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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共和国将帅大授衔-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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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在*八大上,十大元帅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其中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朱德、*、罗荣桓、陈毅、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7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在1958年五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十大元帅授衔时在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朱德元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其余9位元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罗荣桓还兼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十大元帅授衔时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副主席。
十大元帅授衔时在中央军委的职务:授衔时的级别都是中央军委委员以上,因为*中央军委是党在军队里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军队的最高统帅部,作为一名元帅,必须有在中央军委任职的经历。在历史上,十大元帅谁最早入选军委、谁入选军委的次数最多、谁在军委的职务最高,既是他们被评为元帅的基本依据之一,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我军在各个时期,*中央军委也是不断变化的:包括1924年12月12日成立的中央军事部,1930年3月成立的中央军委,1930年30年9月成立的中央苏区军委,1931年1月成立的中革军委,1949年10月19日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军委,1954年9月28日成立的中央军委。
最早参与军委工作的元帅是聂荣臻,1927年5月担任中央军事部参谋长。
入选军委最早的元帅是聂荣臻、刘伯承、叶剑英,1930年3月入选中央军委。从这届军委开始,*中央正式决定中央军委为全国最高军事指挥机关。
入选军委次数最多元帅的是叶剑英,从1930年3月成立的中央军委,直到授衔前的1954年9月再度成立的中央军委,历届都入选,十元帅十大将中仅他一人。
入选军委次数最少也是最晚的元帅是罗荣桓,1954年6月进入中央人民政府军委并增补为军委副主席,当年9月第一次入选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中任职最高的元帅是朱德,1931年、1934年两届中革军委主席。
人们对十大元帅的称谓也有所不同:一般称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为“老总”,称*为“总”即林“总”,称刘伯承、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徐向前为“帅”。
十大元帅的伤病及遇险情况:朱德未见负伤的记录,但在1928年初湘南起义前夕一次与土匪的遭遇战中被包围,朱德急中生智,抹了一把灶灰在脸上,等敌人冲进屋时,朱德称自己是伙夫,敌人问部队往哪里撤逃了,朱德指着相反的方向引开了敌人。还有一次是1929年任红4军军长时,在寻乌遇敌,朱德脱身不得,只能把随身带的银元和纸币往地上撒,遂躲开敌人的追杀;刘伯承1916年3月攻占丰都之役右眼中弹致残;贺龙1939年4月的齐会战斗中遭日军毒气弹袭击而致中毒,后经抢救而脱险;罗荣桓1943年初因操劳过度,身患严重的肾病,1946年初确诊为肾癌;*1938年3月在行军途中被阎锡山的晋绥军哨兵误伤,子弹从他的前胸打入,洞穿了右肺叶,并擦伤脊柱神经,留下了交感神经受损的后遗症,因而导致他对冷热敏感;陈毅1934年在兴国老营盘战斗中身负重伤,未能长征,1936年寒冬又身负重伤弹尽粮绝,在生死关头最危险的时刻获救;徐向前负过三次伤,其中1931年冬在指挥红四方面军进行黄安战役时,被敌人子弹打中右臂,1948年太原战役时因病重而不能指挥战斗。

十大元帅在党内和军内的职务高。毛泽东对元帅的点评独到(2)
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们通常用“五湖四海”来形容中国的地大物博。我军的干部战士,从元帅到士兵,在革命的各个时期,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系统,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理想。我军的根据地,都是从穷乡僻壤的山林或江湖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人们喜欢套用民间的话语——“山头”来形容根据地。十大元帅就是我军各个时期、各个根据地、各个“山头”的代表人物。
土地革命时期:红一方面军有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红二方面军有贺龙;红四方面军有徐向前。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有朱德、彭德怀,八路军第115师有*、罗荣桓、聂荣臻;八路军第120师有贺龙;八路军第129师有刘伯承、徐向前;新四军有陈毅。
解放战争时期:第一野战军有彭德怀、贺龙;第二野战军有刘伯承、贺龙;第三野战军有陈毅;第四野战军有*、罗荣桓;华北野战军有聂荣臻、徐向前。
可见,元帅的评定,资历和功绩起着主要作用,但平衡“山头”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本应该作为开国大元帅的毛泽东对十位开国元帅的考语、点评,眼光非常独到,赞誉也很特别:
称朱德是“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自从井岗山会师后,朱德就成为我军偶像级的人物,各个时期担任总司令,与毛泽东的配合相当默契。朱老总宽和忍让、纯朴谦逊、忠厚绵长,毛泽东对他赞誉有加。
