅对斯大林来说是个叛徒 这就是我逃出苏联的直接原因，但仅 仅这些原因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还有更加重要和实际的原因，它们促使 我作出这样的行动。 “这就是我已经确信，列宁主义的原则已不再是党的政 策的基础。自从基洛夫于 1934年底被尼古拉耶夫杀害以来，我是第一次产生 这种思想波动。这一事件对国家就像对党一样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当时我 在列宁格勒。我不仅直接参加了基洛夫被害事件的调查，而且积极参与了公 开审判和基洛夫事件后叶若夫所领导的镇压。我参与了下列案件： 1。1935年初所谓的列宁格勒恐怖中心案。 2。1935 年发生在克里姆林宫的针对斯大林的阴谋恐怖中心案。 3。1936 年8 月的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案。 “我可以在全世界面前完全负责地证明，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