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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贸易。明太祖“严交通外藩之禁”；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如“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明太祖实录》卷159）。他们除起来进行斗争之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诚如顾炎武所指出：“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天下郡国利病书》；册26）。此外，滨海地区的居民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斗争的手段，逃亡、潜往海外。“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张煊：《西园见闻录》卷56。《防倭》）。所以；海禁一开始就得不到切实的贯彻；反复发布的海禁令；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些人干脆参加了民间的对外贸易活动。“缘（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明大祖实录》卷231）。“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谈迁：《国榷》卷12）。昌国县“民常从倭为寇”（《明太祖实录》卷183）。
2。朝贡贸易政策及失败
永乐年间以后，全国政局相对稳定，经济恢复迅速。嘉靖年间以后，东南地区经济发展尤快，出现了许多商品生产基地，如苏州、松江一带“其民独耗于木棉”，“郊原四望，遍地皆棉”，湖州以生产蚕丝著称。此外，手工业产品如杭州的绸缎，江西的瓷器、纸张，安徽的笔墨文具等也能大批生产。这为明中叶海上贸易的广泛开展提供了优厚的物质基础。
但是，明政府在对外贸易中仍一贯地采取朝贡贸易政策。
朝贡贸易（又称勘合贸易）是指海外诸国与明政府间进行的以朝贡为名的有限制的贸易。明政府明文规定：“贡船者；法所许；市舶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所私也”（邓钟：《筹海重编
对明朝政府来说；贸易是为政治服务的；是“抚御四夷”、显示皇威的手段。通过朝贡形式的贸易；其政治意义向来大于其经济和商业价值。它充分体现明王朝的尊严与高高在上，体现明王朝当时在国际关系中的高姿态与高地位
朝贡贸易非常死板、僵硬。它有许多具体而繁琐的规定。明王朝不厌其烦地下令规定各国朝贡贸易的期限、入贡的船只、船只停靠的港口、随从人员、贡物品类；还规定勘合制度。如规定琉球2年一贡；安南、占城、高丽3年一贡；日本10年一贡；且每一贡期人限200名；船限2艘；并发给一些编有号码的许可证勘合；勘合不符者不予接待。并且每一个新皇帝登基；旧的勘合作废；必须等到新的勘合颁布才可贸易。
明朝政府在宁波设立市舶司，专门负责接待日本的贡船。而在当时；日本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进步；商业也发展起来了。这样；一方面提高了各地诸侯的奢侈yu望；他们需要更多的货物和钱财；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外贸易；以换取他们所必须的东西。明朝是日本所需进口货的主要供给国。明朝的丝、丝棉、棉布、锦绣、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古钱、古字画、古书、药材、毡毯、马背毯、小食箩、漆器、醋等；都是日本所喜欢的。这些货物从中国运到日本后；价格都相当昂贵；如：丝绵匮乏时每百斤银至200两；红线每百斤价银70两；水银的价格10倍于中国；缺少时每百斤银300两：针每根价银7分；川芎每百斤价银60多两（胡宗宪：《筹海图编》卷2；《倭好》）。商人运货到日本可获得原本5～6倍的利益。但日本要想获得这些中国货；其正当途径只有向明政府“纳贡”。通过“纳贡”；一则可以得到超过贡物价值的赏赐；二则可以随贡船携带货物到中国进行贸易。因此；日本的实力派都争相夺取遣明贡船的组织权；并乘机捎带私货。为此；终于爆发了争贡事件。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藩侯的两个朝贡使团在宁波为入贡资格问题爆发了“争贡之役”，使很多无辜的中国军民被杀或被掳，“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