称彭德怀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老总性格刚烈、疾恶如仇,而且有些特立独行,但打仗绝对是勇夫和猛将。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是依仗彭德怀这样的大将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称*是“这个娃娃堪当大任”。*在井冈山会师时,毛泽东看见一个娃娃样的军人,在给部队讲话:“其实这个土匪,那个军阀,只要有枪,就有一块天下。我们也有枪,也能坐天下!”毛泽东得知这个人是指挥部队在敖山庙、耒阳城打了胜仗的*营长,于是感慨道:一般的营长也只是领兵打仗,没什么政治头脑,而面前这个娃娃营长却满是“红色割据”的道理,与自己的主张完全一样,今后堪当大任。后来,毛泽东始终对*钟爱有加,识才善用,使*始终是同级别军事首长中最年轻者,这种时时提携指点,是日后*成为纵横中国的杰出军事指挥员的重要条件。
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红军长征途中,前有金沙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许多人都担心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则风趣地称赞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肯定能让我们渡过天险长江的”,对刘伯承的才干深信不疑。
称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曾以贺龙“两把菜刀起家闹革命”的例子鼓励起义军。到陕北后又称他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可见对贺老总的器重。
称陈毅是“是个好同志”。*中,一次红卫兵批斗陈毅,陈先发制人,掏出红宝书说,请翻到《毛主席语录》第某某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台下一片哗然,都在翻宝书但没有找到。在一旁的周总理作证说,确有此话。于是陈毅过关。1972年1月陈毅不幸逝世,极少参加党内同志追悼会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这是毛泽东参加的最后一个追悼会。可见对昔日老战友的尊重和怀念。
称罗荣桓是“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罗荣桓是第一位逝世的元帅,毛泽东十分悲痛,并把悲痛化解成一首悼诗,以继托对老部下的哀思。这既是对罗帅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广大政工干部的肯定。
称徐向前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只身回到延安,毛泽东不但没有责怪,而且亲自接见,百般抚慰。毛泽东深知徐向前对党的忠诚。他记得徐向前在红军最困难的关键时刻说的“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那句话。因此,毛泽东在徐向前最困难的时刻,说出了暖人肺腑的安抚和鼓舞的话,这也是对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安抚,表现了一个领袖人物的胸襟。
称聂荣臻是“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抗战期间,聂帅创建了晋察冀根据地,并使之发展、建设成为模范根据地。对此,毛泽东甚感欣慰。解放战争中后期,毛泽东一直在晋察冀根据地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所以对聂荣臻褒奖有加。
称叶剑英是“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借北宋重臣吕端的美誉来评价叶帅。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张国焘却野心勃勃,想加害于毛泽东,幸亏叶剑英及时报信,毛泽东才得以脱险,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对叶帅睿智和才干,毛泽东十分欣赏。


“红军之父”朱德元帅(1)
人们都尊称朱德为“红军之父”。这是对朱德最大的褒奖,朱德也无愧于这一光荣称号。父亲一词涵盖的意义太深刻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级人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帅级人物里,朱德的年龄最大。他比毛泽东大7岁,比周恩来和刘少奇大一轮,比*大整整21岁。从年龄上讲,朱德与*相比,完全是父辈级的。
就是与敌对势力的国民党头号人物蒋介石相比,朱德也大他1岁。
当然,人们对朱德的尊敬,不仅在于他的年高德昭,而主要感悟于他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巨大作用及伟大功绩。
首先,朱德不但参与领导了用革命武装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而且更重要是在革命武装被打散之际,在革命最黑暗的时刻,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保留了一颗革命火种,为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源头之一,就是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2万人中最后剩余的零星队伍。当初,南昌起义军在粤东北的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11军25师和9军教育团,共计4000余人的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的后路。朱德率部经过3天3夜的阻击,基本上完成了任务,但部队撤出三河坝时剩2000多人。朱德本想去寻找主力,又路遇溃败下来的24师200多人的队伍,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起义诸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分头撤离了。一夜之间,这支部队成了孤军,与上级的联系全部中断,四面又都是敌人,自己也损兵过半,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面对如此严峻而又困难的局面,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作出决断。这时,朱德是副军长,级别最高,年龄41岁,军事经验丰富。他坚决反对解散队伍,提出隐蔽北上,过赣南西进去湘南。大家被朱德异乎寻常的执著和坚定所折服,最后部队从粤东北出发上路了。