此后，明朝统治者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虽然，日本的大内氏又派遣了最后两次遣明船；但每次都受到严格限制（10年一贡、船３艘、人员百、禁止带用兵器）。还有；从明朝方面的记录中可以知道；在此前后曾有船舶请求以日本入贡船方式通商；但都被以没有表文（国书）或不逢贡期为理由；而予以拒绝。由此；对严格管制下的勘合贸易敬而远之的日本一部分海商；开始参加当时正在兴起的中国海商的海上贸易活动；往来于各港口；开展东亚海上的民间贸易。这些海商贸易所经营的中国商品是多方面的；有生丝、绢织物以及丝绵、棉布、锦绣、水银、铁锅、陶瓷器、药材等物品。
恰恰在这个时候，国际环境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航海贸易商人的势力开始向东方扩展。特别是葡萄牙人的向东发展，活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他们以满刺加为根据地，逐渐将势力伸张到中国的沿海。先是到广东，继而至福建、浙江，与中国海商发生联系并展开竞争。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经济实力不够雄厚，有竞争能力的商品也不多，此时，他们还不是中国海商的对手，早期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未能垄断东方市场，对中国海商构成威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海商的活动。于是，到了嘉靖年间，舟山的海商应势而生，并形成一定规模，他们不再受着朝贡贸易的支配，改变了以往仅仅是被动、消极地从事经济活动的态度，而是勇敢地冲破政府的禁令，积极地参与对外贸易活动。
3。舟山群岛海上贸易基地的产生
舟山群岛历来是浙东和长江流域的出海门户，是与日本、朝鲜半岛诸国通航的主要港口，海外贸易的重要商埠。相传秦始皇派遣徐福入海求仙，就是在浙东大陆入海经过舟山抵达日本的；唐朝的舟山是日本遣唐使的中间站，著名的高僧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也多次经过舟山；明朝的郑和３次出使日本、７次下西洋，也都经过舟山。
舟山群岛位于对日实行朝贡贸易的宁波港外围；有千余岛屿组成；岛与岛之间的海湾错综复杂；避风防浪条件良好；许多港湾航门狭窄；两侧岬角突起；形成许多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水道。岙山岛、普陀山及沈家门外港域是日本贡船待港的地方。据景泰四年（1453）入贡的日本使臣允澎记述： “当他们的贡船到达普陀山；在莲花洋停泊后；便有彩船100余艘，绕使船前来迎接；赠给酒、水、食粮等物。进抵沈家门后；有官员乘画舫50余艘；吹角打鼓前来迎接。接着就有巡检司来的官船作向导；经由定海进入宁波”（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但日本的船只或因冒充贡船；或因贡期未至；或因超过规模；未准进入宁波港；只能在上述地方等待。碰到这种情况；一部分日本人在等待勘合中；与舟山的百姓或海上商人偷偷地私下交易了。
虽然舟山群岛的居民（除舟山岛外）在洪武二十年被明朝军队强行迁走了；但仍有部分居民不顾禁令；偷偷潜回老家他们没有户籍；对明政府来说；属于非法居民；也不能从事正常的生产。他们先是偷偷地与“贡使”的队伍接触，在日本人的教唆下；把 “贡物”偷运到浙东大陆；甚至更远；并把日本人需要的货物采办回来；贩卖给日本“贡使”。这种买卖“获利颇丰”。以后他们就不满足于从日本贡船中获取“二手货”。巨额的利润；与日本便利的交通条件；吸引着他们直接前往日本采购明朝所需的日本货物；同时把中国货偷运至日本。他们发挥擅长的航海技术；参与16世纪初期的海上贸易活动。况且；这些岛屿（除舟山岛外）已基本荒芜；但遗留下来的房屋、道路和水利工程稍加修复；即可利用。
这里离省会杭州的距离比较远，明政府势力鞭长莫及；与大陆距离适中；既可以方便地把货物偷运进（出）大陆；又可以在大陆的官兵如采取军事行动时；有准备应付的时间。当然；到了后来；这些沿海的官兵大都被海商收买了；以致朱纨最后要捣平双屿港时；调动的部队大多是福建的兵马。
据明范表的《玩鹿亭稿》中记载：“浙东自来海上无寇；渔民也遵纪守法；不敢越雷池半步。渔船出洋打鱼樵柴；而不是交易通外。后来；则气势鼎盛；情形有变；冒出一二家胆大的海商；从事海上渔盐的贸易；其经营范围只限福建、广东等近海。他们“潜迫关外；贿求地方官以小船早夜进货；或托乡官说关；祖宗之法尚未破也”。时至嘉靖时期“前项贪利之徒；勾引番船；纷然往来；而海上寇盗遂亦纷然也”；他们“往则载货扬航以市海为名；归则熔金随身贸原舟而返；甚至远赘异类；持献图略；效中行翕侯之为者。”他们大批出海经商；下海通番的规模越扩越大；发展极为迅速。
起初；大多数海商都是独家经营的小商人；“各船各认所主；承揽货物；装载而还；自自买卖；未尝为群”（范表：《玩鹿亭稿》卷5；《海寇议》）；后来由于海上竞争；“强弱相凌；自相劫夺”，他们就“因各结，依附一雄强者；以为船头”，形成了“或五只、或十只，或十数只，成群分党；纷泊各港”（同上）的海上贸易集团。这些海上贸易集团；不但雇用本地的舵工、水手。“又哄带日本各岛贫穷倭奴；借其强悍以为护翼”，有的还“纠合富实倭奴；出本附搭买卖”他们既到日本、暹罗、南洋等地做买卖，又“于沿海兼行劫掠”（同上）。
二、舟山海商集团
在明政府厉行海禁，残酷打击海上贸易的情况下，一些海商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武装起来，组成武装海商集团，以对抗官军的追捕和残杀，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海寇。其实，这些海寇并不同于当时到东方来从事侵略、掠夺的西方海盗，他们大多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只因冲破海禁樊笼，触犯了海禁律法，而被视为海盗，其情况恰如嘉靖的主事唐枢所说：“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十一，《经略·；叙寇原》）。当然，亦商亦盗是这些海商的本色，他们在纠番诱倭的商贸活动中往往是华夷相纠，彼此间称贷互市，其中货价莫偿或诓骗财物者比比皆是，而民间海商为争夺行商地盘，也往往各结伙党，彼此间兵戎相见，互相残杀者也不乏其人。
这些海商的组成成份比较复杂，他们中有的原是从事对内贸易转为从事对外贸易；有的是受官府欺压，冤抑难伸而下海经商；有的是豪门世家为牟利而参与活动；有的原是功名未就而下海从商；以及“迫于贪酷，苦于役赋，困于饥寒”的小民，“凶彼、逸赋、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等等（郑晓：与彭草亭都宪，载《明经世文编》卷218）这些海商在以舟山群岛为中心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以李光头、许氏兄弟、王直、徐海、毛海峰等为首的海商集团和以双屿、大茅（猫）、沥港、横港、长涂等为中心的海上贸易基地。
1。许氏海商集团
许氏海商集团包括许一（松）、许二（栋）、许三（楠）、许四（梓）四个兄弟；他们是徽州府歙县人。明代徽州府是一个商业资本汇聚之地；与晋商构成重要的商业势力。他们不仅活跃在国内市场；而且还经营海外贸易。俞大猷曾说：“数年之前；有徽州、浙江等处番徒；前至浙江之双屿港等处买卖；逃广东市舶之税；及货尽将去之时；每每肆行劫掠”（俞大猷：《正气堂集》卷7）。对许氏兄弟下海通商的过程；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胡宗宪认为许二是从福建破狱入海；勾引倭奴的。他说：“嘉靖十九年（1540）；贼首李光头、许栋引倭聚双屿港为巢。光头者，福人李七；许栋，歙人许二也；皆认罪系福建狱；逸入海；勾引倭奴；结巢于郭巨之双屿”（胡宗宪：《筹海图编》卷5）。而郑舜功《日本一鉴》则说许二、许三先年下海通番是入赘于大宜满刺加；自后许四与兄许一“尝往通之”，嘉靖十九年；许氏四兄弟“潜入大宜满剌加等国诱引佛郎机国夷人；络绎浙海；亦泊双屿、大茅等港；以要大利”（郑舜功：《日本一鉴》卷6）。虽然他们对许氏兄弟来舟山前的活动有不同的说法；但对许氏兄弟来双屿的时间是一致的。许氏兄弟到双屿后；与原在舟山活动的福建海商李光头合为一伙。