朱德就像一个举着火炬的领路人,率部北上西进。先到闽西武平,遭遇追敌,一仗下来,队伍便剩下1500多人了。接着,部队在通过闽赣边界的石径岭地区时,朱德亲自指挥,冲锋在前,最后终于杀开一条血路,往赣南进军。进入赣南已近冬天,部队缺粮少弹,缺医少药,官兵饥寒交迫,疾病流行,还常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与上级党委的联系也没有恢复。此时,部队战斗力越来越弱,朱德仍咬牙坚持率部西进。但是,走到赣南安远县的天心圩,有的人坚持不住了,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出现离队情况。最后,军政领导体制开始崩溃。师以上军政领导只剩朱德一人,团级军事干部只剩74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基层连级干部也少得可怜,只剩*、赵尔陆、杨至成、聂鹤亭、赵绾,战士中最坚定的就是时任班长的粟裕。
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在这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朱德出来说话了。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终于成功了。我们现在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今后的革命中就会起很大的作用。我相信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但都为朱德的讲话所振奋。朱德接着说:“军阀混战时,一个班就可以占一个县。我们现在这些人就可以占几十个县。因此,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决定不走的。”

“红军之父”朱德元帅(2)
在最困难、最无望,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朱德表现出坚如磐石般的革命性,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部队转移到赣南大余县时,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辖3个步兵大队、1个特务大队、1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1个教导队,全纵队共计800余人。
接着,朱德率部来到赣南西部崇义县群山环抱的上堡镇,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整训。一是在政治上加强组织建设,除进行党员登记外,又发展了一批革命坚决的人入党,二是在休息整顿、养精蓄锐的同时,加强军事训练,三是开始学习做群众工作,壮大部队的力量。
朱德率部在赣南地区进行的“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和“上堡整训”,后来被称为“赣南三整”。“赣南三整”与井冈山的“三湾改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我军建军史上的重大事件。
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不足千人的家底。这点家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中流砥柱和战斗力的核心。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1928年1月,朱德部改称工农革命军第1师。
1928年4月,朱、毛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朱德部主力编为第28团,首任团长王尔琢,第二任团长*。
1929年1月,第28团改称红4军第1纵队。
1930年10月,红4军第1纵队改编为红4军10师。
1933年全军整编,红4军10师缩编为红2师4团。
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33军294团编入红4团。
1935年9月,红4团改编为陕甘支队第1纵队第4大队。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第4大队改编为红2师4团。
抗日战争,红4团改编为115师343旅685团1营。
1939年,1营扩编为苏鲁豫支队1大队,后称第1团。
1940年,第1团改称八路军115师教导第1旅第1团。
1941年,第1团改称新四军3师7旅第19团。
1946年,第19团进入东北,改编为东野6纵16师46团,
1948年11月,第46团改称43军127师379团,团长吴纯仁。
红28团一路走下来,到1955年全军授衔时,一个血脉相承,走出了以下开国将帅:
元帅:朱  德、林  彪、陈  毅。
大将:粟  裕。
上将:杨至成、赵尔陆、萧  克、萧  华、赖传珠、杨成武。
中将:欧阳毅、唐天际、邓逸凡、梁必业、王辉球、康志强、张仁初、谭冠三、陈正湘、曾思玉、张国华、田维扬。
少将:资  凤、刘永源、刘少卿、朱耀华、吴融锋、何敬之、黄  霖、方  正、陈坊仁、刘世洪、王东保、黄作珍、廖步云、马泽迎、邓龙翔、熊伯涛、罗华生、王学清、蔡  永、梁玉振、胡炳云、卢仁灿、刘  镇、李木生、江拥辉、张万春、王良太、李士才、龙书金、吴纯仁、郭成柱、宋维栻。
若干年以后,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时,陈毅回忆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当年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说:“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是很难存在下去的。”
第二,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红军”的核心,最后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1928年5月25日,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首次正式称为“红军”之后的第一个军,朱德任军长。1930年8月后,朱德又相继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这样,就奠定了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历史地位。以后,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建国初期,直至授衔前夕,朱德一直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象征。几十年间,“总司令”在党内一直成为朱德的代称。

“红军之父”朱德元帅(3)
萧克上将在回忆早年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既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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