嘉靖二十三年（1544），许二又“载货往日本贸易”，翌年“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三人来市双屿”。不久；许一被明政府捕获；许三丧亡；许氏海商集团受到很大打击。但明朝政府的镇压并不能阻止他们的海上贸易活动。许二、许四为扩大海商集团的势力，“计令伙伴于直隶、苏松等处地方诱人置货，往市双屿，许二、许四阴嗾番人抢夺，阳则宽慰”。这些被抢的商人“自本者舍而去之，借本者不敢归去”，不得不跟从许氏兄弟下海贸易，“图偿货价而归”，从而扩大许氏海商集团的势力。
嘉靖二十六年（1547），海盗商人林剪自彭亨“驾船七十余艘至浙海”，与许二、许四合为一伙，使许氏海商力量大大加强。同时，另一徽州商人王直也“招亡命千人逃入海，推许二为师”（何乔远：《闽书》卷146，载《岛夷志》）。至此，以许二为首的海商集团终于形成，成为“海上寇最称强者”。
许氏海商集团在东南沿海既从事走私贸易，又攻城略地，“每掳掠海隅富民以索重赎”。如明朝军队的指挥吴璋及总旗王雷斋被抓获，用一千二百金才赎回，又如“谢文正公迁第宅也遭其一空”。他们的活动给明朝政府很大的打击和威胁。为了消灭许氏海商集团，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巡抚朱执调兵遣将，进行围剿。三月，以都司卢镗率兵船泊温州之海门，海道副吏柯乔统领福清兵船泊漳州，专备海战，以遏南逸入闽广之路。在完成以上的兵力部署以后，四月，朱纨亲自带领备倭指挥刘恩至、张四维、张汉等强攻许氏海商集团的根据地——双屿港。经过激烈的战斗，明朝军队“破其巢穴，焚其舟舰，擒杀殆半”，许氏兄弟惨遭失败，同伙李光头、许六、姚大总及“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胡宗宪：《筹海图编》卷５，载《浙江倭变记》）。许二及许四逃往西洋。虽然许氏海商集团被击溃了，但江浙海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出现了规模更大，人数更多，资本更雄厚的王直、徐海海商贸易集团。
２、王直海商集团
王直，又名汪直，也是徽州歙县人。王直“少任侠，多略不侵，然若乡有徭役讼事，常为主辩，诸恶少因倚为囊橐”（《倭志》上册，载《玄览堂丛书续集》）。《筹海图编》等书记载：“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从 “乡中有徭役讼事，常为主”。可见他从小就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善施与”，“故人宗信之”，表明他可能出自于富有之家，而且在乡里有一定的威望。另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王直年青时，与徐惟学一起做过盐商，大概在经商中触犯明朝的禁令，曾对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同伴说：“国中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与叶宗满等人跑到广东，“造巨舰，收带硝黄、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诸葛元声：《三朝平攘录》卷１，《海寇》）。王直下海初期，因实力不够雄厚，暂时投奔许氏兄弟海商集团，替许二“管库”，他出色的管理才能和经商经验很快得到许二的赏识，不久，被提为“管哨”兼理军事，从而成为许二海商集团的主要头目之一，与许氏兄弟一起，积极参与海上走私活动。
嘉靖二十七年（1548），许氏海上贸易集团被朱纨击溃。“许二逸去，王直素有机略，人多服之，乃领其余党”，重新组成以王直为首的海商集团，被众商推为舶主。这时王直虽已独立经营海上贸易，但还不能独霸一方。当时浙江洋面上还有一个海商陈思盼。他的贸易基地在横港，与王直进行抗争。王直的船队经过横港时，“屡被邀劫”（《倭志》上册，载《玄览堂丛书续集》）。王直为了消灭对手，扩大贸易集团势力，一直在寻找机会。嘉靖三十年（1551），有个姓王的海商率领番船二十艘，到浙江沿海进行贸易活动，陈思盼想邀为一伙，但被拒绝。陈恼羞成怒，“谋杀王船主，遂夺其船，其党不平，潜与直通，欲害思盼”。王直认为时机已到，“潜约慈溪贯通番柴德美，发家丁数人助己”。在陈思盼生日那天晚上，乘其不备，“遂内外夹击，杀思盼，擒其侄陈四。。。。。余党悉归直”（《明书》卷162）。陈思盼海商势力的被吞并，使王直集团势力大大增强；从此；完全取得了浙江海面的控制权。“由是海上之寇，非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